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分裂與統一的280年（簡體書）

序言

第一章 後醍醐統治時期

第二章 建武新政

第三章 足利尊氏的崛起

第四章 南朝

第五章 幕府內訌

第六章 南朝的失敗

第七章 內戰的結束

第八章 宮廷生活

第九章 足利氏的霸權

第十章 義滿、義持政權下的外交關係

第十一章 經濟增長

第十二章 義持的繼承者

第十三章 應仁之亂

第十四章 應仁之亂後的京都與各國

第十五章 戰國大名，群雄割據

第十六章 海運貿易

第十七 統一之路

第十八章 織田信長統治下的天主教和佛教

第十九章 信長的最後一年

第二十章 豐臣秀吉的崛起

第二十一章 秀吉的政治目標

第二十二章 入侵朝鮮

第二十三章 秀吉最後的歲月

第二十四章 安土桃山

第二十五章 德川家康

第二十六章 德川幕府的第一年

對立的王朝—— 1318 年，後醍醐即位

本書第一卷（ 即《日本史： 律令國家的興衰與武家政權的建立》）已經詳細論述了後嵯峨以來兩大皇統（持明院統與大覺寺統）之間的皇位繼承之爭，但為了清楚起見，本章仍對其中的一些主要特徵進行概述。

兩大皇統之爭始於後嵯峨死後的 1272 年， 並一直持續到後醍醐即位的 1318 年。後醍醐即位後，這一問題暫時得到解決。但到了 1331 年，皇統之爭再起，此次還引發了日本長達 50 年之久的內戰。1272 年至 1318 年的皇統之爭如此持久和激烈，以至於鐮倉幕府不得不介入其中，干涉皇位繼承以維持和平。除非幕府同意，否則任何關乎天皇及其繼承人的決議均無效，而幕府在這一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上采取了中立態度，其方法便是在兩大皇統之間輪流選擇皇位繼承人。這樣做的目的在於取悅雙方，但正如可預見的那樣，最終結果是雙方都不滿意。盡管如此，因為有廢帝後鳥羽的前車之鑒（1221 年後鳥羽對抗幕府，結果招致幕府對京都的武力反撲，後鳥羽最終被流放），當時的朝廷仍須遵從幕府的決定。

幕府執權的地位很高，但在對待皇統之爭時他們意外地顯得非常耐心，不像執權北條義時，義時當時果決地嚴懲了反抗幕府的後鳥羽。義時兩三代以後的繼承人，作為幕府將軍的代表，在掌控各國武士以及領導京都的公卿貴族一事上，顯得非常缺乏自信。毫無疑問，幕府意識到了在地武士以及朝廷對他們自身以及他們所制定的規則的反抗，但他們卻因不知如何解決問題而感到茫然失措。確實，幕府的力量被削弱了，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自己的過錯，而是因為長達半個世紀對抗外敵（蒙古）入侵的慘痛經歷。幕府的經濟狀況很差，御家人的忠誠度岌岌可危。但這些理由並不足以解釋幕府的衰弱，幕府的衰弱不僅僅是地位上的，同時也是財富和力量上的。

毫無疑問，幕府13世紀末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執權北條時宗 1284 年死後其後繼者的無能。貞時（1284~1301） 有能力但懶散。高時（1316~1326）過於放蕩，在一部對他不太友好的史書中被描述為卑劣無恥之人。繼任執權時高時還只是一個被許多腐敗的諫言者掌控的弱小的孩子，是這些腐敗的諫言者在經營幕府事務時以御家人那種不平衡的心態意圖摧毀北條家，並鼓舞了朝廷中一直企圖重新樹立天皇權威的反幕府勢力。

