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簡體書）

翻譯是一個困難的工作，而且它很少獲得其應得的表彰。翻譯者面臨的困難不只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儘管這些問題也的確是非常的真實，尤其是讀者手上的這本書，它所需要處理的技術問題更是如此。《潮來潮去》的主題是中國舊海關的歷史，從1854年起到1949年止，這個機構縱橫百年，在這一運作期間，英文和中文都被大量使用而成為主流語言。為了把本書中所使用到的專有名詞、慣用語、職稱頭銜、無數的人名、各種行政機構、地名和各種相關程序翻譯出來，除了對中國和英國的歷史有十足的知識外，蔡維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更是不厭其煩地從字典、地圖、各種手冊、海關職員錄和年鑑中搜尋當時的中文詞彙用法，來照應本書英文本中所提到相關詞彙。此外，又因為本書所涵括的時間是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英文在這段時間裡也有非常巨大的變化，翻譯的難度的增加可想而知。
任何嘗試過翻譯的人都會發現，如何掌握文本中的語氣和精神更是另外一種難度；而這個挑戰在翻譯《潮來潮去》的工程中可說是更加困難。這個任務不僅要呈現我的寫作風格，還要呈現出書中所涉及到的很多人物的特點。這些人物都有屬於他們獨特的風格來顯示他們的個性、背景、教育和所處的時代。
我在書中大量引述牽涉到海關史的重要人物的信函和文件，這麼做的目的是要把這些人物的個性以及時代氛圍攤在讀者眼前。這個做法對身為作者的我來說基本上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把信函和文件中適當的段落放到文中即可。但對於本書的譯者來說，這個工作的難度幾乎是近於不可能的任務。作為我的同事和朋友，蔡維屏教授願意把她在旅英多年以及參與海關計劃之後所累積的豐富英文和海關史的知識投注在翻譯中，讓這個中文版受惠良多，對此，我感到非常幸運。
翻譯不是一個機械化的過程。基於中國史和英國史的不同，兩國在文學和歷史傳統上的巨大差異，以及中文和英文在本質上和習慣上的根本異質，所以我以為最好把翻譯當作是一種“再造”（recreation）；完整地說，也就是再度創造的意思。單就這個“recreation”的英文字，就足以突顯出翻譯的困難：“recreation”這個英文字可以指涉“再生、再現”，但也可以是指“休閒”的意思。據我所知，中文裡沒有一個詞可以同時具有這個雙重意思。
《潮來潮去》是我多年研究的成果，而在這裡蔡維屏教授從一開始就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我對於我們同時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耙疏海關檔案的共同時光仍然記憶猶新。我們在那里以及回到英國後的對話幫助我形塑書中的想法。可以說，蔡教授不僅是個譯者，也是合作夥伴。翻閱原始檔案是相當令人興奮的，尤其和一個也對這些檔案有相同興趣的人討論，更是為檔案研究增添了極大的快樂。
儘管翻譯者在跨越文化的知識傳送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我們卻給他們較為不重要的地位。過去小孩子曾經被教導在大人面前要聽話不要出聲。相較之下，翻譯者的地位對讀者而言是更糟。讀者們相信譯者最好不要被看到或是被聽到。他們不願意去想，一部譯本到達他們手上之前所發生在文本上的種種過程。因此我要藉由這個中譯本序言的機會來記錄我對蔡維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強烈感謝。他們願意把他們手上的研究擱置一年，來把我的這本書譯為中文。他們在這個工作中對於文字的小心，仔細和敏感都可以作為模範。我無法想像能夠還有更好的譯者，而我也將無法回報我從他們那裡得到的幫助。
閱讀檔案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它是帶著我們通往到過去的長征，並不華麗刺激，也肯定比不上攀登一座新的高峰還要耗體力，但它卻相當費時。正因為我們對長達一個世紀的海關歷史所知甚少，所以在檔案中學習到它的種種活動是一大樂趣。用英文寫下它的歷史可以確保在英文語系裡的讀者不但有機會可以了解中國的這段歷史，同時也還可以更加了解他們自己的歷史。舊海關是個觸及全世界以及全球化的機構，所以它某個部分的歷史也同時是很多國家的歷史。
我始終相信若只把海關史以英文出版，那麼這個在將近二十年前所開始的計劃，在本質上就不算是真正的完成。蔡維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努力總算讓我們得以到達這個更令人滿意的終點。對於此，我也對他們表達衷心的感謝。

