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夜人囈語（簡體書）

《守夜人囈語》是作者十多年來的學術自選集，涉及文學批評、思想史研究和哲學研究。作者思維敏捷，目光如炬，總能在看似無問題的地方看出問題：小說起始於野史、歷史具有搖頭丸規律、詩歌和力比多捆綁在一起、從肉身角度解讀魯迅、將孔子和老子當作被後人背叛的靈魂醫生、對百餘年來盛行於西方的話語拜物教展開猛烈批判，皆多有洞見，發人所未發。作者文風犀利，善於經營一種獨特、爽朗、明快和幽默的學術文體，在讀者獲取洞見的過程中，也能激起閱讀快感。

敬文東，男，1968年生於四川省劍閣縣，文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有學術著作《流氓世界的誕生》、《指引與注視》、《失敗的偶像》、《被委以重任的方言》、《詩歌在解構的日子裡》、《靈魂在下邊》、《隨“貝格爾號”出遊》、《事情總會起變化》、《牲人贏天下》、《用文字抵抗現實》，另有隨筆集《寫在學術邊上》、《頹廢主義者的春天》，小說集《網上別墅》，詩集《房間內的生活》等。

《新人文叢書:守夜人囈語》編輯推薦：當代中國思想者的研究視域從來沒有離開過對中國社會的人文關注。
如今，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
新時期呼喚新人文，也不斷催生著新人文。

近世以來，出版業的發達，已經讓阿貓阿狗都能出全集了，這本“學術自選集”（好嚇人的名字！），自然也是出版業囂張的產物，根本不是因為收在本書里的文字有多么出色。別人我不清楚，自己的情況則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每寫完一篇文章，總覺得它像初生嬰兒一樣可愛、可憐；十天半月之后，就覺得它面目可憎，幾乎不敢相信這家伙竟然出自我手。自從我接觸到文字和寫作這個行當以來，可謂從來如此，幾乎沒有例外。
上面這些話，聽起來有“得了便宜又賣乖”的嫌疑。每個人都有敝帚自珍的心理，這也不是多么不可原諒的惡習；只要我們時時謹記自己的兒子并不如我們想象中的那么乖，或許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得了便宜又賣乖”的辛辣譏諷庶幾可以免除。正是這一借口，構成了像我這樣一個從不自信的人，也敢出版“學術自選集”的最好托詞。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的八篇文章，似乎可以冒充文學批評。《從野史的角度看》、《從本體論的角度看》、《我們時代的詩歌寫作》寫于1997年3、4月間，分別發表于《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第6期、《鄭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文藝爭鳴》2002年第6期，它們都收入了我的文論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寫它們的時候，我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讀博士一年級。正應了那句人盡皆知的老話：“初生牛犢不怕虎。”該說和不該說的，這三篇文章都說了。貌似漫長的十五年眨眼即逝，如今，我卻不愿意為它們準備慚愧之意。另兩篇文章《回憶八十年代或光頭與青春》、《追尋詩歌的內部真相》分別寫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別發表于《莽原》2001年第6期和《中國詩歌評論》第三輯（200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前文收入我的評論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后文收入我的詩論集《詩歌在解構的日子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現在讀來也不能讓我滿意，唯一值得驚訝的，還是自己的膽量。《歷史以及歷史的花腔化》寫于2002年年初，發表于《小說評論》2003年第6期，《一部歷史應該少到可以拿在手中》、《靈魂在下邊》寫于2005年，分別發表于《新文學》第七輯（大象出版社，2007年）、《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第八輯（巴蜀書社，2010年）。關于它們，也沒什么好說的，“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我很驚訝自己還有能力炮制這么糟糕的東西——盡管它們居然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謬賞。
