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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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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按照長時段理論，研究的時間段從元末農民大起義一直到場20世紀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這種「長時段」和小地域的結合使得這本書能挑戰一般著作的歷史分期，從宏觀上透視中國政治社會變遷，並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權的恆久。作者對麻城地方史的細緻研究，還使得本書深化了前人對地方社會的認識，在敘事中凸顯各階層對暴力的感知，在極具張力的氛圍中給讀者展示出精彩的歷史畫卷。 羅威廉（WilliamT.Rowe），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當代美國最有影響的漢學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為東亞史、城市社會史。代表作有《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 》、《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名人/編輯推薦
《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由羅威廉所著，可以說這是一本微觀歷史與地方史有機結合的書。對長時段歷史場景的展示、對事件的細節描寫、對資料的深入挖掘和熟練運用以及從“小歷史”觀察“大歷史”的眼光，無一不顯現了作者精湛的歷史寫作技巧和對歷史的深刻認識。無論是對政治史、社會史學者還是一般歷史愛好者而言，《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都為他們理解中國革命、政治演變及其歷史土壤提供了清晰而深刻的研究個案。
序
從西南方向的湖北省會向麻城進發，游客們首先會遇到一座藍色的拱門，上面寫著“麻城歡迎您”。這時候路況迅速好轉，道路兩側的店鋪可以提供種種便利。人們的穿著比一路上其他地區更加光鮮，也不再有什么家畜擠在馬路上。游客們很快會看到另一座拱門，寫著湖北省金針科技園。縣城又大又新，干凈整潔。這里有一座三星級酒店，提供各種中、英文導覽手冊。大多數地方的居民，看起來都像是閑適的中產階級。環繞縣城的鄉村地區，也點綴著新建的磚房，屋邊停著摩托車，表明這里的農業發達(盡管大部分地區還沒有實現機械化)。人們得到的總體印象是一派欣欣向榮，政府熱情周到，居民干勁十足。這是后毛澤東時代中國一個顯而易見的成功故事。
當筆者于1970年代初開始學術生涯時，我很清楚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焦點在于鄉村。人們假定中國缺乏重要的本土城市傳統，直到這一傳統被西方引入。學者們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解釋中國“現代化”的失敗，解釋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這兩個問題似乎都需要對鄉村傳統和農業歷史做深入而廣泛的分析。在這樣一種學術環境中，對我來說，一位有抱負的學者可做的最新穎、最有價值的事情，就是盡可能細致地考察一個中國大城市的歷史。那正是我所要做的。盡管如此，隨后的三十年里，情況似乎倒過來了。在全球化語境中，商業經濟在中國高度繁榮，“文化研究”在學界大獲全勝，歷史學家們越來越聚焦于中國城市史，尤其是20世紀初期大都市的文化史，他們含蓄地假設，后毛澤東時代的變遷模式和文化選擇可以從這一時期得到最好的探討。除了宏觀比較政治經濟分析這一重要的例外，鄉村史似乎已經大半失寵了。因此，作為一名堅定的特立獨行者，我感到有必要將自己的研究轉向顯然屬于中國鄉村地區、甚至邊緣地區的地方史。這是一種自我下放。
