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會怎麼結束: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
民主會怎麼結束: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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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劍橋大學政治系教授大衛.朗西曼,精闢析論西方民主制度「中年危機」。二十一世紀種種作用力如何讓人民失去民主而不自知?陰謀論、假新聞或民粹主義影響為何?
    .政治大學系政治系副教授葉浩專文導讀!
    .《衛報》盛讚:「在論說民主所面對的弔詭與危險時,這本書中肯、細緻和自成一格,讓它在當前大量同類型作品中鶴立雞群。」

    二十一世紀危機――民主空心化!
    民主制度可以在完好無缺的情況下失靈!
    二十一世紀所面對的問題是,當我們對民主的制度安排已經變得非常信任,以致在它們失去作用卻察覺不到時,民主還能維持多久?
    這些制度安排除了定期選舉(它仍然是民主政治的基石),還包括民主立法、獨立法庭和出版自由。這一切都可以繼續運作卻沒有做到它們應該做的事。民主空心化的危險在於它會讓我們有一種錯誤的安全感。我們也許會繼續信賴它,向它尋求拯救――哪怕我們又會對它的無力回應呼求感到滿心憤怒。


    .民主制度已走到盡頭?
    近年來,民主受到嚴峻的考驗。繼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等一連串「黑天鵝效應」接連發生後,令人不禁思考,民主制度是否已走到盡頭?
    沒有任何事物、制度是永遠不變的。在某些時候,民主總是消逝在歷史的史冊中。沒有任何人(甚至是國際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會相信,民主的美德,會使其永垂不朽。不過,今日西方民主國家大多數公民都會認為,民主的結束,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並不會戛然而止,至少在他們還在世時不會發生。只有極少數的人會想像,或許這一天將在眼前發生。
    然而就在這幾年,而且是突然之間(幾乎是憑空發生),我們卻都有了這個念頭:這就是民主的盡頭了嗎?如果是的話,我們要怎麼確定呢?本書即是幫助我們識別種種跡象,以及思考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事。

    .民主未死,只是中年危機!
    事實上,在全世界,民主已經死過幾百次。我們以為我們知道民主的死亡是什麼模樣:混亂降臨,軍隊出面恢復秩序,一些年後再還政於民(不還政的情形也所在多有)。但我們也許看錯了威脅所在。
    著名政治學家、劍橋大學教授暨本書作者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本書中審視了西方的政治地景,從古希臘和現代希臘的政變談到核子戰爭、環境災難和最窮凶極惡的罪行,分析民主制度遭受的威脅及其未來。
    在這部銳利的著作中,朗西曼揭示出我們的社會已經發生改變(變得更富裕、年紀更長和更網絡化),不像從前那麼容易分崩離析。歷史從不會重演。代之以,制度的越來越衰敗才是民主的未來的真正威脅。
    今日西方的民主制度正經歷一場中年危機,而這是場全幅度的危機。

    .陰謀論、假新聞與民粹主義
    本書首先探討以往對於民主遭致失敗的種種憂慮,並思考時至今日,這些憂慮是否過時。若聚焦在政變及災難上,我們是否擔心錯了方向?我們是否該轉而將重點放在陰謀論、假新聞或民粹主義?
    並進而解釋,二十一世紀的種種作用力如何「成功」使得人民失去民主而不自知。假使民主的消逝並非戲劇化的大爆炸結束,而是技術性地悄然消失呢?於此同時,民主的結束一定意味著倒退到更糟糕的狀態嗎?或是它可能促使我們前進到另一個階段?
    所有政治體系都會有終結的一天,而民主的故事不會有單一的終點,民主國家也將繼續沿著世界不同時區的不同道路繼續前進。本書帶著活力和嚴謹審視問題,幫助我們思考本來不可思議者:民主的失靈在二十一世紀意味著什麼?繼民主之後有可能有更好的制度出現嗎?