第二部分的四篇文章，是從專著《失敗的偶像》中挑選出來的。那本書完稿于2000年元宵節，時隔3年多，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再過三年，才由遠方出版社再版，又三年，出了臺灣版。寫這部書時，我剛從上海來北京工作，由于人生地不熟，頓起“歪解”魯迅之歹念。當時估計“魯學界”會群情激憤，沒想到至今連泡都沒冒一個——看起來，我連冒犯他人的本領都沒有，真沒勁兒透頂。
第三部分收了三篇長文，《中國的靈魂醫生：孔子篇》、《中國的靈魂醫生：老子篇》寫于2008年3、4月間，是我的專著《牲人盈天下：中國文化的精神分析》（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的前兩章，分別發表于《名作欣賞》2009年的第7期和第8期。作為一個永久性的學徒，一個只擁有“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執照的人，我斗膽談及老子和孔子，原本就沒有想過遵守古典學的規范，依然想冒犯那些“國學家”，但人家就是不上套，奈何？《話語拜物教批判》是我的專著《隨“貝格爾號”出游》（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的導言，也是又臭又長，希望讀者灌水和噴飯。此書獻給我的碩士生導師袁忠岳先生、博士生導師張德林先生，因為他們曾經給過我太多的關愛。當年我無知所以狂妄，狂妄所以無知，如今，我已年過不惑，終于懂得了感恩和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把這些不成器的文字交到他們案前，希望他們批閱，希望他們能給我一個及格的成績。感謝我尊敬的史仲文先生。因為他，這部本來不該出版的“學術自選集”才能得以出版。我把它的出版，我無聊的僭越，當作最能滿足我虛榮心的事情來看待。
是為序。

自序第一輯從野史的角度看從本體論的角度看歷史以及歷史的花腔化一部歷史應該少到可以拿在手中靈魂在下邊追尋詩歌的內部真相我們時代的詩歌寫作回憶八十年代或光頭與青春第二輯夜晚的宣諭魯迅的語調瞪眼的意識形態腸胃的精神分析第三輯中國的靈魂醫生：孔子篇中國的靈魂醫生：老子篇話語拜物教批判

腸胃的精神分析
1．腸胃的現實主義……
和病夫魯迅一樣，盡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副蠕動著的腸胃，可我們平常卻不會專門花時間去理會它，直仿佛它從來都不存在。在從三閭大學輾轉回上海的船上，方鴻漸“博士”對他的未婚妻孫柔嘉女士說，盡管我們有那么多親人，可我們把一生中用于想念他們的時間全部加起來也很難超過數小時（錢鐘書《圍城》）。腸胃遇到的正是這種待遇。它正好也是我們的親人。通常只有在它出現了問題時，我們才會在迫不得已之間發現它原來依然還在那里，像一只勤勞的工蜂，一直在默默無聞地為我們的所有動作，哪怕是吃、喝、嫖、賭、獻媚、竊國、貪污、受賄等提供有力的支撐。在《南腔北調集》里，魯迅就曾經專門說到過腸胃的長期被忽略和偶爾的被重視，以及這中間合乎人性的原因。有趣的是，腸胃正是魯迅經常用到的詞匯之一，尤其是它的許多變種詞匯，早已組成了魯迅個人語境中的專門詞匯；這些詞匯在暗中支撐著魯迅的思維、眼光、語調直到寫作a。在此值得當作對比的是詩人海子，他在自殺前半個月以幾乎凌亂的句式，天才般地寫到了糧食、腸胃和農業。和魯迅一樣，他也給腸胃打上了個人印記：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戶他們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農業，他們自己的繁殖大風從東刮到西，從南刮到北，無視黑暗和黎明你所說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海子：《春天，十個海子》）
