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

1989年，作為地下出版物流傳了十多年的《古拉格群島》，終於在蘇聯出版。

歷史上，並沒有「古拉格群島」──索忍尼辛在書中描述的群島，寫的是在蘇聯這片「大海」上，處處皆是如同島嶼的監獄和集中營。這本曾經被禁了長達十六年的作品，在2010年被列為俄羅斯中學生的必讀教材，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丁曾言：「若沒有書中的所紀錄的現實，我們便無法全面了解我們的國家，思考未來必將困難重重。」

本書可謂是中國版的《古拉格群島》──作者經歷被打成「極右份子」、勞教、勞改的人生，不只是個人的血淚史，更是中國那段不該被埋沒、更不該被遺忘的歷史。藉由真實的描述，反思過去，才有思考未來的可能。

張先癡

原名張先知，男，中國湖北黃岡人，1934年出生。晚年定居四川省成都市。

序
一個人的命運及其背後的社會體制的整體運動
─對張先癡《格拉古軼事》的一種解讀
錢理群

這個題目是從我的朋友張嘉諺的文章裡借用來的。他為貴州流亡詩人黃翔的自傳體長篇小說《靈肉史─天空下的一個人和一個人的天空》（又名《逃》，《自由之血》）寫的序言裡這樣寫道：作品「表現的是作家的『人身全體經驗』，是一個『人』生命本文的再現。它也表現了個體交融於群體之中，其背景呈現為一種社會體制的『整體運動』」。這自然不是偶然的巧合：當詩人黃翔在貴州高原上流亡和監禁時，本書的作者就在其鄰省四川承受著同樣的生命苦難。這同一天空下的共同命運，是一個重要的提示：我們所要面對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體制運動。那個時代對於我這樣年齡的人，是與我們自身的生命血肉相連的，因此，很容易就讀出本書的敘述背後或顯或隱的意味；但今天的年輕人，如果不是太敏感，就自然將其視為過去式的存在，不但陌生，而且荒誕，不可理解。這就需要作某種解讀，甚至作詞語的社會學解釋─作者自己也一再談到，他有一種「咬文嚼字」的「惡習」，喜歡作詞語背後的探尋與揭示。
現在，我們就來作這樣的嚐試：解讀作者的命運，並對可能涉及的某些時代詞語作某種考釋。

原罪、另冊

作者的人生故事的開端，和所有初參加革命的年輕人一樣，是單純而充滿夢幻的─這裡還有一個細節：本來，「在稍有教養的群體裡，長蝨子將被認為是一種羞恥」，但在革命隊伍裡，蝨子卻成了光榮蟲，在當時人們（包括作者本人）的認識裡，蝨子的地位的「置換」，是「證明著社會的進步」的；這樣的夢幻式的感覺到後來作者成了牢獄裡的罪犯，與蝨子結下了不解之緣，就自然破滅：再也無法從中尋找詩情了。但真正將作者從雲端拉到地面的，卻是一九五五年的一紙文件：這是縣委書記向全體幹部正式傳達的中共中央肅反運動十人小組的文件，其中規定凡有海外關係，或直系親屬被殺者一律不能在要害部門工作。─肅反運動本身就反映了執政者對敵情的嚴重估計，如毛澤東所說，「許多反革命份子『深入到』『我們的』『肝臟裡面』來了」，「我們的機關、部隊、企業或團體裡是有人偷竊機密的。這種人就是混入這些機關、部隊、企業或團體內的反革命份子」，當時甚至規定這樣的暗藏的「反革命」數要「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實際卻遠遠超過此數，毛澤東親自推薦的一個典型洛陽拖拉機廠，四十八名科技人員中，肅反對象就達十三人，高達四分之一以上，這就直接導致了肅反運動的擴大化，並成了後來鳴放時期人們意見最多的一個問題，許多人都是因此而被打成右派的。毛澤東在當時的一個內部指示中，曾規定對「有反革命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的人」，即使不逮捕，也要在單位處於「領導控制與群眾監督之下」，而這裡卻將控制與監督擴大到「有海外關係者」與「直系親屬有被殺者」，將他們置於「准」專政的地位，其背後的理念則是因為社會關係與血緣關係而具有某種原罪。而剝奪其在「要害部門」工作的權利，則顯然是一個制度性歧視。這是一個開端：血統論從此越演越烈，並逐漸形成了所謂用人制度上的「階級路線」，一個建立在血緣關係與社會關係上的新的等級制度也在開始孕育。

