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多了就是傳奇（簡體書）

時代更迭，風云變幻，從“大人先生”到 “革命同志”，舊與新糾纏，長與幼錯位，陽春白雪與疾風驟雨碰撞。本書講述了身歷大變局時代的知識人的悲喜人生。既有千字短文，挖掘歷史真相，擷取精彩的人生片段，摹寫民國大師側臉；又有端肅長文，搜集翔實史料，狀寫現代大儒的孜矻人生，折射時代挾裹下的人物命運。念茲在茲者，唯國運與人心。

朵漁，獨立詩人，文史隨筆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東，1994年畢業于北師大中文系。為完成自我啟蒙而潛心文史研究十余年，在《南方都市報》、《財經》、《南方周末》、《書屋》等報刊發表文史隨筆數十篇。著有隨筆集《史間道》、《原鄉的詩神》、《我的呼愁》、《生活在細節中》，詩集《追蝴蝶》、《最后的黑暗》等。曾獲華語傳媒詩人大獎等多項詩歌獎。

這是一部百年中國知識分子坎坷命運的精要縮寫本，過去幾代知識人的辛酸和擔當都得到了清晰的展現。歷史的真相可能永遠無法確認，但總有人在努力接近它。朵漁以詩人的敏銳及老實本分的實證文字，逐一追蹤并還原出一個個離世者曾經的細部，他細心剝離蒙蔽，喊那些知識人重新活過來。有人早想宣布翻篇了，但執拗的朵漁非要把書頁翻回來，和我們一起重新細看。

輯一

紀念先生蔡 / 003
章先生 / 008
未覓名山便著書 / 013
胡適的聲音 / 018
湛翁三句教 / 023
士尚志 / 027
殘照記 / 031
非常不可說 / 036
不覺前賢畏后生 / 041
能辦事的知識分子 / 046
啟先生貴姓 / 051
說多了就是傳奇 / / 056
家教與師道 / 061 輯一

紀念先生蔡 / 003
章先生 / 008
未覓名山便著書 / 013
胡適的聲音 / 018
湛翁三句教 / 023
士尚志 / 027
殘照記 / 031
非常不可說 / 036
不覺前賢畏后生 / 041
能辦事的知識分子 / 046
啟先生貴姓 / 051
說多了就是傳奇 / / 056
家教與師道 / 061
賣官記 / 066
“那一天，我們還是少年” / 070
登臨獨恨非吾土 / 075
中國是有辦法的 / 080
最是舊文人不自由 / 085

輯二

妓事之盛 / 091
當仁不讓 / 096
不敢當 / 101
小處盡可隨便 / 105
老子的性欲沒犯法 / 110
相人之術 / 116
武人之風 / 120
彼時交通 / 125
吃過見過 / 130
玩主 / 135
最后的貴族 / 140
是真名士自荒唐 / 145
唯有飲者留其名 / 150
夫妻們 / 154

輯三

在階級的邊境線上 / 169
當魯迅被架上政治的神位 / 185
“過關” / 190
怎么得了啊！ / 195
郭小川的稿費 / 201
顧準的書目 / 207
禁欲時代的男女關系問題 / 215
文人為何愛開會 / 223
詩書何罪秦又秦 / 228
傅雷：一個沒有單位的公民 / 233
梁啟超：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 / 248

代跋：誰帶我們重回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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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跋：誰帶我們重回現場


