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社會理論（簡體書）

《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社會理論》從啟蒙運動和蘇格蘭的關係說起，追溯了啟蒙運動的背景和歷史淵源，並分述了各種理論及流派，對研究啟蒙運動的人而言，具有較好的指南作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社會理論》“社會”標題下包括的是歷史理論的建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作品，道德哲學以及蘇格蘭人更普遍關注的“文化”議題。《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社會理論》極為合理之處是設想了恰如其分地談論“蘇格蘭人的”理論，而不是僅僅談論休謨或斯密的理論。《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社會理論》的指導目的是處理那些蘇格蘭人自己在其著作中所討論的議題——那些著作應對的是“大”題目和想法（“人類歷史”“國家財富”“文明”的本質），它們討論的是一般性的、寬廣的事物，而不是地域性的事件。

克裡斯托弗．J. 貝瑞（ Christopher J. Berry），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政治理論教授，是從事政治哲學及蘇格蘭啟蒙運動研究的國際著名學者，已出版Social Theor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1997), Human Nature (1986), Idea of a Democratic Community (1989)等專著。

《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社會理論》的指導目的是處理那些蘇格蘭人自己在其著作中所討論的議題——那些著作應對的是“大”題目和想法（“人類歷史”“國家財富”“文明”的本質），它們討論的是一般性的、寬廣的事物，而不是地域性的事件。

這有兩個維度。首先，是上述所說的民族中表達的標準。其次，在這些民族中并不是所有的判斷都被會注意。既然有這兩個真實的維度，那么我們就能期待在野蠻與庸俗之間重現一種相似性，我們在上一部分中遇見過這種相似性。我們沒有失望。杰拉德清晰地闡述了這種聯系：正如野蠻人區別于文明人一樣，在每個民族中的“庸俗之人也會以同樣的情境區別于那些優雅之人”。
審美從屬于教育，并因此有一種認知成分，正如休謨所說的“理解”。在今天同樣的概念可以表達為鑒賞力（從語源上說它指向關鍵點）。庸俗之人和愚昧之人因此被認定沒有資格成為評論者。休謨在總結五個特點之后，立刻指出，僅僅是某些人能夠（“作為事實”）擁有這些特點；實際上“作為人的普遍性”是有缺陷的。杰拉德把這種缺陷歸因于缺少機會（Essay lst edn：208），坎貝爾則歸因于“對教育的整體需求”（Philosophy of Rhetoric：11）。凱姆斯從社會學意義上的論述更準確和坦白。他認為，我們不應該同等地關注每個人的看法；事實上“人們中的大部分”，那些“僅靠體力勞動只求果腹的人”都應該被排除在外。這些人全無審美，更談不上“在優秀的藝術中進行判斷”。只有那些有閑暇去研究這些藝術品的人，才具有必備的知識；這是在同一民族中那些“粗魯和無教養的庸俗之人”缺乏的東西。格里高利同樣在研究中指出，運用審美的手段就意味著“更好地運用想象力”，由此他得出結論，“大部分人的卑微境況……剝奪了他們改善能力的途徑，無論是想象的能力還是推理能力”（除了那些具體職業與此相關的人）。（CV：132—133）這一點強化了早先的論點，即決定性的變量是社會學上的。閑暇和教育的出現（或闕失）才是決定性的，而不是歷史主義論證所認為的，野蠻人在某種意義上是另一種人類，他們生活在一種與文明社會不同的“文化”當中。
看起來，評論者在確立標準中的作用與教育精英的社會地位之間有著清晰可見的關聯。啟蒙運動的意識形態之幕看起來是透明的了。這一點已被評論者恰當地指出（如Pittock 1973，Barrell 1986，Copley1987）。它是如此的透明，以至于揭示出來的東西全都平平無奇。蘇格蘭人不會接納庸俗之人的美學觀點，正如不讓他們投票一樣。同樣的推理可以用在所有例子上。把庸俗之人從審美領域中排除出去，正如深刻地揭示了蘇格蘭人不穩固的民主觀念一樣，這一開始就來源于他們的目光短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