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麒麟榜：那些年的那些謀士們02《大秦．兩漢．三國篇》

本書特色：
列述秦朝至三國時代，謀臣名將們的生平事蹟，以史實紀錄為根據，按照年代順序，詳述各個謀士的謀略思想、功績，以及其對歷史局勢之影響。

內容簡介：
丞相李斯智併六國，始皇開創千古一帝；
留侯張良運籌楚漢，輔成高祖天下霸業。

古有名言：「創業維艱，守成亦難。」戰國時期局勢動盪，烽火連天，最終江山歸於大秦，豈知始皇後繼無人，眾將再度擁兵而起，天下轉眼間又陷入攻城掠地之中。

亂世之下誰能隨主開疆闢土？誰又能獻策協助君王一統江山？王朝之下誰又能輔佐帝王治理國家？

隨時間推移，歷史於此另闢謀略戰場，謀臣名將們跨越百家思想之屏障，綜合成嶄新的策略，各將其主推向更加輝煌的霸業巔峰。逐漸崛起的功利思想，會為這段歷史染上什麼樣的色彩？讓我們就從這些謀士們的一生見分曉。

晁中辰

1982年於山東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畢業後留校任教，擔任過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和明清史的教學與研究。

主要著作有：《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明朝對外交流》、《明成祖傳》、《崇禎傳》、《李自成大傳》、《明代海外貿易研究》。

個人主編有《中國諫議制度史》、《中國改革通史．明代卷》、《中國冤案實錄》等數種，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前言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盪的百年史》一書中曾說，中華民族「是東方最優秀的民族」。中華民族之所以優秀，不僅僅在於她勤勞、勇敢，而且在於她的智慧。這種智慧在歷代謀士身上得到了典型的體現。
這裡所說的謀士，不是指會耍點小聰明的人，而是指為上司出謀劃策、能謀善斷，成就了一番大事業的謀略家。本書所選取的都是歷代謀士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書中所述事蹟都有史實根據，沒有無中生有的編造。為了便於廣大讀者閱讀，本書一改學術論文式的寫作形式，力求通俗易懂，行文生動形象，不大段引用艱澀的古文，而在使用時譯為白話。書中儘可能少加注釋或不加注釋，對所據主要文獻在文後一併列出。
每篇都以時間為經，以人物事蹟為緯，既簡要交代出人物生活的大背景，又儘量突出謀士個人的活動。尤其是對於能影響事件進程的主要謀略多著筆墨，力求寫出其謀略的主要影響和特徵。
在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代，謀略比知識顯得更重要。謀略和知識是有區別的：知識是對已經存在的事物的瞭解，謀略則是對尚未發生的事件的預測和判斷；講知識是為了求知，講謀略是為了致用。謀略是對知識的綜合運用，但又不完全受知識的制約，而更主要的是謀士個人的敏銳和隨機應變。從書中可以看出，有的謀士並不是學富五車的飽學之士，但卻往往能料事如神，出奇制勝。
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謀略，視謀略為國家興亡、事業成敗的關鍵。《孫子兵法》實際上就是講謀略的軍事教科書。書中提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這裡所說的「上兵伐謀」，就是要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自然是「善之善者也」。有一句流行的俗語說：「狹路相逢勇者勝，勢均力敵謀者成。」這都強調了謀略的重要。
謀略與通常的道德觀念是格格不入的。道德觀念溫情脈脈，而謀略則顯得嚴酷和冷峻。這是因為，謀略面對的是敵對營壘，而不是親朋好友，所以總是「策劃於密室」，唯恐讓外人知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是「陰謀」。洩謀歷來為兵家之大忌。但是，這裡所說的謀略，要比一般陰險小人的陰謀詭計高明和博大，而且面對的主要是敵對營壘，故能為大家所接受和欣賞，視之為制勝的必要手段。
中國歷史上存在著發達的謀略文化。它是中國大文化的一部分，文化蘊含十分深厚。看一下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舞台就不難發現，活躍於舞台上的主要就是一些謀士。他們四處遊說，兜售自己富國強兵、克敵制勝的謀略，希求一用。當他們不能被任用時，就顯得悽悽惶惶、就苦惱、就「孤憤」。中國的謀略文化與西方的宗教文化不同，強調的是人事，是「治國安邦平天下」，強國富民。正因如此，一些謀略家對推動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有益的作用。
謀士們都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功利性，或稱之為實用性。他們設謀都是以利害為出發點，目標是奪取勝利。為了實現這種目標，他們對天、地、人及各種事物的考察都帶有功利化的色彩。二是競爭性。謀士最活躍的時期就是競爭最激烈的時期。為了進取，為了克敵制勝，謀士的謀略就閃爍起耀眼的光彩。三是靈活性，或稱之為隨機性。對於謀士來說，任何理論和經驗都只具有相對的、有限的意義。他們更主要的是依靠對形勢的瞭解和直覺，在錯綜複雜和瞬息萬變的情況下獻計獻策，以出奇制勝。四是保密性。謀士們都是密謀策劃，洩密就意味著失敗。
由於謀士個人接受的教育和信仰不同，其謀略也表現出不同的特色。例如，儒家以攻心為上，實際上就是將道德功利化。法家則較為嚴苛和冷酷，像吳起為了贏得魯國信任而「殺妻求將」，這在儒家士人中就難以找到。道家更講究以靜制動，以柔克剛。魏晉時期崇尚黃老，王導和謝安都持之以靜，緩和了南北士族和新舊士族之間的矛盾，使東晉政權獲得百餘年的安寧。信奉佛道學說的謀士不貪圖祿位，像李泌、劉秉忠和明代的姚廣孝，他們平時以皇帝的賓友自居，事急則前來獻謀，事成則遊於名山或退居寺觀，官位如同虛授。縱橫家的謀略則主要表現在遊說和辯難上，例如張儀、蘇秦即是其典型代表。
歷代謀士所表現出來的謀略和智慧，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成為中國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內容。不要說一般讀書人對他們的事蹟知之甚詳，即使目不識丁的鄉間老農，也能神采飛揚地說上幾段出奇制勝的智謀。像「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聲東擊西」、「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等俗語，更是婦孺皆知。
今天，全國上下都在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市場經濟中所表現出來的競爭性越來越激烈，人們越來越了解到知識和人才的重要。歷代謀士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智慧寶庫，人們至今仍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和借鑑。我們同時希望，對於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社會風氣的形成，本書能起到某些積極的推動作用。
