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時猶世（簡體書）

《資中筠自選集:感時猶世》所收內容涉及中國發展道路、新聞媒體自由、公民教育、高等教育科研、文化建設方向等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作者直接針對社會生活情況展開討論，最大的特點是，從深層次的歷史、思想觀念、文化心理諸因素展開分析，結合理論談現實，或挖掘歷史淵源，或作中外對比。

資中筠，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參與創辦《美國研究》雜志與中華美國學會，曾任雜志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辦中美關系史研究會并任第一、二屆會長。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仍繼續著述，并應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除有關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的專業著述外，撰有大量隨筆、雜文，并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風云啟示錄》（2007年修訂版改為“冷眼向洋書系”單行本，資中筠撰寫部分更名為《二十世紀的美國》）、《散財之道——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2006年修訂版更名《財富的歸宿》）、《資中筠集》（學術論文選集）等。
隨筆集：《斗室中的天下》、《錦瑟無端》、《讀書人的出世與人世》、《學海岸邊》（與陳樂民合著）等。
譯著：（法）巴爾扎克《公務員》、《浪蕩王孫》、《農民》，（美）薇拉·凱瑟《啊，拓荒者！》，（英）阿蘭·德波頓《哲學的慰藉》等。

《資中筠自選集:感時猶世》十三億鮮活生命要的是安居樂業、過“有尊嚴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權利……與其高唱“中國模式”，不如低頭尋找“中國道路”，因為中國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一處，只是要前進不要倒退。
——資中筠

