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日記：蘇聯駐倫敦大使二戰回憶（簡體書）

導言

伊萬·米哈伊洛維奇·邁斯基於1932—1943年任蘇聯駐倫敦大使，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二戰期間蘇聯少數記錄日記的政要，其日記獨特而迷人。斯大林不鼓勵隨員提筆寫作。寫日記是“一項危險的任務”。實際上，1953年2月（斯大林去世前兩周），邁斯基因涉嫌為英國從事間諜活動被捕，他的日記及大量個人檔案也被國家安全總局查獲。[1][1]　見本書《名聲的代價：遲來的壓制》一章。

邁斯基於1955年被赦免，之後為了取回這些文檔，發起了曠日持久的行動，雖然最終一無所獲。外交部以日記中載有國家機密為由拒絕了他的請求。數十年來，研究人員一直無法查閱這些日記。

機緣巧合往往是學術發現的核心。1993年，在以色列和俄羅斯聯邦外交部的支持下，我發起了一個研究項目，以官方聯合出版有關以蘇關係的出版物結項。當我查找有關邁斯基參與1947年蘇聯決定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信息[1][1]　見本書第765—768頁。

，俄羅斯聯邦外交部檔案管理員拿著記錄了動蕩的1941年的邁斯基大部頭日記從書庫走出來時，我的興奮之情難以形容。在蘇聯檔案中，不曾有一份為二戰及其起源提供新見解的私人文獻，具有如此的廣度、價值和體量。翻閱過程中，我驚嘆於日記的直觀和坦率，還有邁斯基敏銳、入木三分的洞察力以及出色的行文。這份日記有五十多萬字，細致而直率地描繪了蘇聯駐倫敦大使無處不在的觀察、活動和談話。

完整的三卷本日記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附有我的大量評論和學術引證。然而，他們鼓勵我制作這份精簡版，以使更多讀者可以讀到。我的選擇標準是保留敘述的特征和流暢性。因此，該版大量刪減了引文，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閱完整三卷本的注解。在準備中文版時，我收錄了三卷本中有關中國和東南亞的所有文獻，並增加了相應的按語，使中文版成為一個獨特的版本。

刪節部分用加粗的省略號表示，邁斯基自己使用的省略號則沒有加粗。當邁斯基使用英語單詞（或短語）時，該詞以楷體顯示，或下加波浪線；當邁斯基強調某一短語時，會在該處使用下劃線。

我還有幸查閱了邁斯基的個人相冊，本書復制了其中一些圖片（有許多反映了日記中描述的事件）。它們常常能反映文字所無法傳達的信息。我非常感謝阿列克謝·D．沃斯克列先斯基博士，他是邁斯基的侄孫和繼承人，允許我與讀者分享邁斯基非常個人的、有時是私密的視角。

邁斯基的日記是一份私人日記，不像各地必須提交給外交部的那種大使官方“日志”，這證明了私人的友誼、衝突和較量在早期蘇聯政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超越了政策和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它說明，若不求助於能揭露未知私人關係紐帶的人為因素，就無法恰當描述蘇聯的社會和政治。實際上，無論文化差異多麼明顯，這本日記就像佩皮斯日記那樣，敏銳地觀察了英國的政治和社會景象，添加了一些軼事與八卦。與丘吉爾一樣，邁斯基也出人意料地贊揚“偉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他進一步承認事件的獨特性。他不否認“‘個人’對偉大事業的貢獻”；他在致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吉·契切林的信中公開辯稱，人們“幾乎不能否認‘個人’在歷史中可能或能夠扮演某種角色。有時甚至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他提醒契切林，“只要記住伊裡奇[1][1]　列寧。