謀略可以治國安邦，但為心術不正者所利用也會禍國殃民。就謀士本人來看，也有缺點，也有失算的時候。有的謀士在功成名就之後變得昏昏然，結果自身不保，即是明證。如果一個人過分地倚重計謀，就會變得詭詐和自私，不利於維護社會正義和公平。謀略文化像其他的古代文化一樣，也存在著精華和糟粕。因此，今天我們在吸收其精華的同時，也應剔除其糟粕部分。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書中所選都是對歷史進步或多或少有所貢獻的人物，而對那些雖有計謀但屬於奸邪之徒的人物則不予收錄。
本書收錄範圍上起先秦，下至近代，現代人物未收。在收錄時既考慮到人物的代表性，又考慮到時代性，即每一個大的朝代都有人入選。細心的讀者或許可以看出，受時代的影響，不同時代的謀士也表現出了不同的特色。
由於篇幅所限，有些頗為出名的謀士也沒有選入。有的謀士雖然很出名，但因事蹟太少，難以成篇，也未入選。對於書中入選的謀士，書中的分析和評述也難保十分準確和恰當。對此，尚祈讀者指正。
書稿成於多人之手，雖經主編反覆修訂，但行文風格仍不盡一致，請讀者見諒。本書最初由山東人民出版社於一九九七年出版，今經修訂，得以在遼寧人民出版社再版，我感到十分高興。其間，梁由之先生極力推薦，話語中充滿著對文化事業的執著和虔誠，令人感動。遼寧人民出版社的艾明秋女士精心籌劃，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謹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晁中辰

前言

輔佐始皇天下一統 阿順苟合身被五刑──李斯傳
助項羽稱霸天下 遭遺棄功敗垂成──范增傳
「約法三章」定國策　慧眼識才終滅楚──蕭何傳
運籌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張良傳
六出奇計 匡扶漢室──陳平傳
老當益壯意為國 馬革裹屍慰生平──馬援傳
「吾之子房」識高遠 助曹爭雄奇謀多──荀彧傳
大智若愚 功高不矜──荀攸傳
論天下事鞭辟入裡 定戰前謀料事如神──郭嘉傳
多謀善斷 攻守自如──司馬懿傳
三顧茅廬天下計 鞠躬盡瘁老臣心──諸葛亮傳
重戰略大局 不玩弄小智──魯肅傳

輔佐始皇天下一統 阿順苟合身被五刑
李斯傳
王振富
李斯（西元前？年～西元前二〇八年）是秦朝重臣，兩朝元老，幾與秦王朝的興亡相始終。他既是興秦的元勛，也是亡秦的罪臣，這就形成了他獨特的風貌。他一方面通過不遺餘力的政治實踐，輔佐秦始皇兼併六國，為建立和鞏固統一的封建國家縱橫捭闔，功勛蓋世；另一方面，他毫不掩飾對功名利祿的追求，為維護榮華富貴而不惜向惡勢力屈膝，終於身敗名裂，又充分暴露了他醜陋和自私的一面。因此，他對秦王朝的短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李斯是一個謀略出眾且又複雜多變的人物。他的一生，既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也為後人昭示了身敗名裂的深刻教訓。
一、奮發進取求功名
戰國時期，歷史正處於一場社會大變革之際。自春秋以來，人民群眾飽受分裂戰亂之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要求儘快結束列國紛爭的局面，實現國家統一。各國統治階級出於對土地、人口、財寶無止境的追求，互相兼併，你爭我奪。這種紛亂的時局，為那些欲建功業之士提供了活動舞台。就在七雄並爭的戰國末期，李斯出生於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的一個平民家庭。
李斯年輕時曾做過郡中小吏，即管理鄉文書的辦事員。小吏的地位低下，侍奉長官，唯恐有所閃失，滿懷理想與抱負的李斯自然不甘久居其位。有一天，他看到官舍廁所中的老鼠偷吃糞便，一旦人來狗咬，立刻驚恐萬狀，倉皇逃竄。他又來到官倉中，看到這裡的老鼠很自在地吃著糧食，住著高大寬敞的庫房，盡情享受，公然出入，根本不害怕人來，也不用擔心有狗來咬。兩相對照，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斯由此及彼，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老鼠處於不同環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有君子小人之別，就像老鼠一樣，在於自己選擇所處的環境和地位！」這就是說，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就應該像在官倉裡偷吃糧食的老鼠，這樣才能為所欲為，盡情享受。可以看出，在戰國時期人人爭名逐利的情況下，李斯也不滿於布衣或小吏的處境。他決心拋開貧賤，去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在李斯眼裡，人生最大的榮耀莫過於取得高貴的身份，最大的快樂莫過於享受榮華富貴。在李斯的胸中，雄心與野心混合在一起，化為一團追求功名富貴的熊熊燃燒的慾望之火。
「學而優則仕」，李斯很懂得這句話的含義，當官的資本就是要通曉治理國家的帝王之術。李斯為了改變生活航向，也不得不走當時遊學之士通常的道路，即先投師受教。因此，李斯辭去了郡小吏的職務，遠離家鄉，來到千里之外的齊國蘭陵（今山東蒼山縣蘭陵鎮）求學，拜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學大師荀況為師。荀況，史稱荀卿或孫卿，人尊之為荀子。他是戰國晚期新興地主階級的理論代言人，打著孔子的旗號講學。荀況的學說雖然仍以孔子為宗，但又結合戰國時期變化了的形勢，對儒學進行了發揮和改造，因而很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統一天下的形勢需要。從荀子思想體系的核心來看，他把儒學的「禮治」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結合在一起，即後人所說的「儒中有法」。李斯投師荀況門下，主要著眼於學習所謂「帝王之術」，即學習如何治理國家，如何滿足君主的擴張慾望和急功近利的「法治」學說。當時與李斯同學的還有韓非。他們都拋棄了老師的儒家仁義道德，而吸收他那符合法家理論的「帝王之術」。後來，韓非終於成為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則化理論為實踐，成為真正實現法家理想的政治家。李斯學成之後，反覆思考應該到哪個地方才能顯露才幹。他想效力於自己的國家楚國，又眼看著楚國江河日下，楚王已難有作為。其他東方各國也正在走下坡路，都不是能讓人建功立業的理想之地。只有秦最強盛，顯得朝氣蓬勃，具備了統一中國的初步條件。於是，李斯決定西入秦國，一試身手。臨行之前，荀卿曾問李斯為什麼要到秦國去。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態：「我聽人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現在各國都在爭雄，這正是遊說之士立功成名的好機會。秦王羽翼豐滿，雄心勃勃，想奮力一統天下，到那裡可以大幹一場。人生在世，卑賤是最大的恥辱，窮困是莫大的悲哀。一個人總處於卑賤窮困的地位，那是會令人譏笑的。處士橫議而又說自己羞於富貴，如此『無為』，只是掩飾自己無能的表現，這是不合人之常情的，更不是讀書人的想法。我將到秦王那裡以取富貴。」李斯公然摒棄禮義，毫不虛偽，追求功利，這正是他的品性。這種強烈而褊狹的功利觀伴其一生，成為催他奮進的動力。但又是這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往往在關鍵時刻模糊了他的視野，使他不能冷靜地思考和理智地選擇，最終釀成不可挽回的個人悲劇。
秦莊襄王三年（西元前二四七年）五月，李斯來到秦國時，正值莊襄王病死，十三歲的嬴政（秦始皇）即位，相國呂不韋總攬朝政。因此，李斯就去投靠呂不韋，成為呂門「舍人」，也就是門下的食客。當時，諸侯貴族養士之風甚盛，呂不韋也承襲秦國傳統的用人政策，廣招賓客，從東方六國引進各種人才，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在這三千人中，李斯很快顯露出才華，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受到呂不韋的賞識。於是，呂不韋把他推薦到秦王宮廷裡，擔任郎官，郎官雖然品級低微，職責是守護宮門，侍衛人君，顧問建議及差遣出使等。但由於職務之便，李斯有了接近國王的機會。