毫無疑問，這是京都方面的普遍願望。然而，當時的朝廷還沒有聯合起來以支持一位皇位繼承人，也正因為如此，當時天皇的力量弱於兩大皇統哪怕暫時性地達成合議之時。事實上，正如其中一位皇位競爭者——花園天皇所指出的那樣，兩大皇統之爭是最不合時宜的。花園天皇是一位敏銳且沒有偏見的觀察者，他在 1318年被迫讓位於後醍醐。在 1325 年 1 月的日記裡，他描寫了為了推進各自的主張而競相馳往鐮倉的兩方的使者，時人戲稱之為“賽馬”。皇位繼承人還在祈禱與咒術方面相互競爭。他們在神社和寺院宣告對方有罪，毫無疑問導致了神靈的混亂。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爭論後，後醍醐於 1318 年即位。出乎幕府意料的是——或者說令幕府不快的是——後醍醐表明他有意打破後嵯峨死後一直被遵循的天皇登基後馬上退位的模式。他非常清楚地表示他不會讓位給一個嬰兒，或者更準確地說——讓位給任何人。他是一個 30 歲的男人，他想在有生之年一直統治這個國家。他有自己想要實行的改革計劃，並且開始重新組建政府。後醍醐治世早期的一個經歷加深了他對幕府的怨恨。他於1318 年 4 月即位，在他父親——退位的後宇多——的指導下治理國家。年末的公卿任免會議之後，當時的關白辭任，一條內經繼任。幕府顯然不同意這一由後醍醐主導的任免。因此，可以想見的是，出於對幕府的恐懼，不會有公卿參加即將舉行的關白就任儀式。後醍醐天皇送信給後宇多尋求意見。後宇多非常憤怒，在回信上潦草地寫道：“豈有此理。”後宇多提議傳喚某位地位較高的公卿參加就任儀式，但沒有回音。關白就任儀式還是如期舉行，但無公卿列席。毫無疑問，幕府這類侵害皇權的行為加強了後醍醐反抗幕府的決心。

在這裡追溯後醍醐計劃進行的改革的細節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幾年以後，後醍醐就遭到了流放。當時他的支持者在與北條軍作戰。但對他的改革內容做一個簡單介紹是很方便的，因為1333年得以重新執政後，後醍醐延續了當時設想的一些改革措施。他的第一個改革措施是廢除院政。從白河院開創院政以來， 院政便是諸多政治問題的根源。1086 年至 1129 年，白河院形式上退位，但仍然是事實上的君主。後醍醐於1321年在他父親後宇多院的首肯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1321 年，後宇多院為表明自己的態度，停止了院政並開始隱居。幕府得知此事後接受了這一事實。然而這一舉措表明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完成了—— 一個有利於天皇親政的變化。

此舉之後，一些政府機構的改革變得很有必要。院廳，包括建築與其機能，均在天皇自身的主導下轉移到了新的持有者（天皇）手中。後醍醐舉行做出真正決定的公卿會議，恢復並擴大之前的記錄所，使之成為一個能同時處理土地糾紛（莊園問題）與一般訴訟的法庭。這種安排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在院政時期，重要的公務往往由院的秘書（文殿）處理（有時非常簡單化）。

當時的文書很好地說明了後醍醐的改革，贊美了他的智能以及他對仁政的熱忱，但他的新政並未能經受住時間的嚴峻考驗。因為在廢除院政到與幕府決裂的十年間（1321~1331 年），想必後醍醐及其近臣在規劃倒幕一事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後醍醐清楚地知道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須對抗幕府，但由於沒有通過爭論改變幕府政策的可能，所以他不得不考慮使用武力。後醍醐的這一想法似乎在他即位前就已經形成了。就在即位後的幾年之內，在幕府顯現疲軟跡象的鼓舞下，他密謀推翻幕府。密謀的故事及其所涉及的刺激的風險書寫了一段激動人心的歷史，並揭示了京都生活的本質及其特別的愚蠢之處。其最令人驚訝的特徵在於幕府看不到顯而易見的證據。一個事件足以說明密謀者的輕率以及武士的短視，這或許正揭示了一個普遍規則，即所有國家的密謀者都為自己的事業感到驕傲，以至於他們無法做到保守秘密。

1324年，京都的主要密謀者們組成了一個名為“無禮講”（也稱破禮講，意味著在這個聚會上不需要講禮節）的秘密結社，參加者來自不同的階層，他們過去經常參加—— 說得委婉些——打破階層壁壘的各種聚會。這種聚會的好處在於有著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可以毫無保留地相互交談。他們坐著喝酒，穿著隨意，不戴帽子，披散頭髮，衣衫凌亂，而那些和尚則丟掉了長袍，坐在他們的長衫上。他們被一群大約 17 歲的妙齡女子侍奉， 這些女子穿著輕薄的紗裙，為他們提供各種美食以及倒上宛如從甘泉中汲取出來的美酒。但在所有這些放縱的快樂中，他們只討論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打倒“東國的野蠻人” ——幕府的武士。

