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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交融:亞洲移民身份認同(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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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提出了一個突出問題: 全球化日益發展的背景下,跨國移民共同構建的民族、文化、制度和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本書闡明了新的理論觀點、提供了新的實證依據,以瞭解亞洲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某些移民群體在生活中如何以及為什麼把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特徵與不同地區和聚居地的根本特點相結合。本書編著者共同推動了交叉性分析新方法的產生。交叉性分析可考察大量的因素,如種族、性別、社會階層、地理位置、技能、文化、網絡位置和年齡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從而進一步危害或改善人們獲得所需資源的途徑。這將促進移民的身份或身份認同,即移民試圖將自己所擁有的文化、社會和經濟資本轉換成渴望獲得的新資源。
理解不同方面特徵相互交叉而形成移民生活的特點,對於我們進一步認識到移民是全球化的載體(有時又是受害者)是適時且重要的。亞洲移民為亞洲的日益繁榮作出重要貢獻。這種新認識不僅加深我們對全球化的理解,而且闡明了亞洲移民的利與弊。
本書將加深學者、服務提供者、決策者和學生對移民經歷的利弊、機遇與風險的理解。本書作者們提出了探究移民經歷的新方法,並找到了研究和制定決策的新途徑。

作者簡介

作者:Caroline Plüss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跨國移民身份研究等;Chan Kwok-bun為香港浸會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商業網絡及移民企業發展等。
譯者:胡婧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英語講師;鐘汶秀為的翻譯系碩士生。

名人/編輯推薦

理解不同方面特徵相互交叉而形成移民生活的特點,對於我們進一步認識到移民是全球化的載體(有時又是受害者)是適時且重要的。亞洲移民為亞洲的日益繁榮作出重要貢獻。這種新認識不僅加深我們對全球化的理解,而且闡明了亞洲移民的利與弊。

目次

目 錄

第1章 引言
跨國環境下交叉性的理論闡釋與證明
Caroline Plüss、 Chan Kwok-bun
第一部分 解讀流動與不公
第2章 回遷移民的混雜性: 優勢及劣勢
Chan Kwok-bun
第3章 菲律賓村落中的階級、遷居和身份
Philip F. Kelly
第二部分 民族國家、社交網絡和情感空間
第4章 香港回遷移民的社會壓力以及適應性行為
Chan Kwok-bun and Chan Wai-wan
第5章 國家對於跨國移民身份形成的作用: 一次“獨一無二的新加坡”經歷?
Selina Lim
第三部分 跨國定位和文化資本
第6章 重複移民的新加坡華人女性: 跨國處境和社會不平等
Caroline Plüss

第7章 跨國母職在全球化兒童培養中的作用: 以在新加坡的韓國教育移民為例
Yoonhee Kang
第8章 成為新華僑: 中國移民在日本的跨國實踐與身份構建
Gracia Liu-Farrer
第四部分 尋求跨國身份認同
第9章 邊緣化的認同: 挑戰小笠原群島上的公民身份、國籍和身份
David Chapman
第10章 鄉愁的中間人: 泰國清邁撣族移民的公共領域
Amporn Jirattikorn
第11章 身份與偏移的跨國聯繫: 香港的回遷移民
Lucille Ngan
