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的演講 （簡體書）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我慢慢長大的那些年月里，我和父母生活在比利時。我父親安東尼是一名律師，在寶潔公司的歐洲總部工作。多年來，我們一家人輾轉于布魯塞爾市郊的各種房子里，不斷地搬來搬去，但有一件事是不會變的——無論我們搬到哪里，家里收藏的一組照片和紀念品總是會被妥善地陳列于壁爐臺或是窗臺上。
這些照片中，有一張是我父親穿著他的蘇格蘭衛隊制服；另一張是在1953年拍的，是他和我母親伊麗莎白的結婚照；還有一張是我那位出生于澳大利亞的祖父萊納爾和他的妻子默特爾的合影。除了這些照片，更能引人遐想的是一只包皮相框。相框內裝有一張當今英女王的父親喬治六世的肖像，照片的署名日期是1937年12月5日，這正是他加冕的那一天；另外有一張是他和他的妻子伊麗莎白——對我這一代來說更熟悉的是她作為王太后的身份，照片中還有他們的兩個女兒，一位是未來的女王伊麗莎白，當時還是一個11歲的小女孩，以及她的小妹妹瑪嘉烈-蘿絲公主。這對王室夫婦的第三張照片上的署名日期為1928年，當時他們的身份還是約克公爵和公爵夫人，照片上的簽名為艾伯特和伊麗莎白。
至于這些照片背后所濃縮的歷史，父母一定曾向我講述過，只是對于當時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我來說，并沒有過多地注意這些。我明白我們這個家庭與王室之間的聯系是通過萊納爾，但是對我而言，他只意味著遙不可及的歷史。他逝世于1953年，我出生前12年。所有關于祖父的了解僅限于他曾是國王的語言治療師——不管那是個什么身份——在我記憶里保存的只是這么個籠統的概念，再也沒有去深入地問過更多的事情，了解更詳盡的細節。更能吸引我的反而是陳列在照片周圍的各式獎章和紐扣，兒時尤其愛穿戴上父親蘇格蘭衛隊軍官的腰帶和帽子，再在自己的上衣上別上那些獎章，裝扮成士兵玩游戲。
但是隨著年齡增長，歲月沉淀，并且也已經育有了自己的子女之后，我開始對自己的祖先產生了諸多好奇。他們是誰，來自哪里。我們無不活在祖先的血液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也是對自我的尋根，而對系譜學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也更進一步地激發了我在這方面的好奇心。查閱族譜，我意外地發現自己在墨爾本的那位曾祖母其實曾生育過12個孩子，不過只有7個活了下來，逃過了在嬰兒時就不幸夭折的厄運。另外我也了解到高祖父是在1850年登上汽輪博恩號從愛爾蘭移民到了澳大利亞的。
在族譜中，就我這一支來說，祖父是族內唯一一位血緣關系被分隔于澳大利亞、愛爾蘭和英國三地的成員，甚至在我父親去世之后，這種情況也還在繼續保持。2001年，父親離開人世，我負責整理父親留下的個人文件資料。這些資料都保存在一個高高的灰色文件柜里，有幾百封舊信和老照片夾雜在遺囑、各類證書和其他重要文件中，都是祖父所收藏的，全部按日期順序整齊地歸檔于一個文件夾里。
2009年6月，伊安?坎寧，為了他正在制作的一部電影《國王的演講》找到了我。這部電影是關于萊納爾的。也是直到那時，我才開始認識到，曾經有過一段歷史，我的祖父在其中扮演過一個意義非凡的角色。他是如何做到的，幫助起初的約克公爵，也即后來在其兄愛德華八世退位之后于1936年12月迫于情勢勉強繼位成為國王的喬治六世。因為自身的口吃頑疾，每一次的公開演講與電臺廣播對于這位國王來說都無一例外地淪為了一場可怕的劫難，他是如何協助他的國王，終其一生與口吃頑疾作對抗的。我開始能夠理解這其中的深意，明白為什么他的生活和工作能夠超越自己的家族，引起更廣泛的讀者與觀眾去關注。