我記得那是2008年，我在地震的余悲中讀一本沉重的書——《太平湖的記憶》，一本關于老舍之死的訪談實錄。為了恢復當年老舍之死的第一現場，采訪者傅光明走訪了當年參與此事的各方人士，當年，他們就站在犯罪現場的各個角度，參與或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原以為他們會為我們恢復一個歷史的現場，但讀過之后，卻越發的糊涂起來——這些受訪者因當年所處的角度不同，所扮演的角色各異，不僅相互之間記憶有偏差，時有相互矛盾之處，更為可怕的是，他們至今都不敢說實話！說到關鍵的人和事，依然會出現“某某某”和“×××”等“馬賽克現象”。
時間才剛剛過去40年，但很多當事人的回憶已開始相互矛盾，難以還原。采訪者說，到目前為止，自稱當年參與打撈老舍尸體的就有三位。讓人感到恐怖的是，這三個互不相識且彼此對對方都無記憶的人，卻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打撈上了同一個人。只能有一個是真實的，因為不可能那一天打撈起了三個老舍。到底是誰的記憶出了毛病？我們又能夠信任誰呢？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口述那段歷史，按照他自己的想象重新編排、過濾、重塑。每個人只是照亮了那場黑暗歷史場景的渺小的一角。但真正的“歷史真相”在哪里？這些親歷者們真的帶我們回到現場了嗎？他們是在口述歷史還是在口述夢境？
誰的記憶更準確也許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誰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記憶版本，因為歷史本就是“他者的故事”（history）。這么多“親歷者”，這么多“過來人”，他們對三十多年前自己的親身經驗通過“記憶篩選”，有的被遺忘，有的被強化，更有杜撰和消解。“他者的故事”被深刻改寫。一場發生在40年前的慘烈的悲劇事件，應該刻寫在人們心靈深處的事件，如今卻是疑云密布、矛盾百出，僅留下一個大致的骨架還算清晰。這個骨架是一場僅留下悲劇主角和無辜觀眾的悲劇，悲劇的制造者隱身了，也就是說，你無法指認出誰是真正的悲劇制造者。沒有人站出來愿意為這場悲劇負責。逃避責任成為一種普遍的態度。無辜的觀眾不愿指認舞臺上出現的罪犯，因為他們是圍觀者；罪犯不愿意獨自現身，因為他只是犯罪集體中的一員，或許只是個從犯。于是，在這場悲劇中，似乎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既然都是受害者，于是一場控訴的盛宴便堂而皇之地展開了。控訴誰呢？控訴那個時代。控訴的對象是虛擬的，處在被拋棄的神位上，誰都可以朝它吐唾沫，因為它是紙扎的，沒有所指的，它僅僅是罪犯的一個替代品，蛻下的空殼。
已經40年過去了，太平湖的那圈漣漪早已平靜下來，有關老舍之死的是是非非也像那片湖水一樣，被記憶填平。40年，時間太久了，這幾乎隔著兩代人的距離，誰還記得那時候的事情呢？40年后，關于那個時代的罪與罰，早已被藏進歷史的暗角，妥善隱蔽起來；40年后的我們，對于那個火紅而又慘烈的時代，既不可能與聞其事，又未能“躬逢其盛”，大歷史遠去了，只留下一個背影，看不清表情，一個個現場也成為被廢墟覆蓋的原野，一片荒蕪。那些被有限的文字、圖片、影像記錄下來的場景，早已被意識形態的馬賽克處理干凈，仿佛已被傳說、流言，甚至是謊言所覆蓋。透過這歷史的迷霧，我們又能看到什么？所有這些，又能為我們恢復一個怎樣的歷史場景？
僅僅四十多年的時間，僅僅是兩代人的距離，“個體記憶”中的歷史真相就已被深刻改寫。采訪者問當時批判老舍的主要負責人浩然：“現在有人要求您懺悔，您表示拒絕，為什么？”浩然說：“要求我用現在眼光看那時候，不可能。我只能慢慢回憶，但回不去了。”一個清晰的現場尚無法恢復，犯罪主體更難以指認，懺悔便無可能。我們這些70后、80后、90后們，既不能在被馬賽克處理過的“歷史”中與聞其事，又不能在前輩們的“個體記憶”中得知真相，誰又能帶我們回到當年的犯罪現場？
如果“記憶”不可靠，我們只好求助于“記錄”。但這么多年過去了，可作為“信史”的“記錄”又在哪里？喬治?奧威爾說，“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這是權力和歷史曖昧關系最直白的說法。歷史不載的地方，流言就會產生。“凡是不敢說的事，只存在一半。”（赫爾岑語）蘇聯女作家利季婭認為，這一半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損，“先存在一半，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最后等到受難者和見證人統統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幸虧我們還有“在火爐旁講故事的祖母”（本雅明語），歷史的見證人還沒有死光。還可以去尋訪逐漸零落的故人，還可以去爬梳角落里蒙塵的史料。如此努力雖不見得準確或全面，但離現場和真相會更近一步。畢竟，還有那么多私人記憶的存在。