自序
本人忝列“學者”圈，以筆耕為業，實際上是半百以後才開始。前半生所寫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為“內部”報告，偶然以他人名義公開發表，也多為應景文章，不值得追認。我筆歸我有，迄今不過三十載。前期主要是專業研究的學術著作。在“正業”之外興之所至寫點東西始于上世紀80年代，當然是與當時的開放形勢分不開的。對我這個半生為馴服工具的人來說，發現原來這支筆還能屬于自己，可以這樣來用，是一大解放。開始只是偶一為之，且多為讀書心得，後來逐漸欲罷不能，大量寫作始于90年代，特別是正式退休之後。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諸筆端，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擺脫了命題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滿了對未來的熱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夢初醒，從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來。盡管仍然感覺到舊的頑固勢力和種種太熟悉的思維習慣的羈絆，總的心態是樂觀而有信心。以後種種是那時未料及的，所以從文章時序來看，越到後來，所表達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無“倚馬才”，以產量論，留下的文字實在不算多。現在幾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議，我認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長遠價值，且興之所至，題材太雜。所以最後決定，選一些自以為還值得重印的舊文與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為自選集，按題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現于讀者，取名為：《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每卷中的篇章大體上按倒時序排列，無形中展現了這幾年的心路歷程。一些閑情記趣、述往懷人的文章，多寫于前期，以後似乎不大顧得上這種雅興了。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後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憂患意識日甚一日。後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頁上自題：“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如今縱觀多年來的作品，不論是談古論今，還是說中道西，其實也包括述往懷人，直接還是間接，總有揮不去的憂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當我寫自我批判時，總是說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換一個說法，就是從家庭到學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雖然沒有趕上“五四”，但父母師長輩都是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他們不論是否參加過什么“運動”，不論思想“左傾”還是“右傾”，不論是否出洋留過學，那些家喻戶曉的大名人無論矣，就是默默無聞的中小學教員，其文化底色都是那個時代中西交匯的產物，自然體現在學校教育中。那時的學制是統一的，而辦學是多元化的，私人辦學很發達，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貫徹到辦學和教學中，小學、中學、大學都是如此，校訓也各具特色。在這百花齊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匯的底色卻是共同的。例如，現在人們提起教會學校都以為很“洋”，其實至少在1928年國民政府實行教育中國化政策後，洋人辦的學校，包括教會學校，大多很重視國文，學生的古文修養都能達到一定程度。同時，從小學起就有“公民”課，現代公民社會的一些基本觀念和行為規范貫穿其中。我一上小學，就學唱《禮記？禮運》篇中“天下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中學英文課朗誦過美國《獨立宣言》。舉此例說明當時文化背景于一斑。這種傳統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結合在一起的。有許多事屬于“君子不為也”，是當然的底線。作為“五四”標志的“德先生”、“賽先生”以及現在被稱為“普世價值”的那些原則也都化為“底色”，沒有爭論，也沒有感到與傳統的“君子”有什么沖突。“科學”在心目中的地位至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樹起幾尊高山仰止的榜樣，記得當年在中學女生中“粉絲”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觸摸天上的星辰”傳誦一時。因是之故，我對種種全盤否定以“五四”為符號的新文化之論決難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問題，是有針對性的。
馮友蘭先生的東床蔡仲德君曾對馮先生做過精辟的概括，說他一生有三個時期：“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這一概括可以適用于幾乎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只不過不是所有人都像馮先生那樣完成了第三階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終沒有迷途知返。這“三階段”對我本人也大體適用。所不同者，馮先生那一代學人在“失落”之前已經有所“實現”，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學術體系，在著書育人方面已經做出了足以傳世的貢獻，後來回歸是從比較高的起點接著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來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實現”，就已經失落了，或者可以說是“迷失”了。後來回歸，主要是回歸本性，或者說回歸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學基礎上努力惡補，學而思、思而學，形諸文字，不敢自詡有多少價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誠的。
回顧自己幾十年來的文字，既有變化也有一以貫之的不變。第一個不變，是對人格獨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發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一文，其中對中國古今的“頌聖文化”作了比較透徹的分析，發表後引起不少讀者的共鳴。文中引了韓愈“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句。如今重讀舊文，忽然發現1980年發表的第一篇隨筆《無韻之離騷——太史公筆法小議》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貴處在于沒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那種精神狀態，并欽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榮辱定是非”的寫史筆法。此文發表後偶然為楚老（圖南）讀到，大為贊賞，專門找我去談了一次，還反復誦讀“不阿世……”這幾句話，為之擊節。若不是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來，文與事早已淡忘了。現在回憶起來，我那時正處于對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撫今思昔、思緒萬端的狀態。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馬遷，于是重讀《史記》，甚至曾起意要為太史公寫一個舞臺劇本，連序幕和主要情節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臺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後作罷，以我的才力當然是寫不成的。結果只寫了一篇讀後感。為什么想起“臣罪當誅兮……”這句話呢？大約是為當時各種受迫害的人被“落實政策”後一片“感恩”之聲所觸發。由此可見反頌聖、惡迎俗是我的本性，開始并沒有那么自覺，自己也沒有想到三十年後想明白了許多問題，卻與開初的朦朧狀態遙相呼應。《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一文所述中國“士”的精神軌跡，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遙望兩千年前，猶有太史公這樣的風骨，再看兩千年後的今天“頌聖”和“迎俗”的態勢，能不令人唏噓！