    在論說民主所面對的弔詭與危險時,這本書中肯、細緻和自成一格,讓它在當前大量同類型作品中鶴立雞群。――《衛報》

    《民主會怎麼結束》是對民主及其中年危機的一個透徹研究。居民享受它的果實:自由、繁榮、長壽。民主提供了做一些刺激事情的機會。――《紐約書訊》

    文字清晰而避開政治科學的學術術語,《民主會怎麼結束》極為好讀,對我們理解今日世界大有幫助。――《新政治家》

    那些喜歡多方多面考慮和避免遽下結論的人……會覺得本書是對當下政治時刻一個思考縝密和平衡的分析。――《出版家週刊》

    在讓人欽佩的分析中,作者指出我們的毛病在於記住那些最沒有幫助的歷史事例,總是回溯到一九三○年代去解釋現代政治中我們最不喜歡的部分――特別是川普。――《倫敦旗幟晚報》

    民主還沒有死,在輕快步入墳墓前還可以用一些物理治療續命。這本書不管表現出多麼樂觀的態度,都是一種敷衍人的安慰。――《柯克斯書評》

    什麼殺死了民主?當民主死去,有什麼可以代替它?在這本讓人心曠神怡的著作中,作者倫西曼問了一連串的問題,它們的答案把我們從霍布斯帶到甘地,從鬥獸場帶到「臉書」。這是一本銳利和重要的書。――吉兒.勒波(Jill Lepore),哈佛大學美國歷史學教授、《這些真理:一部美國歷史》作者

    隨著民主制度凋零,朗西曼認為我們正往錯誤的方向尋找藥方。這部明智和冷靜的作品有說服力地力主,歷史和當代獨裁政權都不足以作為我們理解民主衰頹的嚮導。如果民主終結,它將會是以我們從未經驗過的方式終結。朗西曼此書在一個非常擁擠的領域裡做出了真正的新突破。――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 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
    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暨政治與國際研究系主任,英國知名政治評論家。已出版五本書,包括:《Political Hypocrisy》、《The Confidence Trap》(榮獲《衛報》2014年讀者之書),以及《Politics》。定期為《倫敦書評》撰寫政治相關文章,且每週定期主持廣受讚譽的播客(podcast)節目「Talking Politics」。
  • 【作者序】想像那不可想像者 / 大衛.朗西曼
    沒有什麼是地久天長。總有一天,民主制度會走入歷史。包括曾經在一九八九年宣布「歷史的終結」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內,沒有人相信民主制度的優點足以讓它永遠存在。直至最近期,大部分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都認為民主的終結會是很久以後的事。他們並不預期這種事會在他們有生之年發生。極少有人想過,它也許會在他們眼前發生。

    不過,在進入二十一世紀還不到二十年的今日,以下這個問題卻幾乎憑空而至:民主制度就是以這個樣子壽終正寢的嗎?

    就像許多人一樣,我是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借哲學的術語來說,川普的當選看似是民主政治的歸謬法:任何能夠產生這麼荒謬結論的過程必然是哪裡出了差錯。如果川普就是答案,那我們就不再是在問正確的問題。事情還不只是出在川普本人。他的當選只是越來越不穩定、互不信任和互不寬容的過熱政治氣候的一種表徵。不只在美國,民主在很多國家都開始看起來像是精神錯亂。

    應該開門見山的是,我並不相信川普入主白宮代表著民主的壽終正寢。美國的民主制度是設計來抵抗各種顛簸,而川普在競選期間的奇言怪行並未超出這些制度的容忍範圍。更有可能,他的政府是相對率由舊章而不是做些驚世駭俗的事。不過,川普入主白宮還是構成了一個直接的挑戰: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民主的失靈意味著什麼?在什麼情況下,行之已久的民主制度會活不下去?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些是我們應該問的問題,但又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們的政治想像力被過時的民主失靈意象纏住。我們被困在了二十世紀。每次試圖想像民主瓦解的後果,我們就會乞靈於一九三○年代或一九七○年代的畫面:當時坦克會出現在街頭,獨裁者會口沫橫飛呼籲全國上下齊心,暴力和鎮壓會尾隨而至。川普的當選讓很多人拿他和過去的暴君相提並論。這些人警告我們,不要以為歷史不會重演。但另一種危險要怎麼辦?會不會,正當我們尋找民主失靈的熟悉訊號時,我們的民主正在以一些我們不熟悉方式出毛病?我驚覺這才是更大的威脅。我不認為我們有多大機會倒退回一九三○年代的情況。我們不是處於第二次法西斯主義、暴力和世界大戰的前夜。我們的社會和那個時候大相逕庭(富裕太多、年長太多和網絡化太多),而我們對那個時候出了什麼毛病的集體歷史知識也堅定不移。所以,當民主終結,它採取的形式有可能會讓我們大吃一驚。我們甚至可能會因為望錯地方,對它的發生不知不覺。

