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一九四二：劉震雲中篇小說選

同名中篇小說〈溫故一九四二〉已由名導演馮小剛拍成電影，預計4/26在台上映。

一九四二年，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史達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邱吉爾感冒。

一九四二年，河南遭逢大旱，加上隨後的蝗災，造成農糧歉收，哀鴻遍野，河南成了母親煮食自己嬰兒的地方。關於饑餓，有劉震雲家族長輩的記憶，也有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記錄了一個不應該忘卻的災難：三千萬民眾離鄉背井逃荒去陝西。劉震雲為重溫那段幾乎已被淡忘的歷史，走訪災難的倖存者，以田野調查的方式撰寫小說，也因而成為這場災難的唯一記述者。

然而面對這樣悲慘的歷史，劉震雲認為：「這本書是喜劇，不是悲劇。它最大的震撼不是三百萬人死了，而是三百萬人死後我們對事件的態度。我們河南人在臨死時總會為世界留下最後的幽默。世上所有的悲劇都經不起推敲，悲劇之中，一遍喜劇。〈溫故一九四二〉引起我震動的，不是這場悲劇，而是各種層面錯位之間出現的幽默。」

〈溫故一九四二〉之外，全書另收錄劉震雲新寫實主義代表作三篇：描繪急功近利與嫉妒心理的〈新聞〉，以及刻劃人性對權力角逐醜惡嘴臉的〈官人〉和〈官場〉。劉震雲以對人情世故的過人洞察，書寫小老百姓生活中的小悲小喜，在夾槍帶棒的對話間，織就讓人哭笑不得的生活窘境，令人發噱，更令人感到悽涼。

〈溫故一九四二〉小說完成後，經歷了十九年的孵育，終於在二○一二年拍成電影《一九四二》。書前附電影精美劇照及名導演馮小剛序文，娓娓道出由小說到電影，背後不為人知的艱辛過程。

劉震雲

一九五八年生於河南省延津縣，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一九八九年考進魯迅文學院研究所。一九八二年開始在文學刊物發表作品，一九八七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短篇小說《塔舖》，引起文壇注目。

劉震雲的小說向來關注小人物，企圖擺脫小格局寫作，以簡潔直接的白描手法，將目光集中於歷史、權力和民生問題，不止內容環環相扣，黑色幽默也充斥其中。作品多次獲文學獎、被評介、翻譯和改編。除了有追究歷史的大河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也有貼近現在社會的寫實小說《我叫劉耀進》。而改編成電視劇的《一地雞毛》，被視為經典劇集；《手機》改拍為電影，獲全年賣座第一的紀錄；《故鄉天下黃花》被評為「二十年中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一百本書」。現為《農民日報》社編委、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青聯委員、一級作家。

不堪回首 天道酬勤（序）
馮小剛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那時的王朔還是小王，震雲還是小劉，我還是小馮。我們仨同齡，五八年的，風華正茂。
一個夏天的午後，小王把小劉的《溫故一九四二》交到我的手上。
小王說：推薦你看震雲新寫的一個中篇，調查體小說。
我一口氣看完，使我對本民族的認識產生了飛躍。小說沒有故事，沒有人物，也貌似沒有態度沒有立場，主角寫的是民族，情節寫的是民族的命運。

這篇小說在我的心裡開始發酵，逢人便說，念念不忘。
隔年，在南郊京豐賓館一個扯淡的大會上，遇到震雲，我提議把《溫故一九四二》改編成電影。那時我剛剛拍完根據震雲小說《一地雞毛》改編的電視劇，我還沒有拍電影的經歷。
震雲的回答是：不急……容我再想想……
之後一晃幾年過去。這期間，我和震雲、王朔還有梁左成為莫逆，隔三岔五包上一頓餃子，湊幾個涼菜，說上一夜的醉話。酒中也多有提及《溫故》的事，但也都是虛聊，小劉沒有實接過話茬。

時間走到二○○○年。新年的一個晚上，小劉來到我家，餃子就酒，幾杯下肚，小劉鄭重對小馮說：我今天來，是想把《溫故一九四二》交給兄長，此事我願意與兄長共進退。
今天我仍清楚記得震雲那義無反顧的表情。天漸白時，我們喝光了家裡所有的啤酒，那一夜小劉把《溫故》託付給了小馮，也把一九四二烙在了我的心上。

二○○二年項目正式啟動，那時我已與華誼兄弟簽約，中軍中磊橫下一條心拿出三千萬投拍《溫故》。在當時，對於一部國產文藝片來說，這個預算就是一個接近於自殺的天文數字。
我們在北影的一間小平房裡開了論證會。與會者一致認為它是部好小說，同時也一致認為它不適合改編電影。因為沒有故事，沒有人物，沒有情節。專家們散去，小馮和小劉蹲在小屋外的樹蔭下，小劉問小馮：這事還做不做？我說：做。小劉說：人們習慣只做可能的事，但是把可能的事變成可能意思不大，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意義就不同了。小劉又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聰明人，一種是笨人；聰明的人寫劇本知道找捷徑，怕繞遠怕做無用功，善於在賓館裡侃故事，刮頭腦風暴；笨的人寫劇本不知道抄近路，最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看似無用功，卻能夠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對小劉說：我們肯定不是聰明人，就走笨人的路吧。
接下來的三個月，小馮和小劉攜小陸、老韻、益民還有孫浩一行六人先後赴河南、陝西、山西，又赴重慶、開羅，行程萬里。在路上，我們見到老東家一家，瞎鹿花枝一家，見到了東家的女兒星星，趕大車的長工栓柱，見到了八歲的留保和五歲的鈴鐺，見到了伙夫老馬，見到義大利傳教士湯瑪斯．梅甘，他的中國徒弟安西滿，也見到了委員長和那位讓委員長頭疼的《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見到了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焦裕祿式的好幹部——李培基；見到了寒風中蓬頭垢面的災民，背井離鄉一路向西的逃荒隊伍，見到了他們悲慘的命運；更重要的，也意外地見到了我們這個民族面對災難時的幽默。

