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而論道（簡體書）

《坐而論道》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20卷叢書之一。該書所選的36篇文章，全都是作者從進入新世紀之后、特別是近五六年間公開發表的論文中篩選出來的。這些文章分為兩組，第一組是關于比較文學的理論方面的文章，共計16篇；第二組是關于翻譯文學研究方面的文章，也包括幾篇有一定翻譯實踐體驗和理論體悟的序跋文，共計20篇。編成一個集子，除了便于收藏之外，還是為了體現這些文章之間的系統性和關聯性，使其成為在內容、論題、論法上有一定關聯性的專題論文集，體現了作者在若干年月中思考與寫作的一個連續性過程，表現出“比較文學與翻譯文學”領域專門著作的品格，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王向遠（1962- ），山東人，文學博士，著作家、翻譯家。
1996年起，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2001年起，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導師，兼任中國東方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副會長等。
主要研究領域：比較文學與翻譯文學、東方文學與日本文學、文藝理論與美學、中日關系等。
著有《王向遠著作集》（全10卷，400萬字，2007年版）及各種單行本著作23種（含合著5種），發表論文200余篇。著作（非重復字數）共計500余萬字。
譯有《日本古典文論選譯》（二卷四冊）、《審美日本系列》（四種）、《日本古典詩學匯譯》（二卷）及井原西鶴、夏目漱石等日本古今名家名作。譯作（非重復字數）約300萬字。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著、比較文學學術論文集
該套叢書涉及了比較文學理論、外國文學、中外比較文學等研究領域，是作者長期的學術積淀，在國內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屬最新研究成果。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前言王向遠1
自序：我的比較文學與翻譯文學研究的十五個關鍵詞1

上編比較文學論

“國人之學”即是“國學”

涉外研究是外傳中國文化的有效途徑

中國東方學“實”至而“名”未歸

中國“東方學”：概念與方法

比較文學學術譜系的三個階段與三種形態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前言王向遠1
自序：我的比較文學與翻譯文學研究的十五個關鍵詞1

上編比較文學論

“國人之學”即是“國學”

涉外研究是外傳中國文化的有效途徑

中國東方學“實”至而“名”未歸

中國“東方學”：概念與方法

比較文學學術譜系的三個階段與三種形態

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整體觀

中國比較文學“跨文化詩學”的特性

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已經移到中國

應該在比較文學中提倡“比較語義學”方法

比較文學學術史上的宏觀比較及其方法論

“宏觀比較文學”與本科生比較文學

基礎課教學內容的更新

打通與封頂：比較文學課程的獨特性質與功能

“民族文學”與“國民文學”范疇析論

我如何寫作《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

——兼論學術史研究的原則與方法

《比較文學學科新論》韓文版序

《比較文學系譜學》韓文版序


下編翻譯文學論


翻譯文學的學術研究與理論建構

翻譯文學史的理論與方法

從“外國文學史”到“中國翻譯文學史”

——一門課程的面臨的挑戰及其出路

翻譯文學史的類型與寫法

一百年來我國文學翻譯十大論爭及其特點

“五四”前后中國日本文學翻譯的現代轉型

我國的波斯文學翻譯應該受到高度評價

——在紀念波斯詩人莫拉維誕辰800周年
學術研討會的致辭

近百年來中國對印度古典文學的翻譯與研究

近百年來我國對印度兩大史詩的翻譯與研究

什么人、憑什么進入《中國翻譯詞典》?

