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庵續論（簡體書）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認為，“自明徐光啟、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入中國之始，前清學術，頗蒙其影響”。梁任公把以徐光啟（1562-1633）為代表追求“西學”的學術思潮，看作中國近代思想的開端。自徐光啟以降數代學人，立足中華文化，承續學術傳統，致力中西交流，展開文明互鑒，在江南地區開創出海納百川的新局面，也遙遙開啟了上海作為近現代東西交流、學術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鑒於此，我們秉承徐光啟的精神遺產，發揚其經世致用、開放交流的學術理念，創設“光啟文庫”。
文庫分光啟隨筆、光啟學術、光啟通識、光啟講壇、光啟讀本、光啟譯叢、光啟口述、光啟青年等系列。文庫致力於構筑優秀學術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臺，展示當代學術研究的成果，大力引介國外學術精品。如此，我們既可在自身文化中汲取養分，又能以高水準的海外成果豐富中華文化的內涵。
文庫推重“經世致用”，即注重文化的學術性和實用性，既促進學術價值的彰顯，又推動現實關懷的呈現。文庫以學術為第一要義，所選著作務求思想深刻、視角新穎、學養深厚；同時也注重實用，收錄學術性與普及性皆佳、研究性與教學性兼顧、傳承性與創新性俱備的優秀著作。以此，關注並響應重要時代議題與思想命題，推動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在與國外學術的交流對話中，努力打造和呈現具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觀念、思想文化及話語體系，為夯實文化軟實力的根基貢獻綿薄之力。
文庫推動“東西交流”，即注重文化的引入與輸出，促進雙向的碰撞與溝通，既借鑒西方文化，也傳播中國聲音，並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絢爛的精神成果。文庫著力收錄西方古今智能經典和學術前沿成果，推動其在國內的譯介與出版；同時也致力收錄漢語世界優秀專著，促進其影響力的提升，發揮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還將整理匯編海內外學者具有學術性、思想性的隨筆、講演、訪談等，建構思想操練和精神對話的空間。
我們深知，無論是推動文化的經世致用，還是促進思想的東西交流，本文庫所能貢獻的僅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為一脈細流，匯入中華文化發展與復興的時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啟精神，不負歷史使命之職。
文庫創建伊始，事務千頭萬緒，未來也任重道遠。本文庫涵蓋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宗教、民俗等諸多人文學科，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通力合作。本文庫綜合著、譯、編於一體，也需要多方助力協調。總之，文庫的順利推進絕非僅靠一己之力所能達成，實需相關機構、學者的鼎力襄助。謹此就教於大方之家，並致誠摯謝意。
清代學者阮元曾高度評價徐光啟的貢獻，“自利瑪竇東來，得其天文數學之傳者，光啟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學者，必稱光啟”。追慕先賢，知往鑒今，希望通過“光啟文庫”的工作，搭建東西文化會通的堅實平臺，矗起當代中國學術高原的矚目高峰，以學術的方式闡釋中國、理解世界，讓閱讀與思索彌漫於我們的精神家園。

第一輯 世界與中國
最初的文明（公元前4000年代後期至前2000年代前期）
早期文明的盛衰（公元前15-前9世紀）
印度的列國時代和孔雀帝國（公元前6-前2世紀）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與同時期的世界
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帝國
古代世界的衰落
中國與世界
關於中國古代民族關係特點的幾點思考

第二輯 中西古史比較
試說中外歷史比較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試談中國的世界史研究
中西古史比較研究漫談
歷史、史學與社會三者關係之思考
孝與仁在原理上矛盾嗎？
走向新的經學研究
史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比較史學
在中外歷史文化長河中徜徉
再談挑戰

第三輯 懷念師友
憶錢穆先生
為我學世界古代史引路的老師
白先生的教誨和啟迪令我終身受益
狷者與狂者的友誼
培基固本、精益求精
試談研究史學的一些基本功
追憶白先生、感念白先生
從《王西莊與錢竹汀》談柴德賡先生的史論觀

第四輯 書前書後
讀《古代荊楚地理新探》
一部成一家之言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
林志純著《日知文集》序
劉文鵬著《埃及考古學》序
邵東方著《竹書紀年研究論稿》序
邵東方著《崔述學術考論》序
彭剛著《敘事的轉向》序
拱玉書著《西亞考古史》序
……

