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給環保一點機會：民間環保大成就者言行錄（簡體書）

《別給環保一點機會：民間環保大成就者言行錄》彙編了對致力於環境保護工作的一群普通人所采寫的報道文章，作者將他們譽為青草，希望讀者通過這些文章能夠更清晰地看到他們身體裡奔流的血液，他們血液裡融化的思想，他們思想所轉化出來的行動，他們的行動所帶來的美化、進化、暖化和良化。．

光明日報社記者．

馮永鋒編著的《別給環保一點機會——民間環保大成就者言行錄》匯編了對致力于環境保護工作的一群普通人所采寫的報道文章，將他們譽為青草，希望讀者通過這些文章能夠更清晰地看到他們身體里奔流的血液，他們血液里融化的思想，他們思想所轉化出來的行動，他們的行動所帶來的美化、進化、暖化和良化。在每篇故事之後，都追加了一篇短文。

為什么要寫這些草
每當我睡不著的時候，我就會想寫些什么。
每當我寫些什么的時候，我所有的欲望都會消失凈盡，我的面前只有即將出生入死的那些文字。
我有時候會開玩笑地和朋友們說，我只會寫東西。這話的意思是，我想把我此生能夠想到的所有文字，都凝聚成形，提煉出來。
這世界上值得做的事非常多，而我很奇怪地撞入了民間環境保護領域。我心里很清楚，中國環境保護的唯一希望，就是民眾的參與。沒有民眾的參與，一切都是假戲。
這世界上值得寫的人非常多，而我總是一選再選，選擇了渾身上下都是草的那些人。無論從哪個角度去看，無論你俯視平視正視斜視仰視，也無論你忽視蔑視鄙視歧視珍視重視禮視迷視，這些人都不是樹。他們腳踩大地，頭頂陽光，在風雨中飄搖，拼命地集聚著所有的水分，就為了能夠抓住一切生長的機會，讓這個世界看上去美貌一些。一切生命力在草根，一切英雄都出在民間。
2008年到2010年，我寫了大約30棵這樣的青草，先是在《北京青年報》上逐月陸續刊發，後來結為一集，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取名叫《教你如何做環保——中國民間環保傳奇》。2010年3月之後，我又陸續寫了將近20棵青草，還是在《北京青年報》上逐月首發，又準備結為一集，取名叫《別給環保一點機會——民間環保大成就者言行錄》，麻煩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
為了幫助讀者更準確地了解他們，這一次，我在每篇故事之後，都追加了一篇短文。這些小文章或者是由我所寫的這些青草自己寫就，或者是其他人的輔佐之作。其目的，就是想讓看到這些青草的人，能夠更清晰地看到它們身體里奔流的血液，它們血液里融化的思想，它們思想所轉化出來的行動，它們的行動所帶來的美化、進化、暖化和良化。
我只愿意以所有筆墨去繪寫這些青草，我盡量把它們還原，使它們逼真，把我所收受到的觸動、激發、美好如實地傳遞下去。
接下來，我還會繼續這樣忠實地寫。只為了更好地記錄它們的存在，只為了想表白一表白，當人們擺脫成為大樹的虛妄，都把自己當成一棵草時，這個世界可能還有希望。至于何時會再結為一集，至于結成的集子會取什么樣的名號，我現在不得而知。就像我不知道，要描述的下一叢青草是誰一樣——我永遠只知道，我寫的這些青草，屬于哪一片生態群落。
（2012.02.11 內蒙古興安盟烏蘭浩特市）

出版前記代前言一：悼念梁從誡，悼念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代前言二：中國民間環保組織的“自閉症”苗玉坤：“中國第一男人”的治沙故事歐陽榮宗和紮巴多傑：夢斷可可西裡寶音達來、畢力格圖、周維：三個人孤獨的草原沈尤：接連“打醬油”的鳥專家李鵬：護樹英雄的“地方保護情結”哈希．紮西多傑：從家鄉尋找“環保靈感”章志標：農民是更堅定的環保者張峻峰：化“苦水”為“樂水”楊勇：為誰找水為誰忙劉德天：環保老樹要發新枝任增穎：黃河口的“神仙姐姐”劉福堂：誰破壞海南我跟誰急柴爾紅：“藏水思想家”的小試驗吳柱：可可西裡記錄者馬天南：不符合標準的環保領袖李理：保護給了我創作靈感，反之亦然毛達：環保處處是空白兩個狹路相逢的“環保探秘者”後記一：“社會組織”的敵人不是政府後記二：環保組織的想像力與膽識．