——《中國翻譯詞典》指疵

東方古典文學翻譯及相關問題

詩性文本與理論文本之間

——日本古典文論的文本間性與翻譯方法

譯介學與翻譯文學界的“震天”者——謝天振

“創造性叛逆”還是“破壞性叛逆”？

翻譯學?譯介學?譯文學

——三種研究模式與“譯文學”研究的立場方法

《審美日本系列》(四卷)翻譯感言

《日本古典文論選譯》(古代卷、近代卷)譯者總后記

夏目漱石《文學論》譯者后記

大西克禮美學三部曲《物哀?幽玄?寂》譯者后記

翻譯的快感


后記

顯示全部信息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前言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順應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在上世紀最后二十年開始起步發展，到現在為止的三十多年時間里，已經有了豐厚的知識產出和思想建樹。它的異軍突起，是當代中國一道引人矚目的學術文化景觀，是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進中國的鮮明印證，也是當代中國學術文化繁榮的一個重要表征。
三十多年的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史已經表明，要在人文研究及文學研究中建立世界觀念和視野，要把中國文學置于世界文學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研究，要把外國文學放在中國文化立場上加以審視和闡發，要連接中外文學，要打通文學研究與其他學科的壁壘，要把細致微觀的實證研究與高屋建瓴的理論建構相結合，那必然會走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在這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兩者相輔相成、互為依存。“比較文學”是學術觀念、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世界文學”則是學科資源與研究視野。它在貫中外、跨文化、通古今、越科界的學術視閾與研究方法上的優勢，使其無可替代地成為當代中國學術文化中最有時代性、最有包容性、最有創新性的高端學科之一。
事實上，近二十年來，中國的比較文學不僅在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等方面生產了大量的新知識，而且逐步建立了既有中國特色又具有理論普適性的學科理論系統，逐步完善了比較詩學、中西比較文學、東方比較文學、翻譯文學等分支學科，在學術成果的質與量上已居世界各國之首，還全面進入了大學中文系、外文系文學專業的課程體系，從而使中國比較文學成為當代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和中心，代表著世界比較文學兼收并蓄、超越學派的第三個發展階段。
收在這套《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的作者，在當代中國比較文學學術史上，是繼季羨林、樂黛云等老一輩學者之后的第二代學人。這些作者固然只是第二代學者中的一部分，卻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們現年多在四十五至六十五歲之間，從學術年齡上說大體屬于中壯年，都是各大學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和學術帶頭人，大都在1980年代后走上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道，1990年代后嶄露頭角或脫穎而出，進入20世紀后的十幾年里，更成為我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術界的中堅力量。他們有幸擁有了可以安心治學的環境，趕上了數字化、信息化的新時代。既抬頭看世界，又埋頭務筆耕，既堅持學術的嚴謹，也保持思想的活躍，充分展示了中國學者的文化立場，充分發揮了中國學者的學術優勢和想象力、思考力、創造力，取得了與時代要求相稱的成果。這些成果不僅是個人學術履歷的證明，也是對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的一份奉獻，更成為新時代“國人之學”即“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二十卷，選題上以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學科理論為主，以講述和示范學術方法為要，涉及比較文學與翻譯文學基本理論、比較詩學、東方文學及東方比較文學、西方文學及中西文學關系、世界文學總體研究等方面。各卷均按一定的范圍和主題，將作者有原創性、有特色的成果收編起來，將大學講堂搬到書本上來，以讀者為聽眾，以寫代“講”，以言代“堂”，深入淺出，以雅化俗，匯集中國比較文學第二代學者中的代表人物，以使五指成拳、十指合掌，形成大型叢書的規模效應，得以占書架之一角，入讀者之法眼，從一個側面展示近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的新進展和新成果。而且，不同作者及著作之間也可以相互顯彰、相互映照、相互補充，讀者也可以在異中見同、同中見異，在參讀和比照中領略五彩繽紛的文學世界和世界文學，得窺比較文學殿堂之門徑。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的編輯出版，得到了北京師范大學的資助和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支持，編者和作者深表謝意！
愿“講堂”滿座，愿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術事業更加繁榮！
王向遠
2014年4月20日