嘴、吃和胃一邊聯系著我們的人生動作，一邊連接著土地和糧食。在海子那里，我們繁復的人生動作經由嘴、吃和胃最終掏空了糧食的五臟六腑，使大地變得虛無、荒涼。在海子那里，嘴、吃和胃是大地的殺手，是罪惡的器官（或動作）。海子以他的敏感心靈，透見了腸胃和豐收、土地、糧食之間剝奪與被剝奪的殘忍關系。很明顯，在海子的語境中，腸胃是一個倫理學問題；而在魯迅那里，卻更看重腸胃的原始功能，它表征的無疑是腸胃的現實主義：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容納和消化食物（糧食）。因此，海子的腸胃中包納的是土地，尤其是使土地變暗、變得空無荒涼的邪惡力量，是欲望；魯迅的腸胃中容納的，則是支撐我們做出各種人間動作的原始力量。如果海子語境的胃如其所愿地被摘除，大地肯定就安寧、美好、純潔了；如果迅語境的胃不幸被消除，大地就只有草木、野獸以及它們的自生自滅，按照魯迅一貫的話說就是：中國人肯定是要被擠出“世界人”之外（《熱風?雜感三六》）。
a羅蘭?巴爾特說過，即使“一個詞語可能只在整部作品里出現一次，但借助于一定數量的轉換，可以確定其為具有結構功能的事實，它可以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巴爾特：《批評與真實》，上海人民出版社，溫晉儀譯，1999年，第66頁）盡管“腸胃”一詞在魯迅的文本中并不是出現得最頻繁的詞匯，但它無疑是最重要的詞匯之一。讓我們先把海子和倫理學的腸胃拋在一邊。實際上，從腸胃開始分析中國的現實境遇是魯迅較常用到的方法之一。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同主義、小康主義曾經囂然塵上，幾千年來卻又無不為嘴、吃和腸胃奔忙的國家，魯迅這樣做并沒有什么不可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腸胃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孤零零的詞，而是作為一個具有包孕性的詞根出現在魯迅的語境之中，并由這個詞根演變出許多專門性的派生詞匯。在魯迅那里，腸胃從功能上說，首先是一個基礎：正是依靠它，才使人的身體得以生存下去。即使是圣子耶穌當年餓極了，也得不顧身份去偷人家的東西吃，當主人警告說這就是犯法時，他還煞有介事地為自己的腸胃尋找神學理由（參見《馬可福音》12：3-12：6）。這當然沒有什么可笑，而是“基礎”給了每一個凡夫俗子以宿命和大限。即使是圣子也不能例外，只要他還沒有三位一體。魯迅理解這中間的隱秘內涵。在腸胃問題上，如果不說魯迅只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最起碼也能說他首先就是一個腸胃的現實主義者。基于這一點，我們馬上可以說，恰好是腸胃的現實主義給了腸胃這個詞根最基本的含義：它指明了這個詞根在自我推演、自我膨脹、自我完成過程中的方向和路徑。魯迅多次說，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華蓋集?忽然想到》）。這里容不得半點兒詩意，也和所有型號的倫理學暫時無干。它是現實的，也是功利的，帶有太多保國保種的焦灼感。而“生存”、“溫飽”、“發展”云云，正是腸胃作為詞根經過自為運動獲得的派生性詞匯。它既表明了“基礎”的意思，也把魯迅的腸胃現實主義擺渡到它應該去的地方。這就是說，在魯迅那里，腸胃一邊連接著簡單的保命術，另一邊卻連接著登龍術。可它又絕不是橋梁。和許多人的意見相反，基礎就是基礎，從來就不是別的什么！它是生存的必需品。腸胃也不需要墓志銘，它是活體，始終處在時間的流動之中，它蠕動、收縮、擴張和吸附的節律，就是它自身的時間。更加準確地說，腸胃只有它自己的時間，也只聽從它自身時間的號令。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即使在忘記它時，它仍然能夠自得其樂、孜孜不倦地運轉的原因。為腸胃虛構一種假想的時間是不可思議的——這就是腸胃的現實主義最內在的要求，也是“基礎”最嚴厲的措辭。