    當代政治科學很少談論民主制度也許會以哪些新的方式失靈,因為它關注的是另一個不同的問題:民主制度一開始是怎樣站穩腳步?這種取向是可以瞭解的。在民主向全世界散播的過程中,它常常是進兩步、退一步。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也許實驗性地建立起民主制度,接著發生政變或軍事接管,然後又設法再來一遍。這樣的事從智利到南韓到肯亞都發生過。政治學的一個核心疑問是:到底是什麼導致民主固定下來。這根本上是一個信任的問題:那些在某次選舉結果中失去什麼的人必須相信忍耐到下一次選舉是值得的。富人必須相信窮人不會拿走他們的錢。士兵必須相信平民不會拿走他們的武器。但這種信賴常常會崩潰,這時民主就會垮台。

    所以,政治科學家傾向於把民主的失靈視為一種「倒退」,是退回到能夠對民主制度建立長久信任之前的時期。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老是喜歡用從前民主失靈的事例來照明當前可能出了什麼差錯。我們假定民主的結束會把我們帶回起點。

    我打算在本書提供一個不同的角度。在那些人們對民主的信賴已經難以動搖的社會,民主的失靈會是什麼樣子?二十一世紀所面對的問題是,當我們對民主的制度安排已經變得非常信任,以致在它們失去作用卻察覺不到時,民主還能維持多久?我說的這些制度安排除了定期選舉(它仍然是民主政治的基石),還包括民主立法、獨立法庭和出版自由。這一切都可以繼續運作卻沒有做到它們應該做的事。民主空心化的危險在於它會讓我們有一種錯誤的安全感。我們也許會繼續信賴它,向它尋求拯救——哪怕我們又會對它的無力回應呼求感到滿心憤怒。民主制度可以在完好無缺的情況下失靈。

    我的分析看起來會和常常被人談及的一點相左:西方社會對民主政治和政治家已經失去了信任。不錯,現在很多選民都不喜歡也不信任他們選出來的代表,而且程度是歷來之最。但失去信任感不會讓人揭竿起義反對民主,只會讓他們在絕望中認命。民主是可以在這種失望中存活很久的。這樣的民主會怎樣收場是一個問題,也是我嘗試回答的問題。但這種民主的下場不會是回到一九三○年代。

    我們不應該採取布頓(Benjamin Button)的歷史觀,即不應該認為老舊的事物有可能再次年輕起來。歷史不會走回頭路。不錯,當代西方民主的行為看來呼應著我們歷史上一些最黑暗的時刻:任何人只要看見示威者在維吉尼亞州夏洛蒂鎮舉著納粹萬字旗示威,然後又聽到美國總統表示示威者和反示威者應該各打五十大板,都會原諒那些擔心歷史重演的人。不過,不管這一類事件有多麼猙獰,它們都不是回返一些我們認為早已留在了後頭的東西的先驅。我們確實已經把二十世紀留在了後頭。我們有需要另立一個參考架構。

    所以,容我提供另一個類比。這個類比並不是沒有瑕疵,但我希望它可以幫助讀者對本書的論證有一個直觀性的掌握。西方的民主制度正經歷一場中年危機。我這樣說並不是低估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嚴重性,因為中年危機的後果一樣可以很嚴重,甚至會死人。西方民主的中年危機是一場全幅度的危機。中年危機的症狀包括表現出一個人更年輕時的行為。不過,如果假定研究年輕人的行為就可以理解中年危機,便是一個錯誤。

    當一個可憐兮兮的中年男人出於衝動而買了一輛摩托車來騎,可以是很危險的。如果他真的不走運,摩托車最後有可能會化為一團火球。不過,這種危險和一個十七歲的毛頭小子買一輛摩托車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更有可能,它只是讓人尷尬:中年危機的摩托車被騎過幾次後便遭到冷落,閒置在街頭的停車格。它也有可能會被賣掉。危機將會需要以別的方法解決——假如它有可能解決的話。美國的民主正是處於可憐兮兮的中年階段,而川普是它的摩托車。它一樣有可能會化為一團火球。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危機會持續,需要以別的方法解決——假如它有可能解決的話。

