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雅維利式民主（簡體書）

西方當代民主中，即使選舉式民主，也不能保證公眾選出的公職人員回應選民的政治意願和政治期待，甚至給政治的和經濟的精英可趁之機，以損害公共利益來充實他們自己的財富。在《馬基雅維利式民主》中，麥考米克通過考察馬基雅維利作品（主要是《君主論》、《李維史論》與《佛羅倫薩史》）中之前一度被人忽視的民主特質，發掘出古代、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共和國中平民抑富督官的制度，並設想了如何在今天復興這些制度。
本書不但從根本上重新評價了西方政治教壇中核心人物之一的馬基雅維利，而且明確介入了有關制度設計和民主改革的當代論爭。

作者麥考米克（John P. McCormick），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代表作有《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反對作為技術的政治》（1997）、《韋伯、哈貝馬斯與歐洲國家轉型：憲法的、社會的與超國家的民主》（2007）和《馬基雅維利式民主》（2011），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文藝復興時代的佛羅倫薩政治思想、19到20世紀的歐洲大陸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法哲學和法社會學、歐洲政治以及當代民主理論。
譯者康向宇，山西省古交市人，中山大學法學院法學學士，清華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法理學、憲法學與政治思想史，譯有《法律的文化研究：重構法學》（保羅·卡恩著，法律出版社，2018年）。
譯者韓廣召，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有譯文多篇。

1. 《馬基雅維利式民主》不但從根本上重新評價了西方政治教壇中核心人物之一的馬基雅維利，而且明確介入了有關制度設計和民主改革的當代論爭。
3. 在馬基雅維利對經濟階級劃分、政治問責和大眾賦權的思考的啟發下，作者麥考米克建議在政體內建立一個位於公職人員之上，把社會經濟和政治精英排除在外，並為隨機抽籤選出的平民賦予重要的否決權、立法權和審查權的公民機構。

前 言
政治問責的危機困擾著當代民主政治。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即使是“自由而公正”的選舉，也不能保證他們選出的公職人員能夠回應選民的政治意願和政治期待。此外，民主政府似乎逐漸失去了防止最富裕的社會成員對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施加過大影響的能力。選舉式民主似乎並沒有促進民眾統治(popular rule)，反而允許乃至鼓勵政治的和經濟的精英損害公共利益以充實他們的財富，並侵害普通公民的自由。公民們既無法控制公職人員的行為，也不能抵制富人的權力和特權，這種趨勢不但嚴重地威脅到當今政治代表的品質，而且嚴重地削弱了我們這個時代共和國中的自由與平等的境況。
馬基雅維利對更早期的共和國做出了最敏銳的分析，在他的啟發下，本書重新審視了現代民主之前的大眾政體(popular governments)監督和控制政治經濟精英的憲制措施和制度方式。為了遏制這些精英對自由和平等造成的威脅，傳統共和國的普通公民提出了遠比競爭性選舉更為廣泛的問責措施，並且常常將其付諸實踐。在馬基雅維利對這些措施的認可及其對威尼斯、佛羅倫薩和羅馬諸憲制的全面分析的引領下，我發現了一種強有力的、超越選舉的精英問責(elite accountability)和大眾賦權(popular empowerment)模式的諸要素：禁止最富裕公民參與的公職或會議(offices or assemblies)、抽籤與選舉相結合的行政長官(magistrate)任命程序，以及由全體公民對指控和上訴做出最終裁決的政治審判。我把由這些制度組成的大眾政體類型命名為“馬基雅維利式民主”。
縱觀歷史，共和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抵制大眾對於這些制度的要求，很多為貴族共和國代言的哲學家和史學家也都強烈抨擊這些措施。曾經主導西方政治思想的亞裡士多德、西塞羅、圭恰爾迪尼和麥迪遜等思想家，事實上更偏愛使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在關鍵方面不受大眾控制的憲制安排。在19世紀歐洲和北美殖民地大量知識分子開始支持進步的和激進的民主運動之前，馬基雅維利大概是唯一擁護如下共和國的重要知識分子：在這種共和國裡，人民通過超越選舉的手段，積極主動地抗辯並限制政治和經濟精英的行為。本著這種馬基雅維利式精神，我以一些改革建議為本書作結，這些建議源於古代、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那些重要的共和國裡曾經爭論或實施過的約束精英(elite-constraining)和賦權公民(citizen-enabling)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獲得馬基雅維利最高讚譽的制度：羅馬共和國的平民保民官(tribunes of the plebs)。我尤其建議――作為一個思想實驗――用一個“人民保民院”(People’s Tribunate)來修正美國憲法。