第12章 結論
活在文化、社會、情感、政治和經濟的交匯點: 解域文化
Caroline Plüss
致謝
索引

書摘/試閱

活在文化、社會、情感、政治和經濟的交匯點: 解域文化


在最後一章,我想通過我們的發現來幫助讀者理解移民在一定處境下的政治歸屬的意義,進而評估本書供稿者闡明的信息。我還想將這種政治和一個更大的問題聯繫起來――在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文化(人們感知和行動的共有的方式)會發生怎樣的改變。我們的分析對移民、社會群體、社會、文化在這種情況下會發生什麼改變提出了新的見解。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全球化背景下進行文化接觸時,除了三種著名的場景――不同文化間的斷裂及分離(Appadurai, 1990)、文化混雜的形成(Chan, 2002,2005; Nederveen Pieterse, 2004)、文化衝突(Huntington, 1996)――之外,由於移民日益加深對任何一種文化的不認同,指導跨國移民行為的文化可能變得越來越不易識別(參見Plüss第6章;Kelly, Chapman, Chan,第2章;Kang, Liu-Farrer, Lim, & Ngan) 。
正如本書引言部分所述,我們採用新的方法,即交叉性分析法獲得了這些結果。許多章節用不同的方式,把經典的方法論(Collins, 2009; Anthias, 2001 a; Yuval-Davis 2006; Dill & Zambarana 2009)和以下觀點相結合,即在跨國空間裡,身份認同是移民試圖轉換不同形式資本的結果的核心指標。宏觀和微觀社會層面相互影響,260不同層面又有包容和排斥的多重話語交叉,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問題的複雜性。為了處理這個複雜問題,供稿作者把移民的跨國處境(移民在曾居住的各地與當地人和體制的關係)作為其認同的核心指標。這給學者分析多種特點的特定交叉提供了可靠合理的參考依據,也幫助解釋了移民在跨國空間裡試圖獲取期望的新資源的經歷。移民跨國處境表達並反映了他們在替代和他者化(次等化)的重疊過程中所處的等級位置(Bhabha, 1997: 2; Anthias, 2001a, b),這些等級組成了框架――他們在這些框架下,通過跨越國界試圖獲得期望的新資源。也就是說,我們把移民跨國處境作為評估移民在跨國空間裡獲得期望資源能力結果的總和。
Chan把移民的類型1(工具性的)需求和類型2(情感性的)需求作了區分並清楚得出這樣的事實: 移民認同總是跨國的,因此造成了他們的跨國處境(第2章)。他們能感受到這種二分法,因為他們曾生活在許多不同的社會,他們能通過比較在其他社會的經歷,對在某個社會的經歷進行評估。在現實中,為了解釋一個人的經歷,決定需要考慮到多少因素是非常困難的,研究交叉性的學者提醒研究者進行這些分析時,對使用不同的理論保持開放的態度(Davis, 2008; Ellenmeier, 2009)。來自和Floya Anthias的私人交流。移民跨國的背景增加了做交叉性分析的複雜性,因為這些背景潛在地增加了可以定義必需文化資本或合法能力的代理人(網絡和機構)的數量,而移民需要這些資本和能力來獲取期望資源。因此,為了研究選出的、共同構成移民經歷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特徵的交叉,本書倡導的方法是聚焦于移民如何認識他們試圖構建的新文化資本或合法能力的結果。這些結果改變了移民在跨國空間裡的身份和身份認同,即他們的跨國處境。以下事實展現出了我們使用新方法的信度和效度: 它使我們能夠進一步揭示在全球化條件下,移民認同、文化、群體以及社會發生怎樣的變化(Robertson, 1997; Berger, 2002; Nederveen Pieterse, 2004)。這有以下兩個原因:
首先,把交叉性分析法和在跨國背景下嘗試資本轉換(Bourdieu, 1986)的觀點相結合,讓我們明確移民群體經歷遠比想像中的複雜多樣,261這種分析非常敏感因為移民經歷由局部的多種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特徵的交叉而產生(改變),這些交叉可以為移民實現計劃創造出不平等和機會。當他們試圖在跨國空間裡獲得期望資源時,移民將擁有不同數量的資本,使用不同的策略。把移民跨國處境作為他們經歷的核心指標能夠說明,不僅移民策略是“動態、變化且多樣的”(Yuval-Davis, 2006: 195),而且創造出包容和排斥移民的話語也是如此。我們的分析框架當然也注意到了移民的代理機構,但也不會忽略這樣的事實: 家庭、性別、社交網絡、群體、社會、宗教、教育、文化、民族國家限制並定義了移民可以建構新形式的文化資本到什麼程度。移民會受到這些因素的阻礙而不能自由地建構文化資本。
第二,文化資本(合法能力)和多種在跨國背景下嘗試進行的資本轉換,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移民的文化缺乏重大文化意義: 移民意識到文化是任意的構造,它和資源獲取的調節有強烈聯繫,而不是“真實的”構造或塗爾幹式的社會事實。正如我會在本章後面闡述的,因為移民逐漸認可處在多種文化中的自己,所以這個方法論可以解釋為什麼對於跨國移民來說,文化確實性的問題卻變成文化模糊性的問題(Moreman, 2009: 349)。
移民變化的跨國處境是由於在擁有變化特徵的背景下,他們構建新文化資本時做出的不斷變化的嘗試所造成的,帕西人(起源自波斯)身份認同的歷史變化就解釋了這個觀點。帕西人自19世紀中期就開始從印度搬到香港。他們首先強調帕西人的特徵,然後提高他們的英國化水平,然後再增加對印度文化特徵的認同。而且,根據帕西人的社會地位性別和財富的不同,這三種類型的認同有時相互交叉。帕西人對自己文化的定義重點不斷變化(這在他們的身份認同中表達和反映出來),這和以下兩個原因密切相關: 一是他們希望獲得的不同種類的資源,二是他們基於種族和文化的特徵,把不同資源轉換成新形式的文化資本以增加其他帕西商人、香港的英國殖民政府、以及後來的(儘管在較小程度上)孟買帕西人群體對他們的包容,減少對他們的排斥(Plüss, 2005)。19世紀中期搬到香港後,富有的帕西商人通過穿獨特服飾或取非英語化的名字來強調他們作為帕西人的特徵,展示和其他帕西商人共有的文化特徵,以便於在印度和中國間的帕西貿易網絡中顯示出圈內人的地位。這樣做是為了獲取帕西貿易群體成員擁有的信息、勞動力、金融、運輸網絡以及結交中國廣州的商人。他們強調帕西人之間的共同點是文化資本,262以區分帕西人和其他種族對這些資源的獲取(如巴格達猶太人和英國人),從而使他們在印度和中國間的鴉片貿易中更加成功。然而,在20世紀早期,當鴉片貿易在香港變得不合法時,許多帕西人加強了他們身上的英國性,如把名字英語化,穿西裝,學習英國禮儀。這樣做是為了增加英國殖民政府對他們的接受程度,並從中獲取好處,如獲得販酒的許可。在20世紀下半葉,香港帕西人的小群體中,許多成員在殖民經濟和社會中有了穩定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他們中許多人通過強調自己首先是印度人,試圖加強他們和在印度的帕西人之間的聯繫。孟買有更大的帕西人群體,這樣做是為了在孟買找到伴侶,以便於香港帕西人可以維護他們反對異族通婚的嚴格規定(Plüss, 2005)。
Bathia和Ram(2009: 142-7)關於美國錫克教移民的研究是另一個例子,進一步說明了在跨國空間裡嘗試構建新的文化資本會改變移民的身份認同和處境。期望資源的獲取促進了錫克教人對白種人的身份認同,然後再變回對棕色人種的認同,因為在911紐約世貿中心襲擊事件之後,錫克教人經歷了白人的歧視和排斥,他們想要確認共同的特徵,以獲取相似族裔的支持。在第6章我表明,接受過雙語教育(英語和“母語”,後者是普通話、馬來語或泰米爾語)、中產階級的相對富裕以及高技術的新加坡華裔重複移民女性都是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移民可以用這些資本在海外達到教育、職業和社會目標。她們成功將資本進行轉換(參見Kang, Liu-Farrer, Kelly, Ngan & Jirrattikorn關於在跨國環境下資本轉換的討論),並解釋了女性對許多西方社會的地方有積極的跨國認同。
12.1 跨國身份認同和全球化