    我知道用這種方式來談論民主的危機也許帶有自我放縱味道,特別因為我是個好命的中年白種男人。以我的方式說話是世界上很多人負擔不起的奢侈。這些是第一世界的問題。民主的危機是真實的,但又有一點開玩笑的味道。這正是為什麼會那麼難以知道它也許會怎樣終結。

    不是在人生的開始或結束階段,而是在中間階段經驗一場危機,意味著同時被向前拉和向後拉。把我們向前拉的是我們對更好情況的願望。把我們向後拉的是不願意放開一種和我們在一起已經很久的東西的心理。這種不情願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民主制度一直把我們伺候得很好。現代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在於它有能力帶給社會長期福祉,以及讓每個公民能夠表達心聲。很容易看出來為什麼我們不願意放棄它,至少目前還不願意。然後,選擇也許不單單是介乎於民主制度的整個套裝組合和某些反民主的替代方案的套裝組合之間。有可能是那些讓民主制度如此具吸引力的元素會繼續運作,但不再是一起運作。套裝組合開始瓦解。當一個人開始解體,我們有時會說他是散了開來。當今民主制度看來就是散了開來。但這並不表示它不可修復。目前還不至於。

    然則,是哪些因素讓民主當前所面對的危機不同於它過去碰到的那些,不同於它在更年輕時碰到的那些?我相信有三個基本差異。首先,現在的政治暴力在規模上和性格上都不同於早前的世代。西方民主國家基本上都是一些太平社會,而這表示我們最強烈的破壞性衝動是表現在其他方面。政治暴力當然依舊存在,但是它潛行在我們政治的邊緣和我們想像力的幽深處,從不會走到舞台的中心。它是本故事中的幽靈。第二,大災難的威脅已經改變。災難的前景一度有一種刺激行動的效果,但現在卻傾向於窒息行動。我們在自身的恐懼面前僵住。第三是資訊科技的革命徹底改變了民主制度必須賴以運作的條件。我們變得依賴一些我們要不是控制不了就是並不完全理解的溝通形式和資訊分享形式。我們的民主制度的這些特徵,全都和它的年紀變得更長的事實相一致。

    我用三大主題來組織本書: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我會從政變談起(它是民主失靈的標準指標),探問對民主的軍事接管在今日是不是還有實際可能性。如果這種可能性不存在,民主又是怎樣可能不必動用武力而被顛覆?我們有意識到這樣的事情正在發生嗎?陰謀論的擴散是我們越來越不確定真正威脅何在的症狀。政變需要陰謀是因為它必須由一小群人祕密策劃,否則就無法實現。因為沒有了這些人,我們便只剩下陰謀論。

    接著我會探討大災難的風險。當一切都分崩離析,民主制度當然一定會倒下。核子戰爭、災難性氣候變遷、恐怖主義的生化攻擊、殺人機器人的出現,這些全都可以讓民主政治完蛋,不過卻是我們最不用擔心的。因為如果真的發生了恐怖大災難,那麼存活下來的人將汲汲於求生,無暇改變。不過,在面對這些威脅時,我們發現自己被猶豫不決麻痺癱瘓的風險有多大?

    再下來我會討論科技接管的可能性。智慧機器人還不會那麼快出現。但低層次的準智慧機器正漸漸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很多方面。我們現在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擁有更大效率的科技,受到一些比現代政治史任何階段都更少責任感的大企業控制。我們會不會連再見都不說一聲,就把民主責任拱手讓給這些新力量?

