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研究（簡體書）

新時期史學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也不無值得反思的問題。作者注意到，社會史、文化史研究日漸聚焦於日常生活和個人體驗，卻刻意回避對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運動的關注；日漸深入解析群體生活的樣態風情，而無視精英或社會運動領袖的行為與選擇。那麼，一旦失去對重大歷史事變和社會運動發展的關注和解釋能力，它還是社會的歷史麼？本書是作者近年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集結，聚焦社會史研究的方法與未來，政策得失與觀念演進，階層變遷與社會記憶，制度變革與空間改造，推陳出新，史料豐碩，說理透徹，為我們理解近代中國社會提供了敏銳的視角。 

王先明，1957年生，山西屯留人。南開大學杰出教授、歷史學院博士生導師，曾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專家，兼任國家教材委員會歷史學科專家委員、中國義和團研究會理事長、中國史學會理事等。主要從事近代中國鄉村史研究，代表作有《中國鄉村建設思想百年史》《鄉路漫漫：20世紀之中國鄉村（1901—1949）》《中國近代史（1840—1949）》《走向社會的歷史學——社會史理論問題研究》《末世：清王朝的後十年》等，部分論著入選中華外譯項目。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權威學術雜志發表論文150余篇。主持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研究成果多次獲得*、天津市優秀成果獎。

此為筆者於2017年11月初在“20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青年學術論壇”閉幕會上的發言，題目是《察常明變：貫通日常生活與歷史事件的史學追求》，以此代為本書前言。
當代中國歷史學的研究成果斐然，已經贏得人所共知的贊譽。同時，它也在奮進中顯示出自己的缺憾，其發展進向也足以讓人警醒。其中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日漸聚焦於日常生活和個人體驗而刻意回避對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運動的關注；日漸深入解析群體生活的樣態風情，而無視精英或社會運動領袖的行為與選擇。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是，一旦失去對重大歷史事變和社會運動發展的關注和解釋能力，它還是社會的歷史嗎？如果只在瑣碎的生活中爬梳出個人的雅趣，而完全規避了對於社會運動領袖或英雄人物的探討和洞察，史學還能保持並弘揚其通鑒古今的功用嗎？
面對歷史研究中日常生活與歷史事變之間的張力，現代史學兩位大師的取向和經驗值得我們珍記。
日常生活成為史學研究的主題是當代歷史學的主導趨向，這無可置疑。馬克思說過，人類歷史的個前提就是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然後再從事其政治、軍事等上層建築活動。走進日常生活也是年鑒派史學大師布羅代爾史學研究鮮明的特徵之一。他說過，“我認為人的生活一大半淹沒在日常瑣事中。無數的行為都是自古繼承下來的，無章無序積累的，無窮無盡重復的，直至我輩”。但是，走進日常生活並不能局限於日常瑣碎，而應該“再走出來”。因為“存活的往昔注入了當今的時代，就像亞馬遜河將其混濁的洪流瀉入大西洋一樣”。面對大量的瑣碎的事實和史料，“必須進行篩選”。一邊是日常生活本身的運行，顯得刻板、鈍滯；一邊是活生生的、強有力的運動；一邊是完全自給自足的與外界隔絕的鄉村生活；一邊是伸展著的市場經濟。他們相互作用，“一點一點地鑄造著並且也已經預示著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總之，在布羅代爾的視域裡，日常生活與重大歷史事變，雖然是“兩個天地，兩種陌生的生活，而其各自的實體卻又互成因果”。因此，在這裡，社會生活的日常與歷史事變的非常的內在相關共構了歷史進程。真正的歷史學研究視野，既不應該將重大歷史事件視為盲區，也不能不體察日常生活中看似平靜實際執著地指向未來的力量。“確切一點說，在大問題的‘因’與‘果’之間，更容易看‘果’。當然，惟其如此，歷史學家才更執著於發現事物之‘因’，而常常卻又抓不到它，並且受它的嘲弄。”
馬克思將日常生活作為歷史研究的個前提，同時也善於從日常生活平靜的演進態勢中把握歷史事變的趨向，而不是將日常生活與歷史事變割裂。
關於歷史事變研究的視角，馬克思曾經以路易·波拿巴政變為例提到兩個顯著的例子，一是維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侖》，二是蒲魯東著的《政變》。雨果在《小拿破侖》中“只是對政變的負責發動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擊。事變本身在他筆下卻被描繪成了晴天的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馬克思評論說，“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作用時，他就不是把這個人寫成小人而是寫成偉人了”。那麼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他對這次政變所作的歷史的說明，卻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家所犯的錯誤。”那麼，馬克思是如何研究和描寫這次政變的？他說：“我則是說明法國階級斗爭怎樣造成了一種條件和局勢，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這些先賢的治史心語告訴我們，不僅僅駐足於日常生活的表象鋪陳和史實排列，又不至於被轟轟烈烈的歷史事變晃炫自己的眼睛，真正洞察歷史豐富而複雜的表象背後鮮為人知的社會哲理和啟人心智的學理，才是當代歷史家的學術使命。這就要求我們，有著貫通日常生活與歷史事件的史學自覺。正是基於這一深刻的省思，我們應該堅持一個貫通日常生活與歷史事件研究的史學訴求，期望突破社會史聚焦於日常生活，事件史或革命史注目於社會運動和歷史事件的區隔，為未來新史學成長盡一點助推之力。史學之所以為史學，尤其是新史學，其價值與功能當在創造中繼承，在創新中發展。史學研究應該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明人文之常、求民生之利的終極性關懷。