採用資本轉換理論(Bourdieu, 1986)來理解五花八門的因素的互相影響,這些因素包括: 移民遷入政策、民族主義、種族、社交網絡、(變化的)移民目標、技能、社會階層、家庭、多元文化政策、移民政策、性別、年齡以及實現目標的不同(且變化的)策略等,這些因素都可以根據是否能促進移民構建渴望的文化、社會和經濟資本來進行分組。資本轉換的概念能夠幫助解釋移民重複嘗試構建新資本需要跨國性這一事實,即利用他們在一個或幾個地方已有的資本在其他地方構建新資本的移民策略。正如Kelly和Lusis(2006)觀察到,跨國移民形成“跨國習性”,263即一種以移民在不同地方的經歷的同時性為特徵,理解環境並在此基礎上採取行動的方式。把移民跨國處境作為他們在跨國空間裡嘗試轉換資本的反思和表達,這讓我們注意到,解釋移民機會和限制移民經歷的多種特徵就像機會和限制的重疊區域,相互交叉(參見Lim, Chan, Jirattikorn, Kelly, Plüss, Ngan, & Liu-Farrer的章節)。
這本書中研究的多種交叉分成四個分析部分:
“解讀流動與不公”研究離開祖國、居住他鄉、重新回到祖國三者之間的關係。Chan在他“回遷移民的混雜性: 優勢及劣勢”的章節中用社會學和精神分析法來分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情感等已經紮根於香港、加拿大以及其他地區的這些因素的交叉來研究中國跨國移民的生活,主要是從加拿大回遷的中國香港人。他們試圖獲取香港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但是被香港主流的廣東文化所排斥,作者研究重點在於歸國者經歷的分裂和分離。Chan解釋說,在香港可以使他們工具性需求得到滿足(獲得經濟資源),在加拿大可以使表達性需求得到滿足(獲取社會和情感資源),回遷者需要做出艱難抉擇。他詳細闡述了這種兩分法產生的影響,即對於回遷者來說,如何構建家庭以及決定未來定居何處十分困難。Kelly的章節“菲律賓村落中的階級、遷居和身份”,討論了跨國遷移和國內遷移對於重新定義村莊裡社會階級的交叉性影響。他表示說,村民試圖構建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資本位於跨國(跨地域)空間的多樣特徵的十字路口。移民選擇在海外做有損尊嚴的工作,以嘗試在村裡把經濟資本轉換成文化和社會資本,而Kelly強調了這種轉化通過改變鄉村社會階級的意義以及社會不平等的再發生,改變移民身份認同的方式和原因。
“民族國家、社交網絡和情感空間”解釋了民族國家、移民情感和他們的社交網絡帶來的領域之間的交叉。在題目為“香港回遷移民的社會壓力以及適應性行為”章節中,Chan和Chan以5個主要行為模式的分類為特色,即由於移民跨國的經歷以及香港社會的局限之間的分裂形成的認同模式。Lim的章節題目是“國家對於跨國移民身份形成的作用: 一次‘獨一無二的新加坡’經歷?”在這個章節中,264作者討論了兩個不同的政治空間和情感(社交)空間的相互關係。她詳細闡述了新加坡如何以及為何對住在澳大利亞珀斯的新加坡人形成的政治和情感忠誠有很大影響。她解釋說,民族國家的邊界以及移民情感空間不會恰好重疊,因為對於很多移民來說,他們的本體性安全感,即一種舒適如家的感受,既不在新加坡,也不在澳大利亞。
“跨國定位和文化資本”分析了移民為了構建新文化資本所作出的嘗試與文化、社會、情感、經濟和政治因素之間的關係。這些因素阻礙或促進了這些嘗試。Plüss的章節“重複移民的新加坡華人女性: 跨國處境和社會不平等”,分析了這些高技術女性在多個社會裡重新構建她們生活的回顧性敘述。她把這些敘述當作是這些女性流動的解釋,當作是女性在不同地方協商文化、種族、性別和民族標簽以及等級制度作出嘗試的表述和反思,都具有多種身份認同。Plüss表示,女性擁有的文化和經濟資本可以幫助她們在不同的西方社會獲取期望資源。然而,她的發現也表明,女性常常用沒有必要的社會資本來協商必需的文化資本的滿足,或協商合法能力的定義。她總結,女性在重複遷移過程中積累相對較高的文化和經濟資本給她們提供了對抗不平等的機會,即搬遷到新的地方。在Kang的章節“跨國母職在全球化兒童培養中的作用: 以在新加坡的韓國教育移民為例”中,韓國家庭期望孩子獲得世界性或者多元文化的特徵,該章節探究了這種期望的影響。