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商業之父澀澤榮一傳（簡體書）

沒有澀澤榮一，就沒有近代日本經濟奇跡般的發展！
在等級觀念依然強烈的明治時代，他為什么在仕途一帆風順之時毅然辭官投身商界，甚至拒絕大藏大臣之位？他與同時代人迥異的商業理念，究竟源于何處？為什么擁有如此龐大的財富，他卻沒有建立自己的家族企業集團？為什么一手建立了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他卻從未買過一張債券？為什么性格寬和溫厚的他，一度與三菱創始人巖崎彌太郎勢不兩立？在舊學問被拋棄的年代，他為何不厭其煩地宣揚將《論語》作為商業道德？是什么支撐他在去世前半年，還在為貧民而奔走？
本書講述了日本商業之父澀澤榮一極具傳奇色彩的一生。以時間順序為主軸，圍繞澀澤榮一旅法學習、仕宦、經濟制度改革、創業、慈善事業、實業教育、民間外交等主要經歷，展現澀澤榮一如何參與遍布金融、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險、建筑等領域的企業的創建和發展，一步一步建立起日本的近代經濟；如何參與教育、外交以及各項社會福利事業，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論語》道德和義利合一論。

鹿島茂
明治大學國際日本學部教授，是日本權威法國學專家之一，專攻19世紀法國社會與法國文學，巴爾扎克作品的權威譯者。本書是作者調查研究大量原始史料，歷時18年寫成的力作。
他的作品在學術界及文學界都極受肯定，曾獲得日本山多利學藝獎（《想買馬車！》）、講談社散文獎（《古書比孩子更重要》）、讀賣文學獎（《各種職業的巴黎風俗》）、雄松堂格斯納獎（《愛書狂》）等重要獎項。

論及經營的“社會責任”，我認為沒有人能超越澀澤榮一。他是構筑起明治時代的偉大人物之一。他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早地發現，經營的本質唯有“責任”。 
——彼得?德魯克《管理》 
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的澀澤榮一，被稱為“日本的現代企業之父”，從投身實業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中國儒家經典《論語》當作自己的行動指南。他到處演講，號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的企業家。 
——紀錄片《大國崛起》

前言 澀澤榮一、德魯克和圣西門主義
第一章 沒有澀澤榮一，就沒有日本的奇跡
第一回 向近代資本主義飛躍
第二回 沒當上武士的父親
第三回 加強經濟感受力的歸納法教育
第四回 對德川體制產生疑問
第五回 尊王攘夷的誘惑
第六回 水戶學的死撐面子
第七回 謁見一橋慶喜
第八回 傭兵部隊誕生
第九回 變身為現實主義者
第十回 嘗試信用金融
第十一回 人生最大的失誤
第十二回 轉向開明派
第十三回 由西餐領略到的歐洲 前言 澀澤榮一、德魯克和圣西門主義
第一章 沒有澀澤榮一，就沒有日本的奇跡 
第一回 向近代資本主義飛躍 
第二回 沒當上武士的父親 
第三回 加強經濟感受力的歸納法教育 
第四回 對德川體制產生疑問 
第五回 尊王攘夷的誘惑 
第六回 水戶學的死撐面子 
第七回 謁見一橋慶喜 
第八回 傭兵部隊誕生 
第九回 變身為現實主義者 
第十回 嘗試信用金融 
第十一回 人生最大的失誤 
第十二回 轉向開明派 
第十三回 由西餐領略到的歐洲 
第十四回 深切感受歷史的地方——上海 
第十五回 在蘇伊士運河的思考 

第二章 在巴黎，看透西方文明的本質 
第十六回 “產業皇帝”拿破侖三世的演說
第十七回 結識弗洛里海拉爾特
第十八回 教授資本主義的家庭教師
第十九回 法國駐日大使羅叔亞的企圖
第二十回 圣西門主義者的銀行論
第二十一回 圣西門主義的三大法寶——股份公司、銀行、鐵道
第二十二回 巨人間的決斗
第二十三回 昨日思攘夷，今日著洋服
第二十四回 蒙布朗伯爵的復仇
第二十五回 在巴黎，看到“人體”
第二十六回 “官”與“民”
第二十七回 讓個體利益與公眾利益緊密結合的機制

第三章 成為大藏省官員，創造“日元” 
第二十八回 再會慶喜
第二十九回 日本最早的股份公司
第三十回 結識大隈重信
第三十一回 金融制度的確立
第三十二回 廢藩設縣的“糖”與“鞭”
第三十三回 元勛們的素顏
第三十四回 離開大藏省

第四章 在日本，發展資本主義 
第三十五回 集結“私”的力量
第三十六回 拒絕加入三井
第三十七回 國立銀行的危機
第三十八回 公利公益方是王道
第三十九回 產業整體構想
第四十回 澀澤與巖崎彌太郎的激戰
第四十一回 “官”與“公”的差異
第四十二回 公正無私的市場調停人