這些軼事被記載在《太平記》——一部偉大的歷史演義—— 中，但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其真實性。可能會有人疑惑，這樣一種特殊的聚會是否會引起密探的注意。而很顯然，退位的花園天皇確實覺察出了蛛絲馬跡。在他的日記中，他描述了所聽到的有關“無禮講”的一些情況。他寫道：“‘無禮講’的參與者半裸坐著飲酒，而且他們通過邀請一些對他們的目的一無所知的學者，以營造出一種嚴肅的學術氛圍。”他認為京都的人們已經意識到這不是普通的聚會， 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幕府設在京都的六波羅探題對此有所察覺。

幕府似乎已經失去了它那種歷來的協調性以及務實的智能。作為失敗的情報員，六波羅探題卻因為完全不重要的事件與京都方面發生了衝突，並因此惹惱了朝廷。不論“無禮講”密謀者的真實情況如何，1324 年，京都的六波羅探題確實發現了相對比較明顯的針對幕府的密謀活動，一些“無禮講”成員卷入其中。六波羅探題快速采取了行動，逮捕了相關頭目。但他們接受了後醍醐的抗辯及其密使藤原宣房的申訴。盡管幕府方面清楚地知道後醍醐肯定參與了此次密謀，但他們還是接受了後醍醐對此事並不知情的說法。毋庸置疑，幕府方面對

一些嫌疑人施以了嚴刑拷打希冀獲得相關證據，但他們只懲罰了其中一兩個嫌疑人，而且並未加以非常嚴苛的懲罰。這種妥協很難解釋。有可能是因為幕府在提高警惕的同時希望平息而非升級這一事件，遵循的是不升級衝突的政治智能。然而更有可能的是，他們的決策與其說是一種良好的判斷，不如說是因為缺乏決心。

無論如何，後醍醐天皇盡管擔心了一段時間，但仍沒有放棄推翻幕府的希望。他堅決抵抗持明院統施加給他的退位壓力。他積極尋求他的倒幕計劃的支持者，主要依靠一些大的寺社給予他精神力量和一些軍事支持。他不能指望任何有力量的武家宣布站在他這邊，盡管他很可能希望在取得一些早期的成功（盡管可能是非常微弱的優勢）後，能說服其中的一家或者幾家武士加入推翻北條家的行列。毫無疑問，許多武士首領認為參與內戰是一次重新積累財富的機會。北條家掌握的大量莊園誘惑著他們，而他們也已經不再尊重北條家。

因此，後醍醐繼續執行他的計劃，直到1331年春，藤原定房（後醍醐信任的三位顧問之一）告發了他們。隨後，幕府派遣御家人前往京都，逮捕了參與此次倒幕計劃的重要僧侶及相關人等。這些人被送往鐮倉接受審問，陰謀敗露。後醍醐匆忙召集兵將準備攻打六波羅，然而在此舉實現之前，鐮倉方面迅速派遣兵員逮捕了首謀者，其中包括日野俊基 —— 在 1324 年的“ 無禮講”密謀事件中被逮捕的兩位廷臣之一。

事件發生在 1331 年 6 月，但當時幕府仍然沒有采取決定性的措施，原因也許是高時與長崎（一位不道德的顧問）之間的分歧。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此次反叛的規模，也不認為日野有什麼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真正的叛國罪是那個身處高位的男人所犯下的。相信確實有一些內部的分歧導致對京都方面沒有一個決定性以及統一的措施，而這毫無疑問鼓勵了後醍醐。

盡管行動遲緩， 但幕府最終還是決定向西遠征，以向朝廷示威。後醍醐從他的長子 ——大塔宮（又稱護良親王）——那裡獲知這一消息。後醍醐讓護良親王成為天臺座主的目的主要在於軍事層面而非宗教層面。後醍醐明智地預見到，在與在地武士的斗爭中，擁有強大的寺社勢力非常重要。與此同時，除了上述優勢外，延歷寺及其末寺 B 還組成了一個龐大的遍布各地的信息收集網。高階僧侶能出入上層社會，他們往往知曉最新情報。

後醍醐與寺院以及高級僧侶的聯繫令人頗感有趣。這一時期，禪僧在某些政治問題上的影響力大大提升。他們中間最有能力的恐怕要數夢窗疏石（ 1275 ~ 1351 ），疏石被封為“夢窗國師”，而他也因這一稱號廣為人知。1 325 年，因為夢窗的一個建議，日本時隔 500 年重新向中國派遣使節。夢窗與天皇的頻繁接觸構筑了以後禪僧們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

注：本文節選自《日本史：分裂與統一的280年》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