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尺度（簡體書）

《經濟學的尺度》一書是作者馮煦明研究中國宏觀經濟與微觀現實之間關聯的作品，用最接地氣的方式，解析當代中國宏觀經濟行動路線圖。以近年的宏觀經濟運行為線索，圍繞金融發展、人民幣匯率、去杠桿、結構性改革、互聯網經濟、世界經濟新格局等中國經濟轉型期的突出現象和熱點話題展開討論，解析國家大政方針政策。從宏觀經濟中洞察微觀體系，把握中國經濟脈絡。

全書分為四篇。 開篇第一篇，針對近幾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熱點現象進行分析，提出問題，分析背后的邏輯。緊接著第二篇，在第一章的基礎上對如何理解當前經濟形勢、如何改善宏觀經濟管理提出新的理念。第三篇以滴滴等新經濟業態為例，討論互聯網革命對中國經濟的改變。這些改變也對我們理解現代經濟運行、完善經濟管理制度提出了新要求。第四篇將視野拓寬，從開放經濟的角度，在更大的背景下思考全球格局的調整和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馮煦明

清華大學經濟學和法學雙學士、清華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同時擔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研究員。曾為哈佛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曾在甘肅鄉鎮基層鍛煉，擔任敦煌市轉口渠鎮黨委副書記，駐鹽茶村和定西村工作。持有國家法律職業資格證書。

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國際金融、貨幣財稅政策分析。在中英文核心期刊發表多篇學術文章，并為《人民日報》、中國經濟網、《清華金融評論》/FT中文網、澎湃新聞等媒體撰寫財經評論文章。著有《石油之眼：洞察中國與世界經濟新格局》。

引言：經濟學的尺度

從游標卡尺到衛星測距

區分“增長問題”與“波動問題”

那封著名的信

高效的政策討論須要事先界定尺度

第一篇 新常態下的新問題

一、“脫實向虛”的本質是什么？

儲蓄規模龐大

優質媒介相對缺乏

結構性扭曲滋生“腫瘤媒介”

金融體系效率低下

二、中國金融業發展過度了嗎？

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基本矛盾在發生變化

實體經濟對金融的需求結構在轉型

中國金融業發展不足，而非發展過度

加強金融能力建設，適應新經濟環境和新經濟結構

三、“影子央行”與貨幣信用創造體系2.0

何為“影子央行”？

“影子央行”的機制與規模

“影子央行”是基礎貨幣的搬運工

貨幣信用創造2.0模式

四、十年房價，四輪周期

房價調控的制度背景與經濟背景

房價調控的目標及工具

價格調控應讓位于供給側市場建設

五、城鎮化的新挑戰

“三化關系”：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工業化

土地供給“雙軌制”

土地財政

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工作中的新發現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核心在于期限錯配

有些路，將來可能是要長草的

城鎮化需要避開兩個陷阱

迎接消極城市化階段的挑戰

六、民間投資增速為什么會下滑？

當討論民間投資增速下滑時，我們在討論什么？

“營改增”擴圍與統計數據虛報

民間投資增速下滑是一個“問題”嗎？

理性面對和應對民間投資增速下滑

為什么實體經濟缺乏投資機會？

七、人民幣匯率“新常態”

從人民幣匯率變動理解央行匯率政策“新常態”

人民幣匯率的“雙錨相機轉換機制”

“人無貶基”看漏的三點因素

第二篇 新問題呼喚新理念

一、經濟困境的邏輯鏈條與政策節點

經濟困境的邏輯鏈條

邏輯鏈條上的政策節點

低收入高成本悖論

邏輯鏈條的源頭

二、“結構”辨析：經濟結構調整與結構性改革

經濟結構調整中的“結構”

結構性改革中的“結構”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牽引中國經濟的“牛鼻子”

三、宏觀債務管理與結構性去杠桿

現有討論中存在的不足之處

一個簡明的經濟學分析框架

中國經濟高負債問題的現狀及由來

去杠桿的政策建議

四、貨幣政策的局限與突破

貨幣創造過程好比“蒸饅頭”

