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思想錄6：容忍與自由（簡體書）

在中國歷史上，胡適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擁有32個博士頭銜。胡適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較深的造詣。胡適深受赫胥黎與約翰．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麼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才能救中國，畢生倡言“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言必有證”的治學方法。《胡適思想錄（6）：容忍與自由》為“胡適思想錄”第四卷，是人們認識與瞭解胡適思想文化成果的重要依據，更是掌握與研究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的必讀之作。

胡適（1891-1962）是現代中國最具聲望同時又爭議最大的文化宗師與思想巨人。他博學勤勉，著述等身，留下了極其宏富的文字遺產。據不完全統計，他的文章菱總字數達兩千萬未計算英文著述），他在文學、歷史、哲學、語言、文字、倫理、教育、社會、政治等諸領域均做出過卓越建樹，他的學術意見與思想遺產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有關深遠的影響，并且持續著巨大的歷史生命力。
這套《胡適思想錄》無疑是胡適眾多文章精品的薈萃，是人們認識與了解胡適思想文化成果的重要依據，更是掌握與研究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的必讀之作。
本書為第六卷《胡適思想錄(6容忍與自由)》。

《王小航先生文存》序慘痛的回憶與反省信心與反省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悲觀聲浪裡的樂觀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領袖人才的來源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大眾語在哪兒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太平洋會的規律太平洋學會海外雜感太平洋國際之認識與感想海外歸來之感想迎頭趕上世界先進國家在中研院第一屆院士會議上的講話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當前中國文化問題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典禮致詞基本科學研究與農業終身做科學實驗的愛迪生武力解決與解決武力好政府主義對於滬漢事件的感想五四運動紀念中國問題的一個診察日本在中國之侵略戰偉大的同情心紀念“五四”論戰後新世界之建設抗戰五周年紀念我們能做什麼自由主義對立法院的寄望談護憲五十年來的美國容忍與自由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的運動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
這一期(《獨立評論》第十八期)本刊出版之日正是“九·一八”的周年紀念。這一年的光陰，沒有一天不在恥辱慘痛中過去的，紀念不必在這一天，這一天不過是給我們一個特別深刻的回憶的機會，叫我們回頭算算這一年的舊賬，究竟國家受了多大的損失和恥辱，究竟我們自己努力了幾分，究竟我們失敗的原因在哪里。并且這一天應該使我們向前途想想，究竟在這最近的將來應該如何努力，在那較遠的將來應該如何努力。這才是紀念“九·一八”的意義。
“九·一八”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它不過是五六十年的歷史原因造成的一個危險局面的一個爆發點。這座火山的爆發已不止一次了。第一次的大爆發在三十八年前的中日戰爭，第二次在三十五年前的俄國占據旅順、大連，第三次在庚子拳亂期間俄國進兵東三省，第四次在二十八年前的日俄戰爭，第五次在十七年前的二十一條交涉。去年“九·一八”之役是第六次的大爆發。每一次爆發，總給我們一個絕大的刺激，所以第一、二次的爆發引起了戊戌維新運動和庚子的拳禍。日俄戰爭促進了中國的革命運動，滿清皇室終于顛覆。二十一條的交涉對于后來國民革命的成功也有絕大的影響：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及其失敗，安福黨人的賣國借款，巴黎和約引起的學生運動，學生運動引起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此等事件都與國民革命的運動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所以我們可以說民四的中日交涉產生了民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