我潦草寫下的這些文字，大多是過去幾年的讀書筆記，雖無甚新意，但對于自己畢竟還有點開蒙的意思。或向碩儒先賢三致意焉，或為悲劇才子扼腕嘆息。有些是感動于其精神，有些是震驚于其命運，念茲在茲者，唯國運與人心。草率寫下，望方家莫哂。這些文字大多曾在紙媒發表過，在結集出版之際，特別要感謝《燕趙都市報》的蔡曉輝女士及《南方都市報》的帥彥兄，并由衷感謝陳卓兄為此書出版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能辦事的知識分子


1955年，金岳霖離開北大，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里的一位青年同事汝信說：“知識分子是不能辦事的。”金岳霖深以為然，因為他認為自己就不能辦事。“到清華，我比馮友蘭先生早，可是，管行政事情的是馮先生，我辦不了事。解放以前，學校的官我沒有做過，唯一例外是我做過一次評議員。”到了哲學所不久，金副所長就被準許在家待著，不必問政了。“顯然，他們也發現我不能辦事。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在這一點上，他甚是佩服清華同事陳岱孫，認為“陳岱孫是能夠辦事的知識分子”。梅貽琦校長離校時，經常由陳代理校務。抗戰勝利后，清華復校，但清華園已被日本軍隊破壞得不成樣子，教員宿舍也成了養馬的房子。梅貽琦知道陳岱孫的辦事能力，于是派他先回京做恢復清華園的工作。陳先生當然不負眾望，很快恢復原來秩序。“這就說明，真的知識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辦事的。陳岱孫是能夠辦事的知識分子。”金先生話語間不無贊許。
那時的知識分子，確實有很多“能辦事”的人才。不僅僅陳岱孫，梅貽琦本人也是一員干將。1942年，梅貽琦53歲，以清華校長的資格主持西南聯大校務。當時北大校長是蔣夢麟，南開校長是張伯苓，教育部令他們輪流擔任三校校務常委會主席。但張伯苓在重慶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職責委托給了蔣夢麟，蔣夢麟又將擔子壓給了梅貽琦。于是，整個聯大校務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輕的梅貽琦身上。而梅貽琦干得也的確出色，在那么艱苦的情況下弦歌不輟，培養出一批人才。
1930年—1945年，蔣夢麟執掌北大。甫一上任，蔣夢麟便將剛剛北上的胡適聘為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長治校，教授教學，職員治事，學生求學”的方針，大力延聘名教授，重振北大。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時任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北大公祭大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言此便“潸然涕下”，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何兆武回憶說，他的姐姐在北大化學系讀書時，因參與“一二?九運動”被抓捕。過了兩天，他父親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長蔣夢麟寫來的，大意是：你的女兒被抓起來了，不過請你放心，我一定盡快把她保釋出來。何先生說：“解放前，凡是學生出事，校長大都出來保。”