方德萬
寫於劍橋

以燈塔為像徵

藉由船鈔部這個媒介，海關得以在中國沿海開闢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這也是19世紀後半期航海界發生重大轉變的一部分。當時蒸汽機作為動力取代了風帆，船運公司有了定期航班，蘇伊士運河於1869年開通，電報在19世紀70年代初期到達中國。國際上關於船隻燈光和航海避碰規章的協定，以及為編制更可靠的海圖和引航書籍方面的共同合作，都有助於使海洋成為一個更加安全的地方。提供安全的錨地、浮碼頭、築堤以及建立安全的倉庫，使得貨物的裝卸更加容易。燈塔是19世紀航海技術脫胎換骨的元素之一，它使船隻以更低的成本來載運更多的貨物變為可能。船鈔部把這個轉變帶到了中國的海岸線上，它不但加速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也加強了海關在中國沿海的基礎。
燈塔是這些轉變的關鍵。雖然從表面上看其結構簡單，但它是建立在精密的科學和復雜的工程之上的。化學對製造高質量的玻璃非常重要。聚攏光束的光學知識也很重要，這樣一盞燈的光線就可以在大海中投射數英里遠，在精確瞄準的同時，還能維持剛好就在海平面之上一點的高度，從而使水手不覺得刺眼。為了讓玻璃達到所要求的純淨度，精準的製造技術是必要的。還要對玻璃施以拋光，使它們有一個正確的角度，並可以安裝到燈孔的金屬框架之內。燈塔還必須建的足以抵擋各種嚴酷的天氣，這也需要良好的物理學、材料學和工程學知識。此外需要復雜的蒸汽驅動機械裝置，來讓燈光可以持續不斷地旋轉以保持其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然而以上種種還需要靠一個官僚系統來支持，否則都是惘然。這個機構會確保不同的燈光有不同的特徵，以讓航海員可以對它們加以辨別，在其主導下，這些特徵也能準確地被傳達給世界各地的水文機構，以便它們能夠將之標示在海圖上。燈塔需要有人看守和維護，這也需要一個有效率的機構。很少有其他設施像燈塔一樣，象徵著現代性全球化對技術、專業知識和機構的依賴。
燈塔還有很多像徵性的意義。從在台灣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中，我們可以看到燈塔所包含的複雜性，它有一股可以擾亂地方或者激起當地焦慮的力量。這個在19世紀80年代早期建立的燈塔是一個“不同凡響的建築。”由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 & Co.）生產的熟鐵所建，高達50英尺，同時它也是一個堡壘。在其內部，有起居室、儲藏室、一個廚房、一個水漕和一個軍械庫。在院區的磚牆上還有向外放射的槍眼，四周有20尺寬的壕溝和佈滿鐵絲網的籬笆。兩架18磅的加農炮，此外，格林機關槍和追擊砲各一挺，這些都是新式武器，用來確保燈塔抵擋住猛烈的圍攻。
這些都被認為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在當時的西方報導中，南台灣被“野蠻的土著”佔領著。在第一任燈塔看守員泰勒（George Taylor）的報告中，盡是對清朝軍隊和當地民眾之間衝突的描述。對燈塔全體人員安全的擔憂並非無稽之談。1867年，一艘遇難的美國船的船員被殺害，船上其餘人被一位自稱卓杞篤（Tok-e-Tok）的人綁架以作勒索。這位卓杞篤向泰勒介紹他自己是台灣南部8個部落的首領。台灣在當時是個人人競逐之地，不僅有特別集中在南邊的土著，也有來自福建和中國其他南方地區的客家人。自從數十個日本水手被台灣土著殺害以後，日本也在1874年派兵向台興師問罪。來台灣的還有清政府、海關，以及在19世紀70年代佔領台灣北部基隆的法國人。鵝鑾鼻燈塔正是建立在這個紛爭不斷的領土之上。
總理衙門希望藉由同意興建鵝鑾鼻燈塔以加強清政府在台灣南部的存在性。然而，也有一些官員擔心燈塔在戰略上可能引起的後果和海關的最終目的為何。當時任台灣兵備道的劉璈在1882年1月呈上一份奏摺，表達了對鵝鑾鼻燈塔的擔憂。劉璈出身左宗棠的湘軍，他怕這個燈塔的建立可能會為那些反對清朝擁有台灣主權的人，提供一個向北滲透的基地。海關曾經想僱用當地人來幫助建設，但這也增加了劉璈的焦慮，因為這樣海關就會與當地社會建立起強大的聯繫。他對燈塔員工不會與當地民眾混在一起的承諾並不放心，因為外國職員肯定會在空閒時外出打獵。劉璈的擔心是正確的。因為假如泰勒的說法可信，那麼他的確有過遊玩台灣南部的歡樂時光，並享受“和藹、好客的泰雅（Kang kou）、排灣（Koalut）和阿美（Amias）的首領”的接待。
正如鵝鑾鼻燈塔的歷史所展現出來的，燈塔是個像徵，也是個統治工具；它可以有著多重和互相矛盾的意義。海關通過船鈔部創造了一幅為人類謀求福祉的清楚形象，這個形像變成中國海岸傳奇的一部分，也進而合理化了海關的立場。海關在20世紀30年代為了保護燈塔公共服務的內涵，禁止燈塔的船隻參與打擊走私。（見第六章）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赫德如此傾力於建設船鈔部，因為除了賦予海關一項全新的職責活動外，船鈔部也體現了他在《局外旁觀論》中所提出的要義，那就是要採用西方科技來建立一個中央集權，以及有效率和清廉的行政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