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

本書從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透視世紀之交中國的傳播體系變遷與深化改革開放進程間的動態互構關係。數位化時代，中國傳播體系是官僚權力重構、國內外私人資本擴張和知識精英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關鍵領域；同時，中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遺產、知識界對新自由主義改革方向的批判以及民眾的社會抗爭也深刻型塑了中國傳播的結構和話語政治。

作者　趙月枝
1965年出生於浙江省縉雲縣，現任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傳播學院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中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等。
　
譯者　吳暢暢
1980年出生於湖南省衡陽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廣播電視系博士畢業，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現任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傳媒、現代性與工人階級主體性──以〈工人日報〉(1949-1992)為例》，已出版譯著有《新記錄：批判性導論》、《數位化衰退》等。

節錄自〈中文版序〉／趙月枝
　
這本書的英文版出版於2008年，與我1998年出版第一部有關中國媒體的著作──《中國的媒體、市場與民主：在黨的路線與商業底線之間》，剛好相隔十年。不過，連續寫兩部有關中國媒體的書並不是我的初衷。1997年我去美國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任教後，把研究方向從中國媒體轉到中國電信改革和當下已變得非常熱門的“融合”問題。正是1999年在北京做研究中，我無意發現的一張街頭小字報，使我拋棄了寫一部有關中國電信改革和傳播產業融合的著作的計畫，重新聚焦這“樹欲靜而風不止”和令人無限糾結的媒體和意識形態領域。
在北京南禮士路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大樓西門口外展示著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的讀報欄玻璃窗上，張貼著一份名為《共產主義宣言》小字報──這是令我震驚的“非常規”實證證據，有可能引發湯瑪斯．庫恩（Thomas Khun）意義上的範式變革。這份小字報，從內容到形式，在我看來都是那麼突兀、那麼“不和諧”。那天，一位朋友陪我去廣電大樓看另外兩位朋友。我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大樓西門進去時，並沒有發現什麼，可一個多小時後出來時，朋友發現了這張小字報，驚叫道，“快看，反動傳單！”是啊，中國的革命意識形態遺產是如此影響深遠，以致於任何“地下”政治言論，哪怕明明是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在日常言語裡都成為“反動”的表徵。如我在本書裡所描述， 這實際上是一張抨擊市場原教旨主義並呼籲全社會對改革方向進行討論的傳單，而從其遣詞造句的風格上和明顯的勞動者立場判斷，作者應該是一位有著共產主義信仰、身在人民共和國首都的工人階級有機知識份子。
正是這張作為中國傳播生態一部分、卻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的小字報，使我重新關注中國的精英和大眾層面對改革方向的論爭，意識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強大影響力的表面下，中國革命遺產那不可壓制的存在和共產主義那個揮之不去的幽靈。正是這張小字報背後的那位匿名作者，使我重新聚焦作為傳播主體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在改革中的話語權力分配問題。這張小字報與它背後的黨報和黨中央喉舌所造成的時空、結構與內容各個維度的張力，則更成為我重新檢視中國傳播政治經濟的不可忽視的歷史和實現考量。
如果這份匿名街頭小字報成了我寫這本書的緣起，那麼兩位美國學者──一位傳播學者、一位漢學者，則是這本書的助產士。第一位是我當時在美國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的同事丹．席勒。儘管他很期待我有關中國電信改革和“三網融合”的著作，聽我從國內研究回來，向他滔滔不絕地講述發現這張小字報的故事，他深知，我顯然已重新陷入我以往研究的領域──中國媒體和傳播政治，而不能自拔了。所以，他就建議我先寫本作為《中國的媒體、市場與民主》姊妹篇的“快小書”（quick little book），然後重拾電信改革研究。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議，開始寫這本書。
轉眼到了2000年春天，亞洲研究學會（AAS）在聖迭哥開會期間，哈佛大學的裵宜理教授邀我一起午餐，當她問我手頭做什麼研究時，我就跟她提到了寫這本書的計畫。裵宜理教授建議把我的這本書放在她為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所主編的一套叢書裡出版，我欣然接受，因為這意味著不僅有她這位資深漢學家為我編輯把關，而且還可以省略自找出版社的許多麻煩。
不過，沒想到的是，隨著中國的傳播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在新世紀的前幾年發生著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我設想中的“快小書”，等到2006年我把稿子交給裵宜理教授時，已是一部有十章之多、出版後大概沒有人會看的大部頭著作了。雖然裵宜理教授建議我把書稿分成兩部出版，但是，我覺得一部足矣。於是，我選擇其中六章出版，其他四章被廢棄於一台早已報廢的電腦裡。
如果本書的英文版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是我化了十年時間，追蹤一個不斷變化的目標的學術“難產兒”的話，那麼，這本《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能與中文讀者見面，過程更加曲折。從2008年算起，也整整十年了。
這部書能以中文形式出版，我首先要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的吳暢暢博士。他是最早閱讀到此書英文版的中國大陸學者之一。更讓我感動的是，多年來，當他覺得國內新的發展又為我書中的理論框架提供了一個新的案例，或可以被看作是我所描述的中國傳播政治經濟邏輯的深化的時候，吳暢暢比我自己還迫切地希望讓這部書與中文讀者見面。他堅持認為，這部書不僅可以為被誤解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正名”，而且可以為理解當下中國傳播提供一種有效的思路或框架。我對本書在中國的影響力和學術生命力不敢有太多奢望，但有吳暢暢這樣的國內優秀青年學者作為此書的知音讀者，足矣！
說實在的，當吳暢暢自己看完了英文版後覺得不過癮，主動提出要翻譯此書，與更多的中文讀者分享的時候，我又高興又擔心他的心血付諸東流。畢竟，我清楚，中國大陸不可能出版這本書的翻譯版。但是，吳暢暢心無旁騖，在花費大量心血精心翻譯此書的同時，還通過譯者注和直接在文本上修改的方式，更新了書中一些有關中國傳播業發展的內容，使其更有時效性。更令我感動的是，翻譯中，吳暢暢校對了我所有的注釋，並盡一切努力尋找那些我已翻成英文的中文網上資料，我至今還記得我們通過越洋電話一起討論那些注釋的情景。
我不僅由衷感謝吳暢暢，而且由衷感謝國內出版界一位知音。他為出版此書費盡心機，並曾親自為本書編輯和把關，還就具體內容的處理給予我詳細的建議，促使我花大力氣全面修訂內容。
擺在讀者前的這本書，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譯作。從英文版Communication in China到這本《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書經歷了如下翻譯、編輯和重新修訂的過程：吳暢暢最初翻譯，我第一次通讀和刪節，吳暢暢定下初稿，再經國內某出版社編輯刪節。2015初年，我最後一次重新通篇修訂書稿，並在前面幾章增加了最新資料、修訂了某些內容並在原有框架和觀點的基礎上，結合當時最新發展，基本重寫了原書的結論部分，形成本書的第七章和尾聲。
在2015年初對書稿的修訂中，我們有選擇地更新了本書英文版2007年付梓以來中國傳播在管制和產業方面的一些變化。不過，追求資料的時效性不是最主要修訂目的。畢竟，如果本書有什麼價值的話，應該是它所記錄的中國傳播領域在新舊世紀之交的變遷歷史，以及對這段歷史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而不是具體細節是否最新。還應該指出的是，2013年以來，尤其是2017年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傳播領域不管在政治經濟結構和話語政治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這次付梓之前，我和吳暢暢一致決定，沒有必要再去更新任何資料。
雖然這部書最後沒能在中國大陸出版，我對所有為此書的出版做過努力的同事表示衷心感謝。我更感謝馮建三教授和唐山出版社，是他們最後能讓本書與讀者見面。
我把本書定名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省去了副標題和英文原著副標題中的權力與衝突二字，一半是為了簡潔，一半是因為，聚焦權力和社會衝突是中國傳播政治經濟研究題中應有之義。
對那些在本書研究中給予諸多幫助的中外學術共同體同仁，我已在英文版的鳴謝中表達深深謝意，在此不再重複。不過，在這裡，我要感謝英文學界的十幾位書評者對這部書的高度評價。我更要感謝我的國內學術摯友和身邊的年輕學者們。他們給了我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支援。就拿本書兩個版本的封面照來說，拍英文封面照時，是當時我的博士生可婷婷陪著我；而這本中文版的封面照，則是我在中國傳媒大學的同事張志華的作品。
中國大陸思想和學術領域的發展既令我擔憂又令我欣喜，而最令我欣喜的莫過於，我有幸結識了一批具有敏銳批判眼光和廣闊學術視野，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和高度敬業精神，既有充沛學術激情又有卓越學術修養的中國傳播學界青年才俊。是他們，讓我看到了中國傳播學的希望；也是他們，給了我一次次回國從事學術活動的動力。