和中國上一代的知識青年一樣，我靠著很多人幫助才在學術道路上幸存下來。其中首先包括我在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的同事梅爾清(TobieMeyer-Fong)，她仔細閱讀全部初稿并改正了許多錯誤。我還要感謝霍普金斯大學的其他朋友，理查德·卡根(Richard Kagan)、戴維·尼仁伯格(David Nirenberg)、蔡欣怡(KelleeTsai)、伊娃·岡薩雷斯(Eva Gonzal—ez)和曾媛媛(音，Yuanyuan Zeng)。我的研究生王笛(Di Wang)、格蘭特·埃爾加(Grant Alger)、趙剛(音，Zhao Gang)、馬釗(Ma Zhao)、彭娟娟(音，Peng Juanjuan)、樸世英(Saeyoung Park)和艾米·馮(Amy Feng)都提供了很有幫助的建議，并替我留意著一不小心就會錯過的資料。對部分書稿惠賜評論的人還有卜正民(Timothy Brook)、畢仰高(Lucien Bianco)、孔飛力(Philip Kuhn)、瑪麗·蘭欽(Mary B．Rankin)、蕭邦齊(Keith Schoppa)、濮德培(Peter C．Perdue)、包弼德(Peter Bol)、羅伯特·安東尼(Robert Antony)、瑪麗·伊麗莎白·貝里(Mary Eliza-beth Berry)、周錫瑞(Joseph Esherick)、畢克偉(Paul Pickwicz)、阿爾弗雷德·林(Alfred Lin)、伊麗莎白·辛(Elizabeth Sin)、田海(Barend terHaar)、王汎森(Wang Fan．sen)、厄內斯特·楊(Ernest Young)、馮客(Frank Dikotter)，以及我的老朋友穆里爾·貝爾(Muriel Bell)編輯。吳應銑(Odoric Wou)、姜進(音，Jin Jiang)、芭芭拉·佛克馬(BarbaraVolkmar。)、陳永發(Chen Yung—fa)和韓曉蓉(音，Xiaorong Han)不僅給予評論，還和我分享了他們自己研究麻城地區時的印象。第五章、第七章部分內容，以前曾以《明清之際的大別山區域》為題發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感謝惠允在這里重新使用這份材料。
華中師范大學(武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諸位同仁讓我受惠良多，尤其是馬敏、章開沅、付海晏、劉家峰、朱英、田彤和高卓南(音)教授，以及他們的幾位研究生。武漢大學的馮天瑜教授作為湖北省檔案館、湖北省圖書館、湖北省方志辦的成員，也為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在麻城，我必須深深感謝范益中(音)副市長、麻城縣方志辦鐘世武(音)主任，麻城縣檔案館和麻城縣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尤其是非常博學的當地歷史學者李敏女士。我還要感謝閻家河和乘馬崗鎮的鎮長，特別是曾家灣村熱情好客的曾家，他們為我訪問麻城鄉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幫助。
一直以來，我對自己的家人——Jill，Josh和Sara虧欠得最多。
當筆者于1970年代初開始學術生涯時，我很清楚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焦點在于鄉村。人們假定中國缺乏重要的本土城市傳統，直到這一傳統被西方引入。學者們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解釋中國“現代化”的失敗，解釋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這兩個問題似乎都需要對鄉村傳統和農業歷史做深入而廣泛的分析。在這樣一種學術環境中，對我來說，一位有抱負的學者可做的最新穎、最有價值的事情，就是盡可能細致地考察一個中國大城市的歷史。那正是我所要做的。盡管如此，隨后的三十年里，情況似乎倒過來了。在全球化語境中，商業經濟在中國高度繁榮，“文化研究”在學界大獲全勝，歷史學家們越來越聚焦于中國城市史，尤其是20世紀初期大都市的文化史，他們含蓄地假設，后毛澤東時代的變遷模式和文化選擇可以從這一時期得到最好的探討。除了宏觀比較政治經濟分析這一重要的例外，鄉村史似乎已經大半失寵了。因此，作為一名堅定的特立獨行者，我感到有必要將自己的研究轉向顯然屬于中國鄉村地區、甚至邊緣地區的地方史。這是一種自我下放。
和中國上一代的知識青年一樣，我靠著很多人幫助才在學術道路上幸存下來。其中首先包括我在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的同事梅爾清(TobieMeyer-Fong)，她仔細閱讀全部初稿并改正了許多錯誤。我還要感謝霍普金斯大學的其他朋友，理查德·卡根(Richard Kagan)、戴維·尼仁伯格(David Nirenberg)、蔡欣怡(KelleeTsai)、伊娃·岡薩雷斯(Eva Gonzal—ez)和曾媛媛(音，Yuanyuan Zeng)。我的研究生王笛(Di Wang)、格蘭特·埃爾加(Grant Alger)、趙剛(音，Zhao Gang)、馬釗(Ma Zhao)、彭娟娟(音，Peng Juanjuan)、樸世英(Saeyoung Park)和艾米·馮(Amy Feng)都提供了很有幫助的建議，并替我留意著一不小心就會錯過的資料。