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制度改革與中國新時期文學（簡體書）

《文學制度改革與中國新時期文學》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結項成果，由“新時期文學制度變革的背景：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演進軌跡與價值觀反思”、“當代文學制度的內在屬性、歷史變革和改革趨向”、“作家身份制度變革與文學新變”、“文學評獎機制改革與新時期文學”、“茅盾文學獎的制度—美學”、“當代出版制度的建立與文學生產”、“新時期期刊出版制度研究”、“大眾傳媒時代的文學場”、“文學傳媒與當代文學生態”、“90年代以來的文學期刊改制”、“網絡時代：新文學傳統的斷裂與主流文學的重建”等部分組成，評判與梳理中國文學體制形成的背景、歷史現實意義及其獨特功能，從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等複合的視角解讀新中國文學體制的形成、完善與變革，探討中國文學體制，對文學的生產、創造和文學的傳播、消費，即對文學的組織和管理問題的作用，探討如何在中國式的市場經濟和政治體制下，推進文學體制的改革等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對我國文學制度的改革、進一步完善，更好地服務于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繁榮，提出了較好的建議和意見。

作家身份危機制度變革與文學新變
作家身份，關系到作家的社會組織形式，也關系著作家對創作客體的想象方式，甚至影響著作家的創作理念、創作技法和審美意識。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軌跡，與作家身份的變革休戚相關。新時期文學的開端，正是發軔于“人的回歸”，從而重建文學啟蒙維度、人性信仰與本體意識。而這一切，都與作家從“政治附庸品”的身份定位中的覺醒有關。其后，伴隨著社會發展，從一體化組織管理，變為多元棲身，作家生存方式的改變，影響著當代作家的身份想象，從而制約著新時期以來文學的面貌、整體格局與走勢。同時，目前對當下作家身份的認定，也基本契合我們形成的新時期文學史構架，即從一體化走向多元化。有的學者認為，新時期以來的作家身份變化，存在從體制內到體制內外兼有的態勢，而有的學者則認為，20世紀90年代后，作家身份與后毛澤東時代文學體制的“半商業化轉型”有關，有的學者進而將之歸納為事業型、職業型、產業型和混合型四類作家身份定位，并認為“80年代中期前只存在事業型作家這一種類型，此后，職業型、產業型以及混合型作家類型相繼出現；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職業型作家居于主導地位；90年代中后期以來，產業型作家居于主導地位。事業型、職業型、產業型作家分別遵從文學的‘黨性原則’、‘審美原則’、‘經濟原則’”。然而，作為商品性、意識形態性和審美性并存的藝術門類，文學從來都是“暖昧”的存在，而作家作為政治人、藝術家和物質獲得者的不同社會角色，也使得現代作家的身份定位充滿著內在悖論與沖突。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的深刻變化，與作家身份改變之間的隱秘聯系，也許，不僅在于多元化作家身份，更在于這些選擇背后的文化邏輯。而讓人憂慮的是，當代作家多元身份選擇，并沒導致真正多元的“文化身份定位”，而是在新一體化策略中，面臨著彼此沖突的困厄、無法完成的困境和無法堅守的合法性危機。
文學話語與其他話語場域之間的復雜關系，決定了作家在社會中的暖昧地位，即便是一體化時代，意識形態性、商品性與審美性之間的沖突，也從來停止過。首先，文學權利是一種“不完整”的話語權利，也是曖昧而具依附性的場域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