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活的意義：一種文化社會學的視角（簡體書）

《社會生活的意義:一種文化社會學的視角》內容簡介：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事實本來的面目，抑或是一種建構當代美國社會學界最具原創性的理論家杰弗里?亞歷山大認為，文化社會學是一種揭示社會潛在意識的社會精神分析學。他在《社會生活的意義:一種文化社會學的視角》一書中，以大屠殺、水門事件、公民社會、文化創傷、電腦科技的誕生等一系列經驗的個案研究為例，向我們展示了話語、符碼等這些無形的文化結構是如何建構事實、如何化為具體的感知、行動和制度的。

作者：(美國)杰弗里?亞歷山大(Jeffrey C.Alexander) 譯者：周怡 等

《社會生活的意義:一種文化社會學的視角》是社會學譯叢之一。

導論　社會生活的意義:文化社會學的緣起
第一章　文化社會學中的強范式:結構詮釋學的基礎(與菲利普·史密斯合著)
第二章　論道德普世主義的社會建構:從戰爭罪到創傷劇的“大屠殺”
第三章　文化創傷和集體認同
第四章　惡的文化社會學
第五章　美國市民社會的論述(與菲利普·史密斯合著)
第六章　作為民主儀式的水門事件
第七章　神聖與世俗的資訊機器
注釋
參考文獻
譯後記

然而，即使符號生產的方式被“我們”掌握了，即使即將成為猶太大屠殺的精神創傷與惡之間的聯系得到了確認，事情也遠沒有結束，相反才正剛剛開始。當一個現象被編碼為惡以後，緊接著出現的問題是：惡到什么程度？在對惡進行理論化的過程中，這個問題所指的不是編碼的問題，而是評價的問題。因為惡也有高低程度，而這些高低程度很大程度上關系到與之相對的責任、懲罰、補救措施以及未來行動。一般的惡和根本惡是絕不相同的。
最後，除了這些編碼與評價的問題之外，除非我們決定了這個“精神創傷”究竟是什么，否則我們仍然不能夠界定它的意義。這是一個敘事的問題：我們所要討論的惡一一這個帶來創傷的行動究竟是什么？誰為此負責？誰是受害者？創傷行動的直接後果和長期後果又是什么？我們可以做些什么作為補救或預防？
這些理論上的考量告訴我們，即便盟軍在物理意義上取得了勝利、并在物理意義上發現了納粹集中營，他們所看到的東西仍然需要加以編碼、評價和敘事才能獲得其自身的性質。此外，這個復雜的文化建構過程必須即刻完成。歷史不會等待，它要求給出一定的表征方式，并且總會有一些表征方式出現。不管某個新的報道是否駭人聽聞、離奇古怪、令人害怕、或者詭異得難以言喻，它們都必須在胡塞爾和舒茨的意義上“歸人一個類別”，也就是說，它們必須被解釋為一種典型的、甚至是可預測的、某種已知事物或者范疇的一個例證。17即使是很不熟悉的事物，也必須通過某種方式變得熟悉。換言之，對編碼、加權和敘事的文化過程來說，在此之前的一切都很重要。歷史背景不僅對于精神創傷事件的第一“觀感”至關重要，隨著“歷史”的改變，對後來的觀點也同樣很重要。再次重申，這些變化著的文化建構注定要受到權力和參與建構的社會行動者心理認同的影響，也注定要受到符號控制競爭以及作為競爭條件的權力結構和資源配置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