在我們的革命中意味著什麼就夠了”。

邁斯基顯然意識到自己在塑造歷史中的核心作用。他描述了1941年9月與丘吉爾的一次重要會面，當時莫斯科的命運懸而未決：

我在約定時間的前一刻鐘離開家。明月當空，形狀奇特的雲朵從西向東快速移動。當雲朵遮蔽月亮，月光將云層的邊緣染成紅色和黑色時，整個畫面顯得陰鬱而不祥，仿佛世界正處於毀滅的前夜。我沿著熟悉的街道開車，心想：“再過幾分鐘，一個重要的，也許是決定性的歷史時刻將會到來，這會對我們產生深遠的影響。我能應對自如嗎？我是否擁有足夠的意志力、力量、機智、敏捷和智能，為了蘇聯和全人類，盡力扮演好我的角色，並取得最大的成功？”

這本日記跨越了一個戲劇性且至關重要的時代，涵蓋了廣泛的主題，顯然是寫給後人看的。[1][1]　見1943年1月19日的記錄。

邁斯基發現自己處在事件最前沿，他相信（比其他人早得多）這些事件可能把歐洲卷入世界大戰。他詳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蘇聯外交政策的轉變，以及加入國際聯盟和堅持“集體安全”的動機。正是邁斯基最先警告莫斯科注意綏靖的危險。他熱切地試圖協調英蘇利益。然而，當張伯倫於1937年出任首相時，在莫斯科大清洗的背景下，他的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1938年的大量日記記錄讓我們深入了解慕尼黑會議之前發生的事件及其對集體安全的毀滅性影響，以及邁斯基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的個人與政治命運。1939年的日記反映出邁斯基背負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孤注一擲，加速促成蘇聯、英國和法國之間達成三方協議，有意阻止蘇聯走向孤立。日記顯示他發現自己經常與本國政府意見不合，這種分歧於4月21日在克裡姆林宮舉行的一次激烈會議中達到頂點，他和李維諾夫都遭到嚴厲批評，並導致後者於兩周後被解職。日記進一步揭露了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蘇聯外交官陷入的困境，也見證了英國從和平向戰爭的過渡。同時，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擔任蘇聯駐東京大使館的參贊後，邁斯基高度關注遠東地區日本擴張主義對蘇聯和中國構成的威脅，並呼吁中蘇兩國建立緊密聯系。他顯然沒有以歐洲中心論看待國際社會，這本日記也見證了他在塑造俄羅斯遠東政治方面的影響力。

作為一個消息靈通的局外人，邁斯基對倫敦大轟炸時期的倫敦，以及他與丘吉爾和艾登頻繁密會的描述同樣引人入勝。他的戰爭回憶錄的意義無比重大。記錄與大使的會晤是外交大臣的慣例，但這不適用於首相。因此，二戰前和二戰期間，邁斯基和丘吉爾之間的許多重要對話記錄在英國檔案中都找不到。所以，唯一保存下來的記錄是邁斯基及時、詳盡的日記記錄和他發給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更為簡明的電報。這本日記因此成為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取代了史學家們迄今所使用的具有傾向性的、不完整的回溯記錄。毫不夸張地說，這部日記改寫了一些我們自認為了解的歷史。

對英國社會、政治家、王室、作家和藝術家的深刻觀察及其軼事用這些相互交織的故事（有時是有趣地）突顯出來，使歷史敘事更加生動。邁斯基對散文和詩歌創作的強烈愛好暴露了他難以控制的自我表達衝動，其結果是文學與歷史的融合。他回憶說：

我從小就喜歡文學。小時候，我喜歡寫日記，並與親戚朋友通信……我還記得，我總是在創作或描述一些事物—雨後的森林、救護站、切爾諾盧奇之旅、離鄂木斯克不遠的一塊松木等。長大一些後，我嘗試在日記、學校課程文章和時事文章中施展拳腳。

邁斯基晚年向同樣懷有文學抱負的費邊社社員比阿特麗斯·韋伯坦承，“他不喜歡外交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在學術或專業領域，在教室、圖書館或實驗室會更加幸福”。的確，當七十歲的他被監禁時，他寫了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說《近和遠》。

邁斯基更有天賜的非凡記憶力，加上敏銳的心理洞察力、強大的觀察力和永不滿足的好奇心，這讓他成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各種戲劇性事件和人物最敏銳的見證人之一。他說道：

