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複雜性理論：治癒性改變的臨床態度（簡體書）

一個人不應該為了享受複雜而使事情複雜化，但也永遠不要在根本不存在簡單性的情況下一味追求或故意簡化事情。如果事情很簡單，只言片語就能解決。

——雅克·德裡達（Jacques Derrida）

在費倫茨·桑多（Ferenczi Sandor）活著時，費倫茨·莫爾納（Ferenc Molnar）的小說誕生於布達佩斯1906年時的文化背景下，並被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看作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尤其是它借隱喻諷刺地刻畫了歐洲的民族主義，並相當準確地預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本書叫《保羅街的男孩》（Paul Street Boys），圍繞一群流浪兒童熱心捍衛操場，反對另一幫孩子入侵其“領土”展開。保羅街的這群流浪兒童因一起輪流嚼一塊叫吉特（gitt）的口香糖聞名，吉特其實是窗戶上的黏膠。在美國，我們小時候會習慣性稱之為“嚼後（ABC，already been chewed）”口香糖。只有青少年才知道這種流行一時的街頭文化，他們會悄悄地收集這種固定窗戶用的黏膠，把它當作便利店貨架上售賣的口香糖。這一塊口香糖使“吉特人（即咀嚼同一塊口香糖的男孩們）”團結在一起—這種凝聚力遠比它固定窗戶的黏性強。這塊口香糖會從一個男孩那兒傳遞給下一個男孩，每個人都有“品嘗美味”的機會，同時又保持了黏膠的濕潤和嚼勁。在我看來，在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圈也存在著類似的現象，理論及其變體取代了小說中的黏膠。除了少數幾個明顯的例外，我們在許多方面也享受著“傳遞同一塊口香糖”的樂趣。這塊口香糖把我們團結在一起，讓我們在把它傳遞給下一個人之前花費大量的時間留下自己的“齒痕”。本書會不會又是一塊熟悉的口香糖，抑或是一塊新刮下來的黏膠，只能待讀者定奪。對我來說，它確實味道新鮮，但免不了到頭來還是一團黏膠。不過，如果你能享受地嚼它一會兒，我便頗有成就感了。

本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思想實驗。我邀請你嘗試一些非常革命性的觀點，把自己沉浸在一個全新的世界觀中，然後靜觀其變。我非常樂意宣稱這些都是我個人的觀點，但事實上它們並不屬於任何人。不是哪一個具體的人發明了複雜性理論，而是在20世紀由數學家、生物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氣象學家、經濟學家以及其他對微觀群體研究著迷的學者們在各自獨立的理論中逐漸發展而成的，並在之後進入了計算機科學和藝術領域。從廣義上講，複雜性理論反映了來自不同專業和文化背景的眾多個體持之以恒的思考和想象。

一段時間後，人們開始意識到，雖然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和探索者各自獨立進行研究—不論物件是分子、細胞、人體、家庭、文化，還是太陽系等—但都不可思議地發展出了相似的觀點。隨著時間流逝，出現了一系列涉及既定且充滿活力的開放系統的行為及其特徵的知識。事實證明，分子系統、氣象系統、生物系統、經濟系統、神經系統和菌群系統相互之間有很多共同點。這一知識本身就表現出它所關注的一個特徵：生成性。因此，在過去四十年左右，非線性動力系統理論（或簡稱為複雜性理論）本身就是一種動力：研究所有同類非線性的、動態的、複雜的系統。從這個意義上講，複雜性理論除了被認為是多學科、跨學科的領域，還被認為是學科間的領域（Krakauer，2009），其目的是研究範圍廣泛、豐富多彩、相互貫通的系統，而我們每個人都是這些系統的產物?如果說複雜性理論家們這些年沒有新的發現，那麼他們至少已經了解到，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事物，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彼此關聯。對解答“我們是誰”以及“世界如何運作”等問題，這開啟了一種相當革命性的，甚至令人不安的看法。