在同一年的4月份，英國廣播公司第四電臺曾播出過一部同名下午劇，同樣是以萊納爾的經歷為主題，馬克?伯吉斯的劇作。這次以電影的形式來呈現，卻旨在做出更高規格——一部一流電影，收攬了眾多大牌明星加盟，包括海倫娜?伯翰?卡特、科林?菲爾斯、杰弗瑞?拉什、邁克爾?岡本和德里克?雅各比。影片的導演是湯姆?霍伯，而廣受好評的《該死的聯隊》正是他的作品。這部影片以一個全新的角度詮釋了一段英國的近期歷史：英國足球教練布萊恩?克里夫1974年在英國利茲聯隊一段短暫驚險的執教歷程。
坎寧及霍伯自然是希望他們的電影能夠盡可能契合歷史真實，我也因而開始嘗試盡可能豐滿地重新認識和了解自己的這位祖父，首當其沖的入手點正是父親的文件柜。這是我第一次開始認真察看萊納爾留下的文字資料，我發現他日記中的記述相當生動細致，其中有關每次與國王的會面細節都有極其詳盡的記錄。同時還發現了他與國王本人大量的書信往來，多是友好溫馨的話語。除了日記和信件之外，還有其他形式的記載資料，這其中就發現了一張小小的預約卡。上面滿滿的，全是祖父龍飛鳳舞的字，記述的正是他在自己位于哈里街的那間局促的診療室里與那位日后君王的首次會面細節，時間是在1926年的10月19日。
結合我自己通過網絡收集到的一些零散信息，以及喬治六世大部分的傳記作品中涉及祖父的內容，雖然篇幅不多，只占寥寥數頁，我開始能夠更深入地了解祖父與國王之間非同尋常的獨特關系，同時也更正了一些流傳于世的不完全屬實的記述，重新去捕捉由于時間流逝而漸漸蒙塵的記憶。
只是很快問題就出現了。很顯然，檔案資料并不完整。有一批信件缺失了，另外缺失的還有20及30年代的日記記錄，其中有一段談話內容曾被出版于1958年的約翰?惠勒?班奈特所著的《喬治六世》傳記引用過。同樣無處可尋的還有幾本報紙剪貼簿，那是萊納爾自成年后大部分人生里所積攢下來的。這是我從表兄妹那里了解到的情況。
但是，最令人為之扼腕的是一封國王寫于1944年12月的親筆信的缺失。這封信觸發了我的種種遐想，知道有這封信的存在是通過萊納爾的日記。日記中有一段關于兩個男人間談話的描述，時間是在國王結束一年一次的圣誕講話之后，那也是第一次祖父沒有陪伴在他身邊的公開講話。
“我的工作到此可以結束了，陛下。”萊納爾說。
“遠遠沒有。”國王卻說，“真正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也正是需要你服務的地方，也只有你才能勝任。”然后據萊納爾的敘述，“他向我表達了謝意。而且兩天后，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言辭非常漂亮。對于這封信，我希望自己的后世子孫能夠永遠珍藏。”
如果這封信在我手中，我必定會小心珍視。然而在成堆的信件、剪報和日記中卻絲毫尋不到它的蹤跡。為了找出這封信，我費盡心思多方打聽，也進而演變為對祖父一生的探尋，我盡可能去發掘更多的細節以拼合出祖父的一生。一次又一次不斷煩擾親戚，希求從他們那里能夠挖掘出可能有用的信息。寫信給白金漢宮，給存放皇室檔案的溫莎城堡，給寫作和出版喬治六世相關書籍的作者與出版社，內心存著一份希望，但愿那封信就摻夾在我父親或是兩位伯父借給他們的資料中，只是沒有歸還。但最終，這種設想還是化作了泡影。
2009年，接近年尾的時候，我被邀請去《國王的演講》劇組，當時他們在倫敦波特蘭地街拍攝。拍攝間隙我見到了在劇中扮演祖父的杰弗瑞?拉什，以及扮演我父親10歲時的本?韋姆塞特。看見自己的父親以一個孩子的形象出現在自己眼前，這種感覺有些異樣，畢竟父親保存在我記憶中的始終是一個成年男人的形象。克服了最初的不適應之后，我開始被拍攝中的一幕戲所吸引。拉什扮演的角色試圖通過自己的表演吸引兩個兒子的注意，劇中我的父親和多米尼克?阿普懷特所飾演的父親的哥哥瓦倫汀，場景中他們在吟誦莎士比亞的劇作。類似的情景曾經在我自己的真實生活中發生過，忽然記了起來。那時我還是一個小男孩，父親常常會讓我做同樣的事。