長期的外交實踐，使我的記憶力訓練得像感光片一樣，可以毫不費力地翻印所遇之人的全部特征。他們的外表、言語、手勢和語調被迅速記錄在感光片上，形成清晰、詳細的圖像。初見他人，我經常會立刻在心裡對其得出結論—積極還是消極，有無資歷。

作家、外交官、日記作者哈羅德·尼科爾森在給邁斯基的一封信中回憶說：“您過去常常在議會的走廊上和藹地俯視我們，如同生物學家研究水箱中的蠑螈的習性那樣。”

一戰期間，邁斯基流亡倫敦兩年，隨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擔任大使館臨時代辦兩年，之後擔任蘇聯大使十一年，他的交際圈很廣泛。與英國高級政治家和行政官員，以及與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親暱關係是他的完美優勢。他的對話記錄除了五位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拉姆齊·麥克唐納、斯坦利·鮑德溫、內維爾·張伯倫和溫斯頓·丘吉爾，還包括英王喬治五世、愛德華八世，以及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著名人物，例如安東尼·艾登、哈利法克斯勛爵、比弗布魯克勛爵、西蒙勛爵、南希·阿斯特夫人、塞繆爾·約翰·霍爾、赫伯特·莫裡森、克萊門特·艾德禮、西德尼·韋伯和比阿特麗斯·韋伯、休·道爾頓、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約翰·斯特雷奇、羅伯特·範西塔特、約瑟夫·肯尼迪、哈裡·霍普金斯、揚·克裡斯蒂安·史末資、揚·馬薩裡克、蕭伯納和赫伯特·喬治·韋爾斯等。

比弗布魯克、勞合·喬治、艾登和範西塔特等英國政治家和官員與蘇聯大使公開、坦率的交談令人震驚，有時他們對蘇聯事業的同情比人們想象中的還要多。比阿特麗斯·韋伯曾說，“在她看來，資本主義制度還剩下二三十年的生存時間”，而丘吉爾的知己布倫丹·布拉肯則說，他“對資本主義的未來沒有把握……世界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即使不完全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在他們一次私人的非正式談話中，艾登這樣響應邁斯基關於資本主義是“一股已經衰竭的力量”的粗略評論：

是的，你是對的。目前形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過時了。用什麼來取代它？我無法確切地說出來，但它肯定會是一個不同的系統。國家資本主義？半社會主義？四分之三的社會主義？完全的社會主義？我不知道。也許這將是一種特別純粹的英國式“保守社會主義”。

西方政治家圍繞二戰的回憶錄和日記多如牛毛，而蘇聯方面的卻異常匱乏。在俄羅斯出現的重要回憶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由軍方撰寫的。由於私人回憶匱乏，邁斯基的一系列回憶錄[1][1]　《風暴之前》（倫敦，1943年），《過去的旅行》（倫敦，1962年），《誰幫助了希特勒？》（倫敦，1964年），《西班牙筆記》（倫敦，1966年），《蘇聯大使回憶錄：1939—1943年的戰爭》（倫敦，1967年）。

（有選擇地引用了他的日記）成為歷史學家再現蘇聯政策所不可或缺的資料。雖然這些回憶錄引人入勝，但它們是在冷戰高峰期的後見之明中完成的，存在很大的爭議和誤導性。這就是他毫無準備的自發的日記具有巨大歷史意義的原因。回憶錄認為蘇聯的外交政策在道義和政治上是正當的，但掩蓋了有爭議的問題，而日記則傳達了直觀的、遠沒有那麼偏頗的印象。

邁斯基在日記中坦率地描述了長駐倫敦擔任大使的經歷，確實扣人心弦。十九世紀初，英國外交官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曾預言，輿論可能會變成“較之人類歷史上所有付諸實踐的行動更為巨大的力量”。他的法國同僚朱爾·康邦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建議大使在充分了解一個國家的過程中，不應局限於與部長級官員的接觸，有時他可能會發現“即使是與社會地位很高的婦女的友誼也有大價值”。但實際上是邁斯基開啟了一種革命性外交風格，這在當時激怒了他的許多對話者，後來卻風靡一時。在“公共關係”這一概念幾乎不存在時，邁斯基就是一位技巧高超的公關人，他從不回避與反對派團體、下議院後座議員、報社編輯、工會會員、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結盟。