20世紀40年代，家庭治療理論引入了各種各樣的系統理論（Bateson，1942； Mead，1942；von Foerster，1981；Wiener，1948），但其中許多觀點仍包含著更為傳統的客觀主義世界觀要素（例如內穩態概念，或者認為人們可以跳出系統之外進行觀察）。從當代複雜性理論來看，這些概念和觀點已不再站得住腳。例如，現在人們更容易將內穩態的出現理解為許多潛在的吸引子狀態 簡而言之，吸引子狀態是系統在給定時間點對一種特定的、可辨別的構成排列的偏好。—譯者注的表現之一，或系統元素潛在的、可識別的表現。而且，為了觀察而跳出系統是不可能的，我們永遠不能脫離始終嵌入其中的系統（von Foerster，1981）。至20世紀70年代，動態系統理論家已經積累了更多有關開放系統工作方式的假設，一些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師也開始將動態系統理論應用於各自的領域。在精神分析中，Robert Galatzer-Levy（1978）發表了開創性文章“從量變到質變：與精神分析有關的數學突變理論”（Qualitative Change from Quantitative Change: Mathematical Catastrophe Theory in Relation to Psychoanalysis）。然而，也許是因為該文章高度數學化，因而難以理解，也難以應用到臨床實踐中。在此之後，幾位同樣對動態系統理論感興趣的精神分析家們也投身於20世紀90年代末有關複雜性理論的爭論中，其中包括Hinshelwood（1982），Moran（1991），Sander（1988），Sashin和Callahan（1990），Spruiell（1993），Seligman和Shanok（1995），Thelen和Smith（1994）等人。尤其在Thelen和 Smith（1994）有關非線性動力系統理論在發展心理學中的應用的開創性著作出版之後，動力系統理論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他們對人類早期發展的研究發現，推翻了許多關於早期生命的漸成說和目的論假設。我們及所居住的世界似乎不再穩定可測，不再一成不變、能夠詮釋。這對我們是非常有利的。

在閱讀了羅伯特·斯托洛羅（Robert Stolorow）1997年發表的影響非凡的“動態、二元及主體間系統：一種不斷發展的精神分析範式”（Dynamic，dyadic，intersubjective systems: An evolving paradigm for psychoanalysis）一文後，我對複雜性理論的熱情被激發了。我已經相當深入地研究了主體間系統理論，以及激進的現象學情境主義觀點（Stolorow，Atwood & Orange，1998，2002），發現這種全新的複雜性敏感力極大地豐富和擴展了我之前在主體間系統理論中有幸發現的情境主義精神。正是在1997年，我預感進一步探索複雜性理論可能對概念化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過程具有潛在作用，頓時感覺自己就像一個玩沙盤的孩子，面前擺滿了很多很棒的玩具，而突然一個嶄新的、功能更強大的玩具進入了我的視野。是的，隨後主導我努力將複雜性理論推廣到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中的動力正是如此：抱著遊戲的態度。而且，盡管獨自致力於此，我並不孤單。層出不窮的理論家們投身其中，發揮作用。其中許多理論家就來自我所在的研究所，即洛杉磯當代精神分析研究所。這確實是個非常激動人心的時期！

正如稍後將詳細討論的，複雜性理論的目的主要是試圖理解和詮釋人類系統潛在的流動性、動態性和不可預測性，試圖了解事物到底是如何運作的。它實質上是一種描述性的、回顧性詮釋的工具—“為什麼那個病人在特定時期發生了改變？”為了理解情感生活和生成意義，為了把握人類體驗所具有的強烈的情境化性質，複雜性理論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詮釋框架，但隨之而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這種敏感力可能以何種方式前瞻性地影響我們對患者的理解？又為我們現在和將來與患者的工作帶來了哪些啟發？本書只解決這一問題的開始階段，並借助考察在臨床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內隱和外顯態度來反映這一點。

引言

精神分析複雜性

——（幾乎）全然關乎態度

每個忠於理論傳統的人都虔誠地投身於特定的理論，無法好好坐下來說清楚各自行為基於的假設。

——斯蒂芬·米切爾（Stephen Mitchell）

評估精神分析理論的一個方法，是在腦海中想象一位持該理論的心理治療師，並描繪他放入精神分析過程的具體畫面會是什麼。

——勞倫斯·弗裡德曼（Lawrence Friedman）

當你讀完這句話的一半時（就是這裡），你已經不可逆轉地進入了一個全新的複雜系統（當然，你將帶入自身獨特的、基於社會—文化—歷史情境條件而產生的態度）。想象接聽新患者的第一通電話：就在聽見他聲音的那一刻—說話的內容、語音語調的細微差別，等等—你已經參與構建了一個嶄新的、複雜的關係系統，這會改變你的體驗世界中的某些部分，當然也會改變他的體驗世界的某些部分。

你是如何改變他的體驗世界的呢？他聽到了你的電話留言。不管他是否有所留意，留言的內容、語音語調、時間等，已經透露了你個人的歷史、當下的情緒生活、想象的未來以及其他無數的情?要素，這些體驗和意義已經為他所形成。接下來的問題是：你多久才能給他回電話？時間在複雜系統中是很重要的要素，因為時間不可逆轉地向前邁進。你會使用什麼樣的語氣？細微差別也很重要。另外，初始條件也很重要（Poincaré and Guillaume，1900）。就像在建立新關係時往往會發生的那樣，影響後續關係進展的問題會浮現出來，開啟關係中新的冒險：這對我會有幫助嗎？會改變我嗎？會改變我的情緒和臨床敏感力嗎？我從你那裡想要得到什麼，期待什麼？你想從這本書中，從我這兒得到什麼？以狄更斯的說法，這些問題都會浮出水面。

