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與信仰：中國知識分子命運重述（簡體書）

遠古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信仰宇宙之道並泰行“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的人生信條，為中國開創了一個“神治社會”。伴隨著社會系統“異化”現象的出現，作為表率群體的知識分子逐步喪失信仰之道，陷入“爭權奪利”的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泥淖。社會主體由於信仰缺失而呈現出的人生迷茫，以及知識分子對未來中華民族文明進化之路探索與實現的躊躇不前，從而無力為國家提供強大的文化驅動機制成為當今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因此，尋找中華文明之慧根並重樹當今炎黃子孫之信仰既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心理基礎，更是知識分子的神聖使命。《利益與信仰：中國知識分子命運重述》主要揭示了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在世俗的儒家文明的影響下，信仰缺失以及信仰缺失產生的利益博弈給中國社會造成的不良後果，提出了尋找失落的信仰的命題和對策建議。．

馬深，安徽省宿州市人，1963年12月出生。廣東商學院法學院副教授，北京實現者社會系統工程研究院首席文化系統工程專家，中山大學國家級法學實驗教學中心兼職研究員。

《利益與信仰:中國知識分子命運重述》主要揭示了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在世俗的儒家文明的影響下，信仰缺失以及信仰缺失產生的利益博弈給中國社會造成的不良后果，提出了尋找失落的信仰的命題和對策建議。

序言第一章 知識分子的利益博弈一、“知識分子”的語義和類型（一）控權知識分子（二）人文知識分子（三）科技知識分子二、廣義利益中的權力博弈三、儒家興衰與王朝更替（一）孔孟之傷（二）獨尊儒術（三）王朝更替——權力博弈的週期律第二章 利益博弈中的儒家魅影一、董仲舒的“政治產品”二、儒家文化的缺陷（一）缺乏信仰，道德失靈（二）君權至上，制度失控（三）庸碌獨行，教育誤人（四）自私自利，愚民意識第三章 權力博弈中的利益驅動一、權力博弈中的物質利益二、權力博弈中的精神利益三、權力博弈中的政治利益四、利益博弈的隱規律第四章 中國民族文化的缺位一、1840-知識分子的夢魘二、中國民族文化的缺位三、知識分子的天職第五章 尋找“神州”和失落的信仰一、“神治社會”與信仰之“道”二、禍福“變易”，“異化”弄人三、“中體西用”的重構第六章 知識分子的人生與使命一、知識分子的人生（一）“體”：保重身體，節約時間……附錄1 文明之三元結構與社會系統觀附錄2 “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的系統語義參考文獻．

漢武帝“策問二”的問題是：堯舜的“無為而治”，殷的“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和秦朝的法治，周朝的禮治哪種最好？漢武帝所提問題的實質是：漢初黃老之術、法家的刑名之學、孔子的儒學這三類文化“產品”曾經激烈競爭，在統治集團均發生過深刻的影響，漢武帝要求“賢良”們回答哪種思想最適合漢王朝。
董仲舒對策時先舉例說：堯承受了天命，擔憂天下不容易治理，并沒有以天子尊位為歡樂，他誅殺、放逐擾亂國家的大臣，努力尋求賢圣的人，所以得到舜、禹、后稷、高、咎繇。堯在位70年，就讓位給虞舜。堯死后，天下人民沒有歸心于堯的兒子丹朱，卻歸心于舜。舜知道不可逃避，于是即位做了天子。用禹做宰相，繼續任用堯所任用的人，繼承了堯的傳統和事業。董氏列舉堯舜史例的目的是想證明堯舜之治不是黃老推崇的“無為而治”，而是大有作為的古代圣王，以此否定黃老之術。
董氏在回答殷的“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的問題時，他沒有直接否定殷商政治，而是把商紂王的暴政與周文王的仁政作了一個比較，他說：至于商紂，違背天意，殘毀萬物，殺害賢良聰慧的人，殘害百姓。伯夷、姜太公都是當時的賢人，他們隱藏起來，不愿出來做官。在職為官的人，都逃亡到河邊、海濱。天下黑暗混亂，人民不得安寧，所以天下的老百姓都背棄殷紂王，擁護周文王。周文王順從天意治理萬物，以賢良有德的人為師并啟用他們，所以閎天、大顛、散宜生等賢士都聚集在周的朝廷。仁愛施于人民，天下人都歸順他，所以姜太公從偏僻的海濱來投奔，后來做了周朝的三公。在董氏這一強烈的對比之下，殷商暴政與周之仁政的優劣立見分曉。
對于法家刑名之學，董仲舒直截了當地大加撻伐，他說：秦朝實行申不害、商鞅的辦法，效法韓非的學說，憎惡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造成官吏貪污成風：不用禮義教化天下，只求虛名而不重實際，使行善之人不一定能免罪，犯法之人不一定接受懲罰，所以百官都謊言欺詐，不務實際。表面上表現出尊君敬上的禮貌，內心卻懷著背叛君上的打算。弄虛作假掩飾狡詐，追逐私利沒有羞恥；喜歡使用殘忍刻毒的官吏，無限制地征收賦稅，榨盡人民的財力，迫使百姓四處逃亡，不能從事耕田紡織工作，于是強盜到處滋事。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的人一個接一個，但是做壞事的并沒有停止，這都是風俗教化造成的惡果。
董仲舒通過列舉史例、比較和批判的方法否定了黃老之術、殷商政治和法家刑名之學，供漢武帝選擇的就只有儒家思想了。
董仲舒論證說：周武王施行大義，平定殘賊；周公作禮樂實行文治，直到周成王和周康王時的盛世，牢獄空虛達40多年，這就是教化的作用和仁義的影響，而非毀傷身體和刑罰的結果。他又接著指出：當今陛下統一天下 for 四海歸順。陛下廣泛地觀察，多方面聽取意見，盡可能地吸取眾人的智慧。具備了天子的美德，崇高的德行照耀于世，乃至擴大到國外，遠達萬里的夜郎和康居都悅服歸心，這真是太平盛世的景象啊！正在歌功頌德之際，董仲舒卻話鋒一轉說皇帝的恩德還沒有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這是在婉轉地批評皇帝，批評的目的在于希望漢武帝盡快采用儒家學說，并誠心誠意按儒家思想治理國家。他同時給漢武帝一個承諾，如果皇帝依儒家思想治國，其結果與古代圣王開創的盛世就沒有什么不同了。
在回答“策問二”的同時，董仲舒認為統治者治民必須有所作為 for “常玉不琢，不成文章”，但對民的雕琢不能使用嚴酷的刑罰，而必須依靠仁義道德的教化。如何使人民得到教化呢？董仲舒提出養士興學的主張，他說：陛下親自耕田倡導農業，早起晚睡，為民擔憂，思念古代治世，用心尋求賢人 for 這也是堯舜的用心啊，可是沒有得到賢人，這是因為平時對于士人沒有鼓勵勸勉的緣故。平時不培養人才卻想尋求賢人，就好比不雕刻玉卻要求玉有華麗的紋飾一樣。所以培養人才沒有比辦好太學更重要的了，太學是產生賢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