    最後,我會探討這個問題:用更好的制度取代民主制度這種說法通不通?中年危機可能確實是我們有需要做出改變的徵兆。既然我們陷在了車轍裡,為什麼不和讓我們如此悲慘的東西一刀兩斷?邱吉爾說過,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不計其他所有不斷被試驗過的政府形式的話。他這番話是在一九四七年說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那之後,真的是沒有出現過更好的系統?我回顧了其中一些替代方案,包括二十一世紀的極權主義和二十一世紀的無政府主義。

    在結論處,我考慮了民主的故事也許會怎樣結束。在我看來,它不會只有單一個終點。有鑑於它們有不同的預期壽命,世界不同國家的民主制度繼續會追隨不同的道路。美國民主挺得過川普不代表土耳其的民主挺得過艾爾多安(Erdogan)。即使民主在部分歐洲地區失靈,它未嘗不可能在非洲繁榮茁壯。發生在西方民主的事情不必然會決定其他地區民主的命運。但西方民主仍然是民主進步的旗艦級模型。它的失靈對於政治的未來有著巨大意涵。

    除非世界末日先來到,否則不管發生什麼事,民主的死亡都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死亡。當代美國的民主經驗位於我要講述的民主故事的核心,但這個故事有必要放在其他時代和地點的民主經驗去理解。雖然我力主應該離開我們當前對一九三○年代的固著,但並不是暗示歷史不重要。正好相反:我們對於過去少數創傷時刻的執著,有可能會讓我們看不見可以從很多其他歷史時期得到的教訓。因為,我們從一八九○年代可以學到的並不少於從一九三○年代。但我會往回走得更遠:回到一六五○年代和古代世界的民主。我們需要以歷史來幫助我們擺脫對即時背景故事的不健康固著。那是對中年危機的一種療法。

    未來將會不同於過去。過去比我們以為的要長。美國並不是全世界。不過,即時的美國過去卻是我的開始之處:我會從川普的總統就職典禮談起。那不是民主的終結,不過卻是開始思考民主終結也許意味著什麼的適當時刻。(全文未完)

     

  • 導讀 民主雖然容易著火,但也比任何制度更能滅火╱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作者序 想像那不可想像者
    導論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第一章 政變
    第二章 災難
    第三章 科技接管
    第四章 更好的體制?

    結論 這就是民主終結的方式
    後記 二○五三年一月二十日

    延伸閱讀
    致謝
    參考文獻
  • 【導讀】民主雖然容易著火,但也比任何制度更能滅火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百年前的今天,位於英國威爾斯某小鎮(Aberystwyth)的學校接獲一筆捐款,希望以設立一個獨立學門的方式來紀念那些在一次世界大戰戰死沙場的大學生,致力於研究戰爭的起因並尋求維持和平的方法。隔年,全世界第一個國際關係系成立於此,數年之後的研究成果是:推行民主制度是避免國際戰事的良方,一來生活於這種制度底下的公民其實並不願意打仗,二來此一制度確保參戰與否的決定,必須經過國會的辯論,亦即需要時間,而這意味著當下的衝突可以獲得緩衝,以及尋求妥協其他化解方案的可能。

    換言之,民主的本質是慢,且慢本身是個優點。此一制度根本上預設了人性的幽暗面,擔憂絕對的權力會使人腐化,因此才有三權分立,為的是不讓權力過度集中於一個人身上或單一機構,避免決策的制定過於獨斷。但制衡也意味著不同政府單位之間以及政府與國會之間,必須溝通、爭辯、協調、折衝,而這一切都需要時間。

    相較之下,單憑一人的意志就可決定把國民送入戰場的威權或獨裁政權,反倒是國際和平的一種隱憂。此一發現印證了十八世紀德國大哲康德(Immanuel Kant)的世界永久和平構想,也是所謂的「民主和平論」源頭。

    當然,這樣的制度若運作於一個願意等待的社會,將相得益彰,而這正是十九世紀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洞見。根據他的觀察,民主之所以在美國能成功,部分得力於資本主義的投資精神。那是一種願意事先付出,然後靜候未來獲利的精神。成為文化的一部分之後,人民凡事得以不急躁,願意信任和等待,政府也因此能進行長遠的施政規劃。

    事實上,本文標題就是托克維爾的話。對他來說,雖然內建了拖延機制的民主無法快速回應突發的問題,但長久而言卻比其他制度更能防止小火把國家燒成一片焦土。另一方面,他也發現,願意等待的投資精神不容易維持,且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可能導致人人自私自利、不關心公共事務,最後將妨礙了民主的運作。

