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簡體書）

《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叢書：多余的話》希望溝通專家常識與大眾趣味，借“讀書”回顧先輩的足跡，豐富當代人的精神感受與歷史意識，故關鍵在于“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斷與裁定。具體的工作策略是：將書籍本身的評介與“接受史”的敘述融為一體，并摻入個人的閱讀體驗。假如撰寫導讀的專家們之“生花妙筆”能勾起大眾的閱讀興趣，使“舊書”介入“新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則功莫大焉。說到底，書，并非越新越好；人，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這才有必要不時地回顧歷史——包括閱讀并未完全過時的好書。

導讀：書生革命的悲劇情懷
——外曲內直燭照心靈的《多余的話》
多余的話
唉！還不如
自殺
心的聲音
新俄國游記
赤都心史
荒漠里
一種云
青年的九月
亂彈（代序）
世紀末的悲哀
暴風雨之前
骷髏雜記 導讀：書生革命的悲劇情懷
——外曲內直燭照心靈的《多余的話》
多余的話
唉！還不如
自殺
心的聲音
新俄國游記
赤都心史
荒漠里
一種云
青年的九月
亂彈（代序）
世紀末的悲哀
暴風雨之前
骷髏雜記
透底
“兒時”
獄中詩詞

《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叢書：多余的話》：
軼群的回顧和控訴，使人更理解瞿氏一家在中國革命中作出的巨大的犧牲，以及他們所遭遇的種種苦難和辛酸。逝者已矣，生者將何以自存？老人要求為秋白昭雪，豈止是一人一家的恩恩怨怨，難道不是中國人要求擺脫世紀苦難辛酸的強烈呼聲，向往光明自由的正當訴求嗎？
1979年7月10日、11日，瞿秋白案復查組在上海召開《多余的話》與瞿秋白歷史評價座談會，征詢滬上著名學者和黨政負責人的意見。
出席會議的有方行、丁景唐、陸志仁、沈以行、蔡尚思、陳旭麓、陸詒、周嘩、劉振海、蔣森榮、張炳隅、錢世錦、王鐵仙（以上出席10日會議）；許德良、陳一誠、溫仰春、王堯山、陳修良、黃逸峰、黃有恒、李培南、羅竹風、汪原放、樂嗣炳、鄭育芝、劉冰巖、楊之英、吳幼英、王凌志等（以上出席11日會議）。
10日會議，多為學者出席，所議圍繞《多余的話》真偽及對秋白評價問題。復旦大學教授蔡尚思講話聲音洪亮，他說：《多余的話》的真實性值得懷疑，敵人也許動過手腳。即使完全是秋白寫的，不過表現其書生氣十足罷了。說自己不宜做政治，只能做書生，自我批評，很老實。我們有些人的自我批評不如他。秋白沒有出賣黨，決不是叛徒。不能憑某個人一句話定論，否則學術不會發展，社會也不會進步，那個“頂峰論”害死人了。講一口湖南話的華東師大教授陳旭麓說，《多余的話》與獄中詩詞、致郭沫若信筆調一致，感情相同，我不懷疑它的真實性。秋白獄中文字沒有求生之念，對敵人不抱幻想，只是自我解剖。秋白一生革命，應該照歷史決議的結論來評價他。談及黨史，發言者一致指出，應該公布歷史檔案。黨史許多問題至今說不清楚，為什么要封閉檔案？歷史的慘痛教訓應該讓大家都知道，以免重蹈覆轍。不公布歷史檔案，只對那些文過飾非、偽造歷史的人有好處，而對黨和人民有百害無一利。秋白昨日烈士，今日“叛徒”，領導人那樣講，真叫人心寒。當時的發言者，只把責任承擔者看成是某個領導人而沒有洞察制度層面的弊端。
11日會議，與會者多是資歷深厚、與秋白同時代的老同志，所議多為與秋白有關的歷史問題。諸如大革命時瞿與陳獨秀的爭論，上海大學、八七會議、上海中央的地下斗爭，秋白與共產國際、秋白與魯迅及上海文化斗爭，王明集團迫害秋白、秋白在中央蘇區、秋白在獄中斗爭等等，自然也離不開《多余的話》這個話題。當年在上海大學工作的許德良說，秋白從容就義，說他是叛徒，我很奇怪。上海大學教育方針是由他決定的，他為“上大”制定了一個好規劃，培養了不少革命人才。上海社科院院長黃逸峰說，當年我們很崇拜他。他接替陳獨秀做中央領導入，說明大家是擁護他的。也許我們都是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受他影響很大，喜歡讀他的文章。中共歷史被歪曲的太多了，應當糾正過來。資深學者羅竹風說，說秋白是叛徒，我從來想不通。就義者是“叛徒”，如何才不是叛徒呢？連李大釗都成了“叛徒”，黨內還有幾個不是叛徒呢？三十年代上海文壇誰是英雄，一是魯迅，一是秋白，兩人友誼多么深，功績多么大呀！曾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陳修良深情地說，我在1927年武漢時期就認識秋白、之華，他們是我最早的啟蒙者。1928至1930年，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之華、景白同學，關系很好。我聽過秋白的課，對他很崇拜。《多余的話》實際是對王明極左路線不滿，又不好明說。秋白深知上海地下黨組織關系，可他對敵人一個字都沒說。上海黨被破壞是在1935年6月，李竹聲等從莫斯科回來的幾個人全部叛變投敵。應該恢復秋白的歷史地位，推倒一切誣蔑之詞。溫仰春在1935年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長，他說，1926年參加革命前后讀過秋白大量文章，當時進步青年多喜讀秋白文章。對秋白功績不應抹煞，對他的錯誤應與共產國際的錯誤聯系起來考慮。長征時不讓秋白隨行，是故意甩掉他。秋白從閩西經香港向上海轉移，是陳毅的建議。秋白被俘后，未暴露秘密交通線，交通照舊通暢，證明他在獄中表現是很好的。上海社科院黨委書記李培南指出，長征時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等老同志都隨隊長征，或騎馬或坐擔架，都安全到達陜北。秋白那樣的重病人更應隨軍長征，他是不是王明一伙有意制造的犧牲品？上海市委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人王堯山、陳一誠認為：《多余的話》即使真是秋白寫的，也不能作為叛徒的依據。黃有恒說，1932年底，蔣介石實行自首政策以瓦解中共，有一些渣滓被當作寶貝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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