追求“真、善、美”而厭惡“假、惡、丑”，應該是普遍的人性。不過在閱歷太多、入世太深之後，可能審美神經就會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開始逐漸蘇醒之後，這條神經卻日益敏銳。似乎對虛偽、惡俗、權勢的暴虐、草民的無告，以及種種非正義的流毒惡習的容忍度比較小。許多當代國人見怪不怪，不以為意，一嘆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覺得難以忍受，有時真想拍案而起，盡管許多事與我個人風馬牛不相及，若不是現代資訊發達，我完全可能渾然不知。收于《感時憂世》卷中的許多文字都是如鯁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實上，時格勢禁，并不能盡吐。而這種憂憤之思越到近年越強烈，從文章的年序中顯示出來。近年來，有不少差不多同齡的舊雨新交都表示與我有共鳴。盡管經歷不盡相同，而還原底色卻有相似之處。也許因為我們青少年時受過同樣的道德文章的熏陶（與後來各自的專業和道路無關），有比較強烈的正義感，當時所見到的社會黑暗面已讓我們覺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義的新社會，而且也曾經多次為之升起希望，所以對于方今現實與當初理想的鮮明對比感受特別敏銳。至于當年的“士林”風尚比之今日，只能說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了！
我的專業屬國際政治學科，重點是美國研究。過去我出文集一向把專業與業余分開，因為我認為學術論文與專著都是面向業內讀者的，且體例與隨筆類文章也不大一致。此類文章曾單獨集結出版，名《資中筠集》。這一次自選集把某些專業學術文章也包括在內，大部分集中在《坐觀天下》卷，也有少數收入其他卷。這樣做的考慮是：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為脈絡，國內、國外，大事、小事，難以截然分開，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觀點在不同類型的文章內都有表述。從多年來得到的反饋來看，我發現自己的專業著述影響所及，“圈外”竟比“圈內”更明顯。方今我國讀者對外部世界的興趣日增，國際問題研究不是專業者的專利。我的文風大多“實話實說”，學術論文也不似高頭講章，少“學術腔”，對普通讀者可能也還有可讀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譏，在重新通讀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時，發現雖然時過境遷，卻基本上沒有過時。因為我的取向是從大歷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時一事，并且更多著眼于人類文明的發展，不論是對美國，或是對其他國家（例如所謂“大國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預測性的看法證諸後來的發展，既有錯判的，又有證明預見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觀點為我首先提出，現在已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盡管仍有爭議，例如美國對外行霸權，對內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國興衰的趨勢不以GDP占世界份額為依據，而是創新能力、對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優秀人才的實際流向；有些史料鮮為人知，如聯合國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爭議、臺灣問題之由來，等等。
說到“底色”，我們這代人還有揮之不去的憂患意識，這當然與經歷中的家國多難有關，也與自幼接受的教育有關。民族振興是我們刻骨銘心的向往。我從未“居廟堂之高”，卻也不算“處江湖之遠”，不論在哪個時代，自己處境如何，對民族前途總是本能地有一份責任感和擔當。在這個問題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發展，近年來無論回顧歷史還是展望未來，視角重點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國”。由于中國近代與列強交往中常受欺壓，國人習慣地把個人的命運依附于“國家”的興衰。這在原則上似乎沒有問題。但是由于從來沒有真正實現“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國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體的百姓（我現在盡量避免用“人民”一詞，因為這個詞也與“國家”一樣，被濫用了），于是統治者太容易以“國家”的名義侵犯百姓的權益。國人至今看歷史，還喜歡歌頌頻于征伐、開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還為古代專制帝王的虛榮而歡呼。而我卻經常想起“一將功成萬骨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以及《吊古戰場文》、《兵車行》，等等。中國自古以來的文人不缺悲天憫人的情懷，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來工作和專業的關系，對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對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興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歷史觀，也畫出自己看待中外歷史的坐標。我心目中的“人”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而不是籠統抽象、集體的“人民”，或“×國人”。因此，近年來日益強烈地感覺到，我國人在“愛國”的口號下所滋長的虛驕之氣和狹隘的國族主義（我現在覺得稱“國族主義”比“民族主義”更恰當）恰好是民族振興之大礙，而某些媒體片面宣傳的誤導和煽動害人匪淺。從1996年《愛國的坐標》發表開始，有多篇文章論及這個題目，包括《君王殺人知多少？》、《兵馬俑前的沉思》、《人格與國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當結束時，發生了日本地震→海嘯→核泄漏的嚴重災難，舉世關切。日本的災難更足以證明需要加強“地球村”的意識。天災是如此不可測，而“人”自己的“發明創造”究竟是造福人類還是惹禍，值得深刻反思。這絕不是一國一地的問題。今後超國界、超民族，需要共同應付的天災人禍定會層出不窮。而各國政治家何時能超出狹隘、自私的“國家利益”的慣性思維和強權政治、損人利己（其實也損己）的行為模式？其中，大國、強國顯然比小國、弱國有更大的影響、更重的責任。他們，或者我們大家，負得起這個責任嗎？我自稱“常懷千歲憂”，人類還有一千歲嗎？
2011年4月

也談“中國模式”
歲末雜感致友人
斷想數則
“三反”運動值得給予積極肯定嗎？
千條萬條，反腐敗是第一條
公民社會離我們有多遠？
叫停“形象工程”此其時矣!
可否慢一點奏凱歌？
我的困惑
災後感言
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條件
問題關鍵在哪里？——也談收容制
關于企業的社會責任
優生還是怪胎？
“小罵大幫忙”新解
什么人“經罵”，什么人“不經罵”
“非典”與“五四”精神
痛定思痛話“非典”：再反思
為實現“為民喉舌”的神聖職責而努力——作為受眾對我國新聞媒體的企盼
中國現代化的後發困境

我們的“文化”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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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培養合格的公民
大學“評估”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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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也談學術腐敗
大學文科向何處去？
從“社會達爾文主義”說起，兼及中國國情
人格與國格孰先？
一定要“團圓”到皇帝身邊嗎？
男子中心社會的“語境”
跨世紀中國人將何以自處？
有感于馮友蘭先生的“反芻”
由宋朝汪藻文章想起大學生辯論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