邁斯基以高超的技巧結交了英國新聞界一部分重要人物。他幾乎讀遍了全英國的日報和周報。他曾經夸下海口，只要他願意，他隨時可以在《泰晤士報》上發文。一位美國記者評論說，“他對思想和情感的每日變化的實際把握，以及對整個戰爭的所有細節溫和而不失冷靜的思考”，使他成為“倫敦最能幹的觀察員之一”。邁斯基告訴他的朋友比阿特麗斯·韋伯，一個大使的目標“是與他被派往的國家（無論王室還是其他方面）的所有精力充沛之人關係親密，進入所有有影響力意見的黨派或圈子，而不是把自己封閉在其他外交家與核心領導的圈子中”。當然，他首先是自己政府的代理人，但當他以平靜的、有時幽默的方式說話時，他給人的印象總是“以個人身份說話，而不是僅僅記錄其領導人的聲音”。

討好新聞界大亨比弗布魯克勛爵當然有好處。他的《每日快報》稱讚斯大林是作為蘇聯國家利益而非世界革命理念的捍衛者崛起。1936年秋，比弗布魯克提醒邁斯基，他的報紙對斯大林持“友好態度”，並承諾“我控制的所有報紙都不會做任何事或說任何話可能幹擾到你任期內的事情”。1939年，比弗布魯克通過邁斯基安排了他的一個年輕記者去俄羅斯。這位記者給大使寫信說，“他在所有的政治觀點上都追隨領導人的腳步。當然，人們也常說領導人是跟著邁斯基走的”。最終，比弗布魯克在1942年成為第二戰場的熱烈擁護者。

勸說經常能得到回報。邁斯基寫信對比弗布魯克說：“我冒險履行對你的承諾，希望我寄來的俄國伏特加樣品能滿足你的口味。我相信我的妻子跟你說過俄羅斯有一種叫‘扎彭坎卡’的利口酒，她隨信附上一個樣品，希望你會喜歡。”

外交人民委員部非常沮喪，因為“沒有對[邁斯基][1][1]　編者補注之處用中括號加仿宋字體表示。—譯注

施加任何限制，阻止他漂亮地完成任何他喜歡做的事情”，而且他“已經且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自由訪問所有內閣大臣和其他人的權利”。然而，常務次官亞歷山大·卡多根很不情願地承認，“至今還不可能發現邁斯基先生的任何個人嗜好，雖然他收到大臣或首相的禮物會感到高興”。事實證明，官方的抗議也同樣無效。

意識形態偏向驅使邁斯基尋求與倫敦金融城特別密切的聯系，他認為這裡控制著英國的政治。他一到倫敦，就請他的老朋友H. G. 韋爾斯組織一次“與‘幾個聰明的銀行家’的非正式會議……這樣我們就有機會好好談談”。韋爾斯照辦了。他敦促布倫丹·布拉肯，“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滿足邁斯基的病態渴望：打銀行家板子，以教名稱呼他們”。《每日先驅報》的編輯弗朗西斯·威廉姆斯回憶說，他對大使館裡那次私密的美味午宴上，關於倫敦戲劇和文學“非常愉快而文明的對話”感到猝不及防。然而，當這位“看起來英式的管家”停止討論，讓大家喝咖啡和白蘭地時，邁斯基就說起了他對威廉姆斯《都市》專欄的敬意。威廉姆斯承認，當邁斯基發現德國人在倫敦金融城的貿易範圍後，繼續向他打聽倫敦金融城整體前景及其對英國政府的影響時，他“有些不舒服”。正如他後來所承認的那樣，他意識到，“俄羅斯人正以最微妙的方式探察我有多‘可靠’”。

