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振華自選集（簡體書）

《孫振華自選集》分為四個部分：雕塑及歷史，是關于中國現當代雕塑的理論和歷史；方法與視角，使借用圖像學、經濟學、身體的文化政治學來分析和闡述藝術問題；問題與反思，針對當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研究、評論中的一些問題所進行的反思；城市與空間，主要涉及城市問題和城市公共空間的問題。

介紹

孫振華，祖籍山東臨清，出生于湖北荊州古城。先后接受文學、美學、美術史專業的教育，1989 年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美術學院雕塑系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雕塑學會副會長，《中國雕塑》主編，全國城市雕塑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美術協會雕塑藝術委員會委員，國家當代藝術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深圳市公共中心（深圳雕塑院）藝術總監。出版有《雕塑文化論》《中國古代雕塑史》《公共藝術時代》《中國當代雕塑》等著作十余部。

孫振華以批判出發，以呈現事實與建立實證的歷史態度，描述和記述了中國當代藝術的流變。批評不僅關注藝術的本身，還對藝術現象背后所蘊藏的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等問題進行綜合分析。

內容側重藝術現象、藝術熱點與當代藝術理論的深度論述，為中國當代藝術的發生、發展提供注腳。

雕塑及歷史

003 論中國雕塑的現代性歷程

019 近三十年中國雕塑的發展脈絡

035 中國當代具象雕塑概觀

058 現代中國的雕塑之路

——中國美院雕塑系的八十五年

084 雕塑何以中國

090 毛澤東時代雕塑中的身體政治

103 從1994 到2012——關于五人雕塑展

方法與視角

115 西坑村調查

128 1986 和2004

——從《畫刊》的兩個年份看藝術批評的話語轉化及

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型

141 冷戰格局中的萬曼和中國現代壁掛藝術

150 藝術批評的經濟學分析

155 被遮蔽的身體——論中國畫與“身體”的關系

164 面對災難的視覺圖像

——關于汶川地震的視覺圖像兼及詩歌文本

問題和反思

181 史學傳統和當代藝術史寫作

190 當代藝術與中國問題

199 陽光下的黑洞——關于網絡批評與公共倫理的斷想

205 “ 原創”三問

213 公共藝術的觀念

224 公共藝術的政治學

城市與空間

241 走向生態文明的城市藝術

249 珠三角的城市鏡像

——關于廣東當代藝術的地域性問題

256 論低成本文化

262 我看“城市再生”

——關于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的學術主題

266 中國城市雕塑的十大焦點問題

后記

陽光下的黑洞

——關于網絡批評與公共倫理的斷想

昆德拉說：當社會實現三個基本條件以后，寫作癖將不可避免地發展成流行病的規模：一、福利水平普遍提高，使人們有閑暇從事無用的活動；二、社會生活高度原子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普遍疏離；三、民族內部生活中大的社會變化極端缺乏。

昆德拉所說的寫作癖形成的條件似乎還缺少了一條，這就是在當代條件下寫作癖流行的技術支持，即寫作傳播方式改變。互聯網絡的出現，使批評寫作及其傳播變得簡單方便，這也無疑為有批評寫作癖好的人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曾經，在報刊發表一篇批評文章何其困難！

第一，發表的陣地少。有限的批評陣地，而且是很難帶來經濟效益的陣地，常常人滿為患，造成擁堵。過去經常聽到這種說法，某雜志發表了一篇有影響的文章后，讀者來信和各種回應的信件，每天要用麻袋來裝；而有的編輯部根本來不及把這些信拆開。這樣，寶貴的批評資源就這么白白浪費了。

第二，文章內容的限制。這種限制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體制上的限制，審查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編輯部立場的限制，就算是某一作者有直面現實的批評勇氣，是否能發表還要看這個批評的對象與編輯部的關系如何，是否與編輯部存在利害關系。

第三，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有限的版面可能要照顧各種關系，要看作者的名頭、知名度等等。人們過去常說，中國的批評不發達，至少這與批評寫作的傳播方式有重要關聯。

互聯網絡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重要變化是，它擴大了社會的公共空間，這是一種借助于新的電子傳播的技術手段所形成的新的公共空間。它的直接效應是社會的公共領域的擴大、言論陣地的擴大，而且這種虛擬空間中的公共性、開放性、民主化的程度要遠遠超過現實的公共空間。網絡技術給公眾生活所帶來的這種變化是無論怎樣評價都不會過高的。