第五輯 信札
第六輯 口述史

古代印度是一個歷史上的地理概念，指喜馬拉雅山以南的整個南亞次大陸。它包括了現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等國的領土。在古代印度，並不曾有任何一個國家以印度作為自己的國名。可是，波斯人、希臘人都泛稱這一地區為“印度”，我國《史記》《漢書》稱之為“身毒”，《後漢書》稱之為“天竺”，唐代玄奘認為以上音譯都不太準確，乃改譯為“印度”。“印度”作為地域的名稱是從印度河的名稱引申而來的。

古印度北有喜馬拉雅山，西北有蘇萊曼山和興都庫什山，東臨孟加拉灣，西臨阿拉伯海，南為印度洋，在古代只有西北部的一些山口是比較方便的對外通道。

古印度地處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全境大體可以溫德亞山和訥爾默達河為界分為南北兩區域。在北部，西面的印度河流域和東面的恒河流域是兩個最重要的地區。這兩條河的上遊水源都是高山雪水，由於雨量在西部很小而越往東越大，印度河流經的是幹旱地帶，而恒河則流經水源十分豐富的肥沃地區。南部是一多山的半島，中有德幹高原，沿著東西海岸又分別蔓延著東高止山和西高止山兩條山脈。半島的沿海平原是比較適於農業的地區。

在古印度，石器時代就已有人居住。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在西北的旁遮普地區、中部的訥爾默達河一帶、半島西部的孟買地區、半島東南的馬德拉斯（今稱金奈）地區等處均有發現。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則分布更為廣泛。約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至前3000年代，在信德、俾路支斯坦和拉賈斯坦等地，又開始進入了金石並用時代。考古材料證明，整個史前時期直到文明出現的前夕，在古印度都是有人居住的。

關於這些史前文化的創造者的人種問題，現在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大概在他們中有矮黑人、原始澳大利亞人、蒙古利亞人和達羅毗荼人。這些人種至今還生活在南亞次大陸的不同地區。

當1922年《劍橋印度史》第一卷初版的時候，古印度的文明時代還被認為是從公元前1000年代的後期吠陀時代開始的。也就在這個時候，在印度河流域開始發現新的遠古文明。1921年，在旁遮普地區的哈拉巴發掘出遠古遺址，發現了許多古物和兩枚印章。在19世紀，這裡就出土過一枚遠古印章，引起了人們的注意。1922年，在信德地區的摩亨佐•達羅的一個佛教建築的廢墟下面也發掘出遠古的遺址，發現了類似的印章和古物。按遺址所在地區來說，這一新發現的遠古文明被稱為“印度河流域文明”；按考古學界以首次發現的地點命名的習慣，它又被稱為“哈拉巴文化”。

20世紀20年代以來，考古學家已經陸續發現了類似的大小遺址數百處，其分布範圍也不限於印度河流域。在北起喜馬拉雅山麓，南至訥爾默達河下遊，東起朱木拿河上遊，西至巴基斯坦西南沿海地區這樣一個廣闊的地域裡，都有類似遺址的發現。這地域要比早期埃及或兩河流域古文明遺址分布的範圍大得多了。

哈拉巴文化是早已被人們遺忘了的文化。存世的文獻中甚至沒有關於它的傳說，當然更沒有關於那個時代的歷史記載了。由於在兩河流域（特別是烏爾）遺址發現有印度河流域的或印度河流域式的印章，考古學家推測約在公元前2350—前1770年間印度河流域文明與兩河流域文明之間曾有商業往來。據此大體可以推定，印度河流域文明存在於約公元前2300—前1750年。以後學者又用放射性碳（碳14）測年法對若干遺址的遺物做了測算，發現具體的不同地區的年代並不完全相同。總的來說，哈拉巴文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300—前1750年；具體地說，其中心地區約為公元前2300—前2000年，其周邊地區約為公元前2200—前1700年。

哈拉巴文化已經進入文明時期。在已發現的2000多枚印章上，都或多或少刻有文字。文字的符號有些是象形的，也有些可能是表示音節的。對於這些文字符號的總數，學者的統計結果不一，共四五百個。學者們試圖用種種有關的語言釋讀這種文字，迄今還未能得出公認的結論。因此，目前還只能從考古材料來了解這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