拋開制度方案不論，本書還強調了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中根本性的平民主義的(populist)――也就是賦權公民(citizen-empowering)――和反精英主義的基礎。歸根到底，我認為，馬基雅維利應當被理解為一個民主主義者，而非“共和主義者”――至少不是思想史研究領域影響巨大的“劍橋學派”所定義的“共和主義”，而且這位傑出的佛羅倫薩國務秘書與“共和主義”的關係也不同于該學派的論述。如前所述，絕大多數共和國都在仿效――它們的支持者也都贊同――貴族憲制模式，而非民主憲制模式。因此，我將論證，共和主義普遍地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放任社會經濟精英對國內政治的支配，這種支配不僅超過了劍橋學派或受其影響的學者――比如波考克、斯金納和佩蒂特――所承認的程度，而且必然超過了馬基雅維利的作品所呈現的程度。上述論者一貫忽視或嚴重遮蔽了馬基雅維利對限定階級的(class-specific)職位、超越選舉的任命、懲罰公職人員的方式、普通公民廣泛討論和直接決定公共政策的會議等制度的認可。
按照我的詮釋，馬基雅維利激勵我們徹底地反思大眾政體中政治參與和精英問責所必需的制度與文化條件。不同於西塞羅、圭恰爾迪尼和青年麥迪遜等共和主義者，或者白芝浩、熊彼特等選舉民主的支持者，馬基雅維利試圖緩和――而非簡單地利用――普通公民對社會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順從。的確，在馬基雅維利看來，自由依賴於某些制度，這些制度能夠回應乃至進一步鼓勵那種不信任甚或厭惡富裕的和顯赫的公民與政府的大眾性情(popular disposition)。
總而言之，《馬基雅維利式民主》重新關注了為了大眾政體的內政修明而將階級衝突加以適當制度化的必要性。它重提了馬基雅維利被人遺忘的教誨：是富裕公民手中的資源以及公職人員享有的廣泛自由裁量權，而非普通公民所謂的無知、冷漠與反復無常，對這種政體的自由構成了首要威脅。本書重新評價了在馬基雅維利和民主共和主義者們看來抵抗針對普通公民及其政治體的自由的嚴重威脅所必需的制度，並思考了在今天復興此類制度的可能方式。

