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卷：尚書（簡體書）

一、尚書的性質和時代
《尚書》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文獻典籍。據《春秋說題辭》解釋：“尚者上也，上古帝王之遺出也。”在先秦時單稱作《書》。“書”是著的意思，即如《說文》所說：“書，著也。從聿者聲。”《說文序》又說：“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就《尚書》的性質而言，它實是一部上古三代的政治檔案資料匯編。其中有政治領導人的訓話，有座談會紀要，有君臣談話，有誥命，有誓辭，有大臣的謀略及訓誡等等。總之多是與軍國大事相關的。故《荀子。勸學》說：“書者，政事之紀也。”《史記．自序》也說：“《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
在中國文化典籍中，《尚書》與《周易》、《詩經》、《禮》（《禮》有三，即《周禮》、《儀禮》、《禮記》。最早列入“五經”的《禮》當是《儀禮》，唐宋以后始更為《禮記》）、《春秋》，共同構成一個經典系統，此即所謂的“五經”。故《尚書》又稱作《書經》。先秦時有“六經”之稱，是把失傳的《樂經》也包括在內了。在這個經典文化系統中，《尚書》主要承載著講述事理、“疏通知遠”的功能。故《莊子．天下篇》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禮記．經解》也說：“孔子曰：人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疏通知遠”，是指疏通豁達，不蔽于物，而能見識深遠，因為《尚書》記述二帝三王政治始末，可使人考古驗今，不僅能明曉歷史，而且可推知未來。唐代劉知幾說：“《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精此書，次覽群籍。”也正是從這個角度立說的。
《尚書》五十八篇，所涉及的時代，上起堯舜，下至秦穆公。有的篇章是通過前代口傳而留下來的，有的是后世史官根據材料、傳說所作的追述。以前人認為《堯典》是時代最早的一篇。但《堯典》開首即云：“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稽古”就是“考古”，這顯然是后人的追述，而不是堯時候的文獻。有可能是周朝史官整理的堯時的檔案，具體時間則不好定。像《虞書》、《夏書》、《商書》中的大多篇章，都有可能寫定于周朝史官之手。只有《周書》，多保留的是原始檔案。因此在語言上，《周書》反而比《虞書》、《夏書》更難懂。《秦誓》是秦穆公時的一篇誓辭，這應該是時間最晚的。關于《尚書》的編輯，傳統認為出于孔子之手。近人又有以為是秦人者，因為最后一篇是秦國的作品。目前學術界尚無定論。
二、關于《尚書》的今、古、偽問題
《尚書》在先秦時具體是什么樣子我們無法見到，《漢書．藝文志》言：“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孑乙子纂焉，上斷自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談到《書》有百篇，兩漢學者多同此說。劉起舒先生曾對先秦文獻引用《尚書》的情況作過統計*，從引用情況來看，先秦所見到的《尚書》篇目極有可能是上百篇。
秦始皇時，頒布焚書令，要將《詩》、《書》等典籍統統燒掉。博士伏生便將一部《尚書》藏在自家的墻壁中。一直到漢初免除挾書令后，伏生才取出壁中的《尚書》，教授于齊、魯之間。漢初，孝文帝征求研究《尚書》的學者，聽到了濟南人伏生的情況。此時，伏生已九十多歲，不便行走，于是朝廷就派晁錯去伏生家學習《尚書》。伏生所傳授的《尚書》僅二十八篇，據說有十余篇已經遺失。晁錯記下此二十八篇，帶回了朝廷。到漢武帝時，魯恭王拆修孔子舊宅，從墻壁中發現了幾部用先秦古文字寫的書籍，其中有一部就是《尚書》。經孔安國與“伏生本”比對后，發現比“伏生本”多出十六篇。因為是用先秦古文字寫成，沒有經過官方組織作文字的規范化的整理，于是就稱作古文《尚書》；“伏生本”是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整理的，故作今文《尚書》。武帝末年，得《泰誓》篇，用隸書寫成，據推斷是屬于秦朝官方的藏本‘。此篇不在伏生的二十八篇中，當時的博士便把這篇加入其中，以成今文《尚書》二十九篇。
關于“今、古文”的命名，最初當然是依據文字，但這并不意味著“古文”本就一直以古文的姿態流傳于兩漢。實際上，“古文”本被發現之后，孔安國就比對今文《尚書》，將古文《尚書》可以讀懂的篇目用當時通用的隸書重新摹寫。所以，應該說兩者都是今文。古文學派與今文學派最大的不同并不來自于文字，而是來自于是否立于學官。
西漢時，傳授今文《尚書》的主要有歐陽家、大夏侯家、小夏侯家。三家各立門戶，白有講章，并分別于武帝、宣帝時立于學宮。因此，今文《尚書》在漢朝取得了正統地位，在官方的支持下，獲得了廣泛傳播，并與利祿之途聯系了起來，成了知識群體進身官場的一條途徑。古文《尚書》雖在王莽時因為政治原因被立于學官，但隨著王莽政權的崩潰，又被冷落，作為一個民間學術流派而存在著。到東漢后期，隨著漢家政權的衰落，今文《尚書》也開始失去強有力的政治靠山，而長期的“官養”，使這個學派失去了競爭能力。古文《尚書》則在沒有政治力量支持的背景下，憑借自身的學術實力在民間發展，培養起了頑強的競爭能力。在“官養學術”走向衰落時，經大學者賈逵、馬融、鄭玄等的發現與提倡，便逐漸走向興盛。到魏文帝曹丕重新設立“五經”博士時，古文《尚書》便自然走向圣壇，被立于學官。這時今文《尚書》便很少有人問津，漢代的今、古文之爭，被古文學派內部的鄭（玄）、王（肅）之爭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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