央行難以完全決定貨幣的流向

宏觀審慎政策的重要性在加強

結構性通縮與高杠桿問題背景下的貨幣政策挑戰

負利率的理論與實踐：“對癥下藥”還是“央行崇拜”？

五、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與“三元悖論”

匯改歷程簡要梳理

2015年匯改的特殊性及原因分析

“三元悖論”與大國開放經濟體宏觀政策選擇

對傳統開放宏觀和國際金融理論的若干反思

對匯率政策的啟示及建議

六、開啟新一輪房改

開征房產稅的目的是什么？

房地產市場治理的根本之策在于啟動新一輪房改

站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高度推進房地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三篇 新業態孕育新制度

一、企業與市場的邊界：跳出反壟斷法來看滴滴、UBER合并

二、反壟斷立法司法實踐應堅持經濟效率目標

三、論市場型企業

四、中國是互聯網革命的主戰場之一

五、應對互聯網公司“肥水流到外人田”，亟須金融“補短板

第四篇 新格局提出新挑戰

一、何謂“大國”？

二、全球經濟新格局的五個特點

“雙核+五板塊”

不平等加劇

貨幣大寬松

資產價格波動加大

增長動能短期內趨于衰減

三、從大宗商品市場反觀全球經濟新格局

四、“大寬松”時代終結了嗎？

大寬松的成因

大寬松的影響

全球流動性拐點

五、逆全球化思潮背后的故事

“資源國—生產國—消費國”范式改變世界經濟格局

舊范式難以持續

各國紛紛尋求破局之道

如何管理和使用巨額儲蓄是史無前例的挑戰

六、“美國優先”與逆全球化

“二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四個階段

美國應擯棄貿易保護主義

特朗普減稅背后是不斷加劇的全球經貿競爭

七、英國脫歐公投的背景色及影響

八、如果印度經濟崛起，中國準備好了嗎？

印度經濟會不會崛起？

如果印度經濟崛起，對中國會產生什么影響？

面對印度經濟崛起，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九、亞投行是中國發展模式最凝練的一種表達

代后記：敦煌兩千年興衰史之鏡鑒

參考文獻

引言：經濟學的尺度

經濟分析是講究尺度的。在不同的尺度上觀察經濟現象、思考經濟問題，會產生不盡相同的認識，得到不盡相同的結論，從而提出不盡相同的對策建議。

最典型的例如時間尺度。有經驗的經濟學家在分析一個經濟現象時，通常不會籠統地給出結論，而是會說“在短期……在長期……”。除此之外，微觀與宏觀、個體與總量、局部與整體等也是經濟學中常見的劃分尺度的標準。這里我們不妨以時間尺度為例，加以詳細說明。

時間尺度的異同在有關經濟增長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中體現得最為突出。“經濟增長”（也有人稱之為“增長經濟學”）是經濟學學科大樹上最為繁華茂盛的分支學科之一。甚至有的經濟學家會認為，經濟增長是所有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話題，與增長相比，其他任何經濟問題的重要性都不值得一提。

的確如此，如果有外星人在遙遠的太空瞭望地球的話，他大概不會關注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季度從6.8升值到了6.7，也不太會注意到中國最近對美國開放了牛肉進口；他對美聯儲議息會議的最新決議不感興趣，更不用說美聯儲主席耶倫女士在杰克森·霍爾（Jackson Hole）會議上的最新演講內容；他也不太會關心布倫特油價或WTI油價的上漲或是下跌、中國發改委是否會跟隨國際油價的變動調整國內汽油價格；至于“廢鈔令”在印度社會引發混亂、余額寶不到四年時間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貨幣基金、新款iPhone手機價格上漲了100美元、上海房地產調控新政出臺之后一些夫婦大清早到民政局門口排長隊離婚等經濟現象，在宇宙深處以“上帝之眼”觀察地球的外星人即便看到了，估計也會視而不見，毫無觸動。