目 錄

前言 / 1
馬基雅維利作品縮略語 / 4

導論：自由、不平等與大眾政體 / 1

第一部分
第1章人民、貴族和君主 / 31
第2章民主共和國與年輕貴族的壓迫欲 / 54

第二部分
第3章大眾參與和大眾裁決的益處與局限 / 97
第4章選舉、抽籤和限定階級的制度 / 136
第5章政治審判與“自由的生活方式” / 172

第三部分
第6章共和主義與民主 / 213
第7章後選舉式的共和政體與保民官制的復興 / 261

致謝 / 290
參考文獻 / 295
索引 / 325

翻譯分工 / 337

馬基雅維利的階級政治

馬基雅維利對共和國最有特權與權力之成員的動機和行為洞若觀火；他將顯赫的公民稱為“貴族”(nobles/nobili)、“權貴”(aristocrats/ottimat)以及最普遍的“大人物”(the great/grandi)，這些詞語可以互換使用。馬基雅維利關於社會精英的觀點源於他對地中海地區共和國古今歷史的詳盡閱讀，以及他作為一位16世紀早期佛羅倫薩共和國出身相對卑微的公職人員的親身經歷。正如《李維史論》所清晰表明的，李維筆下的社會衝突給馬基雅維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羅馬共和國早期，貴族挑起並持續煽動這些社會衝突。更直接的是，馬基雅維利在履行國務秘書、外交特使以及國民軍負責人的職責時，遭到了佛羅倫薩權貴極為嚴苛且居高臨下的對待。
由於其父親的債務及所謂的私生子身份，馬基雅維利頻頻遭受蔑視和嘲笑。儘管馬基雅維利家族擁有任職於共和國最高機構的傳統，但是他自己的相對貧困和名聲不佳使他沒有資格擔任城邦的主要行政職務。事實上，他幾乎完全仰仗共和國最高行政長官皮耶羅·索德裡尼的庇護而任職于外交、秘書廳和軍事部門，而通常情況下社會地位低下的人是很難擔任這些官職的。權貴們自認為有資格擔任其中多數職位，因此經常抨擊馬基雅維利，並頻繁阻撓他有效地履行職責：尤其是，他們向他試圖在共和國建立一支公民軍的計劃潑冷水，阻止對他最高大使職位的任命，並污蔑他是一個私生子和欠稅者的後代、一個性倒錯者。
馬基雅維利總結了他的研究與經歷，認為一種永無止境的壓迫欲驅使共和國的大人物努力積累財富，把持政府部門，以及獲取聲譽(D I. 5、 P 9)。馬基雅維利認為，富裕而傑出的公民並不願意與普通公民共享軍事指揮權、通過選舉任命的公職以及元老院的職位(資政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s]、上議院和高等法院)，他們更沉溺於支配他人的欲望，而非任何促進公共利益的渴望。拋卻所謂“位高則任重”(noblesse oblige)的托詞(D I. 37)――這些托詞都是歷史上諂媚的作家(scrittori)虛構出來的(D I. 58)。馬基雅維利堅稱：軍事統帥、行政長官、元老和法官都想讓別人屈從於自己的意志，並力圖在他們自己的政治體中飛黃騰達，尤其是以公共利益為代價，儘量充實自身的物質財富。
必須指出的是，馬基雅維利並沒有將大人物或權貴定義為一個形式上封閉而狹隘的世襲階級，即使當他用“貴族”或“權貴”這些詞指稱精英時，他所謂的精英也不是一種封建貴族。例如，馬基雅維利明確區分了城邦及共和國的大人物與遊手好閒的富裕“紳士”(gentlemen)，後者在安全的城堡中壓迫鄉村居民(D I. 55)。相反，馬基雅維利將大人物理解為一個由新近富裕的和政治上白手起家的平民持續自我整合而成的階級，正如佛羅倫薩共和國和中晚期羅馬共和國中的情形。雖然“大人物”這一社會經濟階級並不像世襲精英階層那般固化，特定個人或家族的上下流動性也更強，但他們在任何特定時刻都表現出一種確定狀態，即馬基雅維利所說的被一種壓迫欲(a desire to oppress)所驅使。
讓我們繼續澄清馬基雅維利指稱的精英的本質：很多解釋者在提出這個問題時，低估或忽略了馬基雅維利關於大人物之動機和行為的論述的物質與經濟維度。他們認為，馬基雅維利歸之于大人物的壓迫欲，最符合人們對榮譽(honor)、榮耀(glory)和名望(fame)的追求，恐怕並不涉及攫取財富或利用經濟特權使政治利益最大化。然而，馬基雅維利始終強調大人物的財富，並指出他們總是將財富作為實施壓迫的目的。例如，他指出，最富裕的羅馬人構成了“大多數貴族”(D I. 37)；馬基雅維利還將敘拉古共和國的統治階級認定為元老和富人(P 8)；在《李維史論》的前面部分，馬基雅維利將大人物描述為“擁有很多”的人，更確切地說，他們“不端而有野心地”利用慷慨的饋贈，壓迫普通公民並破壞大眾政體(D I. 5)。隨後，同樣在這部作品中，他先後提及貴族的“巨大野心”和“貪得無厭”(D I. 40)。
我認為，馬基雅維利在討論羅馬土地法的章節中的判斷最具有決定性：馬基雅維利指出，在共和國的歷史進程中，貴族“在涉及政治職位時，總是同意平民的要求，而沒有引起特別的騷動；但是，當涉及財物時，貴族是如此頑固地保護”(D I. 37)。這是一處振聾發聵的輕描淡寫。馬基雅維利在這裡含蓄地提到了關鍵的例證：羅馬元老為了保衛他們不斷擴張的經濟特權，在共和國的公民場所(civic space)謀殺了改革家提比略·格拉古。馬基雅維利無疑明白，貴族、權貴和“大人物”對物質利益的珍視，多過對聲望和榮譽的渴求。當他們被再分配的訴求緊逼時，他們的確公開表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