在此期間，天下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韓國入朝稱臣，魏亦舉國聽命於秦。這一年，雖有魏國信陵君率五國聯軍偶敗秦將蒙驁，實為迴光返照，垂死掙扎而已。而秦國自從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變法以來，歷經惠王、武王、昭王、文王、莊襄王六世，國力大增，兵強民富，實力遠遠超過了東方六國。秦統一宇內的形勢已經基本形成。當時秦王嬴政雖然年輕，但志向遠大，思想活躍，在丞相呂不韋的輔助下，正在為統一全國做準備。對此，李斯也和當時許多明智之士一樣，看得非常清楚。但他的高明之處在於，能夠認準時機，及時地提出謀略和方案，為秦王獻計獻策。
有一次，李斯得到了一個向秦王上書的機會，便立刻提出吞併六國、統一天下的戰略建議。這封上書以簡潔明晰的語言剖析了形勢變化，以推動秦國加快統一六國的步伐。李斯綜觀時局，既指出了此時正是兼併六國的良機，又指出了倘若坐失良機，有諸侯復強的危險，精闢而透澈。果然，這封奏書正合秦王嬴政的心意，也是眾大臣日思夜想的主要問題，秦王不能不對這個年輕人刮目相看，於是「乃拜李斯為長史，聽其計」。
李斯剛從東方來，對那裡各國政權的腐敗和君臣離心的狀況瞭如指掌。他建議，暗中派遣能言善辯、巧於謀略的官員，各帶金銀財寶，去遊說諸侯。各諸侯國的大臣權貴如果貪財，就行賄收買；如果不為金錢所動，就派刺客把他殺掉。總的謀略是遠交近攻，並利用一切手段，在六國君臣之間挑撥離間，破壞其團結，使其內部越來越亂，然後等待機會，派出良將勁旅各個擊破。秦王嬴政聞言大喜，更加信任李斯，不久便提升他為客卿。客卿是秦國專為從別國來的人才而設置的高級官位。李斯躋身於客卿之列，終於可以與國王和眾大臣共謀國家大事了。
在以秦王嬴政為首的決策層中，李斯占有重要的一席。他雖未能像王翦等武將那樣，率領大軍，開赴前線，效命疆場，但作為秦王的謀士，他參與了整個統一戰爭的重大決策。東方諸國疆域廣大，犬牙交錯，強弱不一，情況複雜，統一戰爭應從何著手，必須有一個全面規劃。正是李斯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擬定出了攻滅六國的戰略決策，即由近及遠，避實就虛，選擇弱點，正面突破，先滅掉韓，再掃兩翼，最後消滅齊國。以後統一戰爭的進程說明，這個策略十分正確。
同時，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戰爭固然是最重要的手段。但是，還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與之配合，如設法從內部瓦解，渙散敵國的軍事力量，使其失去抵抗力等，從而使戰爭更加順利地進行。這時候，李斯的策略就起了很大作用。例如趙國名將李牧，曾兩次擊退秦軍的進攻，趙國將亡，他還率領趙軍，堅持抵抗秦軍達一年之久。於是，在李斯的建議下，秦國派人持金玉收買權臣郭開。郭開在趙王面前誣告李牧勾結秦國，陰謀反叛。趙王中計，殺死李牧，自毀長城，秦軍乘亂進攻，不久就滅了趙國這個勁敵。又如在最後滅齊的過程中，由於秦已用金錢收買了齊的相國後勝，因此他一再向齊王保證，秦決不會來攻齊國。正是在這種麻痺鬆懈，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秦國毫不費力地就把偌大一個齊國滅亡了。在這期間，秦國基本上是按照李斯的戰略安排逐步吞食六國，從而大大加快了統一戰爭的進程。正是由於這一策略的成功，秦王嬴政才得以「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而李斯也贏得了秦王的信賴，官位不斷陞遷，逐漸成為秦國決策的主要人物。
二、上「諫逐客書」
就在李斯的仕途一帆風順時，發生了一件大事，幾乎斷送了他的整個政治生涯。
秦國和關東諸國相比，一向重用外來人才。自商鞅變法後，秦國地位蒸蒸日上，更吸引了大批關東士人入秦。這對秦國的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但同時也引起了秦國一些舊貴族的忌恨。秦王嬴政元年（西元前二四六年），韓國因為抵抗不住秦國的進攻，就派「水工」（水利專家）鄭國去「間秦」，慫恿秦王修築一條溝通涇河與洛河的渠道，引涇水灌田，幹渠長三百多里，即歷史上著名的「鄭國渠」。韓國的本意是想使秦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疲勞不堪，騰不出手來再向東征伐，以便暫時減輕秦對韓的軍事壓力。此術之愚蠢，猶如以肉投虎，雖然耗費了秦國十年之功，卻可灌溉田地四萬餘頃，從此「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國更加富強，為兼併戰爭做了充足的物質準備。正如鄭國後來所說的：水渠修成，「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渠將修成，鄭國的間諜身份也暴露了，秦國上下一片嘩然。接著，秦王嬴政九年（西元前二三八年），長信侯嫪毐發動叛亂。次年，又查明相國呂不韋與嫪毐之亂有關，遂罷斥其相。鄭國、呂不韋都不是秦國人，這就為一向守舊的宗室大臣提供了藉口。他們本來就對秦「不用同姓」的政策不滿，認為大量異國異姓的人充塞秦國上下，堵住了他們的仕途，因此乘機推波助瀾，在秦王面前煽動：「一切在秦做官的外來人都是間諜，是為其本國利益來破壞秦國的。請把他們一概驅逐出境，免貽後患。」秦王嬴政對此也不能不加懷疑，於是下了一道十分嚴厲的「逐客令」，「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作為楚人的李斯，當然也在被逐之列。
當時的李斯已到中年，是個頗有影響的客卿，成為被驅逐的重點對象。眼看自己的前途將被斷送，李斯心有不甘，他很清楚，這種缺乏遠見的偏激行為，不僅對他本人，而且對秦國統一天下的大業也相當不利，甚至有可能引起國內的動亂，削弱秦國實力。於是，在被逐的路上，李斯毅然向秦王上書，力請改變逐客的決定。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諫逐客書》。
〈諫逐客書》一文洋洋灑灑，多用排比句式和形象比喻，並巧於運用虛詞助字作轉折過渡，來增加文章氣勢和襯托作者的精神。文章思想犀利，邏輯性強，很有說服力。文章開宗明義：「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針鋒相對，觀點鮮明。接著，李斯用透澈、明快、雄辯、激切的言詞，連物比類，就秦國本身發展的歷史事實，歷述異國人的豐功偉績和關鍵作用。春秋時代的秦穆公，是強秦的奠基之君，他從西戎迎來由余，從宛地（今河南南陽）得到百里奚，從宋國招來蹇叔，任用從晉國來的丕豹、公孫支。秦穆公任用這五人，兼併了二十國，稱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新法，移風易俗，兵強國富，打敗楚魏，擴地千里。秦惠王用張儀的計謀，拆散了六國的合縱同盟，迫使他們一個個西面事秦。秦昭王得到魏國人范雎，計除秦國王廷上專權的親貴大臣魏冉，加強了王權，併吞食諸侯，奠定了秦國帝業的基礎。上述四位國君，都是靠任用客卿而大大促進了秦國的發展。李斯借助無可辯駁的事實有力地反問道：「客何負於秦哉？」假如這四位君主也「卻客不用」，那怎麼會有今天強大的秦國呢？李斯又以秦王對來自異國的明珠美玉，駿馬利劍、音樂、舞蹈、礦產、美女的喜愛為例，發問道，陛下並不因為這些所好不是秦國出產就捨棄不用，為什麼獨獨對客卿要一概驅逐呢？「逐客」將破壞秦國威望，從此天下背秦，這實際是拋棄百姓去資助敵國，排除「客」籍人才而去成就各諸侯國的功業，這決不是「跨海內製諸侯」的君主所應採取的態度，而是俗語所說的「借寇兵而齎盜糧」的做法。他由此得出結論，逐客之舉是既損害了人民，又資助了敵國，「內自虛而外樹怨」，破壞秦國統一天下的大好形勢。這對秦國來說簡直太危險了！李斯的上述議論表明，這篇文章不僅僅是如何對待外國異域人士的問題，而且涉及要不要廣泛地爭取人才，實現統一的大問題。很顯然，「逐客」與秦王橫掃宇內的既定方針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諫逐客書》一氣呵成，情辭懇切，確實反映了秦國歷史和現在的實際情況，充分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的深刻見解。秦王嬴政讀後，頗受感動，頓時醒悟，明白了利害得失，立刻廢除逐客令，並派人把李斯追了回來。當時，李斯由於對秦王嬴政的瞭解與信心，所以一路慢慢地走。追回的命令下達時，他才走到離京師不遠的驪邑（今陝西臨潼市東北）。這也說明李斯性格的機敏及其政治預見性。