中文版序 ◆ 趙月枝
【中文版譯者序】往東向南：“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芻議 ◆ 吳暢暢
序言
　主題與成書背景
　本書的框架與範圍
　本書的結構與目的
　
第一章︱重構黨和國家權力：市場改革與數位時代的媒體治理術
1990年以來中國媒體與傳播中的黨和國家權力
媒體治理體制的新特點
將媒體控制情境化：利害關係在哪裡？
結論
　
第二章︱掌握“經濟命脈”：階級、權力與黨和國家媒體與文化部門的轉型
將市場化進行到底：新聞創造價值
媒體市場化，重構階級和階層權力
克服黨和國家自身？市場整合與媒體的區域邏輯、資本邏輯之間的張力
改革的“文化轉向”：“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作為資本發展的新場所
媒體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二律背反：以黎元江案與中青報為例
結論
　
第三章︱與狼共舞？跨國資本、民族主義與中外整合的條件
理解“接軌”的意義：兩種流行的視角
“整合”的軌跡：一種跨文化政治經濟學視角
階級、民族以及對大眾民族主義話語的箝制
結論
　
第四章︱娛樂大眾：國內私有資本、大眾媒體與文化企業家的角色
從私營資本到民營資本：歷史性視角
從非法自由化到有選擇的整合
大眾娛樂中的國家與私人資本動力學：以電視劇為例
從啟蒙到娛樂：王長田與光線傳媒
斬獲文化、積累資本：浙江實業家的文化生意
結論
　
第五章︱公民權利與司法正義：媒體與網路動員的可能性和局限
收容遣送制度與孫志剛之死
孫志剛事件：《南方都市報》的獨家新聞
透過媒體與互聯網，動員知識份子精英與大眾
孫志剛案件之後：知識份子與官僚的反彈
王斌餘案：司法公正、階級統治與作為階級箝制的媒體專業主義
結論
　
第六章︱挑戰新自由主義？“郎咸平風暴”、私有產權與經濟正義
郎咸平，媒體動員與新自由主義霸權的裂縫
為國內“新左翼”經濟學者開闢話語空間
市場化的日報，公共爭論的價值與“公共利益”
對比研究：商業類報紙與其他特定取向的報紙
互聯網與“大眾”之聲
邊緣化的左翼網站、博主與工人之聲
從“郎咸平風暴”到“第三次改革爭論”
結論
　
第七章︱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傳播政治“新常態”
中國的傳播，抗爭的社會
作為“新常態”的改革爭論
社會主義、中國夢與揮之不去的“階級鬥爭”幽靈
　
結語
尾聲：回到開頭的故事
譯跋 ◆ 吳暢暢