誠如保羅?德曼（Paul de Man）在《作為抹去的自傳》里說的：“墓志銘或者自傳話語之主要修辭法，是擬人化，是死后的聲音之虛構。”魯迅也說，夢是好的，否則金錢是重要的（《墳?娜拉走后怎樣》）。腸胃反對夢想，特別是當腸胃還沒有達到它自身滿足的時候——盡管腸胃確實能支撐起我們的夢想。也只有它才能支撐起我們的夢想。腸胃現實主義最隱蔽的潛臺詞是：它是代表能量的陽光進入我們身體最重要的中轉站。而我們說，腸胃的現實主義和它所要求的特殊時間，使腸胃堅決反對包括擬人在內的所有修辭法。腸胃是活體，魯迅通過《阿Q正傳》、《孤獨者》、《傷逝》告誡我們說，一定要記住這一點。可是，一個非常簡單然而又十分緊迫的問題始終出現在魯迅眼前：幾千年來，盡管我們的腸胃從未缺席，盡管我們的腸胃一直在暗中給我們提供力量，可它并沒有得到善待，并沒有得到我們的尊重。種種腸胃的倫理學、政治學給了它過多的傷害，給了它超過它承受能力的眾多教義。在極端的時候，我們還常常以樹皮、草根、觀音土甚至人肉去敷衍它滑膩的時空。這是腸胃的倫理學對腸胃的現實主義最大的犯罪。一般說來，在腸胃現實主義肚量的彈性限度內，中國的腸胃以它菩薩般的胸懷原諒了腸胃倫理主義的敵意。它懂得，“腸胃”作為一個橫跨亙古的巨大詞根（而不僅僅是魯迅的詞根），它的自為運動畢竟還是給腸胃倫理主義的詞匯之達成開啟了后門，也預支了場地。是的，中國的腸胃現實主義一直有著寬廣的襟懷。時而當忙月、時而打短工的阿Q在生計出現問題時——魯迅通過《阿Q正傳》告訴我們，也告訴了他的時代——照樣是要造反的。這是一個草民的腸胃在為自己的基礎地位、現實主義尋找尊嚴。魯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但以瞪眼和斜視看到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化上的愚民、弱民政策，使得中國人的思想體格處于極度貧弱的狀態，也看到了文化自身的機制在對腸胃實施愚民政策，在時時打破腸胃現實主義的內部平衡。“造反”是“腸胃”作為詞根派生出的又一詞匯。
魯迅曾經提到李自成的造反、張獻忠的造反。他暗示說，他們造反的目的和阿Q準備革命的宗旨并沒有根本差別。一旦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當然也包括阿Q）得勢，他們的秉性使他們仍然會毫不猶豫地造就新一輪腸胃現實主義內部的失衡。這都是些有來歷的老例了。在這里，通過腸胃和腸胃的現實主義，魯迅毋寧說出了這樣一條真理：腸胃的尊嚴最終是冒犯不得的，腸胃最終是不可能被愚弄的。腸胃的現實主義有它的獨門兵法。腸胃作為詞根的派生詞匯之一“造反”，就是眾多獨門兵器中最厲害的一種。腸胃一邊維系著我們的生存，一邊維系著我們的尊嚴。當腸胃受到類似于錢鍾書所說的那種不公正的待遇時，它就會鋌而走險，起義造反。是腸胃最終把人逼上了梁山。是腸胃最終給予了改朝換代的最大助力。畢竟海子那種過于詩意的腸胃倫理主義在庸眾們那里，從來就不會有像樣的市場。魯迅碰到的時代正是一個大饑荒的時代，人人都面帶菜色；無論是肉體上的腸胃還是精神上的腸胃，都沒有得到善待。在一篇雜文里，魯迅說到過北京城沿街乞討的小孩。這是腸胃現實主義最動人的華章和最精彩的一幕。魯迅保證說，從這里我知道了中國的未來。接下來的問題就顯得順理成章——魯迅的潛臺詞是：我們民族的腸胃早已出現了問題，這會引起什么樣的結果，凡智商不等于零的人都不難想見，因為按照某種貌似莊嚴的口吻，畢竟孩子還是人類和民族的未來。在另一處，魯迅不無“惡意”地說，我的確是生得早了一些，康有為公車上書時我已經有好幾歲了，這真是不幸。為什么會不幸呢？魯迅卻含糊其辭、王顧左右而言他。但他知道終有人會明白這里邊的深意。
2．腸胃的倫理主義……