我們都想知道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中什麼在起作用，當然也想知道什麼不起作用。當想到當代治療行為和改變過程，我腦中浮現出的畫面是一個原始人在夜晚圍著篝火，向部落的其他成員惟妙惟肖地演繹當天下午他如何獵殺猛虎。他手舞足蹈，揮舞著矛刺入地面，又拔出轉身劃過篝火，火花四濺，部落成員投來充滿敬佩的目光。而實際情況可能是，獵人被嚇得半死，試圖虎口逃生，而老虎意外地跌倒在獵人的矛上，一命嗚呼。當一切塵埃落定，心跳恢復正常，我們開始著手構建一個連貫的故事，詮釋事情是如何發生，治療為何有效。通常，這些故事不會是那些讓人又意外又困惑的神秘故事，我們傾向於給出有洞見的、合理的詮釋，甚至有時對壞的結果也給出有洞見的合理詮釋。我們想要理解事物，弄明白前因後果，這是人之常情。這說明了我們對理解和詮釋懷有孜孜不倦的必然渴望，會使用推測、假設、理論化、抽象化等方式，在普遍意義上試圖理解世界以及我們在其中的位置。

講故事是一種主要的理解事物的途徑（Brooks，1994）。許多人都喜歡好的故事，尤其是“臨床故事”。在短時間內，我們能通過故事感同身受地體驗或心平氣和地觀察其他治療師做了什麼，如何進行治療，甚至陷入怎樣的水深火熱。盡管我們對新理論一直懷有渴望和癡迷，主流精神分析似乎仍有一個“好故事”。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熱切地見證了人們通過探究痛苦而重獲（熟悉的、也有時是不誠實的）幸福結局。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希望捕捉那些下次還管用的內容，用其來指導自己做出詮釋、促發活現或度過逆境。我們當然想知道什麼是有效的，因為當下的臨床工作充滿了神秘、不確定和困惑。我們應該不只是為了追尋冒險的體驗，盡管那對許多人來說也是有趣的要素。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促進有益的改變，與此同時能夠涵容困惑和未知，就像忍受生活中不盡人意的地方。

精神衛生領域癡迷於統計學認證下的循證治療，想要給出關於心理健康的性質的規範定論，而不考慮其所源自的社會—文化—歷史情境條件（Cushman，1994；Frie，2003，2011），這都是重要的實例，體現出了我們對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的不適（Brothers，2002），不願意放下理論及現有的對真理和現實的結論（Orange， 1995）。還有其他許多能體現系統化和標準化傾向的耳熟能詳的例子，促使我們以通用的方法治療精神病理問題。事實上，我們由文化構成，精神病理也只能通過文化方式構建。認識論中有個更諷刺的例子，反映在“告訴我該怎麼做，我不想自己思考”的偏好中。當代精神分析師和心理治療師希望避開任何可能滲入還原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基於每個個體及系統的體驗，抽取出那些能夠被發現和見證的部分。

當然，作為情境主義者和系統思考者，我們始終關注於如何因人而異地定義有效的改變，以及如何實現這種改變。因此，我們思考的不僅是什麼促成了改變（治療作用），還包括想要實現的是何種改變。精神分析師和心理治療師理應在設法實現改變的同時，明確需要改變的內容。追問什麼是有效的改變，意味著追問可能采取的治療行為是什麼，也是在追問如何才能讓事情有所不同。最終，這一切都只能由治療中的二元關係決定，其中包含著欲望、渴望、激情、恐懼、思慮，以及一般意義上具有無數來源的情緒體驗。這些都不是治療聯盟憑空決定的—盡管有時可能感覺如此，是經由高度複雜、龐大的社會—文化—歷史情境條件持久塑造的，而治療雙方始終嵌入其中。如此一來，治療作用和治癒性的改變對於每一對治療關係而言都是獨特的（Bacal，2006；Bacal & Carlton，2010；Bacal，2011），它們是高度情境化的現象。另外，有關治療行為和改變的問題，不可避免地取決於眾多的理論、倫理和認識論的範疇，或稱之為態度。例如，如果要改變心靈，首先必然得定義心靈是什麼不是什麼。如果談及治療行為，比如言語詮釋，我們必然對所言之物有自己的觀點和想法，其中包含了對該觀點以及如何產生該觀點的態度（例如，這是我認為的真相；這就是真相；這是我的推測；這是我的想象；這是我自發的想法；這是我們共同建構的，諸如此類）。更為複雜的是，我們無法在思考時把隱性的、下意識的、前反思的領域排除在外。有學者認為，這些領域正是治療作用和改變發生之處（Stern，1998）。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最初階段，往往正是這些領域傳達了我們的態度。總而言之，態度對於理解治療作用和改變至關重要。

