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限制（簡體書）

《民主的限制》編輯推薦：不左、不右，不“五毛”，打破對“民主”、“自由”的誤讀和誤解，解答什么樣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

趙鼎新，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浙江大學千人計劃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和歷史社會學。著有《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東周戰爭和儒法國家的形成》《天安門的力量》（英文版）等。《天安門的力量》相繼獲得美國社會學學會2001年度亞洲研究最佳圖書獎、2002年度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研究最佳圖書獎。

2004年起我開始在國內發表文章。這些文章大致可以歸為三類：其一是關于中國歷史形態問題，同時向讀者介紹西方歷史社會學研究的現狀和發展；其二是關于民主化問題，旨在通過我多年的治學和對東西方社會的了解，從理論上指出威權政體和民主政體（特別是不成熟的民主政體）各自存在的問題，論證現代國家建立在民選政府基礎上的必要性；其三是關于群體性抗爭運動的研究，目的是對西方理論進行批判性梳理，并對當前中國和世界上發生的社會運動和群體性事件進行分析。本書所收錄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和群體性抗爭運動這兩個方面。
在公共領域有影響力的國內學者慣于從個人所持的價值觀出發來分析問題，或是“左派”，或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彼此之間界限分明。國內讀者也有類似的閱讀習慣，喜歡用這些標簽來對作者及其觀點進行歸檔。但是，如果讀者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本書的話，也許就會產生困惑。國內有人稱我為自由派，有人認為我是新“左派”，有人甚至戲稱我是“高級五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文章中的有些結論似乎對各方都予以支持和抨擊，旗幟不甚鮮明。在這兒我想說的是：如果讀者帶著如此成見來讀這本書的話，獲得的可能只是一系列誤解。
這并不是說筆者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沒有自己的價值立場。我認為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絕不是一個國內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當前國內大多數較有影響的自由主義者在美國語境下都應該稱作libertarians。我不是一個經濟自由主義者，我推崇波蘭尼，并且從來就不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在這個意義上，我有明顯的“左派”傾向，可是我與國內語境下的新“左派”和老“左派”毫無關系。我關心中國的前途，為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興，對中國的許多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感到擔憂，并希望中國的下一代不再經歷我們這代人曾經歷過的磨難。但是，這并不是烏托邦情懷，或者說我看待具體的社會問題時有很強的現實感。我的現實感不僅僅來自于我對“文革”“極左”路線的反思，更來源于我對中國一代代“理想主義青年”的所作所為以及背后展現的人性的深入觀察。我的童年生活是在上海的下層社會中度過的，“文革”期間又在寧夏當了8年工人，因此對廣大勞動者的權益和所思所想有著呼吸與共的理解和同情，而與形形色色的精英優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因為我對廣大勞動階層的弱點和可悲之處也有著深切的了解。
最后，我堅持理性精神并肯定大多數的現代價值觀，但是我并不持有進步史觀。我們當然要向西方學習，但是我們不應當簡單地把中國的過去標記為“專制”和“落后”，為了今天的種種目的而對傳統進行一種非歷史性的鞭撻；我們也必須看到當代西方文化和體制中存在的問題，但是我們完全沒有必要通過美化中國的文化和歷史來兜售一個從來就不完美的文化，或者構想從來就不存在也不會存在的理想國際秩序或者是理想國。在我眼里，前者表現出的是國人在近代被列強打出來的自卑和逆反心態，后者則反映了國人近年來剛富裕起來之后產生的暴發戶心態。
我的現實主義立場肯定會影響我做學問時選題和提問題的方式。但是，許多時候，我的價值觀與我文章的分析方式及其結論關系并不大。這是因為，在樹立了問題意識后，在解答問題時我遵從的原則是讓材料說話，當調查材料與我原有的價值觀產生沖突時，始終以調查材料為準。這就是為什么我文章中的觀點和結論在國內會引起持有不同價值觀人士的興趣、不滿和誤解。我做學問的這一方法并不僅僅來自于我的學術訓練，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具有一種天然的道德正當性。相反，我認為一個較為完美的世界應當是各種思想和政治力量共存、碰撞和交融的結果。
我不覺得我的聲音在當前中國會引起多大的共鳴，我只希望有心的讀者能從中聽到一種不同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