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李斯挺身而出，呈上〈諫逐客書》，秦王是決不會輕易收回成命的。這一事件能否正確處理，保守貴族那閉塞的宗法統治能否被打破，對於秦王今後的事業能否成功，關係極大。正是由於秦王聽取了李斯的正確意見，保持了這種政策的連續性，廣泛地招攬外國異域賢士，使得當時各國的佼佼者都幾乎西奔入秦，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聚集在秦王周圍。李斯、尉繚之類的「士」人自不必說，就是在殲滅六國中戰功赫赫的王翦、王賁、王離、馮劫、李信、蒙武、蒙恬等武將，皆系異域之人。他們群集於秦國都城咸陽，呈現出「大略駕群才」的壯觀局面。這期間雖然曾有一段荊軻刺秦王的插曲，秦王嬴政本人幾乎喪命，但一直未動搖他對外國異域人士的信任和重用。若無這些來自異域的文臣武將的協助策劃，秦王要迅速實現「六王畢，海內一」的目標是不可能的。李斯的〈諫逐客書》，預示了秦國將要改變歷史航向而一統天下的輝煌前景，具有深遠的意義。
李斯的直言進諫既保住了客卿在秦國的地位，也為他在秦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秦王嬴政也因此更加器重李斯，並很快把他提升為廷尉。廷尉是主管全國刑獄的長官，又是朝廷的所謂九卿之一，對國家的基本決策有重要的發言權。
三、計殺韓非，首滅韓國
逐客風波平息後，秦國的政治、經濟實力大大增強，平定六國已被提到秦王嬴政的日程上。李斯根據當時形勢，認為地處天下之中、又正擋秦軍東向之路的韓國實力最弱，應作為統一六國的突破口。以韓之弱小，頭一炮打響，不僅可以振奮軍威，而且敲山震虎，還能從心理上懾服其他五國。李斯的貢獻是根據時勢的發展，清醒地認識到統一大業將水到渠成，不失時機地轉入逐步滅亡六國的軌道。
秦軍向韓國邊境大舉進攻，韓王安十分恐慌。李斯在這關鍵時刻親自出使韓國，威逼利誘，迫使韓王安向秦稱臣。在這種危急形勢下，韓王急忙找韓非商討救亡圖存之策。
韓非是韓國的王室貴族，早年曾與李斯一同跟隨荀況學習，攻讀刑名法術之學。韓非口吃，不善於演講，但擅長思考和著述。李斯自以為才學不如韓非。可是，由於兩人在人生道路上的選擇不同，致使結局大不一樣。李斯擇地而處，擇主而仕，效力於國力蒸蒸日上的秦國，依附於雄才大略的秦王，終能大展鴻圖，飛黃騰達。韓非則念念不忘故國，情牽於貴族世家，一直為江河日下的韓國效力，希圖力挽狂瀾。眼看韓的國勢日益削弱，韓非屢次上書韓王，要求運用法家理論勵精圖治，進行改革，但都不被採納。對此，韓非感到痛心疾首，悲憤莫名。於是他發憤著書，先後寫出了〈孤憤〉、〈五蠹〉、〈說難〉、〈內儲〉、〈外儲〉等數十篇千古流傳的著名文章，約十餘萬言，後人編為《韓非子》一書，集先秦法家理論之大成。韓非的行文風格峻峭，筆鋒犀利，切中要害。他的書傳到秦國，由於講的都是「尊主安國」的理論，秦王讀後連連拍案叫絕，讚歎道：「真是太精彩了！我要是能見到此人，和他交往，可以死而無憾了！」不久，秦國攻打韓國。韓王安考慮到韓非的學識和名望，便派他出使秦國，想通過外交努力使韓國苟延殘喘。
韓非此時處於兩難之地。作為一個深諳歷史大勢的思想家，他對形勢的分析估計與李斯基本相同，即認為秦統一中國的條件已是水到渠成，不可逆轉；但作為一個韓國貴族，他又不忍祖宗基業毀於一旦，自己還要為保存韓國做最大的努力。李斯也極力勸他前往秦國。韓非到秦國後，當即上書秦王：「如今，秦地數千里，雄師百萬，號令賞罰嚴明，天下不及。臣冒死求見大王，進獻計謀。大王誠能聽臣之說，必一舉而破天下合縱，亡韓，克趙，降服楚魏，親附齊燕，使秦成霸主之名，君臨四境諸侯。否則，大王斬臣示眾，以誡為王謀劃而不盡忠之人。」這話說得斬釘截鐵，使秦王越發敬重韓非。韓非趁秦王高興，上了一篇表面上為秦著想，實則設法保韓的奏章。其主要內容是：一曰韓國三十餘年忠謹事秦，不敢違拗，反而先被滅亡，這將使天下諸侯個個自危，被迫聯合抗秦，從而對秦國的統一大業不利；二曰韓國雖弱小，但它守備堅固，秦如伐韓，短期內不能滅亡它，必使秦兵鋒受挫，遭到削弱。而齊、趙等國反會強大起來，使秦永無統一天下之日；三曰不如拉攏韓國和魏國，專攻強趙和強齊，一旦趙、齊平定，韓國可不攻自亡。韓非這篇上書的實質，就是勸秦王緩攻韓國。
秦王把韓非的計劃交給大臣們討論。李斯立刻上書，反對韓非的「存韓」之論。
李斯說，韓國對秦來說，好比心腹之患。別看它現在順服於秦，實際上是順服強力。一旦秦保留韓國而東攻趙、齊，難保它不與趙、齊、楚合謀，從後方夾擊秦國。故韓非的話絕不可信！接著，李斯指出：「韓非是韓國的公子。現在正是大王掃平諸侯、兼併天下的時代，韓非當然忠心於韓，而決不會真心為秦效力，這是人之常情。大王千萬不能為其言語所惑，要明察其心。若要放他歸國，那就等於放虎歸山，他會伺機報仇，給秦國留下無窮的後患啊！所以不如藉故把他殺掉！」最後，李斯建議，由自己前往韓國，誘使韓王入秦。秦就以韓王為人質，脅迫其大臣俯首歸順。然後秦再發兵威脅齊國，齊也必然效法韓國。這樣一來，趙人破膽，楚人狐疑，魏國不敢輕舉妄動，諸侯便可蠶食而盡。
此書一上，秦王嬴政馬上下令把韓非逮捕入獄。不久，韓非在獄中服藥自殺。與此同時，李斯出使韓國，失去主見的韓王眼見秦國大軍壓境，再也無計可施，只得交出傳國玉璽，向秦國稱臣。秦王嬴政十七年（西元前二三〇年），秦又藉口韓國背叛，向其發動全面進攻。韓在六國中第一個被秦滅亡，李斯的戰略首獲成功。
在這期間還有一段小插曲。關於韓非之死，後人對李斯頗多非議。漢人王充在《論衡‧禍虛篇》中說：「傳書：李斯妒同才（門），幽殺韓非於秦。」後世論者多從此說，認為李斯與韓非共同師事荀子，而李斯因妒其能而殺之。其實這種說法實為偏頗之辭。李斯殺韓非的主要原因是，韓非入秦的動機旨在「弱秦」，「終為韓而不為秦」。因其政治立場與李斯針鋒相對，致使李斯不得已而殺之。
從西元前二三〇年滅韓起，至秦王嬴政二十六年（西元前二二一年）止，短短十年間，秦先後吞滅趙、魏、楚、燕、齊等國，結束了春秋以來分裂割據的局面，實現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空前的大統一，建立起了我國第一個封建王朝——秦朝，中國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統一大業之所以能如此順利而迅速，除了當時所具備的客觀歷史條件——秦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以及作為統帥的秦王本人的雄才大略之外，作為秦王最重要謀士的李斯具體制定的一整套戰略，也發揮了重大作用。因此，李斯無疑是秦王朝的開國元勛。
四、力駁分封
西元前二二一年，在中國大地上首次出現了一個以咸陽為國都的大帝國，其疆域東至大海，西至甘青高原，北至河套、陰山、遼東，南至嶺南。面對如此遼闊的疆域，眾多的人口，複雜的形勢，需要建立什麼樣的政權機構，採用什麼樣的統治方式才能把新帝國的政權鞏固下來，秦王嬴政並非成竹在胸。他只好數次召集群臣「議政」。許多人主張，仍沿用古代的體制和稱謂。在那關鍵時刻，又是李斯，再度扮演了極為顯要的角色。新帝國確立的政治制度和其他方針政策，除立帝號一項是李斯與王綰等人合提而外，其他均出自李斯一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深深地打上了李斯的印記。