孔夫子的弟子們記錄了孔子說過的一句很有趣的話：“割不正不食。”他老人家的意思大概是，如果食物在刀法上顯得凌亂、不守規矩、破壞了應有的美感，我們的至圣先師是寧愿餓肚子也不愿意下箸的。聯系到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的說教，這自然可以理解。千百年來，我們的儒生、理學家、衛道士們在板著面孔之際，顯然忘記了孔夫子在這么說話時包含著的更多的幽默感，也不愿意在孔夫子身上去尋找他之所以這么說話的原因。順便說一句，孔夫子的話里邊還隱含著一個腸胃上的美學問題，也被眾多的孔家門徒給忽略掉了。是啊，在孔子那個年代，美學剛剛草創，割不正就不食，也未免顯得太奢侈。儒生們怎么愿意注意這些有可能給圣人臉上抹黑的雞毛蒜皮呢？他們從那中間更愿意看到的是格物、致知的心性功夫。我們都聽說過，只有有病——不管是身體有病還是精神有病——的人，才會過分重視吃食的面孔、成色和酸堿度是否與自己的腸胃相匹配。后起的儒生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活生生把孔子的話上升到象征的高度，并由此開創了腸胃的倫理主義傳統。聽他們解釋說，刀法不正，帶出來的實際上是食物的非“禮”；而非禮的事情，我們都愿意相信，老夫子從來都是不會干的。
保羅?蒂利希在《文化神學》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象征的一般性來源：所謂象征，就是“出自我們今天所說的群體無意識，或者集體無意識，出自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在一件事物、一個詞語、一面旗幟或者不管別的什么東西中承認了自己的存在”。“禮”當然是儒生們的“存在之家”，自然也是他們腸胃的“存在之家”。具體到這里，我們還有必要加上一個限定性條件：此處的集體無意識倒正好是儒生集團的有意識——是他們有意識地把意識強行處理成了無意識，最后把它弄成了象征，當作了禁忌，并給予它倫理主義的板滯面孔。因為千百年來，魯迅的腸胃現實主義暗示說，小老百姓夢想的從來都不過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至于割得“正”不“正”，大體上不會有什么講究；到了民不聊生、易子而食的年頭，就更是去他娘了。因此，任何號稱無意識的東西幾乎從來都是被迫成為的。這里不妨插一句，正是在這一點上的失察，使得容格（Carlg Jung）之流的偉大理論從一開始就帶有了先天的殘疾。
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已近乎變態；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似乎又在提前呼喚一種精致的新美學。他在吃食上的窮講究，與其被門徒們上升到象征的高度、腸胃倫理主義的假想位置，不如先在腸胃的現實主義水平上進行一番思維游弋再說。正是在這里，歷史謠言家魯迅敢于斷言：孔老二有胃病；而且他還指名道姓地說那是胃擴張，患病的時間大約是在周敬公十年以后（《南腔北調集?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斷孔夫子有胃病》）。這不應該算是瞎把脈，畢竟魯迅是學過醫學的。除此之外，魯迅還有著強大的理由，這里也一并羅列：無論從哪里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概就無須思索，直接承認那是吃的東西；只有患病的人才一再想到害胃、傷身，搞出許多有關食物的禁忌（《墳?看鏡有感》）。這當然是更加準確的診斷了，因為它建立在病理學和物質經驗的雙重基礎之上。
腸胃的現實主義在這里擁有足夠的批判力量：它面對祖傳的腸胃倫理主義時，有著鄙夷、蔑視和揮手之間就將它打發在一邊的能力（這暗合了向上倔起的眼神）。在魯迅看來，古老的、建立在“克己復禮”基石之上的腸胃倫理主義根本不值得再提倡，它是糟粕，同樣也是壓在腸胃上的巨大重負之一。正是它，導致整個民族都患上了廣泛的胃下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腸胃的倫理主義一開始就給腸胃虛構了時間段落——王化的、由“禮”規定好了的四平八穩、低眉順眼的時間。所謂君子不飲“盜泉之水”、不吃“嗟來之食”。這種柔順的時間徹底摧毀了、取消了腸胃自身的時間。
但它保證說，只有在王化的時間段落里，腸胃才能獲得它需要的安寧、和平以及滿足（大同？小康？）。腸胃現實主義在經過它自身的思辨、運作后，毫不猶豫地打翻了虛構的時間——我們早就知道，腸胃的尊嚴最終是不能被冒犯的。