第五章 一切為“民”之發展 
第四十三回 東京高等商業學校的建立
第四十四回 營利為次
第四十五回 是為自愛而非他愛的社會福利
第四十六回 澀澤式“創業”思想
第四十七回 明治時代的Project X
第四十八回 金本位制還是銀本位制？

第六章 在民間外交中展現高超手腕 
第四十九回 在美國，返回原點
第五十回 民間外交如膠似漆
第五十一回 與“黃禍論”斗爭
第五十二回 排日浪潮卷土重來
第五十三回 對華外交與裁軍會議
第五十四回 勸說孫中山開展經濟建設
第五十五回 外交需國民總動員
第五十六回 人偶與日美親善

第七章 以《論語》為準繩的倫理觀 
第五十七回 田園都市的理想
第五十八回 對女子教育的期待
第五十九回 勞資關系協調之父
第六十回 精準的識人之眼
第六十一回 偉人們的肖像
第六十二回 《論語》與“算盤”
第六十三回 編纂《德川慶喜公傳》
第六十四回 明治財經界的大岡越前守
第六十五回 “職能性”禁欲

第八章 重識澀澤榮一——作為一個近代家庭中的人 
第六十六回 另一位澀澤
第六十七回 明治實業家的光與影
第六十八回 “堂堂正正”的感情生活
第六十九回 憂國與禁欲
第七十回 “血緣”與“資本”的分離
第七十一回 沒有這位妻子，就沒有澀澤
第七十二回 豪商之女，奇人之侄
第七十三回 “現代”的家庭觀和選婿
第七十四回 “偉大”父親的犧牲品
第七十五回 威尼斯哥特式建筑
第七十六回 《論語》倫理與紅顏美色
第七十七回 老年時期的文學鑒賞
第七十八回 吾為國家不勝欣喜
后記
澀澤家譜系略圖
澀澤榮一年表
澀澤榮一關聯事業一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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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回 “官”與“民” 
窺見歐式的官民關系 
在隨同德川昭武留學法國期間，澀澤榮一所體驗到的天翻地覆般的沖擊，絕不僅限于他在世博會上看到的歐洲工業社會的事物本身。帶給他最大影響的，其實是這個工業社會中的人際關系，尤其是官與民的關系。這是在理解澀澤榮一此人時最為重要的一點，我們再三強調也不為過。 
巴黎街道之壯麗，風俗習慣之迥異，一切之進步，令從未踏出日本的我深為感慨，其中尤以官民和諧相處這一點令我感佩不已。我在侍奉一橋家時，有時會因公事會見大阪的御用商人。他們覺得我是武士，因此會以對待不同階級的人的態度面對我，但我其實本是農民。我覺得我與那些商人都是人，沒什么不同，盡管我告訴他們，不用那樣畢恭畢敬，只需平等相處便可，他們卻仍然保持那樣的態度。來到法國后，我卻看不到這種區別了。例如，負責監督民部公子教育的是一位叫做維萊特 的政府官員，而被幕府委任為總領事的弗洛里海拉爾特則是一位銀行家，是徹頭徹尾的平民百姓，但兩人在交談時完全是平等的，毫無等級觀念，頗為和諧親密。這讓我不禁感到，但愿日本也能如此。 
當然，澀澤之所以能敏銳地窺見這種歐式“官民”關系，和他十七歲時受到代官侮辱的經歷有著很深的關系。因為這番侮辱，澀澤參與了討幕運動，但最終，他并沒有在討幕的過程中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而目睹維萊特大佐與銀行家弗洛里海拉爾特的平等關系，意味著他終于在法國找到了自參加討幕運動以來一直在探尋卻最終未能在日本獲得的“真實”。 
在此后的一生中，澀澤不厭其煩地復述這段故事，恐怕正是因為這段經歷讓他獲得了決定一生的重要認識吧。《龍門雜志》昭和四年（1929）二月號刊載的采訪中，他提及了幾乎同樣的內容，只是補充了一些地方： 
維萊特和弗洛里海拉爾特，一個是大佐、是政府官員，一個則是銀行家、是商人。按日本的習慣，這兩人在一起時，商人必然要對官員大人的命令唯唯諾諾，但這兩人接觸時情況卻截然不同——我當時也懂一些法語，所以在一旁聽著——態度幾乎沒什么區別。一人說，這樣做應該會比較有利，另一個便接著道，是那就按你說的做吧。兩人之間毫無尊卑上下之別，這讓我深受感動。原來如此，就是應該要如此才對！在日本，商人不管多么有才能，都必須對官員大人唯命是從，往往不得不屈從于官員，甚至被迫指鹿為馬。而在法國卻沒有此類弊端，全體國民都是平等的，官員不會因為是政府官員而狐假虎威。這才是應有的樣子，但日本卻并非如此。必須改革日本的現狀才行，一定要將這樣的習俗移植到日本。 