和現在一樣，當時對俄羅斯及其人民存有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是十八世紀以來英俄關係最致命的一點，使邁斯基在倫敦的地位岌岌可危。俄羅斯傳統的排外主義觀點幫不上忙，而蘇聯革命對西方資產階級的妖魔化傾向又加強了這一觀點。邁斯基雖然被普遍贊譽為可能是聖詹姆斯宮最杰出和最有見識的大使，但卻遭到了近乎敵視的懷疑。長期的不信任和相互猜疑對他成功完成使命構成巨大障礙。此外，他在人民中享有的廣泛聲望也成為高層“惱怒和蔑視”的根源；在高層，他經常被稱為“那個韃靼猶太小個子”。

哈羅德·尼科爾森曾參加邁斯基在蘇聯大使館舉辦的午宴，他的印象是對這一英式看法和根深蒂固的反東方種族觀點的生動描繪：

開門的是一位戴軟領、留濃密短硬黃胡髭的紳士。他把我帶進了一個無比恐怖的房間；在那裡，邁斯基先生熱烈歡迎我……我們站在陰森的前廳，有人給我們提供軟木塞雪莉酒。其間，一個留黃胡髭的男人和一個倒胃口的農家女把餐具和香蕉搬進了後面的房間。

然後，我們在冬季花園裡進行午宴，那裡比起花園更像冬天。我們從魚子醬開始吃，一掃而光。然後我們吃了一些浸漬鱒魚。我們又吃了私人養老院裡稱為“果凍”的東西……在整個用餐過程中，我覺得這一切極為熟悉。這當然不是我記憶中的俄羅斯。然後，我突然意識到這是東方。他們假裝是歐洲人……他們已經變成了東方人。[1][1]　多年後讀到這本回憶錄時，邁斯基認為“書中談及我和蘇聯大使館之處不夠深刻，但有時非常有趣。我在倫敦時沒有意識到他是這樣一位‘貪吃的人’—總是寫別人給他的食物”。

導言／i

致謝／xxi

蘇聯外交官的誕生／001

引子／029

1934年／035

1935年／063

1936年／099

1937年／123

1938年／161

1939年／241

1940年／359

1941年／463

1942年／581

1943年／655

一個時代的終結：邁斯基被召回／747

名聲的代價：遲來的壓制／771

圖片來源／795

譯名對照表／797

3月19日

歐洲局勢持續升溫。3月17日晚上，張伯倫在伯明翰發表演講，嚴厲批評了德國最近的行動，但他沒有冒險給出全部的重要合理推論。昨日報紙的頭版帶來了關於“德國對羅馬尼亞的最後通牒”的轟動新聞。……據我所知，這個消息是同一天晚上由哈利法克斯交給媒體的。“德國的最後通牒”給英國人和法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哈利法克斯並沒有局限於只發布有關“最後通牒”的消息。3月17日晚上，他向巴黎、莫斯科、華沙、安卡拉和其他一些國家的首都發出緊急詢問，想知道各國政府對德國侵略羅馬尼亞作何反應。

西茲[1][1]　為實現畢生志向，威廉·西茲學過俄語，並於世紀之交在聖彼得堡度過了一段時間。他在1938年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在莫斯科組織了三方聯盟會談，但因雙邊的政治，以及隨後1939年12月蘇聯入侵芬蘭，他失望地返回倫敦。

在3月18日上午向李維諾夫介紹了這份詢問。李維諾夫也詢問了英國政府的立場，並補充說，羅馬尼亞本身並沒有向我們尋求援助。盡管如此，他承諾向蘇聯政府報告西茲的詢問，並於當天晚上將我們的建議轉達給西茲：立即組織最關心此事的六個大國（英國、法國、蘇聯、波蘭、土耳其和羅馬尼亞）開會，討論應對即將發生的危險的措施。最好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議，但這可以協商。

當西茲在莫斯科首次訪問李維諾夫時，我在倫敦被哈利法克斯召見。他首先談到了哈德森（他即將於3月18日下午兩點離開倫敦），並請求給予他熱烈的歡迎。……

我在十二點四十五分會見了哈利法克斯。早些時候，上午十一點，我和範西塔特進行了一次對話，他激動而詳細地談論了讓哈德森“成功”訪問的重要性。由於最近的事件，英國人的看法正在迅速變化。外交政策的領導權正從唐寧街十號回到外交部。哈利法克斯現在與範西塔特對事態發展持相同觀點。