這是直接改變了千千萬萬人在新中國的結構中的地位和他們的命運的。本書的作者即是因此而被迫從軍隊的要害部門「轉業」到了地方─一直到多年以後他才明白，這裡的「轉業」不過是「清洗」的漂亮說法，一個典型的詞語遊戲。它的深層意義就是「打入另冊」（另冊也是毛澤東從一九二○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中發掘出來的一個「革命語彙」，其含義是：放逐於社會結構的邊緣，甚至逐於「門外」，置於「無家可歸」的境地7 ，這正是「為若干年後當右派奠定了基礎」的。作者當時因為年輕，當然無法預計以後會發生的一切，也就相對平靜地接受了這一逆轉。但同命運的好友卻因為比他更有社會經驗而陷於絕望，最後自殺身亡，「用果斷的方式了斷了他在未來的苟活中將要領教的那生不如死的感覺」（這自然是作者寫作本書時痛定思痛的認識），卻也因此揭示了另冊背後的血腥。
或許為了掩蓋，又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諄諄教導」。但這不過是再一次地製造幻想。事實是本書的作者早已與他的「反革命」的父親「劃清了界限」，「選擇」了自己的道路，以至親眼看見父親綁赴殺場也毫不動心，還主動向組織彙報，表示「忠心不變」─這樣的「劃清界限」其實是逼迫人們背棄血緣之愛，從而越過做人的底線，是最無人道的。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獲得信任，因為在「革命的邏輯」裡，出生在被鎮壓的「反革命」的家庭，就必然有「刻骨的階級仇恨」，也就天生的可疑，甚至有罪。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原罪」。

而本書的作者還是一個知識份子，這就又多了一層原罪，「書讀得越多越蠢」、「書讀得越多越反動」，這也是那個年代的革命邏輯。因此，本書的作者即使在監獄裡，也是最不被信任，視為最具危險性的，在〈頂頭上司們的是是非非〉裡寫到的那位識字不多的分隊長就認定他的勞改分隊裡的一切問題，從逃跑到偷吃生紅薯的「反改造」，無不根源於這個「有文化」的張某人，於是，「黑手」、「搖鵝毛搧的」、「坐山雕」這樣的惡名，就幾乎成了張先癡和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代名詞。這位囚犯中的「文化人」，也就因此承受更多的「階級仇恨」，那位「政府」（這是勞改犯人對管教者的稱呼）將「堆砌如山的貶義詞」噴灑在他身上，以「蹂躪認識方塊字的人為樂」，當然不僅是個人品質問題：他執行的是一個體制的命令。

組織
如本書的作者所說，「組織」，這是五十年（實際一直延伸到以後）「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彙」。其背後的理念是：一切歸於組織，一切聽從組織安排。這裡所說的「一切」並非誇大之詞，而是確乎如此，並且有實質性的內容與制度性保證：就連最具個人性的性愛與婚姻，也要由組織安排。
於是，張先癡的命運又出現了第二個逆轉：當他與自己的心上人胡君「明確了關係」（這也是那個時代的詞語），卻不能自行辦理結婚的法律手續，而必須向所在的單位的組織領導呈交「申請結婚」的「報告」；而命運卻偏偏捉弄他：領導經過政治審查，由人事科派人到胡君的組織，說明張某人的家庭與本人都有歷史問題，然後由組織出面，要求胡君「慎重考慮」。但胡君毫不動搖，在她不計後果的堅持下，儘管組織最後勉強批准，但卻著意降低婚禮規格─那個時代，連婚禮由什麼級別的領導出席講話，都是有等級性的規定的；這一次張、胡之婚，沒有一個副科長以上的領導光臨，就是表示了組織上的一種態度，一個警示，「這個結婚儀式的氣氛只是在婚禮和喪禮之間的檔次」，正是預示著以後的一切。