秦王嬴政志得意滿，作為新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他迫不及待地要「更名號」。於是召集群臣「議帝號」。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和廷尉李斯聯合出面，盛讚秦王的功業是「上古以來未嘗有，王帝所不及」，建議選用古代最尊貴的稱號「泰皇」，天子自稱為「朕」。秦王嬴政去「泰」著「皇」，採上古帝位號，稱「皇帝」。嬴政為始皇帝，後世依次稱為二世、三世……傳之無窮。從此，中國歷史就有了「皇帝」及其他專用的一套稱謂，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沿用下來。
戰國時期，各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同一個字往往有幾種不同的寫法。文字的不統一，對於推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文化傳播都是極大的障礙。於是，李斯以原秦國的文字為基礎，整理出一種筆畫較戰國時期簡便、寫法一致的文字，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書同文」。李斯自己動手，寫成範本，稱為小篆，頒行全國。這就廢除了其他異形字，有助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書同文」成為聯結整個中華民族的一根無形紐帶，李斯對此有開創之功。
李斯的歷史功績，莫過於他在分封制與郡縣制論爭中所起的作用了。西元前二二一年，當秦始皇召集群臣討論政治制度時，廷尉李斯與以丞相王綰為首的多數大臣發生了尖銳的對立，分別規劃了兩個不同的藍圖。王綰等人提出：「秦王朝國土廣大，中央不宜都直接管理，應該在原燕、齊、楚等偏遠地區實行分封制，立諸子為王。如果不實行這種辦法，這些地區很難鞏固。」秦始皇把王綰的建議交群臣集議，文武百官多以為意見正確。唯獨李斯力排眾議，他力陳分封制的弊端：「周初分封子弟為諸侯，原來是想讓他們保衛王室。但過了幾代之後，他們彼此疏遠，相互攻擊誅戮，如同寇仇，連周天子也無法禁止。五百多年來，鬧得天下沸沸揚揚，不得安寧，正是分封的那些諸侯葬送了周的天下。這個歷史教訓記憶猶新。」因此李斯建議：「現在依賴陛下英明，好不容易天下統一，應在各地區設置郡縣，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員治理。至於公子王孫或有功之臣，國家可以用賦稅收入多多賞賜，這樣他們就容易被皇帝控制。實行郡縣制，天子的意志可以直接貫徹到國家的每個角落，這才是安定社會的行之有效的策略。」這一席話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因此打動了秦始皇。這位新皇帝終於果斷地下了結論：「正因為過去諸侯割據，所以天下戰亂不息，百姓受苦。現在天下初定，如果再行分封，那是重新授人以柄，等於又開動亂之源，天下將永無太平之日。廷尉李斯的意見是正確的。」於是，這種延續了兩千多年的郡縣制就從此奠定了下來。
在李斯的輔佐之下，秦王朝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後增至四十餘郡），派太守治理，都尉掌武備，御史行監督。這些郡縣，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的地方行政單位，完全聽命於中央和皇帝。至此，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分封制與郡縣制的大論戰，也是秦王朝建立後第一次大的政治鬥爭，終以秦始皇、李斯為首的堅持郡縣制論者的勝利而告結束，而以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縣製為主要特徵的一套完整的封建國體、政體終於在中國確立。這種國體、政體為以後各封建王朝相繼沿襲。可見，李斯是中國封建國體、政體的主要規劃者。從此以後，秦始皇對李斯寵幸有加，並擢至左丞相，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
由於封建制度的本質，從總體上說，任親的傾向壓倒了任賢，致使分封制與郡縣制的鬥爭幾經反覆。秦朝滅亡之後，劉邦在楚漢戰爭中就先後分封七個異姓諸侯王。結果，西漢創立初期，只得折衷兩端，郡縣制與分封制並行。可是，七個諸侯王或離心離德，或公然舉行叛亂，迫使劉邦在楚漢大戰烽煙初息之際，又戎馬倥傯地馳騁於平叛戰場。削平七個異姓王之後，他錯誤地總結了秦二世亡國的教訓，即所謂秦「孤立而亡」，又相繼分封許多同姓王。滿以為骨肉為援，可以江山永固了。不料，時隔不到五十年，竟然爆發了七個同姓諸侯王大規模的聯兵叛亂，幾乎危及西漢王國的生存。只是到漢武帝時才最終解決了這個問題。西晉時，晉武帝大封同姓為王，結果在短暫統一之後，又發生了「八王之亂」。同姓骨肉的仇殺，其殘酷性、破壞性絲毫不亞於民族間、階級間的戰爭。到了後世，時有分封倒行，因而也時有因此而引發的戰亂。歷史的每一次反覆，都更充分地反映了分封制的落後。由此也可看出，李斯所規劃的那套體制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
為使「六合之內，無不臣服」，秦始皇派兵南開五嶺（今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等省區邊境的五個山嶺的統稱），把越族居住的百越之地納入版圖，並在那裡設置郡縣。為解除戰國以來北方匈奴族對中原的侵擾，他派蒙恬率大軍三十萬征戰朔方（當時泛指北方）。與此同時，秦始皇開渠修路，以轉運軍需；移民屯邊，以墾荒戍守；還修築萬里長城，防禦匈奴南侵。
所有這些，無不徵召大量民力，雖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集中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推行得過快過急，繁重的兵役勞役已超出了社會的負荷量，使人民不堪忍受。隨著時間的推移，秦始皇窮奢極欲的本性更加暴露無遺。他修宮殿，築陵墓，大興土木。當時秦朝全國人口只有兩千萬，而服役者竟不下二百萬。秦始皇為了支撐戰爭和工程的耗費，又加倍徵收賦稅。農民實在無法生活，但稍有反抗，即遭到殘酷刑法的處置。作為開創秦王朝基業的秦始皇根本不知道這樣一個道理：在秦統一過程中，他的力量來源於民眾對統一戰爭的支持；現在一旦失去這種支持，他就變成了孤家寡人。這一點，盲目崇信暴力和崇拜權力的李斯並未清楚地看到，因而未能進行有力的勸諫。李斯身為丞相，在這裡充分表現了他的歷史侷限性。
五、「焚書坑儒」
秦朝統治者除用嚴酷的刑罰對廣大人民進行統治外，還加強了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專政。焚書坑儒即是最為有力的措施。而這一事件的主謀者就是李斯。
由於秦始皇是以法家理論為指導統一天下的，對這套理論的效用十分重視，因此引起了大批儒家學者的不滿。他們往往採取借古諷今的形式，對秦始皇進行批評。
秦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二一三年），秦皇置酒咸陽宮，大會群臣。博士僕射周青臣當面頌揚說：「往時秦地不過千里，而今賴陛下英明神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如此彬彬之盛，可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周的頌詞雖有奉承之嫌，卻也大致合於事實。而來自齊地的博士淳于越頗不知趣，指責周不忠，並借話頭重新要求實行分封制。淳于越進諫說，殷、周之所以存在千年，是因為它把天下分封給子弟和功臣。現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沒有封地，和百姓一樣，萬一發生了「田常」、「六卿」之變，又有誰來相救呢？最後，他批評秦始皇說：「凡事不效法古人，而想求得長治久安，我還從未聽說過呢！」