他總是以最簡陋但卻最銳利明快的方式完成最不可能完成的野外考察
剛剛認識楊勇的人，總以為他是個探險家，因此預期中的見面，總是覺得他渾身上下都是一副野外的裝備派頭。
然而人們總是失望的，楊勇對裝備沒有任何的期待，他倒不是不太相信這些裝備有無作用，而是因為他要出發的時候，要么是那些承諾資助的錢總是遲遲不到賬，要么是承諾配給的裝備永遠未見收貨單。在考察第一的情況下，他只能以最簡陋的方式出行。
1985年，楊勇準備長江漂流時，為了省錢，就到廢品公司，去找廢布，請縫紉師傅，縫成三角型，做成了帳篷。2009年，由于資金嚴重匱乏，帳篷也是在玉樹的一個市場里，買最便宜的那一種，那樣的帳篷，才需要花80塊錢。在西藏阿里，由于沒有費用，問了好多家旅館，最後決定全體隊員一起住到羊圈里，有時候，你會發現他嘴里啃的面包，已經過期發霉。
然而楊勇認為一切物質都不必在意，需要在意的是你要做什么，既然你想做某件事，你就要用最明快、最銳利的方式去完成：
很多人在等待中消耗了生命。我沒有那么多時間去等待。簡陋有簡陋的好處。你可以向當地入學習，你可以向自然界學習。在中國已經沒有所謂的無人區，幾乎每一個地方都人煙密布。無論是藏北地區還是青海可可西里、唐古拉山鄉，這些地方近年來人口增長非常快。他們在當地可以生活得很好，那么，當地人穿著的那些東西，就是最好的戶外服裝；當地人使用的那些器材，就是最好的戶外裝備。他們能夠在當地生活，你當然也可以用他們的方式在當地生活。他們的生活經驗是幾千年來積累出來的，一定最科學最簡易。比如帳篷，牧民搭帳篷只需要兩根木棍，非常容易就搭好了，我們搭個帳篷，非常費勁，但卻很不實用。
另外，你可以去除很多不必要的羈絆。真的，我們的野外考察的時候，很多入由于想得太多，準備得太充分，反而把你最需要做的業務給淹沒了。比如我們考察長江源頭時，有一段要漂流，其實這時候裝些大米、肉、蔬菜，再有爐子，就夠做飯了，可大家裝了好幾箱子的壓縮餅干啊、能量棒啊這樣的東西，結果，橡皮艇太沉，加上沒想到河源由于干旱，水越來越淺，人們不得不隨時下來拖著艇走。這種裝備過度的心理，在我看來就是自找麻煩。在這個時候，最簡單的方式，其實是最有效的方式。
只要你到了野外，你就肯定會遇上困難，在這時候，除了經驗，最重要的是冷靜。
2009年6月13日，四輛越野吉普車，由楊勇帶隊從成都啟程出發。考察的路線貫穿四川、青海、西藏、新疆、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等省及自治區，包括昆侖、祁連兩大山脈，主要考察昆侖山脈、祁連山脈冰川面貌及演變趨勢、西北地區冰川總儲量及消融狀態、冰川徑流水文情勢及蒸發規律、冰川徑流利用現狀等目標。
11月6日晚，經過半年多的艱辛考察，科考隊才回到成都。這是耗時142天，行程四萬三千多公里的考察。楊勇頗多感慨：“一是要膽識，二是要運氣。”
在考察黃河源區時，科考隊進入黃河上游的第一個沙漠——雅娘沙漠，沒想到四輛吉普車全部陷入泥潭，無法動彈。直到第二天才有轉場的牧民經過，于是請求其用摩托車拉一名隊員出去，“跑了100多公里，找個有信號的地方求救。過了一天，救援車帶著器材趕來……帶來的幾塊木板救了我們。”
進入阿爾金山考察後，由于淡水缺乏，楊勇不得不將所有水進行集中管理，“由于一些隊員有其他安排離開，當時隊里只剩8個人，我們規定3人每天共飲一瓶水。”
翻越祁連山時，由于遇上大雨天氣，科考隊四次尋找山口翻越均失敗，“五沖祁連山啊！”楊勇說，這樣的事在野外考察中很普通，汽車從10多年未用的木橋上冒死開過去，橋架在車輪下??直響，而橋下是奔涌的河流，隨時可能丟掉性命。
2010年8月份的一天，考察隊在西藏北部的色林錯，遭遇了一次生死考驗。
考察隊當時的隊友、北京生態工程研究院的研究員王方辰，打開電腦，向我重播了當時的視頻。這視頻，是楊勇的兒子楊帆拍攝的。2005年起，楊勇就有意識地把兒子，帶入了他的探險生涯。