但是，他一定會注意到，在這個星球上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有的城市摩天大樓林立，有的城市貧民窟蔓延；有的地方夜晚漆黑寂靜，有的地方燈火通明。例如：通過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衛星拍攝繪制的“地球夜間燈光分布圖”就可以明顯看到，美國東西海岸、西歐、東亞三大地區夜晚的燈光明顯比其他地區更密集、更明亮，這三個地區也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他還可以看出，盡管同樣地處東北亞地區，但韓國的夜晚燈光明顯比朝鮮要密集和明亮得多。

如果這位外星朋友長期觀察地球的話，他一定還會注意到：在18世紀之前長達百萬年的歷史中，這個星球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水平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幾乎沒有發生顯著變化；而從18世紀后半葉工業革命開始，翻天覆地的變化發生了，工廠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一座座高爐拔地而起，城市蔓延，農村萎縮，鐵路、公路、空中和海上航線越來越密集，從沿海到內陸，夜晚的燈光越來越明亮……變化則可謂滄海桑田。從數據來看，工業革命之前，地球上的人口數量和人均GDP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工業革命成為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后，人口數量和人均生活水平才開始快速地、顯著地提高。從這個角度而言，工業革命真可謂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最最重要的事件。

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特別是從長期來看，幾乎是最重要的事情——它直接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水平，影響著社會的組織結構，甚至決定著國家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如果A國保持2%的人均GDP增長率，那么大約需要35年國民生活水平才能翻一番；而在另外一個人均GDP增速為9%的B國，國民生活水平翻一番只需要不到8年。B國人一生之中可以目睹和親歷A國幾代人的經濟和社會變遷，這是何等的幸運和榮耀。

上述對比并不是空穴來風。實際上，過去30多年時間里的中國人均實際GDP增速就高于9%，而有很多國家的人均實際GDP增速則不足2%。生活在這一時代的中國人是歷史的幸運兒，我們一生中所經歷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對于其他很多國家而言，或者對于我們的先輩而言，可能要幾代人才能經歷。所以，不僅經濟學家關心經濟增長，各國的政府官員和企業家也都很關心經濟增長。

正因為經濟增長如此重要，所以在增長經濟學這個分支學科上，又發散出許多更細的分支——不同的學者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分析研究經濟增長問題。就好比是，有的人拿著望遠鏡，有的人拿著放大鏡，有的人拿著顯微鏡；有人在研究中用的是衛星測距，有人用卷尺，有人用“步量法”，有人用厘米尺，有人用的則是游標卡尺。

從游標卡尺到衛星測距

每年1月、4月、7月、10月的中旬，國家統計局會發布上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及其增速數據。金融市場和新聞媒體對這些季度高頻率出現的數據保持密切關注，并且會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去分析、預測下一季度中國實際GDP增長速度，究竟是6.8%還是6.9%？有研究者還會關注和使用以月為頻率發布的工業生產數據、進出口數據、財政收支數據，甚至以更細化的旬、周、日為頻率的電、鋼鐵、水泥產量消費量數據來監測、研究、預判短期經濟增長。這是比較小的尺度。

稍微大一點兒的尺度是以半年度和年度為周期研究經濟增長。在中國，按照慣例，在每年3月份召開的“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通常會包括對當年度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判斷。中央政治局在每年7月份會召開經濟形勢分析會，分析總結上半年的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研究制定下半年的經濟走勢和政策。在每年12月份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下一年度的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定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機構也會對主要經濟體未來一年的經濟增速進行預測分析。

月度、季度、年度，這些都是相對較小的尺度。不過政府非常關注，因為直接涉及稅收、貨幣政策制定、短期就業形勢以及政治家們最關心的選票；金融市場上的參與者也非常關注，部分是因為短期經濟形勢的變動會影響資產價格，部分是因為政府會根據短期經濟形勢變動進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調整，而資產價格對這些政策變量很敏感。