就網絡批評而言，網絡空間的開放性對藝術批評生態環境的改變發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影響，它使“人人都成為批評家”成了一種現實的可能。

凡事皆有兩面。

在網絡批評的平臺上，講話自由了，但是它存在的問題首先是，每個人可能自說自話，每個人被自己的想象所征服，每個人可能把個人的偏見當成真理，每個人被自己的語詞所包圍……一句話，在網絡空間里，由于批判的私權力的擴大，可能造成私權力的濫用；每個人都可能躲在個人設置的壁壘中而拒絕外部的聲音，在網絡空間的明媚的陽光下，個人的網絡批評可能變成一個個拒絕陽光的黑洞。

公共領域最突出的特征是交流、溝通。當一個缺乏陽光透明、公開交流、坦誠溝通的領域一旦獲得了開放的可能，每個有志于批評寫作的人第一件事是興致勃勃地行使個人的批評權力；然而批評不是純個人的行為，它需要這個特定領域的共同契約，需要這個行業中間的所共同默認的“公共倫理”，這些對于網絡批評尤其顯得重要。

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指出：人“無私德則不能立”“無公德則不能團”；中國第一部《倫理學教科書》的作者劉師培也說：“ 公德者，又由公共觀念而生者也。”不少學者都注意到，中國是一個公共倫理不發達的國家，其原因在于，中國的公共生活開始得很晚，公共領域發育得也很晚，國民普遍缺乏公共意識和公共觀念。網絡空間作為目前中國最有活力的公共領域，它的公共倫理建設對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和進一步開放應該是具有積極示范意義的。

網絡批評的最大黑洞來自語言暴力，而語言暴力的根源來自人性深處那

種與生俱來的“惡”。

由于網絡可能匿名，這讓大量具有兩重或多重性人格的批評者終于有了宣泄的機會。這其實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人性的問題。一個人表面上再道貌岸然，在臺面上如何光鮮亮麗；私下里，在不為人知的個人巢穴中，他都可能會隱藏著另外一張或者幾張面孔。

這些人一般不會實名將自己的另一面表現出來，而只有在匿名、蒙面，而且感覺安全的情況下，才會淋漓盡致地在網絡批評中通過語言暴力來發泄內心的“惡”，成為網絡批評的施暴者。

“反正你也不認識我”，網絡可匿名的隱蔽特點給語言暴力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正如比爾·蓋茨在《未來之路》上的名言，一只正在上網的狗對另一只狗說：“在Internet 上，沒人知道你是一只狗。”

當然這也不排除網絡批評中那些實名的施暴者，他們敢于將暴力語言直接以實名的方式表現出來，這類作者又當別論，他們的不加掩飾，屬于“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另一類人。

事實上，網絡批評中的語言暴力其責任不僅僅在于施暴者，同時，網絡的暴力美學傾向也存在于接受者之中。一般而言，網絡上一個循規蹈矩的命題，一篇按照一般要求寫出來的批判文章，也許并不具有吸引力；而那些劍走偏鋒，帶有邪惡、暴力意味的文字，準色情的語言，常常更有顛覆力，更能吸引眼球，同時更能產生傳播效應。

這種效應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讀者心中對“暴力”的期待，這似乎也是人的天性所致。正是基于此，說明了公共倫理建設的必要性。就天性而言，如果人與生俱來的那種利己、自私的天性不加約束，人類社會只能以同歸于盡的毀滅結局而告終，它根本也發展不到這一天。所以，人類社會之所以存在是人與人相互協商、妥協、約束的結果。既然網絡是一個公共領域，那么它的良性發展自然也需要人們在共存、互利、相互克制基礎上形成大家所能共同接受的公共倫理。

網絡批判的學術水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網絡的公共倫理的制約。

網絡批評寫作，打開了批評的門禁，同時也產生了隨意性、低門檻、泡沫化的問題。到目前為止，網絡文章還沒有正式被學術界采納，網絡文章的引用也沒有被嚴肅的學術刊物所采納。

