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通史（簡體書）

重慶的地理環境重慶市位于四川盆地東部，地處長江上游；城區位于長江與嘉陵江的交匯處；全市范圍介于北緯28°22′至32°13′，東經105°17′至110°11′之間；東西相距470公里，南北相距450公里。全市面積82400平方公里，人口1996年為3022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367人。重慶地區具有復雜多樣的地形，熱量豐富，降水充沛，屬中亞熱帶濕潤氣候。縱貫全境的長江、嘉陵江、烏江及支流，豐富的煤、天然氣等非金屬礦產資源，為區域開發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重慶地處川東平行嶺谷區，其西部處川中方山丘陵、川東平行嶺谷和川南邊緣山地的交接地帶，地貌特征很有特點。地形大勢從南北向長江河谷傾斜，逐級降低。南部有七曜山、武陵山、金佛山、黑山、石壕山等山脈，海拔高度為800米到2200米，沿江一帶則降至海拔120米到300米。東北部地區以中山為主，其山脈有大巴山、巫山等，海拔高度為1000米到2600米，由北向南逐漸降低，與中北部的低山相接。中北部地區以背斜構造低山為主，多呈東北—南北向，并向西突出成弧狀的平行排列，從東至西有方斗山、黃草山、南華山、明月山、銅鑼山、華鎣山、中梁山、縉云山、云霧山、巴岳山和箕山，這些山脈大都呈“一山一嶺”或“一山一槽兩嶺”的地貌組合形態，海拔高度由北向南逐級降低。這種南北高、中間低的地形不但影響著重慶地區的氣候特征，產生河谷氣候效應，而且影響著江河的流向，有利于東西之間的水上交通，不利于南北間的陸上聯系。重慶地區地貌復雜多樣，以丘陵、低山為主，平壩較少。丘陵多分布在西部和中部，平壩主要分布在長江和嘉陵江兩岸及其支流交匯處，山地多分布在南部和北部。這種地貌使得重慶地區的區域開發呈階段性，沿河流溯源而上，先中部，再西部和北端，最后是南北部山區。同時重慶地區的區域差異很大，西部為川中方山丘陵地帶的一部分，中部和東部為川東平行嶺谷區，南部則為貴州高原的邊緣地帶。重慶境內長江支流眾多，除嘉陵江、烏江外，尚有涪江、渠江、綦江、瀨溪河、磨灘河、五步河、鴨江、渠溪河、郁江、阿蓬江、酉水、小江、梅溪河、大寧河等。長江及其支流構成了中國西部最大的內河運輸網，重慶為這個水網的樞紐。重慶通過長江大動脈將四川盆地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及沿海地區緊密聯系起來。同時，通過嘉陵江聯系盆地北部，通過渠江聯系盆地東北，通過涪江聯系盆地西北，通過烏江聯系盆地東南。沿長江而上，經瀘州可到沱江流域，經宜賓可到岷江流域，經烏江和赤水河可到貴州。因此，橫貫全境的長江干流及其支流使重慶成為四川盆地內部各地聯系的樞紐，也成為四川盆地與陜南、甘南、黔北、滇北和長江中下游經濟聯系的樞紐。重慶的氣候特征和四川盆地一致，雨熱同季，熱量豐富，降水充沛而季節分配不均，冬暖春早，夏熱秋雨，適合農作物生長，但日照少，陰天多，濕度大，瘴氣重，冬季多云霧，夏季高溫炎熱，常出現伏旱。重慶的現代森林植被比例不大，僅占12％左右。植被類型有亞熱帶常綠闊葉林、亞熱帶針葉林、亞熱帶針闊混交林、竹林和灌木叢。天然植被主要分布在大巴山、巫山、七曜山、武陵山、南華山、華鎣山、縉云山、黑山、黃草山等山脈兩側。根據考古發掘和地方志資料記載，古代重慶的植被茂密，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縉云山、黃草山、華鎣山、歌樂山、巴岳山及江津、綦江、南川、豐都、彭水、黔江、石柱、酉陽一帶森林茂密，百里林海，為人稱道，其植被類型主要是亞熱帶常綠闊葉林。這種狀況一方面為人類提供了較好的生態環境，另一方面也使得這些山區的開發較為困難，經濟發展緩慢。第二節古人類的活動重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原始時代。重慶地區最古遠的原始人類，是1986年在巫山縣發現的更新世早期的人類化石。