父親對詩歌和韻文有著極深的愛好，或者也可以說是天賦，他經常可以一字不錯地整段背誦自兒時起就記誦于心的詩作。過去他經常喜歡在客人面前充分施展他的天分，輕松自如地快速背誦大量希拉爾?貝洛克的詩作，作為聚會的助興表演。但是我的姐姐莎拉才是能令他獲得最多滿足的聽眾。聽著他的朗誦，她常常都會被感動得落下淚來。
電影的拍攝結束于2010年1月，但同時，卻也是我從更私人的角度展開另一場探索之旅的起點。坎寧及霍伯并未準備要做一部紀錄片，而是一部傳記電影。盡管電影真實反映出了祖父的氣質精髓，但在廣度上所表現的時間有所轄制：從1926年祖父與未來國王的初會開始，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結束。
而我要講述的，則是另一個更為完整的故事。這是我受到這部電影的啟發而做出的決定。這個故事有關祖父延綿的一生，從19世紀80年代南澳州阿德萊德的那個小男孩開始，如此綿亙下去，直到他離開人世。由此我開始展開更深廣細致的研究，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都做過什么，以至于他會成為如今定格在歷史中的那個人。但是有很多因素在制約著這次探尋之旅的推進，阻撓重重，寸步難行。盡管萊納爾在語言治療上擁有專業名望，但是對于他在國王身上所應用過的治療方法卻知之甚少。盡管他就治療口吃及其他言語障礙給報刊寫過幾篇文章，卻從未對自己的方法進行過更系統的闡述，也沒有收過任何可能會與他分享他的工作奧秘的學生或是學徒。即使是對自己最著名的那次成功治愈案例，也未給出過完整的理論闡述。或許，這完全是出于他在對待自己與國王之間關系時一貫的謹慎態度吧。
然而，轉機出現在了2010年的7月。這之前出版社一直在敦促我盡快交付稿件，只是我還在堅持，而這份堅持也最終得到了回報。艾里克斯?馬歇爾是我的表親，聽說了我在收集有關祖父的材料之后，她主動聯系了我，說她發現了幾盒與祖父有關的文獻，她表示那可能沒什么大用處。但即使如此，我還是立即主動上門，趕赴她在拉特蘭的家中。走進餐廳，迎面看見幾只大紙箱排列在桌子上，兩只硬紙箱內裝滿的是從1926年直到1952年間國王與萊納爾之間的來往書信；另兩只盒子內是手稿與剪報，被萊納爾細致地整理粘貼在兩大本剪貼簿里，一本綠色，一本藍色。
讓我欣喜的是，從艾里克斯那里還找到了檔案所缺失的部分，另有三卷信件及祖母默特爾的日記，記錄的是1910年她與祖父開始環世界旅行期間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前幾個月內發生的一些事情。與萊納爾的日記相比，祖母日記的記述更偏于私人化的口吻，正提供了一個更精致的角度深入了解他們共同度過的歲月中的諸多生活細節。這些資料足有幾百頁，我可謂如獲至寶，細致辨認和通覽這些文獻用去了幾天時間。唯一遺憾的是，我曾迫切地想要找到的那封信并不在其中。
這本書的編寫正是基于以上所提及和已發現的資料。在整合資料以編撰成書時，作家兼《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記者彼得?康拉迪提供了幫助。通過閱讀這本書，希望你們能同我分享我從祖父身上所感受到的獨特魅力，以及他與喬治六世間獨一無二的親密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