複雜性

由於被客觀的假設和冷靜理性的態度麻痹了，許多精神分析前驅在真正深入了解之前，就懷著一種對問題來龍去脈了然於心的態度，然後邏輯縝密、思路清晰地解決了理論和臨床上的難題。這就好比在了解病人之前，就認為自己對病人的心理及其運作了如指掌。而一旦某位“難搞”的病人對分析師提出了“無理”的要求，就已經知道病人是因本能的驅使才變得不可理喻（Breuer & Freud，1893）。你的任務是要讓他變得理性，成功將他帶回你所持的現實視角，囑咐他放棄願望、欲望和渴望—而在我眼裡這些正是人類保持生機的根源和動力。在許多情況下，非理性或人類的主觀性都可以被理解和詮釋，因而也可以被摒棄，用清晰、客觀的理性思維取而代之。科學的時代精神迫使已知的真理和現實成為靜態的、可由實驗重復檢驗的東西，於是我們可以立足於相對牢固的基礎，建立更多的理論，做出合理的臨床決策（當今，在致力於塑造人類行為的認知行為和實驗心理學方法中，依然可以看到這一觀點的蹤跡）。然而另一個學術圈中，範式在過去75年間轉變了（Kuhn，1962），客觀主義從根本上轉變為了視角主義，這使我們在“認識論上的傲慢轉變為謙遜”（Stolorow，2012），對此我開玩笑地稱為認識論上的笨拙。這種轉變重新定義了人類的主觀性，它不僅與我們如何感知和體驗自己及其世界相關，而且還是更具意義地去理解他人並建立聯結的主要工具。有趣的是，仔細研究從20世紀初至今有關反移情文獻的發展，可以反映人類主觀性態度的轉變，包括在治療中如何思考及使用反移情。這種態度也體現在當代關係理論的發展中，多元主體間共時互惠的相互影響是情緒生活、心理修通和積極發展的中介。正如Cooper（2004）所言，“不論喜歡與否，分析師不可否認地首先作為一個人存在，既然如此，何不利用這一點來理解分析過程中發生了什麼”。現在，當代思想家們普遍擁抱傳統分析師和治療師避之不及的要素，將之作為促進有效治療工作的先決條件。

本書的一個方面是關注詮釋性框架—即我們嘗試理解事物的努力—及伴隨其中的隱性、下意識的態度的作用。本書特別強調了一個特定的詮釋框架，該框架基於的視角徹底改變了世界及我們當前思考的方式。這種視角不是由某個人或某個團體發明的（也就是說，它不源於任何個體的想象或寶貴的觀點），這一點正是其優勢所在。它最初也不是為精神分析理論和臨床實踐而產生，這便是我在過去十五年關注它的原因。這個視角所使用的語言雖然很累贅，但卻能喚起共鳴。當然，除開語言，我們也可以使用其概念。我所說的就是複雜性理論，出於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考慮，我把它稱為精神分析複雜性。

在過去三十年中，複雜性理論被引入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式治療，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雖然其中充斥著個體的困惑和懷疑。當然，我沒有輕而易舉地使用了革命性一詞。這個視角具有數不清的面向和重點，也給關於個體的情感產生（及解離）、情緒意義、關係本質等方面的傳統假設帶來了深遠改變。如果對“孤立心靈”的幻想和無情的內在驅力還有任何疑問，對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缺陷還有任何質疑，那麼複雜性理論已經徹底推翻了這些疑慮。在臨床上，這是非常有益的。過去三十年中範式的轉向越來越顯而易見，從客觀主義轉向視角主義（Mitchell，2000; Orange，2008），從笛卡爾主義轉向情境主義（Atwood & Stolorow，1984；Stolorow，Atwood，& Orange，2002；Stolorow，Brandchaft，& Atwood，1987）；複雜性理論在具體化和深化這些轉向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正是本書關注的核心。

