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獻之尺牘集（簡體書）

王獻之，字子敬，小名官奴，漢族，祖籍瑯臨沂（今山東臨沂），生于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書圣』王羲之第七子、晉簡文帝司馬昱之婿，性情高邁不羈，為一時之冠。官至中書令，為與族弟王珉區分，人稱『大令』。王獻之是魏晉書家群體中的一位巨子，與父親王羲之合稱『二王』，是『帖學』的核心典范；與張芝、鍾繇、王羲之並稱『四賢』，南梁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說：『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王氏是能書的世家，獻之幼從父習書，王羲之對他的影響很大。傳說『獻之作字，羲公后掣筆不得，嘆曰：「是兒終成名」。言其緊也』。但他並不局限于家法，轉益多師，取多用宏，融合創新，窮微入圣。正如前人所：『獻之幼學父書，次習于張（芝），后改制度，率爾師心，冥合天矩。』他汲取秦漢篆隸之精神，更用心學習與他時代接近的鍾張書體，並加以發展，為后世所取法。因為王羲之、王獻之二人的父子關，歷代對他們多有比較，具體評述因應時會而不同：在南朝時候，子敬的書體更受世人喜愛，齊梁之間，子敬一度成為書學地位高者，右軍之名為子敬所掩。據蕭子顯《南齊書·劉休傳》記載：『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貴之，休好右軍法，因此大行。』梁陶弘景則在《與梁武帝論書啟》中批判當時的習近之風，感嘆鍾張之絕曠世莫繼，『比世皆尚子敬書』。梁武帝蕭衍也認為大王勝小王，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古今書人優劣評》：『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王獻之書絕眾超群，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到唐朝，因為李世民對王羲之的極力推崇和對王獻之的惡意貶抑，形成了尊大王的時代風氣，也奠定了王羲之永世被人尊崇的基礎。同時，時人懾于皇帝對獻之不滿的論調，紛紛將子敬的遺跡抹去署名，甚至改成他人的名字，造成了子敬書跡不可挽回的損失。《淳化閣帖》中收錄王獻之作品七十餘件，后經考證偽作和他人所作就有二十餘件。到北宋宣和年間，宋徽宗雅好王獻之書法，傾力收集，《宣和書譜》收錄的王獻之書跡也僅增至八十餘件。可惜這些墨跡絕大多數沒有保存下來，流傳下來的也都是摹本。此外，宋米芾和清乾隆帝也是尊『小王』的代表。客觀公允地說，大王小王所書各有千秋，比較分析其特點、變化與不同，對學書之人很有益處。首先，從書體來看，獻之耽精草法，前人謂過其父，真行則遜之。大令初由右軍得筆法，后留意章草，並取法草圣張芝，用心繼承，加以發展，遂成今法（今草）。因其多所偽略，不拘六書規范，省略點畫曲折，雖難盡體式之善，卻愈顯風神逸氣，飛動奔放，故也稱為破體。張懷《書議》中的觀點頗為精辟：『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為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並評價逸少『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舉世莫之能曉，悉以為真、草一概』。現代學者、書法家胡小石認為張旭、懷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獻之草書發展而成的。此外，大王近古，小王趨今，后人常用內和外拓來區分『二王』書跡，大王內，小王外拓。內近古，中正靜美，外拓趨今，神俊妍美。就點畫而言，內骨勝，外拓筋勝。古與今、內與外拓都是相對的概念，鍾張比之『二王』可謂古，父子之間又為古今。人們往往將鍾繇之書比為玉，將右軍之書比作金，玉質溫潤，含蓄內斂，金質閃耀，精彩外敷。若拿『二王』比作金和玉，則羲之如玉，獻之似金。古質今妍，沒有優劣之別，只是風尚不同。誠如虞所言：『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書中收錄的信札，不僅是可供我們欣賞摹寫的書法名跡，其內容也反應了一千多年前文人雅士的生活點滴。字里行間，既拉近了我們和古人的距離，也有助于我們對書法的理解體會。故歐陽曾：『所謂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疾，敘睽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余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絕，守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于高文大冊，何嘗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