自序：我的比較文學與翻譯文學研究的十五個關鍵詞

此次編輯《坐而論道——王向遠教授講比較文學與翻譯文學》的論文集，使我有機會對以往的研究工作加以回顧和整理。在二十多年來的比較文學與翻譯文學領域中，我寫了關于學科史、學科理論、個案研究的一系列專著和論文，要以簡短的文字加以梳理與說明，也并非輕而易舉的事情。一個較為便捷的辦法就是找出相關的關鍵詞，并以此為中心加以概括。對于學術理論研究而言，關鍵詞，即重要的概念和范疇既是研究的核心詞，也是基本的落腳點或歸結點。歸根到底，理論的創新是思想的創新，思想的創新是表達方式的創新，表達方式的創新是語言的創新，語言的創新的標志是概念范疇的創新與更新。這么說來，還是從“關鍵詞”入手，較得要領。
我的比較文學與翻譯文學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如下十五個(組)關鍵詞：一、東方學；二、東方比較文學；三、宏觀比較文學；四、比較語義學；五、系譜學方法；六、傳播研究法?影響分析法；七、平行貫通法；八、超文學研究；九、涉外文學；十、民族文學?國民文學；十一、跨文學詩學；十二、譯文學；十三、迻譯、釋譯、創譯；十四、異化?歸化?溶化；十五、創造性叛逆?破壞性叛逆。
一、東方學
“東方學”這個概念，自然不是我創制的，但近幾年來，我對它做了正本清源的厘定與廓清，并把“東方學”作為一個學科加以提倡。
自從薩義德的名著Orientalism被照字面被迻譯為“東方主義”或“東方學”以來，造成了“東方學”概念在中國的歧義和混亂。一些人誤認為“東方學”是西方歪曲貶低東方的淵藪，殊不知真正的“東方學”是一門有數百年歷史的源遠流長的學問，在當今歐美各國和日本、韓國等，都相當發達。我們中國也有“東方學”。實際上，薩義德的那本書講的不是作為學問或學科的“東方學”，也不是原始意義上的主張東方、宣揚東方的“東方主義”，而是分析批判了西方人的“東方觀念”或“東方觀”，因而譯為“東方觀”似更合適。由此，我主張廓清“東方學”與“東方觀”、“東方觀念”、“東方主義”之間的關系，還原“東方學”作為一個學科概念的意義與價值。
我認為現代中國的學問，按空間范圍，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是“國學”(狹義的)，第二是“西方學”，第三是“東方學”。“東方學”是研究除中國以外的東方各國的學問，在當代中國已經有相當的學術積累，但卻一直處在“有實無名”的狀態。當務之急，是以“東方學”這一學科概念，將我國學界已經有了豐厚積累的東方各國問題的研究，以及東方學研究的各個分支學科，如東方文學、東方哲學、東方史學等統合起來，使各分支學科突破既定學科的視閾限制，以便打造得以與世界東方學接軌的更寬闊的學問空間和學科平臺，使中國的“東方學”與“西方學”、“國學”三足鼎立，形成一個完整的、協調的、而不是顧此失彼或厚此薄彼的學科體系。為此，我設計并主持了兩次關于“東方學”及“東方文學”的全國性的學術研討，并在撰寫《中國“東方學”》的專門著作，力爭在將來成立“中國東方學學會”的學術組織，以推動中國“東方學”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繁榮。
二、東方比較文學
“東方比較文學”這個概念也不是我創制的，但我較早把它作為比較文學的分支學科的概念來使用它，把它作為一種研究范式來看待。
所謂“東方比較文學”，主要是以中國文學為出發點與立足點，以東方(亞洲北非)其他文學為比較對象的文學研究，也包括東方各國文學的區域性、總體的比較研究，即“東方文學”的研究。
我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論文索引1980—2000》、《二十世紀中國人文學科學術史研究叢書?比較文學研究》和《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等書中，都把相關的研究成果集合在使用“東方比較文學”這個概念之下，做出評述與研究。我在《中國比較文學年鑒》各卷中，將中國比較文學分為五個分支學科，即，一、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及學術史；二、比較詩學；三、東方比較文學；四、中西比較文學；五、翻譯文學；從而把“東方比較文學”作為五個分支學科之一。
我在《比較文學系譜學》一書中指出：中國比較文學在近百年來的研究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從東西方世界二分的角度看，一個是“中西比較文學”，一個是“東方比較文學”。“東方比較文學”是1980年代之后才大規模展開的。由于歷史上東方各國文學之間存在著長期的事實聯系與交流關系，“東方比較文學”研究范式比起“中西比較文學”來，研究資源更為豐富，更加側重于文學交流史、關系史的研究，更加注重文獻學的實證研究的方法的運用。“東方比較文學”研究范式形成較晚，對“中西比較文學”范式起到了一種補充乃至糾偏的作用。鑒于長期以來中國學界流行“西方中心主義”和“中西中心主義”，把“東方比較文學”作為與“中西比較文學”相對的一個分支學科來看待，將有助于建立真正全面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觀念。