傅斯年也是一位能辦事的知識分子。抗戰前，學術界喜歡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稱為“老板”，當時北平學術圈內有三個老板：胡適、傅斯年、顧頡剛。從1928年起，傅斯年就長期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37年春，又兼代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抗戰勝利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長。同為“五四”時期北大學生領袖的羅家倫和傅斯年開玩笑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們是功狗。傅斯年說：“胡適比我偉大，但我比胡適能干。”此語絕非自夸。事實上傅斯年很清楚自己的底線。1946年，蔣介石欲任命傅斯年為國府委員，傅回信婉拒，并說自己只是一愚戇書生，“于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舊業，亦偶憑心之所安，發抒所見于報紙，書生報國，如此而已”。蔣夢麟曾說：“孟真為學辦事議論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則不遺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中國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這與當下的“仕而憂則學”完全兩碼事），查看一下當年國民政府高官的學歷，可見一斑，如：行政院長翁文灝是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外交部長王世杰是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士、巴黎大學法學博士；駐美大使胡適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教育部長朱家驊是柏林大學博士；交通部長俞大維是哈佛大學博士；司法部長王寵惠是耶魯大學博士……當年知識分子從政，有其時代特征。1922年5月,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王寵惠、湯爾和、羅文干等一幫知識分子就在《努力周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認為中國軍閥混戰，國無寧日，全是因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參與政治，讓壞人當道。于是提出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變政府腐敗的現實。這種“好政府主義”初步顯示出獨立的自由精神，體現了現代中國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晏陽初就曾說，對于中國人來說，有沒有一個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個好縣長卻是件大事。
但這只是一幫知識分子的良好愿望，事實上“好人政府”僅存在三個多月就垮臺了。胡適深受打擊，遂下決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好友丁文江說：“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丁還說，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本人正是一位“起而行”的人物，羅素曾評價他說：丁文江是我見過的中國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丁文江曾與軍閥孫傳芳合作，當了八個月的“淞滬總辦”，因此常為人詬病。丁本想借孫傳芳之力統一中國，結束割據局面。北伐時，孫傳芳也曾聽從丁文江、蔣百里勸告，袖手了一段時間。北伐軍到了武漢階段，孫大帥可戰可和時機已到，丁文江前去見他，勸他不要與二張（作霖、宗昌）合作，孫說：“我不能不與張家妥協，不然，我站不住了。”丁說：“與二張妥協，政治上站不住。”孫說：“那就管不著許多了。”接著便起身到天津去看張大帥了。