但對另外一些經濟學家而言，他們會認為“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是6.8%還是6.9%”“IMF對明年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期從3.0%上調到3.1%”這樣的分析毫無意義。他們更關心的是放在五年、十年的維度上，一座城市、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全球，為什么會實現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前景如何。

這類研究不關心短期的政策變動和金融市場波動。他們考慮的是更長尺度上的問題——中國在“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潛力有多大？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中的第一個百年目標，需要什么樣的改革措施？為了實現這一中長期目標，在“穩增長”和“促改革”之間應該做出怎樣的權衡取舍？中國按照匯率折算的經濟規模是否會在2025年前后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等等。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某個季度或者某一年度的經濟增速是高出0.1個百分點還是低0.1個百分點當然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再來看更大尺度上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為什么日本和德國能快速從廢墟中實現經濟崛起？什么因素促成了“亞洲四小龍”的成功？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維持了長期穩定的高速經濟增長，原因何在？這樣的增長趨勢未來還能否持續？是否存在經濟增長的“中國模式”？如果存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應當如何借鑒中國的經驗？是要素積累更重要，還是全要素生產率（TFP）更重要，經濟政策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應當更關注前者，在什么情況下應當更關注后者？50年之后一座城市的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如何，水資源能否支撐，市政建設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超前規劃？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消費結構會發生什么變化？等等。這些問題顯然也非常重要。對于有歷史使命感的中長期政策制定者和致力于打造基業長青的百年老店的企業家而言，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但這仍然不是最大的尺度，還有一類經濟學研究的是更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工業革命為什么會首先發生在英國？相應地，為什么當時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沒能爆發工業革命？是什么因素導致了18世紀之后東西方經濟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在眾多的從前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中，為什么有的后來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有的卻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阿根廷；而有的則長期位居世界上最貧窮落后的國家之列，例如撒哈拉以南的很多非洲國家。

順治八年（1651年），清朝政府第一次進行丁冊編審時，全國人口數量大約為6500萬，而到咸豐元年（1851年），全國人口數量則達到了4.3億。兩百年間人口增加了5.6倍。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如此高速的人口大飛躍？

關于工業革命和“大分流”的研究被稱為是經濟學的“圣杯級問題”之一。阿森莫格魯（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的研究認為，歐洲國家在1500年到1850年間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大西洋貿易機會與中世紀后期各國制度條件的交互作用。經濟史學家李伯重的研究認為，中國明清時期的經濟發展并不遜色于同時期的歐洲，在有些地區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存在走向近代工業化的可能性。但是，北京大學管漢暉教授和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通過整理和估算1402年到1626年中國明代的主要經濟變量，發現明代整體經濟增長不快，年均GDP增長率僅為0.29%。通過跨國比較之后，他們得出結論，“在明代的經濟發展水平下，發生英國式的工業革命可能存在著一定困難”。

在阿森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的著名論文《比較發展的殖民地起源：一個實證研究》中，他們發現，如果一個地區早期歐洲殖民者的死亡率比較高，那么殖民者就不會長期定居，從而不會設立鼓勵經濟發展的制度，而是設立掠奪型的制度；相反，在適宜歐洲殖民者生存的地區，殖民者就會設立鼓勵經濟發展的制度。前者如非洲和拉美地區的殖民地，后者如美國東北部地區的殖民地。制度的差異性具有慣性，導致了不同地區的后續經濟發展走上了不同軌道，影響深遠，直至今日。他們采用早期殖民者死亡率作為制度的工具變量（IV），研究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解決了內生性問題。

復旦大學的陳碩和香港科技大學的龔啟盛研究認為，玉米作為一種新的糧食作物從新大陸引入中國，這一因素可以解釋1776年到1910年中國人口19%的增長。同時，陳碩和龔啟盛的研究還發現，玉米的引入對中國城市化和實際工資水平的影響不顯著。他們據此得出結論，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中國，玉米的引入導致了“馬爾薩斯式”的人口增長。這一研究結論與上述“大分流”問題也是直接相關的，并為管漢暉和李稻葵的研究結論提供了一種解釋。