淳于越的駁議，首先選錯了歷史根據，殷、周存在時間較長，絕非因為分封子弟功臣。在人類歷史的初級階段，社會發展速度較為緩慢，因而必然歷時長久。以周代為例，合東、西周共八百餘年，但名存實亡的時間過半，比先前的夏、商兩朝要短。而且，「田常」、「六卿」之變，不是分封子弟就可以避免的，這恰恰是在分封時代產生的歷史現象。基於此，他得出的「效法古人」的結論無疑就缺少根據了，這必然導致頌古非今，走回頭路。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場來看待秦朝政治的，要求恢復已經過時的分封制，說明了他們歷史觀念的守舊和迂腐，也說明了先秦的舊儒學與新的大一統政治格局的格格不入。
秦始皇將淳于越之議下達朝廷，讓他們評判周、淳的是非。丞相李斯對淳于越的復古倒退言論痛加駁斥。他向秦始皇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古時五帝治理天下的辦法互相都不重複，夏、商、週三代也是各以其方略治國，互不沿襲。原因就在於時代和環境不同，不能盲目仿古。今天陛下開創大業，建成萬世之功，您的英明之處，當然不是那些愚儒所能理解的。淳于越一味頌揚三代之事，何足效法！」當時李斯明白皇帝心思，認為淳于越之議是陳詞濫調，不能答應。堅持郡縣制，反對分封制，也是無可厚非的。假如李斯的話到此為止，就仍不過是以前出現多次的政爭的重演。李斯卻進一步附和秦始皇的獨裁心理，不僅要求一統行政，而且嚴格要求一統思想。於是他變本加厲，大加發揮，提出了「焚書」的建議。他說：「以前政出多門，各種學派乘機招搖。現在天下統一，法令一統，百姓努力生產，遊學之士也應專學法令，否則將會影響政局的穩定，有損於皇帝的權威。可當今儒生專門以古非今，擾亂人心。對皇帝的法令，總是以自家學說為標準來衡量取捨，議論誹謗，標新立異。長此下去，勢必會破壞朝廷的威信。因此，必須嚴禁私家學派。」李斯為使輿論一律，改採取的措施不免太極端：凡歷史書籍，除《秦記》以外，一律燒燬；《詩》、《書》及諸子百家的著作，除博士官所收藏的以外，其餘的一律燒燬；有敢談論或講誦禁書的，公開處死；以古非今者，舉族連坐；除了醫藥、占卜和農林園藝這幾類書不燒外，其他書一律在命令下達三十日以內焚燬清除；官吏知情不報者，與違禁者同罪；嚴禁私人辦學；凡欲求學者，以吏為師，研習法令。很顯然，這是極端的文化專制措施。
秦始皇批准李斯的建議，下達了焚書的詔令。這樣，從商鞅提出「燔詩書而明法令」的理論以來，直到秦始皇時才化為具體行動。中國大地上迅即出現了一次文化史上的空前大浩劫，使先秦時的無數珍貴典籍化為烏有。焚書的暴行進一步強化了皇帝的專制獨裁，引發了坑儒事件。
秦始皇三十五年（西元前二一二年），為秦始皇煉長生不死藥的方士侯生、盧生私議秦始皇「不德」，然後逃之夭夭。方士們的騙術自不可信，但他們所議始皇專橫則是事實。秦始皇聞之大怒，認為他們是「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史籍雖未明載此事與李斯有什麼關係，但以其當時的政治地位和思想傾向看，他成為秦始皇的積極支持者當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這次事件的原因，是由於討論是否分封的問題而引起的，無論是主張分封還是反對分封的大臣，都是為了秦王朝的長治久安，他們並無根本利益上的對立。李斯借題發揮，終於釀成「焚書坑儒」的慘禍。另外，這也不是沒有其他的緣由。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一直是以法家理論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中央專制政權方面，劃定全國疆域，統一文字度量衡，修築長城等，對文化思想方面很少注意。淳于越以儒家思想為秦始皇出謀劃策，不利於秦的中央集權統治。而善於領會秦始皇意圖的李斯，為了打擊儒家勢力，鞏固統一政權，不失時機地提出了焚書的主張，並很快發展到坑儒的嚴重局面。
「焚書坑儒」事件，本來是一樁甚為簡單的歷史舊案。但古今人物對此卻議論紛紛，讚揚者不乏其人，責罵者更大有人在，以致久無了斷。其實，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這一舊案，就不難得出結論。第一，這一事件的出發點在於實現思想統一。為了保證政治上和政策上的統一，這本是所有統治階級鞏固統治的自然要求。焚書之火又是兩種歷史觀較量的結果，是郡縣制與分封制鬥爭的激烈反映，更是針對當時社會局面混亂，輿論複雜，人心不定，關係到新建的統一帝國能否鞏固而採取的極端措施。很顯然，這是為了把人們的思想、輿論也統一到現行政治制度的軌道上來。在當時的形勢下，李斯的主觀動機或出發點無疑是對的。倡導「師今」，主張向前看，反對「師古」、「頌古」，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尤其對於鞏固剛剛締造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有重要作用。第二，用誅殺知識分子，毀滅歷史和文化的文化專制主義來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卻不能不說是政策上的重大失誤。這對中國古代文化是一次嚴重的摧殘，而且其危害遠遠超出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範圍。企圖用高壓手段強制人們只尊奉一種思想，顯然是達不到目的的，甚至適得其反。這種愚民政策可以愚民於一時，不能愚民於長久。它必將激起人民群眾更為激烈的反抗。「焚書坑儒」這種文化專制主義不但不能達到鞏固封建專制政權的目的，反而成為加速秦王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三，「焚書坑儒」開啟了中國古代帝王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的先河。此例一開，遂為歷代統治者所效法，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後果。
六、矯詔廢立
到秦始皇的晚年，李斯已位居丞相高位，他該志得意滿了吧！事實並非如此。如果說，在做丞相之前，李斯的一切努力都是為著獵取富貴功名，那麼，位極人臣之後，他的一切努力又都是圍繞著保持這種權勢和富貴了。此時的秦始皇，對於李斯一味的阿諛奉承並不感謝。相反，他對李斯也時刻提防，頗多疑忌。大概是怕人刺殺自己，始皇的行蹤不定，鮮為人知。一次，他去梁山宮時，從山頭上往下望，只見丞相的車馬隨從甚盛，心中很不高興。有一侍從宦官把這事偷偷告訴李斯，李斯很害怕，馬上將車馬隨從大大減少。秦始皇得知後大發雷霆，認為是內侍把他的話洩露了出去。於是嚴刑逼供，但無人招認，在毫無結果的情況下，秦始皇把身邊的內侍統統殺掉。這時的李斯也是誠惶誠恐，日子自然也不好過。他非常清楚，秦始皇既可使他位極人臣，也可以使他血染黃泉。當時，李斯的長子李由為三川郡守，領兵在外，鎮撫一方。其他的兒子都娶了秦公主為妻，女兒們則盡嫁皇族公子。一次李由告假回家，李斯在家設宴。滿朝文武聞訊紛紛趕來「祝壽」，車水馬龍，絡繹不絕。此情此景，使李斯大發感慨：「荀卿常說『物禁太盛』，任何事物發展到極點，就會向反面轉化。我原是一介布衣，今天卻做了丞相，可以說是富貴到了極點。天下事是盛極而衰，我今後的前途吉凶未卜啊！」統治階級內部的勾心鬥角，已在李斯身上逐漸露出悲劇氣氛了。從此以後，李斯在秦始皇跟前更加謹慎從事。因此，李斯在秦始皇時代一直寵信未衰。秦始皇幾度出巡全國，李斯總是不離左右。而且每到一地，無論是泰山封禪，或巡視隴右，據說所有刻石的書法文章，都出自李斯之手。這不僅是因為李斯的文采出眾，更重要的是顯示了他是秦始皇的寵臣。