反響是有的，然而每一次反響都不曾達到挽救危亡的目標，都不曾做到建設一個有力的統一國家的目標。況且每一次的前進，總不免同時引起了不少的反動勢力：戊戌維新沒有成功，反動的慈禧黨早已起來了，就引起了庚子的國恥。辛亥革命剛推倒了一個枯朽的滿清帝室，北洋軍人與政客的反動大團結又早已起來了。民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還沒有完全勝利，腐化和惡化的趨勢都已充分顯露了。三十多年的民族自救運動，沒有一次不是前進的新勢力和反動勢力同時出現，彼此互相打消，已得的進步往往還不夠反動勢力的破壞，所得雖不少而未必能抵償所失之多。結果競成了進一步必得退一步，甚至于退兩三步。到了今日，民族自救的運動還是一事無成！練新兵本是為了御外侮的，于今我們有了二百多萬人的陸軍，既不能御外侮，又不能維持地方的安寧，只給國家添了一個絕大的亂源！謀革命也是為了救危亡，圖民族國家的復興；然而三十年的革命事業，到今日還只到處聽見“尚未成功”的一句痛語。辦新教育也是為了興國強種，然而三十多年的新教育，到今日不曾為國家添得一分富，一分強，只落得人人痛恨教育的破產。
四十年的奇恥大辱，刺激不可謂不深；四十年的救亡運動，時間不可謂不長。然而今日大難當前，三百六十五個晝夜過去了，我們還是一個束手無策。這是我們在這個絕大紀念日所應該深刻反省的一篇慘史，一筆苦賬。
我們應該自己反省：為什么我們這樣不中用？為什么我們的民族自救運動到于今還是失敗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這固然是今日的急務；然而還有許多人不信我們的民族國家是有病的，也還有許多人不肯相信我們生的是“七年之病”，也還有一些人不肯費心思去診斷我們的病究竟在哪里。我說的“反省”，就是要做那已經太晚了的診斷自己。
我們的大病原，依我看來，是我們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禍延到我們今日。二三十年前人人都知道鴉片、小腳、八股為“三大害”；前幾年有人指出貧、病、愚昧、貪污、紛亂為中國的“五鬼”；今年有人指出儀文主義、貫通主義、親故主義為“三個亡國性的主義”(《獨立》第十二號)。這些話，現在的青年人都看做老生常談了，然而這些大病根的真實是絕對無可諱的。這些大毛病都不是一朝一夕發生的，都是千百年來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遺產。這些病痛，“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何況我們竟是兼而有之，種種亡國滅種的大病都叢集在一個民族國家的身上！向來所謂“東方病夫國”，往往單指我們身體上的多病與軟弱，其實我們身體上的病痛固然不輕，精神上的病痛更多，又更難治。即如“纏腳”，豈但是殘賊肢體而已！把半個民族的分子不當做人看待，讓她們做了牛馬，還要砍折她們的兩腿，這種精神上的風狂殘酷，是千百年不容易洗刷得干凈的。又如“八股”，豈但是一種文章格式而已！把全國的最優秀分子的聰明才力都用在變文字戲法上，這種精神上的病態養成的思想習慣也是千百年不容易改變的。——這些老祖宗遺留下的孽障，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根本病。在這個心身都病的民族遺傳上，無論什么良法美意一到中國都成了“逾淮之橘”，都變成四不像了。
所謂民族自救運動，其實只是要救治這些根本病痛。這些病根不除掉，什么打倒帝國主義，什么民族復興，都是廢話。例如鴉片，現在帝國主義的國家并不用兵力來強逼我們銷售了，然而各省的鴉片，勒種的是誰呢？抽稅的是誰呢？包運包銷的是誰呢？那無數自己情愿吸食的又是誰呢？
病根太深，是我們的根本困難。但是我們還有一層很重大的困難，使一切療治的工作都無從下手。這個大困難就是我們的社會沒有重心，就像一個身體沒有一個神經中樞，醫頭醫腳好像都搔不著真正的痛癢。試看日本的維新所以能在六十年中收絕大的功效，其中關鍵就在日本的社會組織始終沒有失掉它的重心：這個重心先在幕府，其后幕府崩潰，重心散在各強藩，幾乎成一個潰散的局面；然而幕府歸政于天皇之后(1867)，天皇成為全國的重心，一切政治的革新都有所寄托，有所依附，故幕府廢后，即改藩侯為藩知事，又廢藩置縣，藩侯皆人居京師，由中央委任知事統治其地(1871)，在四五年之中做到了鏟除封建割據的大功。二十年后，憲政成立，國會的政治起來替代藩閥朝臣專政的政治(1890)，憲政初期的糾紛也全靠有個天皇作重心，都不曾引起軌道外的沖突，從來不曾因政爭而引起內戰。自此以后，四十年中，日本不但解決了它的民族自救問題，還一躍而為世界三五個大強國之一，其中雖有幾個很偉大的政治家的功績不可磨滅，而其中最大原因是因為社會始終不曾失其重心，所以一切改革工作都不至于浪費。
我們中國這六七十年的歷史所以一事無成，一切工作都成虛擲，都不能有永久性者，依我看來，都只因為我們把六七十年的光陰拋擲在尋求建立一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帝制時代的重心應該在帝室，而那時的滿清皇族已到了一個很墮落的末路，經過太平天國的大亂，一切弱點都暴露出來，早已失去政治重心的資格了。所謂“中興”將相，如曾國藩、李鴻章諸人，在十九世紀的后期，儼然成為一個新的重心。可惜他們不敢進一步推倒滿清，建立一個漢族新國家；他們所依附的政治重心一天一天的崩潰，他們所建立的一點事業也就跟著那崩潰的重心一齊消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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