Kang解釋說,母親陪伴孩子到新加坡留學導致了母親和孩子不同的身份認同。這些表現對孩子獲得期望的世界性文化資本產生影響。韓國母親傳統的角色矛盾地培養了孩子較高層次的情感獨立,幫助孩子獲取文化(和情感)資本,在多元文化環境下使孩子更加自信,讓孩子能夠和來自不同文化、社會和經濟特徵的人交流互動。Liu-Farrer的章節“成為新華僑: 中國移民在日本的跨國實踐與身份構建”,詳細闡述了從中國來的移民常常通過把其“異域性”轉變成資產來應對在日本經歷的不同形式的貶值。轉變後的資產就是通過成為“新海外華人”實現的包含跨國特徵(和中國的聯繫,和當地人交往時的文化能力)的文化資本。她強調,移民在日本經歷的不平等的資源獲取只有一個結果: 他們不會申請日本國籍。
“尋求跨國身份認同”這一章節給交叉性如何和空間產生聯繫這一問題提供了答案。Chapman的章節題目是“邊緣化的認同: 挑戰小笠原群島上的公民身份、265國籍和身份”,重現了一群日本小笠原群島島民國籍重複改變的歷史。他解釋說,這些改變最終導致許多島民認同島嶼的地理空間,因為地理空間比該島不斷變化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特徵更加穩定。島民對家和根的概念轉移到了地理、地點以及島的外部特徵上,因此他的研究是一個能夠證明文化和民族國家分離的例子。Jirattikorn的章節“鄉愁的中間人: 泰國清邁撣族移民的公共領域”,詳細闡述了撣族人在這個城市的公共空間即電臺節目、寺廟活動和節慶活動中,如何把來源於緬甸和泰國的不同政治、社會和經濟特色特徵相結合。她認為,這些公共領域同時有許多功能,這些功能源于泰國民族主義、撣族身份、商業主義、現代性、思鄉、清邁的撣族人不同身份認同的交叉。她總結,這些公共領域是撣族人想像的群體,是跨國的,而不是在某一個單一的地理位置。Ngan在她的章節“身份與偏移的跨國聯繫: 香港的回遷移民”中證明,關於回遷移民的文獻資料未能夠考慮到回遷者擁有且維繫著與曾居住地的眾多社會、文化和經濟聯繫;這些聯繫對理解回遷移民在跨國空間裡如何定位自己非常重要。這個定位對理解他們如何與回遷地產生聯繫,下一步搬到何地非常重要: 這些移民用他們的跨國社交網絡和世界性文化資本來制定未來移民計劃。
12.2 交叉分析法產生新結果
理解移民跨國處境為什麼以及如何同時表達和反映紮根於不同地方的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特徵的交叉,對設計移民政策非常重要,因為這種理解可以幫助移民以一種自己和當地人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來實現他們的計劃。正如Castles(2004)指出,移民政策通常是失敗的,因為政策制定者往往沒有考慮到移民的特徵來自他們整個移民軌跡。考慮移民整體的跨國經歷對理解移民經歷、特徵和目標十分關鍵。正如書中幾個章節表明,全面地看待這些經歷並不總會得出這樣的事實――移民特徵只能加重其經受的不平等現象(Yuval-Davis, 2006: 204)。全面理解移民跨國經歷可以解釋移民特徵如何能或不能夠促進強化社會不平等中的多方向性。比如,在Lan(2006)關於臺灣菲傭的分析裡,這種多方向性十分明顯。他們因為性別、種族、族裔和社會地位而經歷歧視,266但他們也強調提高其英語技能,以獲得雇主更多的尊重以及更多的經濟報酬,這在他們能夠提高雇主孩子的英語水平時體現得尤為明顯。其他人把不同語境的、情境的意義歸結於女性的種族和族裔,而我的章節表明,新加坡華裔女性的種族和族裔既阻礙也促進了她們獲取期望資源。
分析交叉的多方向性能夠解釋為什麼有相同的種族、性別、技能、族裔、年齡、國籍、移民目標和社會階級的移民,即使他們定居在有相似特徵的地方,也會發展出相當不同的文化身份。產生如此的結果和Appadurai的主張一致: 為了理解日益加深的全球化,我們必須改變文化研究的分析框架,新的框架必須去除本質主義的文化理念(引自Brightman 1995: 509-510)。我們的研究結論讓我們能夠詳細闡釋移民身份認同多樣性的影響。