    不意外,自從上世紀八○年代開始,西方逐步進入了經濟掛帥、凡事講求效率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時代,短期投機取代了長遠投資,民主制度幾乎注定會在這種一切求快的商業文化當中遭致批評。原本作為一種體現政治妥協的民主制度,終將因為其要求充分討論與爭辯、容許以拖待變的特性,遭致批評。慢,不僅是多數人眼中的缺點,在政治上更是被當作一種制度失靈,甚至是一種惡。

    置於此一脈絡,近年來掀起的全球性批評民主政治聲浪,並不難以理解。速度與政治其實存在微妙的關聯性,而這是三十年前高喊「歷史終結」的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失算。雖然自由民主制度獲得了冷戰意識形態鬥爭的最後勝利,但反民主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同時崛起,而「憲政民主」與「自由市場」兩者的緊張關係才剛開始要浮現。

    《民主會怎麼結束》(How Democracy Ends)並未直接處理時間與民主的問題,但本書提出的許多觀察與此相關。作者朗西曼(David Runciman)是一位英倫才子,文章可見於英美報章雜誌,目前任教於劍橋大學政治系,擔任系主任且主持該系「談政治」(Talking Politics)播客節目,自從五年前出版了一本談論民主的《信心陷阱》(The Confidence Trap, 2013)之後,躍升為具全球知名度的公共知識份子。

    讀者手上這本書基本上算是《信心陷阱》的續集。根據朗西曼的觀察,放眼整個二十世紀,除非在制憲時刻或外敵侵略必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的時候,政治人物在民主制度底下難以成就偉大事業,且再偉大也比不上革命先烈或國父。是故,民主政治大部分的時候就是頗為幼稚的小打小罵,政客與選民不斷犯錯,且永遠學不到真正的教訓;但是,定期選舉與權力分散也總確保了國家不至於犯下威權體制或獨裁政權所能鑄成的大錯或政治悲劇。

    這是托克維爾的洞見之延伸。民主制度雖不能讓人滿意,倒也不至於讓人徹底失望,且每一次危機的解除將加深人們對這制度的信心,根本如同一個走進去就不想出來的圈套。《民主會怎麼結束》一書雖然標題吸睛,但其實延續了此一論點,但把焦點從二十世紀歷史轉向了當前的政治,且特別針對川普的崛起與中國模式對民主的挑戰,進行了精采的分析。不過,本書內容以診斷為主,朗西曼沒有提出明確的處方,甚至在許多時候對民主的未來頗為悲觀。

    診斷如下:民主政治正面臨的嚴重的中年危機——死不了,但會出現各種鋌而走險或企圖抓住青春尾巴的中二行為!如同中年大叔突然想買一部適合十七歲小伙子的摩托車,深陷信心圈套當中的選民,厭倦了希望與失望之間永無止盡的循環,會突然想把希望寄託於一個無黨籍候選人或政治素人,然後再次陷入另一種永劫回歸。是的,你沒猜錯,朗西曼真的認為川普就是最後可能會燒成一團火球的摩托車,那些吵著要英國脫歐、公投之後旋即請辭或假裝沒事的英國政客也是。

    的確,政黨過去的勝選法門是向中間靠攏,但進入中年危機的民主政治,選舉結果卻可能一再戳破「理性選民」神話。若說「換人做做看」是民主常態,此一階段的症狀是不少選民開始認為「所有政黨都一樣(爛)」,所以不按牌理出牌或走偏鋒。選民愈來愈兩極化,那些極端甚至荒謬的主張反而贏得選票。

    這說法看似印證了此時隔海與作者互別苗頭的美國政治學者布倫南(Jason Brennan)在其《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一書所說:讓那些沒知識且平常不關心政治的人參與政治,只會變成一群以為自己所關心的議題是全世界最重要,自己的主張是宇宙無敵的政治流氓,然後把手上的選票當作迎接「救世主」降臨的階梯,期待他一上任就馬上清除多年沉痾乃至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所以,讓無知的人民投票是自掘墳墓的作法,唯一的出路在於讓真正懂的人來掌權,以「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來替換人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

    實則不然,因為朗西曼的真正論點是:罹患中年危機的人並非真正的年輕人,他們之所以會有如此年輕人般的行為,是因為依然相信民主制度,甚至可說是太過於深信才會行為如此幼稚脫序。這是一種民主制度完好無缺的情況之下的政治失靈,其根源是一種錯誤的安全感。

    當然這也是《信心陷阱》論點的延續。據此,包括布倫南在內的那種反民主言論,其實也是一種民主中年危機的症狀,是因為活在民主制度底下太久,對得來不易的個人自由、人權保障、憲政法治等許多社會夢寐以求的價值,失去了敏感度,才能如此輕易脫口說出——換個制度試試看!