秦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最後一次到東方巡遊。隨從秦始皇身邊的除丞相李斯外，還有中車府令趙高和秦始皇的少子胡亥。據說秦始皇有二十多個兒子，一直沒立太子。大兒子扶蘇因對父親「焚書坑儒」等政策犯顏直諫，被派到北方邊境上蒙恬的軍營去做監軍。其他兒子也都未能隨行。
十月，巡視隊伍從咸陽出發了。在南方巡遊一大圈之後，又乘舟渡海到了琅琊（山名，在今山東膠南市境內），再折而西行。由於旅途勞頓，車駕在返回途中行至平原津（今山東平原縣）時，秦始皇突然身染重疾。隨行的大臣們眼見皇帝病情日漸加重，內心都為未定太子而惶惶不安。可是由於秦始皇平時最忌諱一個「死」字，所以大臣們都不敢提醒皇帝。次年七月，皇輿西還至沙丘（今河北廣宗縣西北），秦始皇病情惡化，生命垂危。這裡離秦都咸陽尚有兩千里之遙。此時，秦始皇才感到死神的逼近，自嘆將要撒手人寰，只得盡力支撐著虛弱的病體，命趙高代詔，賜公子扶蘇書。其大意是：將邊事悉交蒙恬，速赴咸陽料理喪葬。實際上是讓他回京主持喪禮，繼承皇位。但書信在趙高手中尚未發出，秦始皇就突然死去了，終年五十歲。
開國帝王的暴死，往往引起舉國慌亂。何況秦始皇死在巡遊途中，生前又未及確立太子。為防止意外事變，這一消息被嚴密封鎖，只有李斯、趙高、胡亥和少數貼身侍從知道。李斯將秦始皇的屍體安置在一部簾幕低垂的轀輬車中，表面上一切如故。車內置一親信宦官作替身，在百官奏事時代為應答。回京路上，因為天氣酷熱，屍體腐爛發臭。於是李斯命令同車載上一石鮑魚，以腥亂臭，等回到京師咸陽，方才正式發喪。但就在回京路上，爆發了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宮廷政變。
當時的中車府令趙高出身低賤，秦始皇認為他博聞強記，機敏過人，通曉律令，就提拔了他，並使之輔佐少子胡亥，教他刑法知識。一次，趙高犯了大罪，交由蒙毅處置。蒙氏本是秦國的名將世家，其祖蒙驁、父蒙武、兄蒙恬均屢建戰功。蒙氏兄弟又與始皇長子扶蘇關係甚密。蒙毅依法判處趙高死罪。但始皇不僅赦免，而且命他官復原職。趙高從此與蒙氏家族結下仇怨。秦始皇一死，給了趙高以可乘之機。趙高與胡亥關係親近，二人密謀奪取扶蘇的皇位，因而扣下秦始皇的遺詔不發。老奸巨猾的趙高深感自己難以一手遮天。因此，他便把眼光投向能夠左右局勢的丞相李斯。
趙高鄭重其事地對李斯說：「先皇駕崩，子嗣未立，留給扶蘇的遺詔和玉璽都在公子胡亥手中。確立誰繼承皇位，全在於閣下與我審時定策了！怎麼辦？請丞相發表高見吧。」李斯聽了大吃一驚：「你怎麼想出了這種犯上作亂的主意？由誰來即位，可不是身為人臣的你我所應議論的！」趙高顯出憂心忡忡的樣子，說道：「丞相啊，您可以自己斟酌一下。論才能，能與蒙恬相提並論嗎？論謀略，能與蒙恬一比高低嗎？論功績，能高出蒙恬之上嗎？論無怨於天下，能與蒙恬相比嗎？論與扶蘇之間的私下交情，又誰親誰疏呢？」李斯略加思索，一本正經地說：「這五點我自然都不及蒙恬。」趙高緊逼一步：「先帝有二十多個兒子，他們的情況丞相也都清楚。就拿長子扶蘇來說吧，他剛毅勇武，監軍邊陲，深孚眾望。一旦扶蘇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而您不過老歸故里，了此一生。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丞相您還猶豫什麼呢？」李斯立即反駁道：「我只奉先帝遺命，順從天意，從不考慮個人安危，請你不要再說。」趙高不疾不徐地說：「聖人處事，總是審時度勢，不拘守已過時的法則。聰明的人，總善於在機會的轉折關頭作出明智的選擇，丞相您總不是那種不知變通的人吧！」密談至此，李斯也顯得有些激動：「我聽說晉國將太子申生廢置而立奚齊為太子，造成三代不安；齊桓公與公子糾爭奪君位，弄得禍起蕭牆；殷紂王拒諫，殺死了其叔父比干，最終招致國破家亡之禍！這一切都史有明鑑，我李斯怎麼能違背先帝遺願，參與這樣的篡權密謀呢！」一席話似乎充滿著堂堂正氣。但趙高是個偽善狡詐、善於揣測別人內心隱私的人，他對李斯自然瞭如指掌。於是趙高便用保住功名富貴去撥動李斯的心弦，厲聲說道：「方今天下的大權，國家的命運，都操在胡亥的手中，我趙高倒不愁不得志啊。可是丞相您呢，就要當心了！採納我的建議，您可世代封侯，富貴延及子孫；否則，到時落得滿門抄斬，災禍殃及子孫，該是多麼令人寒心的事啊！」李斯呆呆地楞在那裡，由於內心鬥爭激烈，臉上的肌肉也不時地抽搐著。片刻之後，他不禁涕淚交流，仰天長嘆道：「上蒼啊！我為什麼偏偏遭遇這亂世啊！我既然不能以死報答先帝，那我命運的歸宿又該寄託在何處啊！」在這次非同尋常的密談中，趙高對李斯以利相誘惑，以威相脅逼，軟硬兼施，終於使這位堂堂左丞相的思想防線崩潰了。
於是，李斯便順從了趙高，與之共同篡改了始皇遺詔，立胡亥為太子。另又偽造詔書，賜死公子扶蘇和大將蒙恬。這兩個人死後，李斯同趙高一樣，也是一陣狂喜，以為除掉了自己的心腹大患。到咸陽後，立刻發喪，擁立胡亥為二世皇帝。接著，二世命趙高為郎中令，名為全面擔負宮廷的警衛之職，實際上常居宮廷，參與軍國大政的決策，實權遠遠超過了郎中令的職責範圍。在趙高的有意唆使下，秦二世大開殺戒，處死自己兄弟姐妹二十多人，又誅殺了功高任重的大臣蒙毅等人。於是，秦統治集團開始分裂瓦解，人人自危。
擁立二世胡亥成為李斯一生的轉折點。面對生死禍福的抉擇，一切道德信條都化作縷縷青煙。李斯參與了胡亥、趙高的陰謀，為自己換得短暫的苟且偷生。其實，在當時的條件下，李斯作為百官之長的丞相，只要堅持原則，團結其他大臣，趙高與胡亥的陰謀並非不能挫敗。但李斯首先考慮的是個人的權勢利祿，生怕扶蘇繼位後自己會屈居蒙氏兄弟之下，因而也就不惜出賣原則和人格，成為二世胡亥和趙高的幫兇。如果說在此以前，李斯是作為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活躍於歷史舞台的話，那麼，自此以後，他的種種表演則既不高明，又不光彩。他和趙高、胡亥狼狽為奸，又勾心鬥角，把整個政局攪得混亂不堪，以致不可收拾。其結果不但葬送了他協助創建的秦王朝，而且自己也落了個身敗名裂、貽笑千古的下場。
七、阿順苟合身敗名裂
秦始皇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全國的傑出人物，自有其偉大的功績，但同時他又是歷史上少有的暴君。秦二世當時雖已二十一歲，但較之他的父皇，少了事必躬親的氣魄和才幹，卻多了許多荒淫和殘暴。秦二世曾有一段自白：「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在秦二世看來，人生在世就是為了尋歡作樂。這種極端腐朽的人生觀與皇權結合在一起，迅即給人民造成了無窮的災難。「法令誅罰，日益深刻」，「賦斂愈重，戍徭無已」，農民的困苦達到極點，社會生產力的破壞達到極端嚴重的程度。賈誼《過秦論》說，秦二世即位不久，全國到處出現了「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為亂者，十室而八」，本來在秦始皇統治晚年已激化的階級矛盾，此時更加尖銳，終於觸發一場埋葬秦王朝的農民大起義。
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及六國貴族的義軍迅速發展，如火如荼。二世胡亥卻被蒙在鼓裡，以為只是幾個盜賊流竄，仍然一味縱情酒色，大權實際操縱在趙高手裡。趙高恃寵專權，驕縱不法。他怕大臣入朝奏書，暴露其惡，便像教育一個小孩子似的對胡亥說：「陛下要想顯示自己尊貴，就應該深居簡出，不必天天按時上朝。陛下還很年輕，萬一在大臣面前講錯了話，那豈不被人小看？依我之見，陛下不如不上朝，凡國中之事由我和幾位熟悉法令的大臣去辦好了。假如遇到大事，再出來裁定，天下人便不敢輕視陛下。」胡亥受其誘騙，從此深埋皇宮，不理政事，大臣的奏報均由趙高代理。