對部分書稿惠賜評論的人還有卜正民(Timothy Brook)、畢仰高(Lucien Bianco)、孔飛力(Philip Kuhn)、瑪麗·蘭欽(Mary B．Rankin)、蕭邦齊(Keith Schoppa)、濮德培(Peter C．Perdue)、包弼德(Peter Bol)、羅伯特·安東尼(Robert Antony)、瑪麗·伊麗莎白·貝里(Mary Eliza-beth Berry)、周錫瑞(Joseph Esherick)、畢克偉(Paul Pickwicz)、阿爾弗雷德·林(Alfred Lin)、伊麗莎白·辛(Elizabeth Sin)、田海(Barend terHaar)、王汎森(Wang Fan．sen)、厄內斯特·楊(Ernest Young)、馮客(Frank Dikotter)，以及我的老朋友穆里爾·貝爾(Muriel Bell)編輯。吳應銑(Odoric Wou)、姜進(音，Jin Jiang)、芭芭拉·佛克馬(BarbaraVolkmar。)、陳永發(Chen Yung—fa)和韓曉蓉(音，Xiaorong Han)不僅給予評論，還和我分享了他們自己研究麻城地區時的印象。第五章、第七章部分內容，以前曾以《明清之際的大別山區域》為題發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感謝惠允在這里重新使用這份材料。
華中師范大學(武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諸位同仁讓我受惠良多，尤其是馬敏、章開沅、付海晏、劉家峰、朱英、田彤和高卓南(音)教授，以及他們的幾位研究生。武漢大學的馮天瑜教授作為湖北省檔案館、湖北省圖書館、湖北省方志辦的成員，也為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在麻城，我必須深深感謝范益中(音)副市長、麻城縣方志辦鐘世武(音)主任，麻城縣檔案館和麻城縣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尤其是非常博學的當地歷史學者李敏女士。我還要感謝閻家河和乘馬崗鎮的鎮長，特別是曾家灣村熱情好客的曾家，他們為我訪問麻城鄉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幫助。
一直以來，我對自己的家人——Jill，Josh和Sara虧欠得最多。
書摘/試閱
對麻城年輕一代產生了轉折性影響，并為這些年輕人建立了一條通道，使他們能夠在武昌的中學里接受更復雜的革命訓練。這些激進的年輕人，將成為20世紀20年代后期麻城“農民”運動的基礎。
在董的影響下信奉共產主義的麻城人中，最年長的一位是王幼安（1896—1928），他比董小10歲，但比董的大部分學生大10歲。王來自乘馬崗鎮的一個沒落地主家庭，也許是唯一一個能把該地區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農村階級斗爭聯系起來的人。他在當地私塾和該縣新創辦的師范學校受過教育，1918年轉到武昌的湖北第一師范學校學習，他在那里的所見所聞，很快使他變得激進。他成為1919年武漢五四游行示威的主要領導者，1922年董必武（當時是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湖北分部的領導人）從上海回到武漢后，王成了他發展的第一批黨員之一。他在省城待了一年，協助董進行工人組織工作，隨后（可能是按照董的指示）回到麻城高級小學，一邊教書，一邊發展黨員。他在那里挑選學生組成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廣泛閱讀《新青年》和其他新文化刊物，以及《共產黨宣言》和當地馬克思主義小冊子。他動員學生在縣城和其他主要商業中心舉行反帝國主義游行，并派他的學生們回到乘馬崗及各自家鄉的集鎮，開始發動越來越貧困的鄉村民眾進行階級斗爭。1925年春天，縣政府試圖逮捕王，他秘密轉移到武昌，在湖北省第五小學教學并發展黨員。不過，他還將回到此地。
在董必武和王幼安通過學校發展入黨的數十名麻城學生中，最活躍的是白果鎮的蔡濟璜（1905—1927）、馮樹功（1901—1929）和劉象明（1909—1927），順河集鎮的鄧天文（1905—1927）和劉文蔚（1909—1927），乘馬崗鎮的凌柱中（1898—1931）、王宏學（1899—1932）、徐于清（1903—1929）、王樹聲（1905—1974）和徐其虛（1906—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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