8月9日這一天，他們一直走在堅硬的湖床鹽堿地上，這時候，一灣湖水擋住了去路。像往常一樣，楊勇選擇最窄的水面沖過去。車子剛一進去，水就淹沒了車頭。沒有像往常那樣前後掙扎，而是靜靜地在水面漂浮，接著就開始下沉。湖水深達數米，車很快就沒頂了。楊勇打開門，先漂到了水面上。王方辰說：“他一打開車門，水就進來了，留給我的時間，就幾十秒鐘。”
楊勇來不及脫衣服，馬上潛入水中，與王方辰一起砸碎車窗。王方辰憑生存的本能，從窗口里爬出窗外。出來後正好有個睡袋也漂出，他下意識地抱著睡袋，其他隊友趕緊過來扶住，才慢慢地緩過勁來。“要是再延遲10秒，我就沒機會坐在這里給你講這個故事了。”
派兩個人去求援，留守的人熬過了冰冷的一夜，第二天才開始打撈行李。幾乎所有的裝備、儀器、資料標本以及補給，全都濕透了，不少都泡壞了。
這樣的經歷，其實每天都可能發生。
有時候楊勇是故意往險處走，有時候在主干道上走得好好的，走不上10公里，楊勇就會向“無路之路”開去。有時候這樣走起來會近一些，有時候則會冒很大的險。這就是楊勇異于常人的地方。他需要追根溯源，他必須到達現場，在別人給不了答案的時候，他選擇自己去獲取。哪怕這個答案在常態無法到達的地方，哪怕為了得到這個答案需要填補空白，而全部過程將很可能沒有後援，沒有保障。進入高原之後，他全部的心思就只有高原，只有自然界，只有那里的湖泊、山脈、冰川和河流，以及養育這一切的一切。
楊勇不是個迷信運氣的人，但他知道，在野外，你越冷靜，越淡然，越可能在絕望時找到希望，越可能抓住一點點機會找到轉機。
雖然，楊勇每一次考察幾乎都不知道是否能活著回來。在野外的代價很大，他早就忘記了什么叫恐懼。
“每個人從生理上就會恐懼某種狀況，比如我，天生不恐懼高山和懸崖，但天生恐懼水。但綜合來看，這些探險對我都有吸引力，尤其是要考察，這些都必須要過去，否則你就不能考察。”要長距離長時間深入無人區，風險是巨大的，翻車、陷車、斷油、斷糧、團隊內部的分歧等等，一個細節可能就會決定生死。
“很多次能死里逃生就是靠運氣，上天在盯著我們，很多次我們都是面臨絕境，最後，總有一個偶然因素讓我們絕處逢生。這很奇怪，到現在我都無法解釋，這種事例實在是太多了。”
在“為中國找水”的一次考察中，遭遇的一次險情就是如此。“我們開著吉普車逆流過河。過河前我觀察了下，根據經驗，估計是可以過去的。但由于是汛期，水實在太深，大浪一個接一個打過來，河水已經淹沒到了吉普車的窗戶，吉普車的發動機忽然之間熄火了，頂不住大浪的吉普車搖搖欲墜就要被浪沖走了。這個時候基本上就完了，車很可能就沒法再打著了，而且車就要漂走了，就是有人來救援都沒辦法救了。而且，即使你打著了車也基本沒用了，因為河底都是很軟的淤泥，車已經陷住了。這種情況下，一瞬間的反應就是連看都不想看，就那么隨水漂下去了。但我沒有放棄，還是在使勁打火，過了幾分鐘發動機居然又被打著了，一般而言，車即使被打著了也走不動，但就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車頭在水流的沖擊下居然擺正了車身，小心翼翼地把車慢慢開到了河岸。”
在二十多年考察經歷中，無論身陷何種險境，楊勇堅持從不呼救。楊勇的朋友、中國荒漠化基金會副理事長張世君，送了一部軍用海事衛星電話給他。可楊勇不敢用，怕電話費太貴。“救援太復雜了，要動用大量人力、物力、社會資源，更重要的是在那種情況下，救援者可能還不如我們熟悉道路，救援的人可能比我們更危險，代價太高。我相信自己的處置能力，在我的方案里就沒有救援這個詞。”
“我的考察，只關注自然生態和社會問題。這方面愿意做的人太少，主流科學家也不愿意做。而我想做，那就得我自己去開始，你不能又想了解情況，又只知道給別人增加負擔。我太太從反對到沒反應，現在已經很習慣了。”
P15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