在本書中，還記載了一個聽從組織安排的婚姻悲劇：作者在某軍所轄的軍政大學學習時，軍內一個文工隊的區隊長和他當年的大學同學正在談戀愛，不料軍部的一位老領導看中了他的未婚妻，經過組織審查，得到批准，再由組織出面，要求這位女大學生聽從安排；當她說明自己已有意中人時，組織表示：「這些情況我們早已知道，你放心，我們會給他作工作」，並且指出，這是是否願意「為革命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的一個「考驗」。─這樣，對於個人婚姻的強行干預，既有了「革命」的神聖名義，又有了不可抗拒的組織安排，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只有兩種選擇：或聽從而苟活，如那位女大學生一樣；或拒絕而死亡，還要背上「背叛革命」的罪名：那位區隊長就是這樣走上了引爆自殺之路。這是作者參加革命後所看到的第一個自殺者。當然，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組織安排，這更是必須絕對地無條件地聽從的。看起來，這似乎十分簡單：組織上叫你怎麼說就怎麼說，就行了，這是最省事的，是大多數「奴隸」的選擇，但卻未必安全，因為組織上如果為了某種需要有意耍起「陽謀」（如作者所說，這也是最具有創造性的時代新詞語）來，也是要聽話者付出代價的。作者在勞教隊最好的朋友朱老弟，一位窮苦出身的農民子弟，就是組織上找他談話，安排他在全縣擴大幹部會上「作一個大鳴大放的典型發言」，並特意佈置：「內容不妨尖銳一些，反正組織上知道」。天真幼稚而又忠誠的朱老弟，聽從組織的安排，作了「內容尖銳」的發言，結果成了「面目猙獰，靈魂醜惡，暗藏狼子野心，忘本變質」的「反面教員」─組織也正需要這樣的「反面教員」，至於他個人及其家庭因此會受到怎樣的磨難，則是組織不予考慮的：這也是「為革命而犧牲個人利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一九五七年相當多的右派都是組織安排的。本書的作者就是因為響應黨的號召，在一次座談會上作了並不激烈的發言，卻被記者按照當時組織的需要將發言內容進行了「拔高」（即「拔」到鳴放時期組織的意志的「高度」），最後又在組織安排的「封閉學習」中，被同樣響應號召（這時的號召，已不是鳴放，而是反擊右派了）的積極分子揭發出來的：在張先癡「墮落」成右派的整個過程中，其中每一個環節，其實都可以看到組織的作用：數百萬的右派就是這樣被「網」進去的。

領袖
「組織」如何影響本書作者及中國人的命運，這是一個大題目，需要作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除以上的討論外，這裡，再試換一個角度：「組織」是需要實體來體現的。首先是「領袖」，他是組織的代表、化身，他集中了組織的意志和權力，這既是具體的，實質性的，同時又是象徵性的。他的操作性的實際影響主要體現在上層，對於底層的普通民眾，他是可望、可聽而不可及的，因此，就更具有一種象徵的意味，可以說是組織的「神體」。前述貴州流亡詩人黃翔有一首詩，寫到現實生活中領袖不斷發出的「指示」對自己的影響：彷彿是「從上蒼降下的指令」，「那個無形的人的臉上固執地傳出來的看不見的鈴聲」：「它彷彿隨時在不可知的遠處傳訊我。我總想抗拒它的牽制，竭力避免對他作出可悲的機械的條件反射，但我像一頭匍匐在主人面前的馴獸，不斷地接受他發出的信號。日復一日，我竟然慢慢地習慣了宇宙鈴聲的撫弄了。它已經變成了我每日不可少的樂趣，一種古怪的畸形的嗜好。每時每日我都像守著一闋美妙的音樂似的守著這該死的鈴聲。只要有一時刻聽不到它的聲音，我渾身就癱軟下來，落入無可名狀的空虛」。這樣的一種幾乎是無可抗拒的精神的控制力，在普通民眾的感覺中，是具有某種神秘性的；而體制的統治利益也需要竭力製造與維護這樣的「領袖」的神靈式的神聖光圈，稍有褻瀆，就必加嚴懲。

本書的作者的幾個難友，本來，無論就其出身，還是文化程度，都不具有前面所說的「原罪」，但也被「網」進了革命監獄。他們的故事說起來都是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力的：一個舊社會的殺豬匠，新社會的屠宰工，在饑荒年代他看見牆上掛著的馬、恩、列、斯的領袖像，好奇地問：「那個大鬍子洋人是哪個？」得知此人名叫馬克思以後，就開了一個玩笑，對著畫像吼了一聲：「你下來，看老子啄（四川方言，意為踢）你兩腳」，卻不料飛來橫禍：鬥了三天三夜之後，即鋃鐺入獄。還有一位小學教員，就因為一時興起，高舉鳥槍，在學校操場作射擊狀、偏偏前方正懸掛著一張「偉大領袖」的肖像，於是，就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成了大牢裡的「二十九號」，最後被判十年徒刑。─這是在那個時代隨時都會發生的荒誕劇與悲劇，其所造成全社會的精神緊張與恐怖，正是維護精神控制的「神力」所必須的。
與其說這是「個人崇拜」，不如說是「組織崇拜」，從根底上是為了加強體制統治的合法性與神聖性，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盛行的「早請示，晚彙報」、「背誦語錄」等儀式，就將這樣的神聖統治推到了「准宗教」的極端。但這對於普通的老百姓，特別是已經落入「地獄」的囚犯，卻是意味著一場空前的精神迫害與磨難。本書〈頂頭上司的是是非非〉裡敘述的那位我們已經熟悉的分隊長對犯人的精神蹂躪是令人髮指的：「在大背毛主席語錄的日子裡，他每每會指定些和他文化程度相當的半文盲站出來當眾背誦。如果背錯一字一句，將會被認為是篡改或者故意歪曲的政治錯誤，這壓力壓得背誦者戰戰兢兢，聲音顫抖，頭上冒汗。此時這位隊長會按亮手電筒，其光柱直射到背誦者的臉上，以便在這股強光的幫助下，讓他那雙瞎湊合的眼睛，欣賞到背誦者那張因驚恐而變形的臉，而這位隊長的臉上，也會泛出一絲心滿意足的獰笑」。悲劇也終於發生：一位農民出身，精通農事，卻自稱「文蟒（文盲）」的犯人，因為背錯了語錄，慘遭毒打，過度緊張，睡夢中從床上翻滾下來，跌斷了腿，還嚇成了瘋子，不停地「用他那難聽無比的歌喉高唱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最後悲慘地死去。─這領袖的聖光與無辜者的血，是互為表裡的。