值得考慮的倒是，魯迅不僅是一個腸胃的現實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倫理主義者。但他不是祖傳的倫理主義者，也不是海子那種詩意盎然的倫理主義者。在魯迅這里，腸胃倫理主義反對詩意，它遵循它的主人對食物的理解方式，并由此去規定對食物的挑選，對食用方式的選擇。魯迅的腸胃倫理主義天然帶出了他對個人、時代、歷史、人生和文化的幾乎全部理解。由于腸胃作為詞根在魯迅個人語境中的內在含義，魯迅的腸胃倫理主義也有它自己的獨特性。簡單說起來，和魯迅一貫關心的問題及其表情相一致，他的腸胃倫理主義也具備著痛苦的、口吃的質地。
在小說《孤獨者》里，魯迅描寫了一個叫作魏連殳的知識分子。此人早年激進，抱著改造山河、富國強民的大志。殘酷的現實生活卻讓他處處碰壁，幾乎是經常性地食不果腹，及至無人理睬。最后他破罐破摔，當上了一個地方小軍閥的幕僚，立時境遇大變，身邊經常性地聚集了一大堆唯利是圖、討好賣乖之眾和海吃大喝之人，其中也不乏那些先前對他的“不理睬”黨。但魏連殳最終只是一個孤獨者，因為他的真正目的、人生理想根本就不在這里。和孔子的倫理學一樣，魏連殳的腸胃也自有它要排斥的“盜泉”和“嗟來之食”。不排除魏連殳身上有被許多論者標明出來的種種特質和象征意義，但他正好表明魯迅牌腸胃倫理主義的實質。魯迅的腸胃倫理主義的真正含義毋寧是：在拋開祖傳倫理主義對腸胃的時間虛構后，新的倫理主義必須給腸胃一個全新的、有利于富國強民的、并且是健康的、可靠的時間段落。這個時間段落一定要征得腸胃自身的時間形式的同意。這就是說，腸胃倫理主義既要尊重腸胃的本己需求，但又絕不為腸胃的原始現實主義犧牲自己的尊嚴（這在思路上倒有些近似于祖傳的腸胃倫理主義）。它同意《馬太福音》說的話：“人活者，不僅僅是為了面包”（Man
shall not live by bread alone）；也能在抽象的含義上同意《文子》的建議：“外與物化，內不失情。”但它絕不同意“割不正不食”。魯迅的腸胃倫理主義的痛苦和口吃就在這里：盡管他特別想找到可靠的時間段落去框架腸胃，但現實境遇不答應；在腸胃現實主義的巨大壓力下，他不得已犧牲了自己獨有的倫理主義，但倫理主義卻又為此痛苦不堪，并由魏連殳明知自己患了絕癥也懶得去治療最終吐血而死來了結痛苦。魏連殳是腸胃現實主義和倫理主義深刻沖突的犧牲品，是炮灰和齏粉。在矛盾雙方之間，魯迅牌腸胃的倫理主義實在是很難對它們誰更有理作出準確的判斷——這自然就是口吃了。魏連殳的痛苦歸根到底是腸胃倫理主義的痛苦，魏連殳的孤獨也是腸胃倫理主義的孤獨。一件意味深長的事情是，魯迅接受過國民政府一家學術機構的聘請，雖然他從未到場視事，卻幾乎是直到死都在領取它發放的薪水。聯想到魯迅對國民黨及其政府的猛烈攻擊，而他似乎對只領薪水不干事從來也不愿意提起，這中間不正充滿著他的腸胃倫理主義的躲閃性嗎？該躲閃性和魯迅腸胃倫理主義的痛苦、口吃有沒有內在的一致性呢？
建立在“禮”上的倫理主義造就了一個四平八穩的胃口、對食物進行廣泛挑剔的胃口；建立在魯迅私人詞根之上的倫理主義造就了一個痛苦的胃口，它不斷在倫理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來往穿梭、居無定所。誰敢一口咬定哪一種更好，哪一種更糟？為了解決倫理主義本身的痛苦、口吃和它們帶來的躲閃性，既然魯迅早已槍斃了祖傳的腸胃倫理主義，那么，他會聽從海子的建議，撿起海子那種充滿濃郁詩意的倫理主義即干脆把腸胃給摘除嗎？對于子的小兒之見，魯迅當然會不屑一顧。因為腸胃的現實主義始終給魯迅提供了這樣一個發言的立場：活人只談活人的腸胃。海子的腸胃在魯迅那里顯然指涉的是死人的腸胃。但魯迅肯定不愿意知道（但他肯定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是有人會在他自己的腸胃倫理主義的指引下一條道走到黑的，比如海子，他用倫理學的胃口徹底取代了現實主義的胃口，山海關鐵軌上被火車砍成兩截的身體表明了“徹底取代”帶來的悲劇性，而不是躲閃性和口吃；比如伯夷、叔齊，他們同樣是用倫理主義的胃口一步步取代了現實主義的胃口，只不過他們的步伐更從容、更中庸。有趣的是，在《故事新編》里，魯迅也寫到了伯夷、叔齊。在魯迅明顯的調侃和譏諷的語氣中，我們看到了他的腸胃現實主義和腸胃倫理主義之間忽而搏斗、忽而和平共處的真面孔（《故事新編?采薇》）。魯迅把這中間的痛苦給掩蓋了；聯想到不為別人服務卻又毫無愧色（？）地領取別人給出的薪水，魯迅以那樣的語調描寫伯夷、叔齊，其目的和宗旨不是反而更加欲蓋彌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