啟先生貴姓


20世紀90年代初，我進北師大中文系讀書時，系里還有“十八羅漢”之說。所謂“十八羅漢”，是指中文系歷史上師資陣容鼎盛時期，曾匯聚了諸如陸宗達、黎錦熙、鐘敬文、譚丕模、葉蒼岑、李長之、李何林、劉盼遂、穆木天、彭慧、黃藥眠、啟功、俞敏、肖璋等一批大師級教授。我進校時，老先生們已所剩無幾，碩果僅存的幾位，也都一個個隱退了，平時難得一見。但有他們生活在校園中，感覺校園里的空氣是不一樣的。
這些“羅漢”里，我有幸一睹真容的，也就是啟先生和鐘老了。在北師大的校園里，無論老師還是學生，大家都尊啟功為啟先生，而不是啟老；而鐘敬文先生則被尊為“鐘老”。當時兩位老先生已不給本科生上課，啟先生會經常在一些學術場合出現，而鐘老則是每天黃昏時夾著拐杖在校園里散步一周。
啟先生到底姓什么？如此一問并非唐突，因為啟先生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這個“皇族”身份讓他的姓氏變得撲朔迷離。雍正的第四子弘歷，后來繼承了皇位，是為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弘晝，與弘歷是異母兄弟，被乾隆封為和親王。啟先生就是這位和親王的后代。很多人都覺得啟先生應該姓“愛新覺羅”，但啟先生不這么認為，“我既然叫啟功，當然就是姓啟名功”。
啟先生言之鑿鑿，他在其《口述歷史》中解釋說，“覺羅”是滿語jir的音譯，最初是指努爾哈赤父親塔克世的伯、叔、兄、弟的后裔，帶有宗室的意思。后來把這個“覺羅”當作語尾，加到某一姓上，比如加到“愛新”后面，就變成了“愛新覺羅”，作為這一氏族的姓。“在清朝滅亡之后，再強調這個覺羅，就沒有意義了。這是從姓氏本身的產生與演變上看，我不愿意以愛新覺羅為姓的原因。”
最近這些年來，“愛新覺羅”變得很金貴，似乎一愛新覺羅，就沾上了皇家的貴氣。啟先生說，“這實際很無聊”。在歷史上，“愛新覺羅”也曾經變得很燙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辛亥革命時，曾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滿人都唯恐說自己是滿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說自己是愛新覺羅”。后來又提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榮，形勢稍有緩和。1949年后，愛新覺羅又成了忌諱，特別是“文革”時期，“愛新覺羅”幾乎成了“封建余孽”、“牛鬼蛇神”的代名詞。“事實證明，愛新覺羅如果真的能作為一個姓，它的辱也罷，榮也罷，完全要聽政治的擺布，這還有什么好夸耀的呢？”總之，啟先生認定自己“就叫啟功，姓啟名功”。
后來，啟先生還被迫姓過一次“金”，原因是，滿語“愛新”就是漢語“金”的意思。清室滅亡后，按照袁世凱的清室優待條件，所有的愛新覺羅氏都改姓金。啟先生的祖父在臨終前曾囑咐他：“你決不許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孫子。”啟先生說，這不僅有違祖訓，而且事關民族尊嚴，“要管我叫‘金啟功’，那更是我從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
啟先生一生頭銜多多，他自認為首先是一個教師，然后是一個畫家，最后才會提到書法。而先生以書法贏得大名聲，卻是不爭的事實。先生的字飄若飛仙，清秀雋麗，內里卻是鋼筋鐵骨，仿若他的為人，灑脫其表，執著于骨。先生愛開玩笑，比如說自己的書法得益于抄大字報，“我不管起草，只管抄，我覺得這段時間是我書法水平長進最快的時期。……所以我對抄大字報情有獨鐘。后來總有人喜歡問我：‘你的書法算是什么體的？’我就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大字報體’。”玩笑話，當不得真。事實上老先生有他狷介耿直的一面，臧否起人物來毫不隱晦。比如他談到陳寅恪，就頗直言無忌：“陳寅恪先生研究柳如是、研究《再生緣》——就是不念《再生緣》對史學又有什么關系呢？……他借題發揮，發什么揮？所以我覺得，寒柳堂啊，什么‘再生緣’、柳如是等等，對直接教學、對學生好像沒有必要。”
先生是標準的傳統文人，行為世范，一生淡泊名利，自視為平民，狀若熊貓，和藹可親。先生一度書名大盛，前來求字者絡繹不絕。但老先生有自己的原則，他可以給工友們題字，卻經常讓達官貴人吃閉門羹。某次，有京城巨賈逼他題字，他翻臉曰：“你備好筆墨紙硯我就得寫，那你要是備好棺材我是不是就得往里跳？！”北師大是一所平民學校，讀師范的孩子大多是窮人家出身。先生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拿了一些字畫去香港，賣了一百多萬，回來設了個勵耘獎學金，用來獎勵和資助窮學子。這勵耘二字，正是他恩師陳垣大師的齋名。我在學校獲得的唯一一項獎學金，就是勵耘獎學金……



