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之主事們：殖民主義下的佛教研究 守望者（簡體書）

本書由6篇論文組成，論文作者都是西方著名的佛教研究者，本書被譽為“西方佛教研究的第一部批評史”，它的出版將為中國的佛教研究提供一種參照，有助於中國的佛教研究發出自己的聲音。

導論
唐納德·S洛佩茲（Donald SLopez，Jr）
上座部佛教研究中已取和未取的道路
查爾斯·哈裡希（Charles Hallisey）
奇跡屋中：佛教藝術與西方世界
阿部賢次(Stanley KAbe)
日本民族主義中的禪宗
羅伯特·H夏夫（Robert HSharf）
朱塞佩·圖齊與法西斯時代的佛學
古斯塔沃·貝納維德斯（Gustavo Benavides）
東方的智能和靈魂的治療：榮格與以印度為代表的東方
路易斯·O戈梅斯（Luis OGómez）
拜倒在喇嘛腳下的外國人
唐納德·S洛佩茲（Donald SLopez，Jr）

導論




唐納德•S洛佩茲（Donald SLopez，Jr）
魏寅 譯李嬋娜 校

這本論文集裡的六篇論文可以視為1一部尚未寫就的西方佛教研究文化史中的六個章節。每篇論文都採用對一些特定被普遍接受的觀點（idée reu）加以系譜學解讀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對重新認識佛教研究的歷史做出了貢獻。這些觀點包括：禪宗歸根結底只是一種體驗；藏傳佛教要麼是被腐蝕污染了的，要麼是原始而純潔的；佛像藝術起源自古希臘或者古羅馬；亞洲人性格偏於內向；古典語文文獻取代了地方土語文獻；抄本手稿取代了本地人的口耳相傳。各篇論文詳細地考察了形成上述那些持久存在的觀念的歷史條件。總體來說，它們通過挖掘建立佛教研究的富有爭議的基礎，給這一學科成為學術性學科的建立過程提供了嶄新的深刻見解。

論文集考察了一些最為重要的“佛之主事們”——在西方世界將佛教作為學習和學術追求的物件而建立並維持下來的過程中，他們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人包括：李斯•戴維斯（Thomas WRhys Davids）、朱塞佩•圖齊（Giuseppe Tucci）、榮格（CGJung）、奧裡爾•斯坦因（Aurel Stein）、勞倫斯•奧斯汀•瓦德爾（Laurence Austine Waddell）以及鈴木大拙。這些學者著書立說時，正是歐洲殖民勢力統治大部分“佛教亞洲”的時期。2但是，相對於指明“佛教研究是在這種殖民主義影響下產生並繁盛起來的”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本書的副標題“殖民主義下的佛教研究”更著意於提出在更為宏大的殖民和後殖民文化研究範疇內來理解西方佛教研究史的重要性，從而在觀察帝國意識形態的語境中佛教的學術性研究在歐洲和美國的興起。
作為西方知識的物件的佛教誕生自“東方復興”（the Oriental Renaissance）——雷蒙•史華伯（Raymond Schwab）注明該時段是1680年到1880年——的晚期。從1837年布萊恩•霍頓•荷吉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把裝有梵文寫本的包裹寄到尤金•布赫諾夫（Eugène Burnouf）手中的那一刻起，對佛教文本的持續性研究才在歐洲真正開始。那時，施勒格爾（Friedrich Schlegel）已經宣稱“一切事物，是的，一切事物無一例外地都源於印度”［1］。但是，由於1784年衛金斯（Charles Wilkins）的英譯本《薄伽梵歌》（Gītā）和1786年安克迭都培龍（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譯自波斯語的四《奧義書》［Oupnekhat（Upanis•ad）］的緣故，佛教在很大程度上仍舊被排除在對印度智能的熱情之外。布赫諾夫直到1844年才出版了《印度佛教史序說》（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uddhisme indien），而《妙法蓮華經》（Lotus Sūtra）譯本則在他去世的1852年才面世。當這些以及其他著作終於流傳開來的時候，歐洲（特別是英、法兩國）對於印度事物（things Indian）的狂熱已經基本上冷卻下來，盡管這波潮流在德國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2］印度取代埃及成為人們假定的文明起源的短暫時段就這樣結束了；到19世紀中葉，這兩種文明起源說都因對希臘的熱衷而被忽視。於是，佛教研究作為浪漫主義東方學（Romantic Orientalism）的後來者，在印度學不再流行時成為其分支。在1839年鴉片戰爭和1857年印度兵變之前的1800年左右，將中國和印度分別描述為理性居所和精神家園——該觀點曾經流行於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時期——的做法已經開始變遷。［3］如今印度和中國被視為腐壞的、衰微的文明，這種看法在歐洲勢力進行征服的時期裡盛極一時。就是處於這樣的環境之中，“佛學”在歐洲被創造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