我們的作者和許多學者(Calhoun, 2008: 430; Chan, 2002,2005,2010,2011a, b,即將發表;Chan & Chan, 2010,2011)表明,跨國背景潛在地給移民定位他們的計劃和身份認同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正如觀察結果所表現和反映,移民發展出世界性、多元文化或多身份是因為他們不斷轉變的同盟、不斷變化的不同形式的排斥、模棱兩可的移民經歷。需要進一步進行研究的是移民如何在其身份認同中保留不同文化的元素(Sakamoto, 2006; Chan即將發表)。正如我們的文章表明(特別是Plüss第6章;Ngan, Kang, Jirattikorn, Champan, Chan第2章;Chan & Chan,和Lim),移民沒有從母國獲取基本且連貫的文化特徵來作為穩定的框架去關聯不同文化的元素。我們發現,當移民嘗試跨越國界獲取新的資源時,移民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不是完整、精練的系統,是被地域束縛的實體,是沒有多樣性和變化的(Nederveen Pieterse, 2004)。如果移民文化中的一些元素發生變化(即因為他們嘗試建構新文化資本),這並不意味著移民全部文化中的所有其他相關元素也必須改變。Plüss(2006)已表明,例如中國廣東的穆斯林,父系祖先在印度,在香港長大,採納第二文化的元素不會讓這些穆斯林放棄伊斯蘭教,雖然伊斯蘭教在廣東幾乎沒有獲得主流文化的支持。相反,說粵語、熟悉香港廣東式生活,是這些穆斯林增強他們宗教身份的一種手段。因為他們新的語言技能是文化資本,讓他們能夠和來自中國內地的穆斯林友好相處,讓越來越多的穆斯林能講粵語,使他們足以在香港形成自己的團體中心。
本書中的許多章節(包括Chapman, Lim, Chan第2章,Chan & Chan, Plüss第7章,Kelly, Ngan, Jirattikorn,和Karg)267詳細闡述移民認同也可以朝著文化不認同(Espiritu, 1996)的方向改變。Chapman的章節清楚證明,由於不同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日益相互關聯造成了文化不認同。他解釋道,小笠原群島島民幾乎不願與多種文化關聯,因為島嶼主權多次變更(從英國到日本,到美國再到日本),在這些政治變化過程中,島民體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這讓他們中的一些人減少了對上述任何一個社會的認同――他們開始認同更加穩定不變的事物,比如島嶼的物理空間。Lim也說明了文化不認同的現象,她表明,搬到澳大利亞的新加坡人發現,他們無論是在澳大利亞還是在新加坡,都感受不到家一樣舒適的感覺。Jirattikorn重點研究了撣族身份認同的多樣性,這也證明了撣族人的局部文化不認同: 撣族人不僅對泰國和緬甸的認同不斷變化,而且他們的文化(她提出,這有某種程度上的想像)也脫離了民族國家和特定地理位置的局限。Plüss的第6章主要研究了高技術水平新加坡華裔重複移民女性。這些女性能在新加坡以及在西方社會獲得相對較多的資源,讓許多女性認為,文化和她們的事業越來越不相關(儘管並不都是如此)。她們中的一位代表甚至說,對於她來說,哪裡是家的問題在很久之前就已經不是問題了。
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Moreman(2009: 363)稱文化不認同為“無家可歸的混雜性”,指的是來自某一地域文化的人無論選擇在哪裡定居,都能用多樣的方式來創造出意義和歸屬感。這些移民維持著一種“象徵的族群性”(Gans, 1997)――即不需要非常費力維繫的族群性,僅僅在某些場合下慶祝即可。儘管無家可歸的混雜性並不意味著完全的文化不認同,持這樣觀點的移民極可能把文化當做是任意的構建,認為他們和其他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與所謂的文化傳統是分離的,即文化傳統常常紮根於某個界定的領土,是一種長久的、具體的、共享的做事的方式和觀點。這樣的人被稱為“第三種文化者”(Greenholz & Kim, 2009: 393),他們的文化身份不是和一種而是和幾種文化相關,他們和其他有多種文化身份的人相處感到舒適。Ngan的章節認為,香港回遷移民堅持他們的根不在某個城市,也不在某個國家,而是在家庭。