    不過,《民主會怎麼結束》則進一步針對類似想法出現的歷史條件作出了相關的現實分析,也就是中國的崛起。此一史上最大的威權體制國家在過去二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對許多人來說證實了非民主體制的優勢。相較於正處於經濟成長緩慢、貧富差距擴大、選民對政治人物失去信心,甚至對自己投票選出的代議政府也不再信任的民主社會,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採取的實用主義加上訴諸國家光榮的策略,經濟成長飛速,雖然也造成了貧富差距擴大,但窮人的生活亦獲得了實質的改善,且社會穩定,政策的落實快速有效,的確讓不少西方人羨慕。

    當然,這足以讓不少人貶抑民主思想、宣揚「賢人政治」(meritocracy)的好處,甚至直接呼籲其他形式的菁英統治(例如布倫南)。也足以讓陷入中年危機的美國民主想要擁抱採取類習近平策略的川普,其「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是「中國夢」的翻版;沒有黨派包袱且反一切現有體制的語言,也給人一種務實改革的強人印象。但是,朗西曼強調,截至目前為止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尚未願意拿個人自由、尊嚴、人權、法治等價值,來換取威權主義的經濟成長與政策效率。

    如此理解,川普不會是另一個希特勒的崛起。這是朗西曼亟欲強調的事。政治思想的學生,想必認得出這是「劍橋學派」的獨有印記。相較於牛津大學傾向針對永恆哲學問題提出系統性抽象理論,以及倫敦政經學院致力於提出時代提的具體改革方案兩種學術傳統,劍橋大學研究政治學的特色在於強調,政治沒有所謂真正的永恆問題,每個時代的偉大思想家都必須認清自己所處時代的問題,提出診斷甚至是處方——忽略此一事實,容易讓人將我們自己必須面對的新問題理解為另一個時代的重演,從而誤解其本質,甚至將另一個時代的解方生搬硬套到我們的時代。

    《民主會怎麼結束》充分展現了劍橋人的特色,提醒我們,這一波批評民主的聲浪其實是二○○七到○八年金融危機的後遺症,性質不同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經濟大恐慌,且此時的美國也和當年的德國不可同日而語。是故,川普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民主政治進入中年危機時的炫酷摩托車,雖然很快會被放到車庫冷落,但就算騎個幾次也可能發生危險。

    或許,中年危機這種事情本來也就沒有解藥,回春的希望本來也是症狀之一。甚至,朗西曼悲觀地問:二十世紀初期的女性尚未有投票權,許多少數族群也處於絕對弱勢當中,民主社會還有追求普選與福利國家的理想作為動能,但我們時代的新動能在哪裡?除了繼續堅持民主價值之外,似乎沒有別的處方,而這不就是《民主會怎麼結束》一書的目的?相較於有學者趁勢高舉一些極端的主張來成就自己,朗西曼提供敏銳的觀察與診斷,並且明白這是一個民主時代底下身為政治學學者能做且該做的事。

    相信閱讀本書的讀者,也會體悟朗西曼的提醒以及他試圖藉本書來達成的時代意義。更重要的是,也會理解本地的民主退潮或某些反民主聲浪,並不是中年危機的症狀。的確,相較於兩三百年的中年危機西方民主政治,民主化才三十年的台灣社會可能是真正的還是一個年輕人,甚至碰上任何問題的時候會直接懷念過去那種相對穩定且只要不批評政府,過著政治歸政治、其他歸其他的日子即可安逸的年代。提醒我們不該輕易套用另一個歷史脈絡的問題和處方來看待自己時代的作者,或許會說,我們此時該擔憂的不是民主會怎麼結束,而是:民主該怎麼真正開始站穩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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