三、宏觀比較文學
“宏觀比較文學”這個概念我是創制的。在《宏觀比較文學演講錄》中作為全書的關鍵詞。該書認為，在世界比較文學學術史及學科史上，雖然并沒有人明確區分“微觀比較文學”與“宏觀比較文學”并提出“宏觀比較文學”這一概念，但早在19世紀，歐洲一些學者就已經觸及到了宏觀比較文學的問題，并論述了它的獨特作用與方法。例如，德國浪漫派詩人、理論家與文學史家弗?施萊格爾的“整體描述”方法，斯達爾夫人的所謂“集體性的比較”方法，都與“宏觀比較文學”的方法相一致。
我認為，所謂“宏觀比較文學”，其實質是“世界文學宏觀比較論”，它是以民族(國家)文學為最小單位、以全球文學為廣闊平臺和背景的比較研究，它以“平行比較”的方法總結、概括各民族文學的特性、用“傳播研究”與“影響研究”的方法揭示多民族文學之間因相互聯系而構成的文學區域性，探討由世界各國的廣泛聯系而產生的全球化、一體化的文學現象及發展趨勢。并由此把“宏觀比較文學”分為三個層次和步驟：第一，在平行比較中提煉、概括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學”與“國民文學”的民族特性；第二，在相互傳播、相互影響的橫向聯系與歷史交流中，弄清各國文學逐漸發展為“區域文學”的方式與途徑，把握不同的區域文學形成的文化背景、機制及其特征。第三，在了解了民族文學特性、區域文學共性的基礎上，把握全球化的“世界文學”如何由一種理想觀念逐漸演變為一種現實走勢。
《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以這三個層次為依據，構建了宏觀比較文學的理論系統，并認為“宏觀比較文學”的主要功能是中外文學史、文學理論知識的整合與理論提升，因此從學科建設與學科教育的角度看，應該在大學本科生高年級開設“宏觀比較文學”的基礎課程，以幫助本科生完成本科階段中外文學史知識的系統整合，而將此前通行的以學科概論、學科原理及研究方法論為主要內容的“微觀比較文學”劃歸為研究生階段的教學內容，以此來解決本科生比較文學教學內容的純理論化與繁瑣化、比較文學與其他課程的重疊交叉化、研究生與本科生課程的無層次化、“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分裂化、東方文學與西方文學的不平衡化等困擾已久的問題。
四、比較語義學
“比較語義學”這個概念是我在“歷史語義學”、“歷史文化語義學”
在“歷史語義學”與“歷史文化語義學”的基礎上，從比較文學研究的立場上加以仿制的。我所說的是比較文學范疇內的“比較語義學”，它可以作為比較文學的一種分支學科。
“比較語義學”就是在跨語言、跨文化的范圍與視野中，對同一個概念范疇在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文學交流中的生成與演變進行縱向的梳理與橫向的比較，以便對它的起源、形成、運用、演變的歷史過程做追根溯源的考古學研究，描述其內涵的確立過程，尋求其外延的延伸疆界，分析某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發展變化的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從豐富的語料歸納、分析與比較中，呈現出、構建出相關概念范疇的跨文化生成演變的規律。其基本操作方法是“考論”。“考論”就是“考”加“論”；換言之，就是將詞語史料的考據，與詞義分析、理論建構兩者結合起來。
我認為，在比較文學研究及東方比較文學研究中，“比較語義學”的方法涉及兩種不同的研究對象。第一種，以相同文字(例如漢字)書寫的某一個概念，在不同國度與不同語言中的移動或轉移，我們可以稱為“移語”，這方面的研究也可以叫做是“移語研究”；第二種，就是將一種語言翻譯為另一種語言所形成的詞語概念，叫做“翻譯語”，可簡稱“譯語”的研究。
“比較語義學”的方法，對東亞漢字文化圈區域文學的比較研究，尤其具有適用價值，因為其中的“移語”和“譯語”較多。近年來，我以這種方法，對中日古典文論與古典美學的相關重要概念做了一系列的研究，這些概念包括“文”、“道”、“心”、“氣”、“幽玄”、“物哀”、“感”與“感物”、“意氣”等，我還將在《中日古代文論范疇關聯考論》(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課題)中，繼續展開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