……今天下午三點，我去見哈利法克斯，告訴他我們對英國的詢問的答復（雖然西茲一定已經通過自己的渠道通知了哈利法克斯，但我重復這一點並沒有什麼壞處，只是為了確認一下），最重要的是了解英國政府對此的看法。那天是星期日，但哈利法克斯在外交部。此外，他在上午早些時候已經與首相就我們對六國會議的提議交換了意見。哈利法克斯認為提議“不太成熟”：如果會議沒有提前作好準備，可能會導致失敗並造成負面政治影響。此外，我們必須迅速采取行動，而召開一場會議需要一些時間。因此，英國政府建議立即發布“四國（英國、法國、蘇聯和波蘭）宣言”，而不是舉行會議。宣言的內容是上述國家將立即組織磋商，討論對抗侵略威脅的措施。這是第一步。接著，在四國簽署宣言後，將邀請其餘愛好和平的國家加入，再召開各國會議，討論打擊侵略者的方式和形式。當然，協議必須主要由大人物來達成，如“四大國”。

我開始反對。我說過如果有意願，會議可以在幾天內召開，明天就能公布會議日期和地點，僅此一項就能產生深遠的政治影響；而如果英國嚴肅對待，會議失敗的風險非常小。但哈利法克斯仍堅持己見。他告訴我，四國宣言正在起草中。內閣將於明天上午通過，並立即送交有關國家。……

張伯倫顯然不希望進行真正的反侵略斗爭。他仍致力“綏靖”。

3月22日

今天，我們答復了英國人：如果法國和波蘭也簽署這個宣言，那麼我們也準備表示同意。為了增加宣言的分量，我們建議不僅由四國的外長簽字，也要有首相或總理簽字。

英國、法國和蘇聯已經表示同意。但波蘭呢？昨天，在為紀念勒布倫[1][1]　阿爾伯特·勒布倫，1932—1940年任法國第三共和國第十四任（最後一任）總統。

而於宮殿舉行的宴會上，我就此向拉欽斯基伯爵[2][2]　愛德華·伯納德·拉欽斯基伯爵，1932—1934年任日內瓦裁軍會議波蘭代表，1934—1945年任駐英大使（也被稱為“波蘭人”）。

（波蘭大使）提出質疑。他說他親自批準了這項宣言，也願意簽字，但他不確定華沙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拉欽斯基是貝克的一名可憐的代表。他已經西化，也支持國聯，你很難用他來判斷波蘭政府的想法。等著瞧吧。……

［邁斯基向道爾頓承認，蘇聯提案是為了“測試英國和法國的可疑意圖”。仍然高度懷疑的李維諾夫禁止他的外交人員采取主動。“如果英國和法國真的改變了立場，”他指示道，“他們應該對我們以前的建議發表意見，或者提出自己的意見。一定要由他們主動。”邁斯基發現難以遵守李維諾夫的指示，於是繼續用刺激對話者的老辦法來提出常常是源於他自己的想法，而克裡姆林宮對此並不知情。］

3月25日

……我大致上認為，首相仍然相信綏靖可行，仍然希望將希特勒推向烏克蘭。但公眾的思想傾向正迅速變得堅定。英國人的腦海中再次出現歐陸大國爭奪霸權的幻影。這個幻影喚醒了英國人靈魂中過往的恐懼和強烈的憤怒。西班牙菲利普二世，路易十四，拿破侖一世，愷撒！英國對過去的“霸權”發動了頑強的破壞性戰爭。只有當這些霸權被完全湮滅，英國才會感到滿足。今天希特勒的名字引發了同樣的感受和情緒。當然，如果希特勒轉向東方，可以推遲對德國采取決定性行動。但大多數保守黨黨員並不相信希特勒的“東方願望”。他們中的很多人害怕出現相反的情況：已經獲得了巴爾幹和波羅的海原料及食物資源，並以某種方式控制了波蘭的希特勒，將用這股巨大的、新獲得的力量向英法施壓。