移民自願跨越國界是為了獲取期望的新資源,他們也意識到需要構建新的文化資本。對於他們來說,如果想成功地構建文化資本,相比維持一個假定的文化真實性,改變文化更為迫切。本書大部分的章節表明,268他們確實可能對任意一種文化或一般而言的文化發展出一定程度的不認同。移民可以逐漸把文化看作控制和抵制的產物,因此文化也是靈活可塑的任意構建。文化不認同相關的發現補充解釋了在全球化情況下文化改變的知名範式――斷裂和分離、混雜性、文化衝突。而且,正如幾個章節表明的(Chan第2章;Lui-Farrer, Kelly, Kang,和Plüss第6章),移民的特徵在新居住地獲得欣賞,儘管也可能因為這些特徵同時被當地其他人或機構貶低,或有共同特徵的其他人也有同樣經歷。這種對移民混合的接受也使我們意識到文化不是內在的同質和外在的區別(Hermans & Kempen, 1998: 1111-1113)。Hong等(2000: 710)發現,文化以特定領域知識的鬆散系統的形式內化,且人們可以獲取不止一種文化意義的系統,即使這些系統包含衝突的觀念和意識形態。這些考量支持了我們的發現: 移民不總將他們文化差異的經歷和文化衝突概念化為長久的對立,也不把文化看作限制於特定領域的實體。
通過在跨國背景下嘗試資本轉換,移民意識到有多種多樣的方式待人處事;他們學到了文化的雜亂構成的力量,學到了文化、民族主義、資源獲取之間的緊密聯繫――學到了文化的任意性。
Chan(第2章),Ngan, Plüss(第6章),Kang、 Jirattikorn和Kelly的章節表明,日益全球化意味著移民逐漸認可處在幾個文化話語中的自己,意味著他們逐漸認為文化越來越不受地域的限制。這些發現支持了以下觀點: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文化可能越來越獨立于傳統(Berger 2002: 9),因為移民更多從社會和政治影響的角度考慮了文化的模糊性。比如,Kelly表明,一些菲律賓人在國外做有損尊嚴的工作,當他們回到祖國後,增加的財富使他們在菲律賓的社會地位、認同以及社會階級的定義大大改變。儘管傳統意義上較高社會地位需要擁有土地權,但歸國移民獲得的新財富可以讓他們的孩子在私立學校上學,讓他們建造寬敞的家,這標誌著歸國者和其家庭上升到中產階級。Jirattikorn解釋說,許多撣族移民長期定居在清邁,成為了泰國和撣族之間的文化中間人: 泰國要求新撣族移民融合進來,撣族尋求對他們獨特文化的認可。她總結,這種文化翻譯導致了文化模糊的感受。
可以這麼說,人們用做同一件事時採用不同的方式來定義文化,且文化最終成為人們情感組成中的一部分。如Lim的章節解釋說,當人們的情感空間(即人們感到像家的地方),跨越幾個民族國家時,會發生什麼?或如Lim, Chapman, Jirattikorn, Ngan和Plüss的章節所述,當移民情感空間變得和國家相當無關時,269會發生什麼?當然,在這種情況下,移民可能變得更加以民族為中心,同時變得更加和民族息息相關。這種意識會導致移民認識到,社會和文化首先是想像的群體(Anderson, 1991)。這種認識對移民政策有重要的影響。正如本書中的作者們指出,移民在居住的新社會感到一定程度的舒適和東道國對移民建立新文化資本一定程度的認可強烈相關。嘗試建立新的文化資本指的是移民努力在各自文化元素中建立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尤見Liu-Farrer和Plüss第6章)。鑒於他們大多肯定移居國社會價值觀,當地公民越來越接受移民文化資本構建並不會強烈危及他們的民族主義,但可能會讓人對移民的政治忠誠產生疑問。但移民越是認為可以建立一定程度的文化聚合,越會最終被移居國社會同化。這種認可可能會幫助那些恐懼移民的人理解: 非常自相矛盾的是,移民的差異最終竟然能給移民提供融入新社會的資源(Zhou & Lin, 2005)。如果允許移民融入和歸屬,那些造成恐懼的差異最終會變得不那麼明顯,那些恐懼和懷疑的理由最終也有希望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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