領導
如果說「領袖」是組織的「神體」，那麼，各級組織的「領導」，即是組織的「肉身」。這正是反右運動中，所要反覆強調的：組織不是虛的，必須落實到每一個單位的具體領導，特別是「第一把手」；因此，聽從組織的安排，也要落實到聽從單位領導的安排。這裡，還有一個層層聽從的問題：每一個等級上的領導，都要聽從上一層領導的指示與安排，即所謂「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這又是與等級授權制相一致的：各級領導的權力來自上級組織領導的任命，自然有服從的責任。這樣，個人與組織的關係，最後就落實為個人與某個具體的領導的關係，並且極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關係。本書寫到的那位朱老弟與張部長的關係中，就明顯地蒙上了這樣的陰影。是這位「張同志」對他這個山區的窮孩子進行革命的啟蒙教育，後來又接受他作自己的通信員算是改變了農民身份，參加了革命。因此，朱老弟一直視張部長為恩人，他的命運也就隨著張部長的態度而變化：當張部長欣賞他時，他被推薦到縣委宣傳部當上了幹事，還在張部長的主持下，與縣婦聯的一位美女喜結良緣；後來，張部長需要他帶頭鳴放，如上文所說，他就作了一次奉命發言；但不料形勢變化，張部長又需要他當「反面教員」，就把他拋了出來；這一回，他不再馴服，居然在反省書上揭發了張部長的作風問題，張部長也就毫不猶豫地將他投進了監獄：張部長作為組織的代表、化身，掌握著生殺大權，處置一個不聽話、也沒有用的「工具」，真正是易如反掌！
朱老弟後來在獄中對本書作者說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話，他說張部長是「公報私仇」。事實上，每一個組織發動的「革命運動」，不管有多麼「神聖」的理由，一落實到基層，就必然為無數掌握了權力的張部長們提供「公報私仇」的機會。革命口號下的個人恩怨的糾纏，幾乎是中國的「運動」的一個帶有本質性的特色。前面說及的那位小學教員的偶然的作射擊狀的動作，之所以會成為「現行反革命」的鐵證，就是因為他的校長早已看中了他的戀人，不過是想借機奪愛。不能把這些都視為個人的惡行，從根本上說，所有這些人為製造出來的「運動」（「運動」這一詞就含有「運作而使動之」的「操縱」的意思），都是通過對人的私欲，人的本性中惡的因數的誘發，煽動人與人之間的殘殺，特別是社會結構中的權勢者對弱勢者或不馴者的迫害，以維護統治的合法秩序。