當我們看到許多優秀的網絡批評文章的同時，也同時看到大量的低水準的批評文章和“水貨”“山寨”批評文章。

如果要增加網絡批評文章的學術含量，使它具有文獻性、可引用性，從而對藝術現實起到更廣泛的推動作用，也需要通過溝通，形成網絡批評的學術規范。

目前所看到的網絡批評文章所常見的通病表現在：第一，設置陷阱，請君入甕。就是在批評之前，已經有了事先的預設，不容分說，就把被批評者強行當作靶子，領入預先設置的位置上對號入座。第二，行文隨便，不講出處。由于網絡批評文章沒有審查機制，所以許多文章的論點、論據都可能是隨意編造的。這種信口開河的文章，常常是以此滿足泄憤或者聳人聽聞的需要，所以難以獲得應有的學術地位。第三，自說自話，強詞奪理。這類文章的作者非常自戀，他永遠不想認真知道被批評的對象真的是怎么一回事，也不需要知道，永遠按照自己的思路走就好了。所以，輕易給批評對象戴個帽子，或者輕易就說自己提出了什么主義，指出了什么體系。這種批評缺乏起碼的公平和客觀，長此以往，怎么指望能真正得到學術界認可呢？

網絡批評中的從眾、圈子化的現象；一哄而起，漠視少數人權利的現象也比比皆是。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回答：倫理就是倫理，為什么還要“公共”？

對“公共”的強調具有非常鮮明的針對性。哲學家馬格利特說過：“一個人可以過不道德，但卻倫理的生活。”這話聽起來自相矛盾，既然不道德，為何又倫理，什么意思？

馬格利特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在處理倫常關系的時候，可能會多有多重標準，多種態度；對自己的親人，對自己的同鄉、同學、朋友可能是一套標準，但是對陌生人、對一般人可能會采取另外一個準則，如同一個反人類的罪犯，可能非常愛自己的家人、非常愛自己的鄉親。

中國人相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里面的“家國”邏輯是有漏洞的，或許這正是中國公共倫理不發達的原因之一。按儒家的說法，一個人只有先愛父母、愛家庭，才能愛國家、愛人民；但事實上，公共倫理不是家庭倫理的類推。一個愛父母、家人的人，遵循家庭倫理的人，可能無視公共倫理，肆無忌憚地犯下危害社會的罪行。

網絡批評的實踐也說明了這一點。師生、同學、親友，可能是一個倫理共同體，他們在網絡上可能會成為一個密切交流的圈子，形成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關系，這些當然都沒有問題。可是，當他們面對一個與這個共同體意見相左的人，膽敢觸犯他們其中某個人的時候，他們就將采取無原則的一致對外的態度。

還有更大的圈子，譬如極端民族主義的意見圈子，他們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立場，每當遇到與民族利益相關的問題時，不分緣由，不加分析，只要有風吹草動，立即煽動起一種狹隘、片面的民族主義的狂熱情緒，在一片“殺無赦”“斬立決”的聲音中，失去了一般的理智和邏輯，失去了客觀、公平和公正的立場，將網絡批判變成盲目的沖動和從眾行為。

網絡批判的排他、從眾，不保護少數的問題可能造成的危害何在？從公共政治的角度看，網絡批判對意見的操縱可能將網絡批判變成對網民的控制工具。表面上，一些人、一批人在網上在自由地在發表言論和思想；另一方面，某些網絡意見和言論由于偏激和披上迎合大多數的外衣，它可能變成一種巧妙的思想控制。特別是網絡上“多數人的暴政”形成之后，不僅不能保證網絡成為一個多元兼容、溝通交流的公共領域，而且有可能成為消除異端思想，剝奪少數人自由，封殺另類聲音的工具。如果這樣，將是網絡的異化，也是網絡的悲哀。

網絡空間的公共倫理是一個國際性的難題。作為不同于現實空間的虛擬空間，在現實社會適用的法則在網絡這個數字世界里未必能奏效。正如《數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龐帝所說，“大多數法律都是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電腦空間的法律中，沒有國家法律的容身之處”。

可見在網絡社會無法簡單地依靠法律來解決問題，在技術上，完全依賴法律也存在困難。

怎么辦？建立為大家所共同認可的網絡游戲規則和倫理秩序，依靠公共倫理解決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原載《批評家》2009年6月總第四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