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申報與晚清政府（簡體書）

《早期與晚清政府：近代轉型視野中報紙與官吏關係的考察》以早期《申報》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為考察視角，從《申報》創辦伊始就經歷的查禁風波人手，通過典型案例重新解讀《申報》的歷史面貌和風格特徵，展現報紙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種種衝突，對《申報》商業性報紙的定位作新的評價。 《申報》在對湖絲案、徐壬癸案的報道中批評了官吏的審訊方式，引起官員憤怒，導致報紙與地方官員關係的惡化，並引發了第一次查禁風波。湖絲案是《申報》通過報道社會案件涉人官事的最早案例之一，而且是有關中外交涉的案件。在這一事件中，《申報》對陳司馬審案方式的質疑開啟了報紙“縱談官事，橫加謗議”的先例。徐壬癸案本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上海縣令未審而斷，並動用了殘酷的刑訊手段，引起西人輿論大嘩。報紙的介入使徐壬癸事件成為東西方價值觀衝突的一個縮影。《申報》在報道徐壬癸案過程中的前後態度的變化顯示了中國傳統報人對西洋制度理念的認可。 楊月樓案本身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糾紛，但其中涉及的通姦、韋女的廣東人身份、上海縣令的廣東籍貫、《申報》對此事的連續報道及所持立場等諸多戲劇性因素，使這一起民事案件成為著名的公眾輿論事件，甚至演變為本地人與廣東人的對抗，並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楊月樓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地域文化衝突的典型展現，《申報》和上海地方官員因楊月樓案而徹底交惡。官員為了制衡《申報》，不惜另辦報館以對抗。．

盧寧，女，回族，1972年生。現為上海建橋學院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副教授。1989至1993年，就讀于河南大學中文系，獲學士學位—1993年至1995年，免試保送河南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導師為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王立群教授。1995年至1996年，赴日本大正大學做國際文化專業訪問學者。1998年至2001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導師陳允吉教授。2007年至2010年，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后流動站從事博士后研究，聯系導師黃瑚教授。發表文章10余篇，出版專著一部。目前承擔上海市哲社項目一項，上海市教委重點項目一項。主要研究方向為新聞史與傳播學。

《早期<申報>與晚清政府:近代轉型視野中報紙與官吏關系的考察》以早期《申報》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為考察視角，從《申報》創辦伊始就經歷的查禁風波人手，通過典型案例重新解讀《申報》的歷史面貌和風格特征，展現報紙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種種沖突，對《申報》商業性報紙的定位作新的評價。

導論第一章 早期《申報》對地方政務的干涉：徐壬癸案與查禁風波第一節 《申報》對湖絲案、徐壬癸案的報道及其與地方官員關係的惡化第二節 上海地方官員的態度及《申報》對查禁的反應第三節 觸涉官事：報紙早期政治參與的一種努力第二章 早期《申報》對地方政務的干涉：楊月樓案與《申報》、《彙報》之爭第一節 《申報》對楊月樓案的報道第二節 楊月樓案引發的爭論第三節 楊月樓案引發的後果第三章 早期《申報》對地方政務的干涉：楊乃武案與浙省官員的落馬第一節 《申報》對楊乃武案的報道第二節 《申報》的輿論動員作用及與浙省官員的交惡第四章 《申報》與海防、塞防之爭第一節 海防、塞防之爭的由來第二節 海防、塞防之爭中各方的立場第三節 《申報》的相關評論及在其中的作用第五章 衝突的緩和：官員對新聞紙功能的漸趨認同第一節 新報的本土化與新聞紙功能的凸顯第二節 有聞必錄與公造謠言第三節 輿論監督與洞察夷情第六章 《申報》的政治生存環境第一節 租界會審公廨的設立第二節 中西法制的衝突與《申報》在夾縫中的生存主要參考文獻．

十一月初四至初六日的報道從某種角度看是很有意思的，其中根本看不出對楊月樓的同情，甚至事件本身的真相如何也不是最重要的，將閨闈隱私抖于大庭廣眾之下，登于報刊，這無疑極大刺激了人們的神經。無論敘述者還是閱報者似乎都陷入一種挖掘一起亂倫私奔事件的獵奇與興奮之中。內容離譜處甚至言及韋阿寶之母韋王氏因往戲園看戲而與楊月樓有了私情，楊月樓先私其母，遂及其女，奸而后娶，娶之不得，繼之以搶。并且附會了在楊月樓處查出迷藥的細節。其所言事實或有大不確之處，但所敘之香艷內容以及比小說還要離奇的情節卻準確抓住了時人的心理，賺足了眼球。由此可知，初時《申報》對楊月樓案并不看重，同時由于掌握信息有限，相關諸事多得之于市井風聞，故在報道中將楊月樓定性為一個身份卑微、品行低下的拐逃犯。
在最初吸引眼球的報道贏得關注之后，很快，《申報》開始趨于理性。報道的轉折點源自十一月十日登發的《持平子致本館論楊事》。這篇評論改變了《申報》對楊月樓案報道的走向，使一個家庭丑聞真正上升為社會新聞，并且引發了超出案件本身的地域文化沖突：《申報》連續刊登攻擊廣東香山人的文章，導致香山人的不滿進而抵制《申報》，經歷了一個月的筆戰后，以《申報》發表聲明以后不再登載類似文章而告一段落。這些論爭最終沒有改變香山籍上海縣令對楊月樓的誘拐罪判罰，楊月樓被判軍流。而與此同時，上海又發生了一起誘拐案件，與楊案情同事同，可是縣令僅僅判其笞杖百許，然后保釋。《申報》第二年三月到四月的后續報道對此展開了激烈討論，對楊月樓案的評論上升到國家尊嚴和兆民利益的高度，不再局限于狹隘的地域攻擊，而是將矛頭直指刑訊制度的缺失和官員的肆私妄斷。
這里的一個問題是，在連發三篇對楊月樓極為不利的報道之后，《申報》何以突然改變了態度，登出《持平子致本館論楊事》呢？其中的原因，《申報》后來作了解釋：‘‘此案之初發也，敝館臚列楊月樓罪狀，得諸謠傳，未免過甚。至邑侯嚴刑之后，匿名揭帖遍貼于法租界內，或謂敝館受韋姓賄屬，或謂敝館受韋黨情托，持平子之書所由作也。不然，事不干己，即冤死一優人，與敝館何干，而必為之辯白乎？，，①這表明，社會上同情楊月樓者大有人在，廣泛的輿論壓力迫使《申報》更深入看待這件事情，開始遠離官方表述，拋開謠傳獵奇，認真考慮案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并根據掌握的有效信息對以前的報道做一個修正。立場修正之后，效果很快顯現出來。社會輿論的壓力反而成為提升對楊月樓案報道品格的一個契機，人們對此事的認知終于脫離了桃色新聞的俗套，引發了關于倫理、律法的種種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