這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遠的人類化石，在我國人類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人民日報》1988年11月19日。。“巫山人”被發現于巫山縣大廟區廟宇鎮龍坪村的龍骨坡，經過20世紀80年代末的數年發掘，在這里發現了人類化石2件、巨猿牙齒化石12枚、動物化石120種和一批經人類加工過的石器，共4000余件。大量的脊椎動物化石具有典型的華南動物群面貌，也反映了因為氣候的變化，西南地區、華北地區動物群的遷徙。長期以來國內發現的巨猿（人類的近親）化石均集中于華南地區，巫山龍骨坡發現的巨猿化石將其分布范圍擴大到了三峽地區。在龍骨坡發現的直立人的左側下頜骨、上恒門齒化石已經顯示了黃種人的特點，被命名為直立人巫山亞種。通過對地層、化石、孢子花粉的分析，古地磁、氨基酸的年代測定，“巫山人”距今204萬年至201萬年。在今天重慶市境內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原始遺址，以早期的豐都縣煙墩堡遺址、桂花村遺址和晚期的銅梁文化遺址最具代表性。煙墩堡舊石器遺址位于豐都縣長江南岸的豐都新城開發區內的一個叫煙墩堡的山梁上，發現于1994年3月。經過先后3次發掘，到1996年共出土石制品1215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制品中既有大型的，也有中小型的。從石核和石片上的打擊痕跡來看，打片主要用錘擊法，偶爾也使用銳棱砸擊法。石器類型多是煙墩堡遺址的一個突出特點，主要有石核刮削器、凹缺器、石錐、鈍背刀、端刮器、大尖狀器、小尖狀器、砍砸器、刮削器、似盤狀器和復合工具等。其中以石片石器為主，與中國南方早期舊石器中以礫石石器為主的文化不同。遺址的年代推測為更新世晚期《中國文物報》1996年2月2日。。桂花村遺址位于豐都縣高家鎮桂花村長江岸邊，面積約2000平方米，時代屬距今10萬年左右的舊石器時代早期，埋藏在距地表5米以下。經過試掘，其文化堆積層厚約1米以上，石器分布密集。僅揭露遺址面積50多平方米，即清理出礫石石器2200多件，主要有砍砸器、尖狀器、石錘、刮削器及石核等，其中以砍砸器數量最多，刮削器數量較少，石核以單臺面石核為主；制作方式以錘擊法為主，僅少量石片用碰砧法生產。該處為三峽地區先民的一處石器制造場，具有鮮明的地方特征。由于其下部文化堆積尚未清理，要得出明確結論尚有待進一步的發掘《中國文物報》1996年1月28日。。銅梁縣城西郭張二塘舊石器晚期文化遺址發掘于1978年。出土的300余件舊石器和多種動、植物化石大多位于地表以下8米的沼澤相地層中，并出土有人類肱骨化石一段。通過碳14測定的年代為距今24450±850年。銅梁文化的工具以石片工具為主，石核工具次之。石片和石核的形制都相當原始，粗大而厚重，以刮削器為主，次為砍砸器。石器工具中以凸刃形制為主，切割和砍砸為其工具的主要功能。銅梁文化居民的主要經濟活動應該是以食物采集為主，從事狩獵活動次之。從出土的植物和哺乳動物化石來看，哺乳動物化石共計4目10種，均為華南廣義的大熊貓——劍齒象群中的常見成員，只是未見大熊貓而已。對植物化石的鑒定和對孢粉組合的分析結果表明，那時重慶地區氣候溫暖而濕潤，屬于亞熱帶或暖亞熱帶氣候，比重慶地區現代氣候稍熱，植被茂密，果實豐富，大量動物活動其間，適宜于古人類的生存。當時，人類使用以天然石塊略加修打而成的打制石器，從事食物采集和狩獵活動。為了獲得必要的食物和抵御猛獸的侵襲，現代人們普遍認為，他們結合成群、共同勞動、共同生活。在重慶市九龍坡區九龍鎮的大堰村和與之接壤的大渡口區相鄰地區（舊時合稱馬王場）于1983年5月也發現了大量的舊石器，經過多次的調查和收集，共獲得石器369件。石器多分布于2.5米以下地層，土質為黃褐色砂質亞黏土，其顏色與基層砂巖風化一致，尚未膠結，局部有鐵銹。石器原料為礫石，由變質石英砂巖、火成巖、石英巖、變質板巖等構成，在形制上有石核80件、石器219件（其中砍砸器171件、刮削器43件、尖狀器5件）、石錘13件、石鉆2件、石片55件參見《重慶市大渡口區志》之《文化科技篇》；《重慶市九龍坡區志》第24篇《文化》。。