身份：右派、勞教份子
在某種程度上，包括本書作者在內的右派就是這樣的「大義」與「私欲」相結合製造出來的。但這卻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壯舉」：數百萬人因響應號召，發表言論而獲罪。因此，對這些用「陽謀」製造出來的「反革命」，如何確定其身份，如何使他們的懲罰獲得某種合法性，運動的發動者還是費了一番周折的。右派這個命名就不是一開始就確定下來的，就我們現在看到的材料，最初是叫「右傾份子」，顯然是從思想傾向的角度來命名；正式提出要給有些人戴「右派」這頂「帽子」，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寫的在黨內傳閱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同文中又有「右翼知識份子」的提法，因此，在隨後（五月十六日）所寫的《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的批評指示》裡，又有「右翼分子」這樣的命名，並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所沿用。而在社會上公開「右派」這一命名，則是通過何香凝這位國民黨左派元老，於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在中共中央主持的民主黨派座談會的書面發言提出來的；何從孫中山的國民黨存在左派與右派的分野說起，說到社會主義時代也有左、中、右，「大凡忠心耿耿願意在共產黨領導下，誠誠懇懇地幫助領導黨，我想這就是左派」，「對社會主義口是心非，心裡嚮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裡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我認為顯然是右派了」。這裡談的也是政治傾向。因此，從一開始，對「右派」的劃分（即「什麼是右派」），就著眼於思想、政治的傾向。以至態度，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與主觀隨意性。毛澤東在前述〈事情正在起變化〉這一綱領性文件中，就提出鑒別「政治上的真假善惡」的兩大標準：「主要看人們是否真正要社會主義和真正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後來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劃分右派的標準》中最主要的就是這兩條區分「真假善惡」的標準，而非法律的標準。在同一文中，毛澤東又說：「右派的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那麼意見正確與否似乎又不是標準；還說：「什麼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對於右派說來都是假的，切記不要相信」，那麼，說什麼也不可信。劃分依據究竟是什麼呢？毛澤東說：一是「右派的特徵是他們的政治態度『右』」，二是「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出來的」。而政治態度是否右，善意還是惡意，就完全取決於各級領導（他們中有無數的「張部長」）怎麼「看」了。而怎麼「看」，又是與他們的利益直接相關的。這一點，在後來公佈的前文所述《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得到了「准法律」的確認（這一標準是作為中共中央全會的文件正式規定的，具有法律的效用）。這一《標準》，實際上有兩個部分，一是根據前述區分「真假善惡」的標準而戴上的「大帽子」，如「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反對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分裂人民的團結」等等；一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實質性的具體標準：除了反對（實際是批評）黨和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如統購統銷政策，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等等），否認成就，攻擊各項運動（實際是提出批評意見）外，最重要的，就是「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成員，誣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這裡規定得再明白不過：凡反對（批評）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成員，反對（批評）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者，皆為右派─從表面看，似乎有一個是否「以─為目的」的限制，但這類屬於動機的標準是完全可以由掌權者的主觀意志來認定的，即說你有這樣的「目的」，你就有這樣的「目的」。這樣，包括本書作者在內的數十萬、上百萬的人們落入右派的陷阱，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說是「在劫難逃」。而這樣的右派標準的准法律的確認，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卻是難以估量的：它首先確立的是「組織」的不受限制、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不僅它所制定的政策、制度，它所做的一切事情（發起的運動，開展的建設等等）都不可批評，而且它的各級組織及領導成員，也不可批評，這是一種不可置疑的，超越法律的絕對的豁免權。而規定「工農幹部」與「革命積極分子」同樣享有不可批評、不受監督的權力，則是與在群眾中劃分「左、中、右相聯繫的；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即已提出「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的論斷，以後又明確指示各級組織「在運動中，按左中右標準，排一下隊」，並一再強凋要組織「工廠主要幹部和老幹部」以及「黨團員中的積極分子」，「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而左、中、右的劃分，除了政治態度以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其歷史，階級成分與出身。毛澤東在一個內部指示中指出：「在此次運動中鬧得最凶」的是「民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中的「右派和反動分子」，「他們歷史複雜，或是叛徒，或是過去三反肅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資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屬和親戚被鎮壓
的」，這其實與本文一開始談到的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十人領導小組的文件精神一脈相承的，是一種血統論的「階級分析」。反過來，所謂「左派」就必然是「工農幹部」，以及後來所說的「根正苗紅」的出身好、政治態度鮮明（絕對聽從各級組織領導）的「革命積極分子。這樣，按照家庭出身與政治態度在群眾中劃分左、中、右，實際上是一次重新劃分「階級」，同時又賦予左派（工農幹部與革命積極分子）以與各級組織的領導同樣的不可批評的絕對權力，又將右派列為專政對象，事實上剝奪其一切權利，這就建立起了一個新的上下有序的社會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中，是存在著幾層等級關係的：一方面，如上文所分析，在各級領導之間是一個對上逐級依附、服從，對下逐級控制與發號施令的關係；而在每一個基層組織中，單位領導處於最高層，左派則處於雙重地位：一方面，他的左派位置是領導賜予又隨時可以收回的，因此，對於領導就先天地有一種依附性；另一方面，他又享有不受領導之外的任何人的監督、批評的特權，以及按照領導旨意任意監督、迫害右派的特權。處於最底層的右派則要承受領導與左派積極分子的雙重管制。