在世紀之交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家J.布拉德福特·德隆（J. Bradford DeLong）曾發表過一篇論文，指出全球人均GDP在20世紀增長了超過8倍，在19世紀增長了不到3倍，相比之下，之前千百年的經濟增長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甚至在許多個世紀中人均GDP還是下降的。事實上，在18世紀之前，人均產出的年均增長率不足0.1%。德隆總結：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即便是在那些比較落后的國家，也值得這個星球過往歷史上的絕大部分人羨慕。如果放到最長的尺度上，增長經濟學的研究則會與人類學、考古學結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例如，人類如何由采集狩獵時代轉型步入農耕時代？城市是什么時候出現的，最早的城市發揮什么樣的功能？為什么會出現國家，國家如何影響經濟增長？18世紀以來的工業化是否對地球生態系統和大氣環境造成了破壞，氣候變暖究竟是地質演進的自然現象還是經濟增長使然？等等。盡管這一類研究對象尺度之大已經超出了一般人所關心的范圍，但毫無疑問是重要的——這是科學研究中事關人類發展和人類文明演進的元問題。

從上面的討論就可以看出，同樣是在研究經濟增長問題，但不同尺度上的研究歸納出的理論、得出的結論可能存在很大差異。在月度、季度、年度的小尺度上，關注的重點是庫存周期、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等問題；在稍大一點兒的尺度上，經濟增長理論強調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積累的重要性；如果時間尺度更長，那么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和專業化分工則會發揮更關鍵的作用。但在最長的尺度上，制度、文化、地理條件等因素的作用則必須得到強調。

區分“增長問題”與“波動問題”

嚴格地說，討論某個季度、某個年度的實際GDP增速，表面上看是在討論經濟增長問題，但實際上還暗含了經濟波動問題。在月、季、年這樣的尺度上，經濟增長因素與經濟波動因素往往是疊加在一起的。中國的高層經濟決策者明白這一點，所以在十八大之后高屋建瓴地采用“三期疊加”一詞來概括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 +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遭受沖擊，前景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當時很多人擔心，世界經濟有可能重蹈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的覆轍。大家知道，凱恩斯主義就是從大蕭條發端的。基于對大蕭條的原因分析，凱恩斯提出了系統的經濟學理論和對策建議。根據凱恩斯的理論，應當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應對危機，刺激經濟。主要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在2008年危機之后普遍采用了凱恩斯式的危機應對措施。值得一提的是，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本人就是研究大蕭條的資深學者。

但也有不少反對的聲音。反對救助政策的理由中最常見的一條是：“經濟增長關鍵要靠創新，而不是貨幣放水。”反對者常常會搬出所謂的經濟學的常識，例如沒有免費的午餐、貨幣不能創造價值，等等。在極端的反對者看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政策違反了所謂的經濟學基本常識。

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兩者在認識和分析問題時所把持的尺度是不一樣的。凱恩斯主義者關注的是經濟波動問題，所把持的尺度是短期的，在短期內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確是有效的，這一點已經得到了眾多研究文獻的支持。而反對者表面上看雖然也在討論如何應對經濟波動的問題，但實則把持的是長期的尺度，針對的是長期經濟增長問題。在長期看來，宏觀調控政策當然不可能一直有效，要素積累、人力資本提升、制度改善、創新和專業化分工才是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

在各自的尺度范圍內，兩者都是對的；但如果超出一定的尺度去討論尺度之外的話題，就容易犯錯誤。

就好比治水，百年之計當然是疏導；但在有些緊急關頭，加固堤壩、抗洪搶險則是最佳選擇，甚至是唯一選擇。又好比救火，長期的大原則當然是加強宣傳教育、預防為主，但在火災發生的緊急時刻，對策就不再是宣傳教育和預防了，而是必須先滅火救災。

如果有人拿著“治水之道在疏不在堵”“火災是對不注重消防安全的人的懲戒，救火會引起道德風險”等理論作為基本常識，拿著這些所謂的基本常識來反對抗洪搶險、反對滅火救災，顯而易見是荒謬的。