半年後，震雲捧著熱騰騰帶著油墨香味的劇本，用他的河南普通話給翹首以待的我們讀了整整一個下午。
捋胳膊挽袖子，中軍拍板，幹！
劇本送去立項，不日被駁回。理由是：調子太灰，災民醜陋，反映人性惡，消極。
散了散了，下馬，該幹嘛幹嘛去吧。

時間來到二○○四年，中國電影市場開始呈現繁榮景象。那一年我拍了《天下無賊》，和周星馳的《功夫》雙雙賀歲，都破億，平分秋色。慶功之餘，舊事重提，拍《溫故》的心又死灰復燃，《溫故》這捧野草雪藏多日又見天日。這次華誼把預算提高到八千萬，準備先斬後奏，奉子成婚。

建組，我帶隊選景重走長征路，震雲數易其稿孜孜不倦。經過十年的沉澱，劇本的問題被逐一發現並得到修正。最大的收穫是在逃荒路上，人物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顛覆性的轉換，這些轉換有力地推動著人物的命運向前發展。過往的幾年中還發生了一件我們始料未及的事，國民黨結束了在臺灣的統治，成為一個下野黨。國共兩黨的關係也隨之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在人民大會堂的紅毯上兩黨的領袖握手言歡，求同存異了。
萬事俱備，劇本再次呈上，得到的答覆與兩年前毫無二致。「灰暗消極」的評價之外多了一些忠告，為什麼放著那麼多好事積極的事光明的事不寫，專要拍這些堵心的事？

劇組又一次宣佈解散，籌備花出去的錢，拉下的虧空讓賀歲片的盈利去背吧。《溫故一九四二》這個苦孩子還得在娘胎裡懷著，不准出生。
這之後，似乎死了心，和震雲見面也迴避談起這個話題，偶有涉及也是言詞躲閃。夢還在心裡做著，但已深知遙不可及。像追求一個一見鍾情的姑娘，屢遭拒絕，一開始是姑娘有歉意，到後來就變成了我不懂事，再提出追求就成為了笑話。

死了心也好，可以堅定不移地走資本主義道路拍商業片，賺他個人財兩旺。
在我一門心思拍商業片的時候，世界又在不斷變化——臺灣的領導人陳水扁下了大獄，國民黨由在野黨又重新上臺執政。
世事滄桑。
你方唱罷我登場。

時間如水流過，轉眼間到了二○一一年，小劉變成了劉老，小馮變成了馮老，小王也變成了王老。
這一年，華誼邀王朔寫了《非誠勿擾2》，四兩撥千斤玩一樣就賺了大把的銀子。正在紙醉金迷樂不思蜀盤算著一不做二不休整他個《非3》時，王老斂起笑容對我說：趁著現在這個勢，你應該橫下一條心把《溫故》拍了，我沒誇過別人的劇本，但老劉的這個本子寫得確實好，你應該有這麼一部作品；有《溫故》這碗酒墊底，往後馮老就可以心無旁騖在商業片上胡作非為沒有羈絆了。王老又厚道地說：你怕什麼？萬一票房上有個閃失，我再幫你寫一喜劇不就給華誼找補回來了嗎？

又是王朔，十七年前的因種下了十七年後的果。王老的一席話把我流浪的心靈喊回到《溫故一九四二》的歸途上。
我問劉老：還有心氣嗎？
劉老說：還是那句話，我與兄長共進退。
我問中軍中磊：還有心氣嗎？
兄弟倆問我：兩億夠嗎？
我問兄長張和平：你覺得這事能成嗎？
和平回答兩個字：靠譜。
我問電影局：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我算那多樣化行嗎？
宏森皺著眉頭說：我不敢打保票，容我盡力斡旋吧。

二○一一年，電影局批准《一九四二》正式立項，下發了拍攝許可證。前提是：第一，拍攝時要把握住一九四二年擺在我們國家首位的應該是民族矛盾，不是階級矛盾；第二，表現民族災難，也要刻化人性的溫暖，釋放出善意；第三，影片的結局應該給人以希望；第四，不要誇大美國記者在救災上作用，準確把握好宗教問題在影片中的尺度；第五，減少血腥場面的描寫和拍攝。

二○一一年二月，劇組成立，籌備八個月，於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山西開鏡，歷時一百三十五天艱苦卓絕的拍攝，於第二年春天封鏡。又經過七個月緊張的後期製作，終於在二○一二年的十一月面世公映。
把《溫故一九四二》這篇小說拍成電影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最想說的是，這是小馮和小劉的緣分，是一部小說和一部電影的緣分，是一個導演和一九四二年的緣分。

二○一二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