自序
上篇
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評述（1986—2017）3
一、興起與發展時期3
二、拓展與深化時期23
關於拓展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再思考36
一、社會轉型的概念界定36
二、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38
三、聚焦社會建設41
四、環境史的社會史取向43
關於社會學化、範式說以及多元化趨勢的檢討
——社會史理論研究再反思46
一、再談“社會學化”問題46
二、“範式”說：非學科化定位問題53
三、理論“多元化”與史學的學科本位63
“新史學”的開拓與建構
——評余新忠《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72
一、開拓中的多向發展與問題聚焦73
二、多元理論、方法的引入與歷史學的學理訴求76
三、超越與建構：新史學走出困境的歷史轉向80
四、新世紀的新期待84
關於近代中國“半封建”問題的辨析88
一、半封建特性的學理詮釋89
二、文化傳承與鄉制結構中的封建要素93
三、馬克思關於“封建”的多重含義99
四、半封建社會認知的時代意義105
中篇
清代社會結構中紳士階層的地位與角色111
一、“四民之首”111
二、社會角色117
三、官民之間122
四、鄉土權威126
晚清士紳基層社會地位的歷史變動131
一、保甲的功能131
二、宗族與鄉社136
三、團練與紳士142
四、控制的主體147
近代“士農工商”社會結構的錯動153
一、歷史趨向153
二、“末商”的上升163
三、“士”的引領170
四、等級結構的分解174
近代紳士階層的社會流動176
一、傳統的社會流動176
二、近代的社會流動187
三、紳士的多向流動193
四、從身份化到職業化202
近代中國紳士階層的分化208
一、分化的基本趨向209
二、社會作用及其影響216
三、社會原因與歷史條件223
略論晚清鄉村社會教化體系的歷史變遷230
一、以教化為本230
二、二元同構236
三、時代之變238
四、教化失範244
下篇
清代的“禁教”與“防夷”
——“閉關主義”政策再認識249
一、“禁教”與閉關249
二、“防夷”與“閉關”252
三、歷史影響255
從“華夷”到“中西”話語的演變
——《瀛寰志略》與近代民族觀念的孕育259
一、從“華夷之辨”到“利權之爭”260
二、《瀛寰志略》時代的“華夷”話語264
三、《瀛寰志略》超越時代的思想價值269
四、《瀛寰志略》與近代民族意識的孕育273
從癡迷到迷惘
——梁啟超與近代新學的歷史命運276
一、棄舊從新的經歷277
二、新學非西學281
三、新舊之爭的焦點285
四、新學乃時代之學292
五、新學的歷史命運297
義和團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
——“後義和團”的文本類型比較研究300
一、各種記憶文本類型比較300
二、文化認同的歷史演變307
三、時代需求與再記憶：歷史與義和團319
四、歷史文化象徵：義和團與歷史327
袁世凱與晚清地方司法體制的轉型331
一、匯通中西，變通施行331
二、構建體制，推動轉型335
三、納新於舊，漸進過渡339
亡靈“公共空間”的制度建構
——近代天津公墓的歷史考察344
一、公墓的籌劃與初創（1929—1945年）346
二、公墓制度的建構（1946—1949年）354
三、公墓建構中的政府與善團360
四、時空比較：天津公墓建構的特徵368
五、公墓與近代城市文明的建構373
從理論闡釋到政策實施
——國民政府社會建設事業建構問題評述380
一、社會訴求381
二、學理訴求385
三、行政實施388
四、實效檢視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