最后的貴族


張伯駒，字叢碧，別號游春主人、好好先生，與紅豆館主溥侗、袁寒云、張學良并稱“民國四公子。民初，曾游走于軍人幕，投身金融業，后致力于寫詩填詞。1949年后，更是擔任了一大堆琴棋書畫的理事、會長、委員、顧問之職。京昆名票，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張伯駒將其收藏的部分文物捐給了國家，以求免災。這些文物包括西晉陸機《平復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圖》，唐李白《上陽臺帖》、杜牧《贈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諸上座帖》，元趙孟頫《千字文》等。（見章詒和《君子之交》）皆非俗物，實在是了得！
章詒和在《君子之交》一文中記述了張伯駒一件好玩的事情。解放后，好玩又好古的張伯駒看上了一幅古畫，意欲得之，但出手人要價不菲。而此時的張委員已非彼時的張公子，他雖擔任了眾多理事、委員之類的職務，但均系虛職，并無實惠。夫妻兩人的工資應付日常開支和昔日名門的瑣細關系亦難維持，再想拿出錢來收藏古玩，似乎有些不自量力，敗家子習氣。“張伯駒見妻子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著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來。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有了這句，張伯駒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覺去了。”
好玩吧。這才是大家族里出來的真正的玩主。玩主是不管所玩的東西有用沒用的，他也不管錢夠不夠。一說錢，那就俗了。在真正的玩主眼里，錢財以及與此有關的東西都應遭到鄙視。如《奢侈與資本主義》的作者維爾納?桑巴特所說，考慮金錢問題和平衡收支都被視為庸俗的事情，而將它們留給管家。“在購物時考慮是否為自己的財力所能及，那是一種小店主作風”。對真正的大家族來說，即使是那些遺老遺少們，也對“小店主作風”充滿了鄙視和不齒。當黎塞留元帥的孫子將黎塞留先前給他的一個裝滿錢的錢包原封不動地還給他時，黎塞留元帥一把將它扔到了窗外。
說得譏誚點，張先生的行為算是一種高雅的愛好，人生的享受，貴族的格調，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為我們民族保留了不少好東西。珍寶藏在有錢人家里。若背性從習，委心逐物，利令智昏，則是一種奢侈，玩物，孟子所說的“失其本心”。用桑巴特的話說，奢侈就是“任何超出必要開支的花費”。而哪些才是必要的呢？“分我一枝珊瑚寶，安她半世鳳凰巢”，對窮人必要的，富人也許會棄之如敝屣。伊壁鳩魯提倡極儉，他對人的饕餮之心充滿警惕，“在消除了匱乏的痛苦之后，實際上清茶淡飯與豐盛宴席給人帶來的快感是相同的。”而孟德斯鳩卻說：“奢侈絕對有其必要，富人不揮霍，窮人將餓死。”“多余，卻很有必要。”這是伏爾泰的名言。
貴族是什么意思？那不僅僅是氣質上的優雅、骨子里的優越和生活里的優裕，貴族不僅僅是一種身份和地位，更是一種人生態度。貴族首先代表一種生而為人的尊嚴，任憑歷史的洪流如何沖刷，真正的貴族不會隨波逐流，他們有自己一貫的態度，“只向內心求生活”，能在洪流中樹立起自己歪斜卻從容的身影。貴族表達一種教養精神，一種傳承的態度。《君子之交》中所描述的張伯駒背著雙手徒步去吃西餐的情景一直讓我動容。這個老派的貴族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天生厭惡粗俗，樂于獻身于一種“優雅趣味”。秉受一種優裕的傳統教養，終其一生，他都沒有離開那些老派貴族的作風與趣味太遠。收藏，玩古，玩票，玩洋，他尋求那些稀有的、未被大眾趣味糟蹋的玩法，且每玩一樣，都要達到一個貴族的最高極致。在不屬于自己的時代，他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不會降低，也不會取消早點和下午茶。他的姿態要么倨傲，要么厭倦，甘做一匹瘦死的駱駝，架子絲毫不倒。真正的貴族心中必有大愛，愛人，愛己，愛物，并“依靠那種已經融入某些物品和個人風格之中的愛來滋養自己”，愛的風向標指向內心。真正的貴族，常常能夠超越具體的功利目的，具有某種天然的自由精神，而這恰恰是新式體制人物所缺乏的。
在時代面前，最后的貴族如恐龍般消失，貴族之不存久矣。在那個貴族茍延殘喘的時代，人性惡被重新喚起，影響延續至今。不管是“新教倫理”催生了資本主義，還是奢侈，“是它生出了資本主義”（桑巴特語），有一個價值觀念是應該確立的：應該尊重他人選擇生活的自由。有人覺得張伯駒一生活得很精彩，有人覺得他渾身充滿了不良的遺老遺少的氣息。而我們評判他人生活的權力又來自哪里？在我們大多數人心底，似乎都有一種隱秘的“仇富”心理，人之常情，但應學會理性行事。孔夫子閱人無數，也只是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和“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者看不慣，說他們“難矣哉”。夫子愛人如己，敏事慎言，這才是大國民的風度。