但是請不要誤解，澀澤強烈否定的并不只是身份等級這種社會制度，例如當時的武士、商人、農民等級制度。在澀澤看來，否定這些東西是理所當然的。但原本是農民的澀澤榮一能成為一橋家的家臣，已經充分說明士農工商身份制度的嚴重動搖，而且事實上，這種身份制度已經隨著明治維新廢藩設縣和四民平等 的推行而消亡了。澀澤改革的目標并非這種形態上的官與民，而是更深層的、內心的官民等級意識。 
山本七平在引用上述對澀澤的采訪后，這樣指出： 
有意思的是，這并不意味著澀澤對法國大革命或者啟蒙主義 以來的“法國平等思想”產生了強烈共鳴。沒有任何痕跡表明他閱讀過中江兆民 翻譯的《民約譯解》，即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或類似的書。而這本書是明治時期的進步人士奉為圣經的一本書。 
這一點非常耐人尋味。因為在澀澤之前或與他同時期留學歐洲的人，有不少在當時思想的耳濡目染下一時間紛紛成為“共和主義者”或“近共和主義者”，但后來又改變思想立場，成為天皇絕對論者。其中的典型便是首位東京大學校長加藤弘之 。……武士子弟中有才學的人留學進入西歐的大學，學成后歸國，就相當于是在武士的領袖意識中加入了歐洲新知識，為他們增加了優越感。但這反而讓他們無法適應新時代。因此，幕末留學后在懷才不遇中默默無聞地被埋沒的人，絕不是少數。（《近代的創造》） 
這段話中，山本七平將澀澤與幕末時期留學法國受共和思想熏陶的武士子弟進行了對比。武士處于只需用頭腦進行判斷的統治階級，因此即使接觸到共和思想，這些人也只能將其理解為表面上的官民制度，這種從外部注入的階級意識，并沒有以任何實際形態扎下根來。因此當這些人回國后，一旦遭遇移植實驗挫折，便立刻轉變立場，恢復了原本傲岸的統治者意識。 
朱子學造成的蔑視金錢之風潮 
與此種情況相對的是，澀澤通過觀察維萊特和弗洛里海拉爾特的對話所獲得的官民平等認識，并不僅僅是一個形式或名稱，而是一種近似于理念的東西。澀澤之所以切身感受到“必須改革日本現在的狀況才行”，與其說是因為江戶時代“武士、商人、農民”和明治“官吏與民間人士”官民制度上的差別，不如說是因為不直接接觸金錢的“士＝官吏”對每天都要錙銖必較的“農工商＝民間”所抱有的蔑視。在澀澤看來，這種蔑視金錢的倫理觀源于江戶時代的朱子學。 
我國儒學家藤原惺窩、林羅山等人，秉承宋儒之弊，將學問與實務割裂開來。至物徂徠，則明言學問乃士大夫以上鉆研之物，將農工商階層的實業家拒之門外。德川氏三百年教育立足于此，導致讀書習文的士人不事實業，而占國民大多數的農工商階層雖肩負諸般實業，建立國家基礎，卻不讀書學文，只落得一介無知文盲漢。此習俗由來已久，習慣成自然。實業與學問被一分為二，人們卻不以為怪，士人居高位，將農工商輕賤為下民；農工商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罵他們是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呆子。（《論語講義》） 
日本的儒學或者說朱子學，與儒學本來的教誨相左，本質上有很強的蔑視金錢的傾向，所以，以此為核心理念的德川武士階級也蔑視與金錢打交道的農工商階級。相對的，他們以自己的階級不涉金錢為尊，將學問與一切獲得金錢的技術割裂開來。因此，有學問的武士階層與實業無緣，而從事實業的農工商階層則與學問沒有交集。概言之，“金錢”這個東西成為區別官民的最主要指標，對金錢輕蔑還是執著，將“官”與“民”清晰地劃分開來。 
但澀澤認為，這種認識其實基于對《論語》的誤解。《論語》中下面這段話，被江戶儒學家或朱子學家作為蔑視金錢和農工商階級的根據，但澀澤認為，這完全是這些人的誤讀。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對此，澀澤是這樣解釋的。 
這段話一般被理解為含有輕視富貴的意思，然而，這其實只是從一個側面進行的論述，如果再仔細思考一下，就知道完全沒有鄙視富貴的意思，其主旨只是告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憑借這段話就斷定孔子厭惡富貴，是極為荒謬的。孔子所說的是：如果不是合乎道義的富貴，那么寧可貧賤；但如果是合乎正道而求得的財富，則可泰然處之。由此觀之，孔子哪有半點鄙視富貴、強調貧賤的意思呢？對于這段話，要做出正確的解釋，關鍵是要注意“不以其道得之”這句話。（《論語與算盤》） 