這些石器與銅梁文化中石器基本相似，但也有兩點差異：一是砍砸器在石器中的比例較銅梁文化中石器更大，如前所述，銅梁文化中的石器以刮削器為主；二是已經出現了一定數量的銳棱砸擊石片及這類石片加工而成的石器，這是銅梁文化中石器所沒有的。就其整個文化性質來判斷，馬王場出土的舊石器應與銅梁縣出土的舊石器為一個文化系統，是銅梁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年代來分析，似乎比銅梁縣出土的年代更晚，估計其絕對年代不會超過2萬年前。除此之外，在合川區銅溪鄉橋角村、小河鄉小河村，江津區城區江巴灘等地區也發現了一些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成為進一步了解和研究遠古重慶的歷史的重要資料。隨著生產工具的不斷進步，磨制石器開始廣泛應用，陶器得以發明和推廣，人類逐步從漁獵和采集走向鋤耕農業和畜牧業，氏族公社日益繁榮。人類開始進入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遺址在重慶市和四川東部地區分布很廣，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已經發現了近100處。東起巫山、巫溪，北至廣元、通江、巴中，南到長寧，都有發現，其中主要的有綿陽邊堆山，巴中月亮巖，通江擂鼓臺，閬中藍家壩，南部報本寺，南充淄佛寺，合川沙梁子，江津王爺廟和燕壩，渝北朝陽河嘴，南岸干溪溝，忠縣井溝、瓦渣地、哨棚嘴，奉節老關廟，巫山大溪、江東嘴、大昌西壩、雙堰塘、琵琶洲和魏家梁子等。從中可以推測，當時的居民分布范圍是頗為廣闊的，尤以在長江、嘉陵江沿岸一帶分布較密集，僅在重慶市域內的沿江兩岸就有數十處。但在這些新石器時代遺址或出土點中，進行過正式的發掘或試掘并發表了發掘簡報的只有巫山縣大溪、魏家梁子，忠縣井溝和江津區王爺廟四處而已。巫山大溪遺址位于巫山縣夔峽（瞿塘峽）東口、長江南岸的三階臺地上，距離巫山縣城約45公里。在1959年、1975年曾先后進行過3次發掘，共發掘遺址約500平方米，墓葬208座，出土文物1700余件，其中有大量的生產工具。出土物為石、骨、陶、蚌四類質料。石器大都磨制精美，其器型主要有斧、石錛、鋤、鑿等。出土的大量錐形骨鏃、石鏃、牙制魚鉤和石網墜等漁獵工具，表明大溪居民雖然已經從事農業，但漁獵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出土的生活器具均為陶器，大多數為紅陶，以手制的為主，也有少量晚期的輪制品，同時也有黑陶、灰陶和黑朱相間的彩陶，夾砂陶器占有一定的數量。器形主要有釜、盂、豆、簋、碗、盤、杯、瓶、罐等，尤以曲腹杯、筒形瓶最具典型。裝飾品有玉制、骨制、象牙和其他獸牙制作，以玉制為多，商周時期常見的璧、璜、珩、環、玦等禮器器形都在大溪遺址中發現，而且形制規整，琢磨較為精細。大溪遺址已經發掘的墓葬中，其葬俗頗有特色，都是豎穴土坑小墓，無葬具，大都為單人葬，僅有少數母子合葬墓，葬式多樣而以屈肢葬所占的比例為大，多達40％，其中又以仰身屈肢葬最多，有胎式、跪式、蹲式等不同葬式。大多數墓里都有多少不等的隨葬品，女性墓中的隨葬品較男性墓中為多。兒童的葬式與成人相同，而且大多靠近女性墓，其隨葬品也較多。在已經發掘的墓葬中隨葬品最多的為一老年女性。根據大溪遺址的這些特點，大溪的居民可能正處在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之中。在隨葬品中，用魚來隨葬十分普遍，這表明魚和他們的生活習俗有著密切的關系，而且一部分學者認為和他們的圖騰也有一定的關系四川長江流域文物保護委員會文物考古隊：《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記略》，載《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省博物館：《巫山大溪遺址第三次發掘》，載《考古學報》1981年第4期。。大溪遺址和墓葬以其文化面貌的獨特性而被考古學界命名為“大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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