［3月29日下午，張伯倫接到哈利法克斯通知，從柏林發來的情報稱，德國即將襲擊波蘭。兩人決定“當場”發出擔保聲明，承諾“在發生任何明顯威脅波蘭獨立的行為的情況下”向波蘭提供援助。張伯倫反對參謀長的強烈建議，執意選擇波蘭而不是俄羅斯作為盟友。他這樣不僅使俄羅斯進一步陷入孤立，而且無意中促成了蘇德和解的局面（由多疑的克裡姆林宮下令，希望搶先英國一步）。］

3月29日

我拜訪了卡多根。[1][1]　邁斯基一直試圖與哈利法克斯會面，但徒勞無功。他最終轉向卡多根，而卡多根奉命“拖住他”。

首先，我要求就公報提及的哈德森訪問莫斯科時發生的奇怪事件給出解釋。[2][2]　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官員抱怨，雖然哈德森抵達莫斯科，但他帶來的是哈利法克斯指示他的“溫和的鼓勵”以及達成政治協議的模糊承諾。在他離開莫斯科前的幾個小時，一封來自倫敦的電報指示他“堅持商業談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提及任何政治問題”。李維諾夫從他的別墅被拉回莫斯科，“不悅地”抱怨說“以為正在與全權代表打交道，但現在發現他是一個二等勤雜工”。3月28日，他通知邁斯基：“這次訪問沒有任何政治或經濟影響。”

……卡多根問我是否讀過首相昨天在議會發表的聲明。我回答說讀過並感到非常驚訝。張伯倫說，英國政府的意圖“遠非單純的磋商”，而且“正在和我們協商的國家已經明了我們在某些情況下準備采取的行動”。到目前為止，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蘇聯是英國正在磋商的大國之一，但我也只知道確實有正在“協商”的“四國宣言”草案，僅此而已。昨天首相揭露的事情令我措手不及，這很奇怪嗎？

同時，我特意稍作夸大：我已經從非官方渠道收集到一些關於英國政府新計劃的內容，但外交部對此一字不提。

卡多根有些尷尬，開始解釋目前的情況。原來“四國宣言”現在已經過時。目前主導英國政府的觀點是：在初始階段，有必要建立英、法、波蘭和羅馬尼亞四國集團，前兩者承諾，在後兩者面臨德國侵略時為其提供武裝防衛；蘇聯目前仍站在一邊，但將在第二階段加入。……聽了卡多根的話，我沒有掩飾對其深深的不信任。我了解英國人和英國外交政策的傳統，不相信張伯倫會對東歐作出任何堅定的承諾。[1][1]　根據卡多根的說法，邁斯基對新計劃感到震驚，他認為這個計劃無異於“英國政策的革命性變革”，可能會產生“影響深遠的結果”。他的積極響應是在公然蔑視李維諾夫所主張的保留意見。

……

3月31日

波蘭是關注的中心。德國媒體正在發起一場針對波蘭的狂熱運動。德國軍隊集中在波蘭邊界。預計希特勒隨時可能發動攻擊，但會在哪個方向？目前還不清楚。最有可能是在但澤或西裡西亞，或者同時在兩地出現。

鑒於目前的情況，英國外交機構在過去的七八天內一直以非同尋常的瘋狂節奏工作。當得知由於波蘭的反對，“四國宣言”無法成形時，英國政府在沒有向我們透露一個字的情況下加緊尋找其他方法以制止侵略。像往常一樣，英國人走上了遲滯的經驗主義道路，即依賴經驗。他們決定：既然此時面臨嚴重危險的是波蘭，那我們就考慮如何幫助波蘭，而且只考慮波蘭。我們對廣義的歐洲侵略作戰不感興趣。兩天前，卡多根告訴我英國政府正在考慮的政策方向。順便說一下，3月29日內閣會議最終沒有作出任何決定。但是在當晚和昨天，即3月30日，內閣與外交政策委員會（張伯倫、哈利法克斯、西蒙、霍爾和另外兩三位大臣）幾乎不間斷地舉行會議，試圖找到幫助波蘭的最佳方式。直到今天，唐寧街上的這些不尋常活動的結果才為人們所知。……