但要真正給右派定性、定罪也不那麼容易。第一次公開給右派定性是毛澤東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在那裡明確提出：「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而在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裡就說得更清楚：「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舉行倡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
儘管話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但仍有一個事實難以迴避：右派都是因言論而獲罪：據本書作者回憶，當他被宣佈為右派以後，他的善良的妻子曾這樣安慰他：「領導說過，右派只是思想問題」，可見當時即使是地方領導也不能否認這一事實。毛澤東對此的解說與應對卻頗耐尋味：他一方面斷言：「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所以後來定《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就特意加上一條「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意推翻某一部門、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以說明右派確有反革命行動。但「推翻基層單位的領導」，還有「煽動─」云云，都是隨意上綱的分析，無法證實；只有「組織─小集團」似乎可以落實，因此，許多當年右派的罪名中都有這一條，本書的作者也是被宣佈為「南充市文聯的反黨集團」的首領的，儘管他當時只是一個業餘作者，曾被推舉為詩歌組組長，僅憑這一點，也可以當作「行者」而治罪了。但毛澤東又說：「可以寬大為懷，不予辦罪」，而且「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只在一種情況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繼續進行破壞活動，觸犯刑律那就要辦罪」，可見毛澤東自己心裡很明白；右派實際上並沒有「觸犯刑律」，要將其辦罪，並無法律依據。所以他後來又有「右派，形式上還在人民內部，但實際上是敵人」這樣的說法。

但對右派不進行懲罰與管制是不可能的：法律依據不足，就可以另定法律法規，反正權力在自己手裡。於是，在毛澤東宣導下，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規定對於下列四類人將「加以收容，實行勞動教養」：「1、不務正業，有流氓行為或者有盜竊、詐騙等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的，違反治安管理、累教不改的；2、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3、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內，有勞動力，但長期拒絕參加勞動和破壞紀律、妨礙公共秩序，受到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4、不服從工作的分配和就業轉業的安置，或者不接受從事勞動生活的勸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害公務，屢教不改的」。雖然讀不到「右派分子」的詞語，但其為懲罰右派提供法規依據的目的是一看即明的。八月四日《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麼要實行勞動教養〉中，也說得很清楚：「對於這些壞分子，一般地說，用說服教育的方法是無效的；採取簡單的懲罰辦法也不行；在機關、團體、企業內部也不能繼續留用；讓他們另行就業又沒有人願意收容他們。因此，對於這些人，就需要有一個既能改造他們，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辦法」。社論儘管強調「勞動教養與勞動改造罪犯是有區別的」，但同時又說：「勞動教養管理機關必須制定一套帶有強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紀律，不能允許被勞動教養的人破壞這些制度和紀律。例如不准他們隨便離開農場和工廠而自由行動，不准破壞公共秩序，不准破壞生產，否則就要受到處分，情節嚴重的還要受到法律制裁」，在完全被剝奪了人身自由的情況下強制勞動改造，與勞改犯並無實質性的區別。區別僅在勞動教養者每月有二十元左右的「工資」，需交伙食費，勞改犯僅有零花錢一元五角，囚糧、囚服則不計價。而另一個區別則更帶實質性：勞改犯有明確的刑期，而勞教卻無具體期限（六十年代後才有期限），僅有「表現良好」者可「酌情批准」解除的籠統規定，這漫漫無期的勞教給受害者帶來的精神磨難與肉體痛苦，恐怕是更令人恐怖的。

這樣，本書的作者和一九五七年的無數受難者一起，獲得了兩個「身份」；「右派」與「勞教份子」。中國古代對於犯人要在其面部烙上罪惡的印記，而這右派與勞教的「身份」也就是這樣的印記，是永遠擺脫不了的。如本書作者所回憶，在他所在的勞教隊及以後的監獄，管教幹部經常發出的警告，就是「不要忘掉身份」，「這意味著不認罪，而不認罪是犯人的萬惡之源」。而認罪的表現，也是「改造」好了的標誌，就是「靠攏政府」。而所謂「靠攏政府」，一要會拍領導的馬屁，二要能夠檢舉同類，「立功贖罪」，也就是要放棄人的尊嚴與良知。這就是那個年代所謂「勞動改造」的實質：通過懲罰性的勞動，將「人」變成「非人」，這正是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摧殘。我們說右派的苦難，其實是包括這兩個方面的。如本書作者所說，右派中也是有左、中、右之分的。所謂「右派中的左派」，就是從這樣的雙重摧殘與奴役中尋出美來，並從中獲利，其實就是魯迅說的「奴才」。而右派中的右派，就是不承認自已的「身份」，以各種方式進行抗爭者，在勞教所、勞改隊裡有一個命名，叫作「反改造份子」，對他們就要「大力挽救」─「在勞改隊，這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彙」，「大力二字用得尤其貼切」，所謂「大力」就是「往死裡整」。於是就有了本書作者所說的「挨繩子」的滋味，「其功能主要是緊緊捆住受刑者的手腕以阻止血液循環，讓疼痛來促使他『改惡從善』，進而落實『我們對敵人從來不施仁政』這一基本政策」。而這樣的肉刑還不必由主子（領導）自己動手，自會有「右派中的左派」主動而積極（甚至是創造性的）效勞。在本書作者的感覺中，這和「古代羅馬貴族在角鬥場觀看奴隸角鬥士相互廝殺」是有著「血緣關係」的。