郭小川的稿費


1955年8月，時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的林默涵跟郭小川說：“我們兩人要調一個到作家協會去，還是你去吧！”此時，丁玲已被打倒，林默涵剛坐上丁玲曾經坐過的位子，前途遠大。郭小川則是主管電影的副處長，他也表示不愿意離開自己的位置，理由是“過去多年主要是做群眾工作和宣傳工作，沒有認真搞過文藝，不敢跟那些大作家們打交道”。
郭小川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豐寧縣（原屬熱河省）一個貧窮教師家庭。1937年加入共產黨，1939年任三五九旅旅長王震的機要秘書，1941年到延安，1948年開始從事共產黨報刊宣傳工作，1953年進入中共中央宣傳部做宣傳處副處長，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此時的郭小川還只是黨的一名宣傳干部，作為詩人形象的郭小川要到幾年后才能逐漸豐滿起來。他似乎更愿意做一個詩人，換個位置也未嘗不可。在宣傳部時，他雖然還沒有寫出真正有說服力的詩作，但他的業余創作行為仍被指責為“不務正業”、“驕傲自負”，日子過得已經很不愉快。但他對去作協也心存警惕，一是“不敢跟那些大作家們打交道”，其實是怕陷入一個更大的政治旋渦，不僅創作搞不成，甚至會影響自己的政治生命。于是他向主管意識形態的周揚寫了一封信，講明了自己的態度。組織上當然沒有作肯定的答復。來了之后，郭小川“很想把戰斗任務擔負起來，跟黨組和白羽同志在一起，把作協整頓一下；另一方面，卻也想利用這創作團體的環境，把個人的寫作恢復起來。”
“很想搞創作”是郭小川當年來作協的動力之一。剛到作協不久的郭小川，在作家們面前還有些“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看不起自己，以為“哪里來了這個毛頭小伙子，居然來領導我們”，甚至還聽到有人說“作家協會的工作，讓非作家來領導，簡直是笑話。”這種議論對郭小川刺激很大，他覺得，“最好是離開作家協會，不離開的話，為了做好工作，也得搞創作。”這是他“搞創作”的外部原因。
作為一個時代性的詩人，郭小川的大部分代表作正是他在作協這幾年間寫出來的，比如長詩《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贊歌》、《一個和八個》，抒情短詩《望星空》、《甘蔗林——青紗帳》等。在郭小川的日記中，經常可以看到他日寫數百行的記錄；有一個階段，他還在每月日記的首頁記錄下自己所寫的字數、行數，以及當月所收到的稿費。他在1957年的日記“一年小結”中寫道：“這一年寫了近6000行的詩，但尚有2500行未發表和改出——就是《一個和八個》和《昆侖山》。此外，還寫了幾萬字的文章。這是豐收的一年。”
按當時的稿酬標準和城市居民普遍的收入水平，1957年底確是郭小川“豐收的一年”。不妨給他算個賬：按一年發表3000行詩算，每10行15—20元，他的收入應在4000—6000元之間；還有幾萬字的文章，收入也應該上千元。再加上他行政級別不低的工資收入，郭小川在當時應該屬于中高收入者。看看他日記中經常出現的“電影”、“舞會”、“演出”、“溜冰”等詞匯，是那個時代一般民眾所能享有的嗎？舉一個文化人的例子。1955年，畫家葉淺予跟王人美結婚辦酒席，請了十幾位客人，辦了兩桌豪華酒宴，花掉了200元。新婚之夜，葉淺予跟王人美開玩笑說：這下我破產了。