29日午餐後，我接到了外交部的電話，要我在晚上七點拜訪哈利法克斯。我接受了。但是在下午六點，哈利法克斯的秘書再次給我打電話，表示很遺憾，部長今天不能接待我，要我第二天下午四點來。我再次接受了。3月30日下午三點，外交部又打來一個電話：原來外交大臣今天也不能接待我，希望將我的訪問推遲到次日上午十點三十分。我仍然接受了。31日上午十點，來自外交部的又一個電話稱：哈利法克斯無法履行他最後的承諾。他能見我的時候會通知我的。最後，3月31日中午，哈利法克斯的秘書讓我在十二點四十五分來外交部。直到那時我才與哈利法克斯會面。

會面始於外交大臣的鞠躬和懊惱。他為不得不一次次推遲我們的會議感到非常抱歉；在過去的兩天裡，他一直在主持開不完的會議。哈利法克斯為自己辯解道：“編輯一份文件並非易事，這意味著我們外交政策的巨大變革。”

然後，他給了我一張紙，上面是首相在下午三點的議會講話內容。我迅速瀏覽了文件。哈利法克斯專心地看著我的臉，當我看完時，他急切地問我關於講稿的想法。我回答說，由於我才看到首相的聲明文本，因此很難準確給出一個深思熟慮的意見，但我的第一反應是該文件不夠嚴謹。……

哈利法克斯開始為這份聲明文本辯護，不過我的話明顯讓他有些困惑。他隨後問道：“但是總體而言，這份聲明與你們的目標一致，不是嗎？”

“也許，”我說，“但還是不夠堅定和一致。”

哈利法克斯頓時沉默，過了一會兒，他脫口而出：“如果首相告訴議會，蘇聯政府也贊同他的聲明，你會怎麼想？”

然後，他稍稍猶豫了一下，似乎被迫說出違背他意願的話：“如果首相可以這樣說，那將極大緩解局勢……這將防止在我們中間發生不必要的爭論與不和……”

我立即意識到這份聲明的背後，是張伯倫想用蘇聯作為抵御反對派攻擊的盾牌。我非常驚訝地回答說：“我不太理解你，哈利法克斯勛爵。你們在準備波蘭的行動時並沒有咨詢我們。蘇聯政府沒有看到這份聲明。我自己也是在幾分鐘前才有機會看到它。在這種情況下，首相怎麼能說蘇聯政府贊同他的發言呢？我認為這相當不合適。”

哈利法克斯很尷尬，趕緊說：“也許你是對的。”……

［與其說是《慕尼黑協議》、斯大林的“栗子”演講或他在5月解雇李維諾夫，還不如說給波蘭的保證似乎才是為《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鋪平道路的關鍵事件，也拉開了二戰的序幕。通過給波蘭承諾，張伯倫幾乎完全放棄了英國作為歐洲大國平衡仲裁者的傳統地位，轉而正面針對德國。對波蘭的擔保有兩個潛在的重大影響。除了消除因希特勒粗暴廢除《慕尼黑協議》所施加的屈辱，張伯倫最想要的還是威懾效果：（他希望）這些保證能牽制希特勒並將其帶回談判桌。第二種可能的後果被張伯倫忽視了：如果希特勒堅持他對波蘭的領土主張，那麼避免雙線作戰的軍事原則就會迫使納粹與蘇聯達成協議。因此，迄今為止還不太可行的德國選項突然向蘇聯敞開了。反過來，一旦張伯倫明白，通往“二次慕尼黑”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戰爭的可能性已變為現實，他將被迫向蘇聯尋求一定程度的軍事承諾，這對實現給波蘭的保證非常重要。就這樣，在沒有預先設計的情況下，蘇聯現在成為平衡歐洲勢力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