(部分節錄)

序：一個人的命運及其背後的社會體制的整體運動＼錢理群

一、恩恩愛愛與淒淒慘慘
二、「叛國投敵」途中的點點滴滴
三、我在看守所裡的日日夜夜
四、三個瘋犯的生生死死
五、三個自殺者的悲悲戚戚
六、三顆牙齒的上上下下
七、我被「槍斃」的前前後後
八、難以忘懷的吃吃喝喝
九、大涼山裡的花花草草
十、我和幾群蝨子的分分合合
十一、頂頭上司們的是是非非
十二、朋友之間的尷尷尬尬
十三、勞改隊裡的奇奇怪怪

代跋 一本當代中國的《古拉格群島》＼吳茂華

後記

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我作為反右運動的落馬者，在四川省公安廳築路二支隊勞動教養，因不堪肉刑折磨，一氣之下，選定在這個國慶節假日，從勞教隊逃跑出來，不到兩個月就被天津市公安局抓捕歸案。這時築路二支隊剛剛從旺蒼縣遷移到灌縣（今都江堰市），修築一條成都至汶川的鐵路支線，我便被來天津押解我的兩位文職幹部和兩位武警士兵送到了灌縣。那裡有舉世聞名的都江堰和青城山，在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的年代，旅遊景點這個現今十分熱門的詞彙似乎還冷藏在詞典裡，雖然我也知道李冰父子治水的故事，只是因為心情不佳，當我被押解著從聞名遐邇的索橋上走過的時候，並沒有對周邊的青山綠水多望一眼。

築路二支隊和全國各地的勞改隊、勞教隊的情況一樣，都設有一個名叫集訓隊（有的地方叫嚴管隊）的特殊單位，用以集訓或嚴管各種類型的反改造份子，這個築路二支隊的集訓隊設在灌縣紫坪鋪。按慣例，凡抓捕回來的逃跑份子首先就得送來這裡，在「上面」研究你的案情，進行定性分析的同時，「下面」則按以毒攻毒的方式，由反改造份子批鬥反改造份子，讓人性中最惡劣的落井下石、損人利己在這裡盡情發揚光大；同時輔以各種刑具的「大力挽救」，是所謂「殺殺反改造囂張氣焰」，弄得你遍體鱗傷筋疲力盡垂頭喪氣。然後關你在臭氣薰天的宿舍內，和一百多名反改造份子一起反省你的反改造罪過。

就在這所謂的反省期中，大約是十二月下旬的某個月黑風高的深夜，一百多名集訓份子正在那間大寢室裡做著各自的美夢，突然進來兩個武警戰士把我從夢中叫醒，這時我還一如既往地戴著反銬。他們令我走出寢室，我跨出門便看見不遠處的操場上停著一部軍用卡車，車上和車下都站著些身穿軍用棉大衣背著俄式步槍的士兵，卡車的後檔板早已放下，似乎準備裝載什麼。有喝令聲從卡車邊傳來：「過來，上車！」我知道這種粗暴的聲音通常是對我類「份子」的專用品，便應聲朝卡車走去，雖然卡車的後檔板不再像平常那樣高高地聳立在車尾，但我戴著反銬仍然無法用手攀援爬不進車廂，這時車下的士兵圍了過來，有的抓手臂有的提腿桿將我抬起，「一、二、三」一聲喝令，便像扔一隻裝著什麼貨物的麻袋一樣扔進了車廂，我的右股骨首先著地，咚的一聲使我痛得鑽心。

車下的士兵先後登上車來，他們令我坐在卡車中部的底板上，我剛剛坐定，汽車開始發動。士兵們便把肩上的槍卸了下來，掰開槍筒前面的三棱刺刀，用刀尖對著坐在車底的我。我在心中暗自想道，有必要用這麼強大的兵力來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書待子嗎？在「寸鐵」這組詞彙的引領下，又使我聯想到戴在背後的手銬（這玩意可能不是用「寸鐵」製成！），想到我早已被折磨得遍體鱗傷，此時的雙手也被銬子咬齧得無法動彈，還要用這麼多尖刀來殺戳我的視線，這一切迫使我懷疑這幕戲的導演是不是神經有問題？汽車行進在山間崎嶇的公路上，起伏的山形使我想到，這樣深更半夜，他們將把我押到哪裡去？