節錄自第七章︱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傳播政治“新常態”〈 社會主義、中國夢與揮之不去的“階級鬥爭”幽靈〉
　
政治學者林春在分析中國的改革進程和呼籲改革回歸社會主義方向時，將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至1989年，屬於社會主義自我調整時期，旨在繼續（而非顛覆）社會主義事業。然而，在第二階段（即1989年至2003年），這一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發生偏向。她把這一階段稱為精英與強加的資本主義制度形成共謀關係的“漫長十年”。在這十多年間，經濟發展與市場化改革實際上類似於一場“革命性”轉型，幾乎否定了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道路作為另類選擇的正當性。林春希望，2003年以來的改革，會導致第三次轉向。在她看來，“北京共識”的出現、“綠色GDP”的推廣以及隨之而來的“和諧社會”口號的提出與提高農民和農民工生活境遇的政策的實施，也許釋放出“改良社會主義”（reform socialism）復蘇的信號。時至今日，評估共產黨領導層對“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及對中國融入跨國資本主義體系所導致的具體效應的警覺程度和抵抗能力，依然不是一件易事。
本書所描述的“第三次改革爭論”，顯然並沒有達到林春所期待的標準──“透過公開、透明與付諸實施的試驗與磋商”，決定改革“第三階段” 的具體內容。不過，有一點已經非常清楚，那就是，就中國的未來及其在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的位置等議題，並沒有形成共識，而是存在著持續不斷的、有著本質差別的爭論與異議。1980年代早期與1990年代早期，領導層內部的“保守派”與“改革派”曾展開公開辯論，最終以“姓社”與“姓資”討論受到壓制、進而啟動市場化改革收場。與此不同，始于“郎咸平風波”的社會爭論很大程度上透過互聯網被由下至上地放大，並引發中國社會更加廣泛的共鳴。對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的批評，不再局限於黨內所謂的保守派或“老左派”，畢竟，這些人物如今要麼已經離開人世，要麼年事已高，遠離權力中心。然而，2003年前後，除了在傳統媒體空間被邊緣化後被迫“觸網”的黨內少數“老左派”，更多的知識份子與大眾通過網路紛紛進入中國公共傳播空間。這或許是機遇，更是中國改革開放邏輯的唯物辯證演繹的體現。更重要的是，雖然“第三次改革爭論”依舊圍繞諸如“主張改革”與“反對改革”以及“左”與“右”等早已被固化的二元邏輯而展開，但是，這場爭論並非直接源於黨和國家權力結構內部核心領導層之間的政治分歧，而主要來自於社會底層日益積累的不滿。因此，“第三次改革爭論”的內容，就不再拘泥於國外媒體樂於徵用的精英權力鬥爭這一整套話語框架，更切實地關切到了中國社會轉型所導致的不同的社會階級的利害關係問題。這包括逐漸成型的、被稱為政治、經濟與媒體/知識份子精英的“鐵三角同盟”，或更準確地說，一個新生的、有著跨國聯繫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如何挾持改革進程這一問題。儘管當時的“新主流”媒體急於宣佈這場爭論因為已達成新的市場化改革“共識”而結束，然而，2012年圍繞“重慶事件”而上演的跨國媒體和微博政治傳播大戲，與近年來圍繞“混合經濟”、“土地流轉”、轉基因與糧食主權等實質性問題而展開的持續討論顯示，關於改革方向的論爭，不但沒有因“郎咸平風波”的平息而結束，反而成了“新常態”。在特定國際和國內條件下，在社交媒體即時傳播的語境下，這些“新常態”的爭論會變得空前的激烈和風雲詭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