當然，郭小川的稿費收入不能算是最高的，加之他又是一個詩人，與當時當紅的小說家是沒辦法比的。1952年，16歲的北京通縣小伙劉紹棠發表了小說《青枝綠葉》，一炮打響。1956年春，劉用稿費在中南海附近買了座小三合院，包括住房五間、廚廁和配房四間，還有十余棵老果樹，也不過花了2000元。而他一部十余萬字的中篇小說集《夏天》，就收入了稿費8000元。
作為領導層成員的郭小川如此辛勤創作，自然會引起同志們的不滿。特別是隨著他在文學界的聲譽日隆（他當時與賀敬之、聞捷一起成為《詩刊》最推崇的三大詩人），同志們的反感情緒日甚。一開始，他還是感覺有些委屈的。他在1958年的一份“檢討書”中說：“四年以來，我搞創作不算不用功，不算不辛苦，為了搞創作和作寫作上的準備，幾乎用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個沒有工作的晚上。”到了1959年，當“反右”運動越來越緊張時，郭的勤奮創作、豐收成果就徹底成了他的“罪證”之一：“郭小川同志在作協四年期間，一共寫了一萬余行詩，出了五本詩集和一本雜文集，但仍然叫嚷創作與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創作，當一個人取得一些成就的時候，就沾沾自喜，對于領導和同志們的批評有抱怨情緒??”作為“集體”中的一分子，好處得來得如此簡單，連批評也來得輕而易舉。
郭小川因“個人主義”被批斗，但從根本上說，他仍然屬于統治集團的一員，只是因其不徹底性，在一段時間里被排斥，受了委屈。他曾是一名戰士，并隨同勝利的革命集體一道進了北京，分享勝利的果實。他是既得利益者，他從集體中覓食，得到特權和利益，他也就必須為之奉獻一切。他不同于那些沒有集體的人，他是有集體的。他不同于丁玲、艾青、馮雪峰等這些成名后才到延安的知識分子，他們尚有半個身子不屬于革命，革命只是他們的選擇，不是全部；他更不同于沈從文、戴望舒、張恨水等從另一個世界跨過來的文人，他們是被排斥在集體之外的邊緣人。王富仁說，郭小川的“一切都是集體所有制的，一切都是復數第一人稱的”，“這種集體主義的話語和話語方式在歷史上是屬于革命的，在現實社會是屬于國家的，在性質上是屬于政治的，在觀念上是屬于人民的，所以他的話語和話語方式也整個的屬于革命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政治主義的和人民主義的”。他沒有僅僅屬于自己的話語，沒有僅僅表達個人生活和思想情緒的話語形式。郭小川的悲劇，從根本上說，并非某個人加害于他，而是統治集團的游戲規則使然。在集體面前，他的個人主義是那么顯眼，那么獨異，那么不徹底。他必須“為黨奉獻一切”，“忘我”，這就是規則。一旦他有了自己的思考，便是“個人主義抬頭”；一旦他不能與體制融合，就要受到壓制，受到集體的排斥。讀他那一沓厚厚的“檢討書”，看他時時在上司面前罵自己，向領袖不斷請罪，讓人心生憐憫，覺得中國的文化人在那個時代的生活境況竟是那么的卑微、可憐，沒有一點人格的尊嚴??邵燕祥說：“他參與整人他也挨整，他的苦惱困惑以至掙扎，他的激進和他的局限，他的自豪和他的屈辱，都是有代表性的，是我們土地上相當部分被稱為革命知識分子生存狀態的一個標本。”
“反右”之后，作家的稿酬收入在漸漸減少。自1966年6月起，發表和出版不再付酬，稿酬制度實際上已被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