這段話不僅概括了澀澤的經濟思想，也概括了構建他人生哲學根本——道德經濟合一主義，即“論語與算盤”思想。維萊特大佐與銀行家弗洛里海拉爾特的對話，恰好為他解答了一直以來對《論語》解釋所抱有的疑問，讓他有醍醐灌頂之感。澀澤之所以如此執著地反復提及維萊特和弗洛里海拉爾特之間的關系，正是由于自十七歲時遭遇岡部代官的侮辱以來，他一直在不斷自問金錢與道德的關系。目睹兩人之間的關系，讓他受到了一種翻天覆地般的沖擊。 
絕不討價還價的武士 
不過幾乎同一時期，就在巴黎，澀澤還體驗到了一件恰恰與之相反的事，他親眼目睹了日本武士的蔑視金錢觀念有多么根深蒂固。 
當時，德川昭武一行順利謁見皇帝并結束了世博會參觀儀式。為長期在巴黎停留，他們開始尋找公寓。恰好從凱旋門到布洛涅森林的皇后大街（現在的福煦大街）轉入靜謐的佩爾戈萊西街上，有位俄國婦人有一所合適的房屋要出租，于是澀澤榮一便帶著翻譯山內文次郎前去查看。但在交涉房租條件時，山內顯露出了非常典型的當時日本武士的反應。 
我不會說法語，根本聽不懂對方說什么，只記得根據翻譯告訴我的條件，我表示房租太高了，請翻譯和對方交涉，讓對方降一點價。翻譯卻說：“這么失禮的話我怎么說得出口？！”無論如何也不肯向對方傳達我的意思。在我想來，禮儀是禮儀，而借貸問題則是一種商業交易，所以討價還價并非失禮之舉。我竭力勸說山內，但他卻十分頑固，說什么也不肯同意。我當時就像個啞巴一樣，無法向對方傳達自己的意思。我有些生氣，但又不好在外國人面前爭執。不得已，只好先含糊其辭地表示之后再回復，翌日拜托了當時在巴黎游學的一位叫山內定運的學生，翻譯成英語交涉，終于順利達成交易。 
在澀澤榮一所有回憶錄中，這個故事都與前面維萊特和弗洛里海拉爾特的故事相對出現，由此可見，在澀澤心目中，這兩次經歷鮮明地顯示了日本與法國的金錢道德觀的不同。即使金錢交涉的是自己的職務，日本武士階級也不愿意談及此事；而面對與金錢打交道的銀行家，維萊特大佐卻能平等地與之交談。這種巨大的差異迫使澀澤的意識從根本上發生了轉變。 
新穎的法國官民平等思想 
但是，這種讓澀澤榮一感慨萬千的官民平等制度并不是一直以來就在法國存在的，這種平等關系只不過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后才建立的。 
那么，在此之前是怎樣一個狀況呢？屬于“官”的貴族、僧侶（第一、第二等級）和屬于“民”的中產階級（第三等級）之間涇渭分明，這兩類人對金錢的觀念差異恰如日本武士與農工商階級。 
儒教（被認為）是蔑視金錢的宗教，但其實基督教在這方面更為強硬。比起人間的財富，基督教更崇尚天堂里的財富。因此越是認為自己接近天的人，越蔑視金錢。究竟哪個階層可以做到這一點呢？他們是那些無需勞動便可衣食無憂的人，即擁有祖先傳下來的廣闊土地的貴族和僧侶階級。由于在經濟方面非常寬裕，他們蔑視金錢，以為自己正在更虔誠地實踐基督的教誨。 
與此相反，中產階級等第三等級只有靠自己的勞動和努力才能擁有資本，因此他們不得不對金錢十分敏感，也因此，他們成為了蔑視金錢的基督教所排斥的階級。但是當第三階級擁有實力之后，基督教便無法因為這一理由而排斥他們了。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便是所謂的“新教”。馬丁 路德 與約翰 加爾文 ，尤其是加爾文的“新教”，簡直可以說是為那些不得不與金錢打交道的資產階級能夠留在基督教內而量身定做的。加爾文的教義將刻苦勤勉地儲蓄金錢視為“天職”，認為這種行為是符合神的意志的。這與澀澤認為的經濟與道德從某種意義上不僅不矛盾反而一致的論語理解，有著相似之處。 
如果澀澤在法國接觸到了加爾文派的新教，肯定能夠輕而易舉地理解它的影響吧。可惜，他在法國并沒有接觸到新教。法國是個天主教國家，雖然有新教，卻僅限于極為有限的階層與地區。 
那么，維萊特和弗洛里海拉爾特之間那種不蔑視金錢、平等的官民關系，究竟源于何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