該不是弄到哪個荒野裡將我「擊斃」吧，又覺得似乎沒有這個必要。真要處死我，完全可以羅列若干罪名，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一儆百，現存的法律條文，運轉著的國家機器，只要宣佈一下那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罪行」，沒有人敢提出什麼質疑。
猜不透他們將把我押到哪裡，只希望一路順暢，不要出現什麼緊急煞車之類的事，萬一四周的刺刀因執刀者在汽車上站立不穩，偏偏倒倒之中將刺刀誤入我的身體，對我傷痕累累的筋骨豈不是雪上加霜？
深更半夜裡路況很好，駕駛兵的技術似乎也不錯，透過車邊的「兵牆」，能看見路邊電線桿上懸吊著一盞盞路燈，這景象告訴我，車已開進了城鎮，從車行半小時左右來判斷，估計是灌縣城內。

一番拐彎抹角，汽車停在一個院落裡，卡車的後檔板隨即打開，在命令我下車的同時，刺刀們也先後跳下車來，我害怕再次充當「麻袋」，儘快去到車尾準備跳了下去，也準備好再次忍受受傷股骨的錐心疼痛。
我被帶進一個小會議室似的房間裡，那裡面人才濟濟，十個左右分坐在一張乒乓球桌似的大木桌的左右兩側，我被帶到濟濟人才對面的一個角落，那裡有小凳子一張供我的屁股享用。

待眾人坐定，便開始了對我的審訊，過去我見過眾多的醫生圍在一張病床邊會診一個病人，不知道也會有眾多的審訊員會審一個疑犯。多年以後我終於得知，那晚上對我採取的如臨大敵的抓捕，據說是因為築路二支隊破獲了一個名為「列寧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反革命集團」，勞教右派捲入其中的達數十人之多，兩個為首者周居正和楊應森均於次年槍斃。其中楊應森和我同隊同大組而且同班甚至被指稱為同鼻孔出氣。這個組織的名稱又與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聯盟雷同，而我的逃跑又涉嫌「前往南斯拉夫駐華使館『政治避難』，進而投靠『鐵托集團』」（引自灌縣人民檢察院對被告張先癡的起訴書），據說該案驚動了北京公安部，還成立了專案組，他們可能懷疑我是去使館取得國際支持的首要份子，因此才不辭辛勞地動用了那麼多刺刀。實際上楊應森他們的事全發生在我外逃期間，那年代人類還不知道手機為何物，我怎麼會知道勞教隊發生的事？可惜這一切都只屬於我的一面之辭而已。
因事隔四十多年，那夜問話的內容我已回憶不起任何一句，記得的事情只有兩件：
其中之一是審訊中途曾經吃過一頓夜餐，不是我吃夜餐，而是我聞著和聽見審訊人員在吃夜餐，我聞到了一股股煎雞蛋的香味，聽到了濟濟人才喝麵條的聲音。一肚子壞水的我，甚至懷疑這個審訊為什麼安排在半夜十二點才進行，不排除煎蛋麵在中間起著牽線搭橋的作用。要知道，在「自然災害」年代，為多吃一點東西，用千方百計處心積慮周密策劃甚至陰謀詭計等等詞彙，絕對不涉嫌誇大其詞或者無中生有。
第二件事是我終於被打開了手銬，這件事有必要加以說明，因為我估計正在看此書的讀者很可能是位戴手銬的「外行」：凡這種戴在背後的反銬戴到二十天以上，肩關節就會發生些生理變化，打開銬子後手臂絕不能立即轉動移向前面，如不顧後果的轉動，除關節部位那鑽心透骨的疼痛難以忍受外，嚴重的甚至會造成脫臼。

那晚審訊完畢後，最後一道「工序」是受審者在看完審訊筆錄確認無誤後，逐頁簽名認可，我手在背後，無法簽名，濟濟人才們正在絞盡腦汁思考如何解決這個難題時，我發現坐在桌子正中的一位戴眼鏡的幹部微微皺了一下眉頭說：「給他打開。」從他說話的口氣和他左右的人等對他的畢恭畢敬，我估計他就是這一行人的最高領導人。他發了話，手銬很快被打開，但我的手仍然不能翻到前面去簽字，只好讓作筆錄的小夥子手執一盒印泥站在我的背後，握著我的大拇指逐頁蓋上我的指紋。想到我連像阿Q那樣畫一個圓圈的能力都沒有時，一陣悲哀襲上心頭。
凌晨三時左右，灌縣人民檢察院楊檢察長帶著兩個武警戰士，把我送進了灌縣公安局陳家巷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