再次強調：政策討論需要在同一個尺度上進行。同一個理論，放在不同的尺度上，既可能是對的，也有可能是錯的。小尺度上的常識，在大尺度上不一定成立；大尺度上的常識，在小尺度上也可能是謬誤。不論在經濟學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如此。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對于個人而言，勤勞普遍被認為是一種美德，而作為人類整體而言，恰恰是節省體力、偷懶的心理，對閑暇和安逸的追求，才推動了科技進步和社會進步。

那封著名的信

2010年11月15日，美國23位經濟學家和政策評論家聯合簽名，給時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寫了一封公開信。他們在信中指出，量化寬松政策會造成“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風險” ，呼吁美聯儲停止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

這封信的簽名者中不乏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例如老布什時期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邁克爾·吉·巴斯金（Michael J. Boskin）、諾貝爾獎獲得者羅納德·埃·麥金農（Ronald I. McKinnon）、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前主任道格拉斯·霍爾埃金（Douglas Holtz-Eakin）等。

事后的進展大家已經知道，美聯儲并沒有遵從這一建議，而是繼續實施了新一輪量化寬松。而且，在此之后，美國經濟也沒有像聯名信中所憂慮的那樣，受到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困擾。

2013年11月15日，聯名信發出三年之后的同一天，投資人巴里·瑞索爾茲（Barry Ritholtz）在其博客上發表文章指出，事實證明那封信的作者們完全錯了。他還特意把公開信原文貼在了博客上，作為鐵證來嘲諷那些簽名寫公開信的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像巴里·瑞索爾茲這樣認為。有人就說，雖然還沒有出現貶值和通脹，但這只是因為時間還沒到——“等著瞧吧，會來的”。

公開信的簽名者之一尼爾·弗格森就是這么做的。彭博社在2014年對這封信進行了一次追蹤報道，采訪了眾多簽名者中的8位。弗格森告訴彭博社：“請注意，我們在信中沒有寫明期限……美國事實上仍然存在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風險。”

另外，還有簽名者在捍衛之前的觀點時，對通貨膨脹一詞做了引申解釋，指出，他們在信中所說的通貨膨脹不僅指消費品物價，還包括資產價格。這樣擴大概念內涵，當然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但是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在通常的經濟學討論中，通貨膨脹并不包括資產價格上漲。這種抗辯擴大了概念的尺度。

高效的政策討論須要事先界定尺度

所把持的時間尺度不同，對經濟現象的觀察、判斷就可能不同。一些預測者常會利用這一點來“保護”自己，而這種做法恰恰也導致了預測的模糊性和政策討論的低效率。

預測錯誤的人總會以“等著瞧吧，會來的”作為擋箭牌——的確如此，就算一個壞了、停止運轉的時鐘，每天也總有兩個時間點指針所指向的時間是對的。但究竟是下個月會來，還是明年會來，還是三年五年之后會來，還是在“長期”會來？

凱恩斯早在100年前就厭煩了這樣無意義的防守辯護，他毫不客氣地反駁道：“在長期，人都是會死的。”正如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羅克（Philip E. Tetlock）在《超預測：預見未來的藝術和科學》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沒有時間表的預測是荒唐可笑的”。

顯然，不論是對通貨膨脹的定義，還是預測時間的界定，都需要有一個精確的尺度，然后謹慎地在該尺度之內進行探討和表達。在不同尺度上的爭論只能是關公戰秦瓊，對于厘清經濟邏輯和政策思路毫無意義。彭博社2014年的追蹤報道顯示，不論是當年的寫信者還是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四年時間過去之后，雙方都仍然保持原有觀點不變，并且依然強烈反對對方的政策主張。考慮到尺度的不同，這不難理解。

事實上，類似上述這樣模糊的分析判斷和低效率的政策討論并不鮮見。如果能夠明確尺度，那么政策討論的模糊性就會降低，討論的效率也會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