丞相李斯比昏庸無能的胡亥當然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機，為了保住秦王朝，更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心急如焚，幾次進諫，但都受到二世的斥責。
隨著秦將章邯暫時擊潰了周文率領的農民起義軍，秦二世更加恣意享樂。一次，胡亥責問李斯說：「過去韓非曾經說過，古代的君王都十分辛勤勞苦，難道君王管理天下是為了受苦受累嗎？這是因為他們無能。賢人有天下，就要讓天下適應自己，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滿足，又如何使天下滿足呢？我想隨心所欲，而又要永遠統治天下，你李斯有什麼辦法嗎？」當東方烽煙遍地，秦王朝的末日就要到來時，胡亥想到的不是如何挽救危機，而是要李斯向他傳授「長享天下而無害」的祕訣。這時的李斯，或者冒死犯顏直諫，規勸二世改弦更張；或者昧心地投二世之所好，使二世在殘暴肆虐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李斯聽後，不由地犯了心病。當時他的長子李由為三川郡守，起義軍過境而無力抵禦。趙高、章邯等人正追究李由的責任，矛頭實際是指向李斯。還有人譏諷他高居丞相之位，鎮壓不力，致使群盜橫行。現在，他若選擇前者，二世必然惱怒，說不定會重重治他的罪。為了保持官祿，李斯選擇了後者。他揣摩二世心理，精心炮製了一篇大講督責之術的上書。
所謂「督責」，就是君主時刻督察臣下的罪過而責之以刑罰。其主要內容是：第一，君主的尊貴表現在「以人徇己」，即要求天下的臣民都為君主個人的利益服務，縱使為君主一時的享樂而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亦在所不惜；第二，為了要全國臣民都為君主的利益乖乖地犧牲一切，必須厲行督責之術，使群臣百姓在刑罰下盡心竭力地服侍君上，使他們終日在惶惶不安中打發日子，自然也就不會造反了；第三，君主需要的是為所欲為，無恥至極地「荒肆之樂」、「流漫之志」，因此對於節儉仁義和諫說論理之臣一概予以擯斥。他認為最合格的臣民是在嚴刑峻法下百依百順的奴才。李斯提倡的這套統治術，是脫掉一切偽裝的刑罰暴力萬能論，是一種公開以荒淫無恥為無上榮光的享樂論。它把新興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的獨裁專制和殘忍無情不加掩飾地表達了出來。
昏庸的秦二世看了李斯的奏章十分高興，於是便更加嚴於督責。當時，「刑者相伴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得意地說：「像這樣，才能稱得上善於督責了。」李斯的督責之術沒能使他長保富貴，同時對秦王朝正趨惡化的各種矛盾不啻是火上澆油，因為他不但把秦二世的恣睢殘暴推向了極端，也把秦王朝推向了絕路。
善於窺測方向的趙高看到李斯向二世上督責之術，深恐他奪己之寵。於是，趙高便和幾個心腹密謀，必欲置李斯於死地。
一天，趙高愁容滿面地對李斯說：「近來關東強盜風起，而皇上卻不以為意，仍然急徵徭役，修阿房宮。我多次想勸勸皇上，但自感人微言輕，說了也無濟於事。丞相為什麼不去勸勸呢？」聰明絕頂的李斯聽了這番話，竟也不知是計，很快陷入了趙高設下的圈套。後來趙高總是在二世歡宴正樂的時候，通知李斯進宮奏事，以致胡亥極不情願地中斷玩耍，驅散宮人。李斯一次次地進宮求見，使這位皇帝終於怒不可遏：「我平日空閒，丞相不來；每次我玩得正開心，丞相就到。這分明是欺我年少，藐視寡人！」趙高乘機添油加醋地說：「陛下，您可要當心呀！沙丘之事，丞相參與策劃，事後未得賞官加爵，他必是一心想裂地稱王！丞相的大兒子李由為三川郡守，陳勝、吳廣一夥盜賊路過三川時，郡守也不出兵進剿。陳勝、吳廣那一夥，都是丞相老家那一帶的人，據說郡守還與這股叛軍暗中有來往呢！況且，丞相位高權重，親信遍布朝野。這是很危險的呀！」趙高的話，猶如利劍長槍，直刺李斯。胡亥聽後似乎恍然大悟。李斯居然敢通敵謀反，他決意對李氏父子嚴加治罪。
李斯聞狀，知無退路，只得立即給皇帝上書，揭發趙高，說他劫君亡國、無恥反覆、貪慾無厭、求利不止，是個危險人物。但此時二世對趙高恩寵正深，認為趙高精明強幹，忠心耿耿，無可懷疑。二世還把李斯的話告知趙高。於是趙高哭訴道：「丞相所恨，唯獨趙高。我一死，他就可以為所欲為，弒君造反了！」秦二世一聽，頓時暴跳如雷，立即下令將李斯逮捕入獄，交趙高嚴加審訊。
李斯以為自己有功於二世，實無謀反的企圖；又自負辯才，希望上書二世，以求恩赦，出獄重享富貴。他奮筆疾書，給二世寫了一封長信：「臣作為丞相，治理國家三十多年。原先秦地狹隘，先皇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才獻謀略，謹奉法令，派遣謀士遊說諸侯，又發展軍隊，整飭朝廷，賞功罰過，國力大盛，終於掃滅六國，一統天下，尊秦為天子，一罪也。開拓疆土，北伐匈奴，南征百越，以張秦強，二罪也。重賞功臣，讓他們熱愛國家，盡力為國效力，三罪也。立社稷，修宗廟，以示皇帝英明，四罪也。統一度量衡，公布天下，以明秦的建樹，五罪也。治交通，巡遊全國，以見我主之威德，六罪也。緩刑薄賦，收拾民心，擁戴君王，死而無忘，七罪也。像我這樣，早夠死罪了。先皇不棄，盡臣之力，所以還能活到今天。願陛下明鑑。」這封上書正話反說，歷敘自己入秦以來輔政治民的七大功績，希望借此感動二世。
但這封上書卻落到了趙高手中，他惡狠狠地說：「囚徒安得上書！」趙高立即讓人毀掉此書，同時選派心腹黨羽，裝扮成御史、謁者、侍中，假借聖旨，輪番刑訊李斯。李斯一說實話，立即報以無情鞭打。一次比一次更為嚴酷的刑罰，使李斯徹底絕望了，只得甘心誣服。後來秦二世真的派人來審訊李斯了，以核實口供。李斯這時已遍體鱗傷，再也沒有勇氣為自己辯白了。他害怕說了真話又像以往那樣遭到毒打，於是只得承認「謀反」屬實。供詞一上去，二世大喜道：「如果沒有趙君，我險些被李斯出賣！」而三川郡守李由也已被項梁率領的楚軍所殺，死無對證。趙高聞訊，趕緊暗約使臣密議，編造了一份假報告，說李由擁兵叛變，已經依法就地誅殺。於是經二世批准，把李斯「具五刑」、「夷三族」，腰斬咸陽。
秦二世二年（西元前二〇八）七月，京師咸陽警戒森嚴，氣氛異常。大牢門外，全副武裝的士兵分列兩行，刀槍林立，如臨大敵。一會兒，獄卒從死牢裡牽出了一批又一批犯人，男女老少，什麼樣的人都有，為首的欽點要犯正是前丞相李斯。此時的李斯感慨萬端，他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旅途已走到了盡頭，一生追求建功立業，意欲永保富貴，卻不料得而復失，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臨刑之際，李斯看著次子，老淚縱橫地說：「從前在家鄉上蔡，我帶著你同出東門，手牽黃犬，獵兔取樂。今生今世再也不可能有那種事了。」說完，父子抱頭痛哭。一代名相李斯就這樣退出了歷史舞台。
次年，趙高殺掉秦二世，立子嬰繼位。不久，趙高又被子嬰殺掉。子嬰在位僅四十六日，劉邦便率軍進逼咸陽，他只得出城投降，從而宣告了秦王朝的滅亡。
綜觀李斯的一生，作為一個傑出的新興地主階級政治家，他的身上充滿著複雜的矛盾。在秦王朝建立之前，李斯積極擁護和支持秦王朝的統一大業，並為此做出了重大貢獻。但秦王朝建立之後，李斯逐漸走向其反面。他身為丞相倡行督責之術，施政更加殘暴，致使「天下苦秦」。秦始皇死後他又夥同趙高使秦二世繼承皇位，變本加厲地推行暴政，終於使人民揭竿而起。其種種倒行逆施大違民心，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儘管李斯的結局十分悲慘，但千百年來從未引起人們的同情與憐憫。他以自己的智謀幫助秦王朝統一了全國，但卻未能使這種統一得到鞏固。他個人事業的成敗幾乎與秦王朝的興亡相始終。他智謀有餘，但節操不足，終因阿附趙高而身被五刑。

本文主要資料來源：《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史記》卷五，《秦始皇本紀》；《資治通鑑·秦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