一方面，要認識到生活中的情感體驗及其意義之間的根本區別；另一方面，要治療性地詮釋體驗和意義的來源，這是理論家和臨床工作者把握精神分析複雜性的重要前提。我們知道朝什麼方向思考，知道什麼是合適的說話時機，這是非常關鍵的；我們是在描述鮮活的情緒體驗（在現象層面），還是在為理解該體驗提出理論性的詮釋（在詮釋層面）？如果缺乏這些方面的認識，在概念上就依然是含糊困惑的。本書的目的就是澄清這類困惑。

此外，我們認為自我和世界總是按照自己感知的方式運作（或被詮釋），但只有把自己從這樣的假設中釋放出來，才能終止“把鮮活的情緒體驗抽象化”的這一長達世紀之久的傾向，從而呈現多維度的詮釋。例如體驗世界是彼此融合的，過去、現在以及想象的未來是相互貫通的（Loewald，1972）。理論家和臨床工作者永遠都面臨著無所不在的張力，一方面假設個體具有無休止地嵌入於社會—文化—歷史情境條件下的彼此關聯性，另一方面假設個體尋求個體性、自主性、自治性、自立性和真實性的體驗（Frie & Coburn，2011）。這種張力間的衝突產生了關於情感生活的混合理解模型（有時是矛盾的），其中一些模型嫁接在另一些模型上。精神分析複雜性理論消除了出於詮釋目的采用矛盾模型的需要，因此，有關個體心靈內部的理論或個體內在世界的概念，成了現象學描述的豐富來源，而不再是那些用於理解鮮活情感體驗的富有邏輯的詮釋框架。

不是所有複雜理論家都對這一範式的所有方面抱有同樣的興趣，每個人似乎都摸到了複雜性這頭眾所周知的大象的不同部分。有些人強調自我批判、涌現和非線性等概念；另一些人側重不可還原性、自我催化等概念；還有一些人偏好再循環?新穎性、擾動等概念（後面的章節會突出強調某些概念）。這些是這一視角的諸多面向，每個方面都非常獨特、引人入勝、各有所用。總體而言，不管采用該理論的哪個方面，複雜性理論歷來都被用作一種重要的回顧性工具，詮釋已經發生的事情。我們的生物系統是如何自我組織以創造出新的生命？宇宙間的天體是如何形成如此特殊而複雜的運行模式？情感生活，包括意義生成過程，是如何從一開始就貫穿整個人生過程？在咨詢室中，理想化的改變是如何在兩人或多人之間發生？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什麼是理想化的改變？由誰決定？我們也許能夠以有趣的、回顧性（盡管也是推測性的）的方式回答其中的一些問題，但是作為永遠面對臨床中的當下和未來的臨床工作者（尤其是正在考慮運用更多當代觀點的臨床工作者），我們更想知道如何以有用的方式應用新的觀點和概念，如何實現積極的改變。因此，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涉及如何應用當代複雜性理論，更準確地說，如何通過廣義的隱性態度這一強大的中介作用來應用複雜性理論，如何把它巧妙地滲透到臨床工作中，最終實現治療效用和積極改變。這涉及在臨床中前瞻性地應用回顧性詮釋框架，這個框架必然有助於我們理解在此時此地發生了什麼，以及決定治療目標和行為—也就是我們接下來可能做什麼。本書從根本上探討了一種精神分析複雜性模型、該模型中自然產生的臨床態度，以及這種理論和臨床敏感力將如何改變情感生活及其對應的關係。

當前，複雜性理論是一個用來理解系統運作的跨領域詮釋框架。它在眾多領域中有著豐富而悠久的歷史，例如物理學、分子生物學、氣象學，還有之前提到過的微觀菌群研究。近來，該理論更多地應用於心理系統中，尤其對於精神分析而言，複雜性理論將我們對人類複雜的適應性系統的理解擴展到了更為激動人心、富有挑戰的方向。它更清晰地揭示了情境在理解情緒生活和意義生成過程中起到的持久而核心的作用。我們的觀念從教導病人（Freud，1919）轉變為向病人學習（Casement，1992；Ferenczi，1928；Kohut，1984），現在又進一步轉變為向動態的、流動的、不可預測的、自身作為組成部分的系統學習。如果說在所有這些相互貫穿的心理系統中，我們對個人的情境性沒有新的認識（Frie，2011），那麼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從根本上說我們在認識論上是笨拙的：我們永遠無法弄清楚特定的情緒體驗和意義為何產生，盡管偶爾也能瞥見真理和現實的浮光掠影，但它總是瞬息萬變的。具有對精神分析複雜性的敏感力，就意味著能以謙遜的姿態對個體的複雜性、對每一對治療關係、對讓我們刻骨銘心的知識的局限抱有深深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