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餘與通感：源自中國經驗的世界哲學（簡體書）

《無餘與通感：源自中國經驗的世界哲學》是作者個人思想的哲學讀本，可以看做當代中國第一部最為完整而嚴謹的哲學著作。從試圖建立一個源自中國經驗的世界哲學的可能性出發，這也是讓漢語說哲學或讓哲學說漢語的現代性努力，作者從三個維度展開了一個嚴格的思考框架，即中國的中國內在觀，西方的中國比較觀，中國的世界未來觀。就中國的中國觀而言，作者重返軸心時代的突破，而發現了“孔子問題”，即孔子“德位不一致”的分裂導致了中國文化獨特的歷史進路，感通如何可能成為基本問題，而子思，莊子與韓非子從不同角度回應了這個問題，也導致了中國文化後來不同的發展方向，但重要的是從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出發進行反思時，將代換孔子問題，走向自然與生命的普遍性問題。就西方的中國觀而言，這是一個比較哲學的視野，作者從西方漢學家對莊子的思考出發，圍繞自然與書寫問題展開了學術性極強的討論，從海德格爾與德裡達試圖發現中國的他者性，重新理解“自然”問題，也是對上面思考的接續，有助於我們發現新的可能性。就中國的世界觀而言，作者試圖從當下中國“混雜現代性”的經驗出發，發現了他自己的唯一哲學概念“餘”，試圖從有餘與無餘的張力，以及“余”作為中國人回應現代性困難而做出的獨特回應出發，展開西方當代思想的豐富對話，因為“無餘”也是這個全球化時代的根本處境，而如何從餘化的哲學出發，從禮物給予以及餘讓的元倫理姿態上，重構未來世界的哲學，這《無餘與通感：源自中國經驗的世界哲學》給出了一些思考的方向。

夏可君，1969年生，2001年武漢大學哲學系哲學博士，2003年～2006年留學於德國佛萊堡大學與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系。2007年起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多篇學術論文在各類學術刊物、學術論文集、同仁學刊上發表，曾負責編輯翻譯德裡達與讓－呂克?南希著作。已經出版個人專著：《幻像與生命》，《論語講習錄》，《中庸的時間解釋學》，《姿勢的詩學》，《平淡的哲學》，《身體》，《余像繪畫》等10部。

《無余與感通:源自中國經驗的世界哲學》編輯推薦：當代中國思想者的研究視域從來沒有離開過對中國社會的人文關注。如今，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新時期呼喚新人文，也不斷催生著新人文。

序言自然與自由的結盟：走向餘讓的世界哲學第一輯中國的中國觀：重思軸心時代導言：“孔子問題”與“感通之思”時間性的書寫：子思《中庸》的傳釋學閱讀與書寫的共通體：莊子對孔子文德之命的多重改寫非馬：韓非子的“中勢”：一個虛擬的對話第二輯西方的中國觀：比較哲學的視野導言：發現從未寫出之物：誰之莊子？通往自然的道路：老莊思想與海德格爾的第二次重新轉向書寫與自然：德裡達思想的中國性餘淡：東西方哲學的相互觸及第三輯中國的世界觀：從中國經驗出發的世界哲學導言：餘與無平淡的觸感論不可能的禮物：“給出你所無”餘讓的元倫理後記思想與致謝附：夏可君著作

字字之期艾，句句之交錯，章章之分聯，均指向時間性以及時間性的錯疊，套疊著的辭章句法一直在等待以時間性出發的義理之學（在我們這個時代即是“哲學”的責任）來疏解，但對于我們這里的書寫，則是災變中一切碎散之后的碎片式解讀。
一篇僅五千字的《中庸》，包含著儒學所有思想的疑難，或者也可以說是漢語思想的根本疑難，甚至也是思想本身疑難的一個例子。如果思想者之為“思者”，一直追求思想自身的獨立與中立的可能性，如果思想試圖與任何的政治立場與文化身份保持距離，中立可能是思者可以采取的最佳身位——如果不是唯一的位置的話：中立的姿態在思想自身持守的意義上也是一種非政治的政治。如果思想處于一個天命失卻的時代，思者一直在承受災變中書寫，思想就一直處于一個不再有天命的時代——既然天命原初意義上就是缺余的，那么，天命只能作為剩余與無余的時間性來經驗！中國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生命經驗在于——我們一直在對災變的承受中經驗天命的缺失，這與西方唯一神論對上帝的缺席與在場的經驗不同（無論如何，唯一神的上帝之名的指認與言成肉身的話語都是明確的），因而漢語思想之思者的天意指向都是在涌動的深淵之中偶爾露出端倪又旋即被沖走的，是在災變之中被沖散的；而且儒學后來回溯的天命觀念的重構——這是儒學后來被反復強化的三代歷史德位一致的譜系——也碎散開來，在一個更加樸素的時代，占據天命位置的圣人已經離場了，那個發出指令的位置已經中空了（其實儒學的指令因為與帝王的命令混合著一直就不大清晰）！因而我們文化中那些有著絕對生命經驗的人，一直在虛空與空無中經驗這個中空！但是，我們傳統的主流思想卻一直想當然地以天命為前提了。
隨著對災變意識的自覺，如同在春秋戰國之際，試圖重構天命來力挽狂瀾的努力也隨著災變的加強，隨著對態勢的經驗，而碎散開來。在個體蘇醒了的欲望情勢的沖刷之下，任何整合的意愿都只是瞬間碎散的泡沫與立刻抹去的波紋，也許，這即是個體書寫的瞬間，這體現為我們文化詩歌中的“非神論”寫作（不是有神與無神，當然也不是唯一神與虛無主義的，天道，天命，上天——這些名目并不是神的名字，只是虛名而已，而西方的神則是有著明確名字，雖然他們也是在抹去自身的）；如同西方一直處于一個上帝消隱或“神缺論”的時代，這不是某個時代的歷史現象，而是本體論神學上的困境。而中國文化中神名字的虛化，也許有著我們這個文化的早熟與獨特智慧。而當今的我們，我們這些思者，則一起進入了一個技術化的世界化時代，那么，當我們自覺地把一切還原到一個個個體的身位上時，每一個個體的意義何在？這個獨一體如何在變化的情勢中銘寫自己的時間性？如何在自身銘寫的同時又自身抹去——也許這些追問還過于超前了，或者，只是遙遠深淵喧囂之后的余波的回響而已，天命的沖散為個體帶來了機會？
對于早熟的中國文化，這當然并不是一個時新的問題，只是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被徹底反省與清晰表達出來：如果孔子獲麟絕筆的“中斷”書寫意味著天命的徹底沒落與錯過的承認，《春秋》之為天命的蹤跡余留——隨著災變的持續發生——其書寫本身已經碎散或沖散，那么，更加明確的是——不再有天命！如果我們從后來莊子的書寫中，覺悟到——“無有”之前即是“無無”，如同西方唯一神論的上帝作為最后之神已經在十字架上受難死去，那么，剩下的、余下的，所剩余的，也許不再僅僅是在這個錯過中后悔與懷舊，而是任其錯過，在剩余的時間——天命與諸神離去的時刻，我們以及最后之神都被離棄的時刻，共同承擔一個不再有天命的時代，懸擱對天命與有神論的強制性追問，解除天命沒落與錯過的倒懸之苦——所謂我們的腳離開了大地而被天上的深淵所倒掛而起。這個剩余的情勢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特有的形勢： “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勢是也。”（《孫臏兵法·形勢篇》）——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的“余”的生命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