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全本)（簡體書）

1.中學生推薦課外閱讀書目。
2.發行超300萬冊的中國近代史經典著作。
3.鴉片戰爭為什麼失敗，甲午戰爭為什麼失敗，中國的出路何在，怎樣才能救中國？
4.著名歷史學家胡繩闡釋中華民族奮進與崛起之道。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這三次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為中心，系統地敘述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的中國人民歷次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及奮發自強的救國運動，分析和總結了歷次運動失敗的原因及中國的出路、開放與自強等重大的問題，清晰地辨明瞭很多近代史令人困惑的問題，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經典名著，累計發行三百多萬冊。

胡繩（1918－2000），出生于江蘇蘇州，原名項志逖，中國著名歷史學家、近代史專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國歷史學會會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職務。著作有《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主編）、《二千年間》、《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結集為《胡繩全書》，深有影響。尤其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發行三四百萬冊，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經典之作。

胡繩同志這部著作，一是大氣籠罩，近代中國的階級鬥爭，各階級複雜的相互關係及其演變過程，關鍵突出，情節昭然，人們可以從中找到歷史前進的客觀規律性。二是實事求是，嚴格按照事件的時間順序，通過具體材料，自然地表現出那些鬥爭和演變過程。解說鮮明，寓議論于史事敘述之中。以前若干中國近代史著作，不是前一條不足，就是後一條欠缺，顯得科學性差，說服力不強。胡著把這兩條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了它的特色，在中國歷史學著作裡，是一部很好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著作。

——劉大年

胡繩的著述有說服力，除了注重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他是以歷史學家的功底，著重從歷史的背景和歷史發展的脈絡來評論政治、分析現實的思想文化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論。
——石仲泉

目錄

再版序言
序言
緒論

第一章 19世紀40年代以前的中國
（一）經濟基礎
（二）專制主義的政權
（三）農民革命
第二章 19世紀40年代以前中國和資本主義各國的關係
（一）16、17世紀外國侵入者的碰壁
（二）18世紀中國方面加強防範和限制
（三）英國及其東印度公司


編 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農民革命

第三章 鴉片戰爭
（一）禁止鴉片的問題
（二）林則徐的禁煙和英國侵略者
（三）戰與“撫”
（四）戰敗的原因
（五）三元里的鬥爭
（六）《南京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
第四章 戰爭以後
（一）廣州城的鬥爭
（二）五口通商和買辦階級的產生
（三）“租界”――國中之國
（四）積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蕩
第五章 太平天國的興起
（一）農民革命中的各階級、階層
（二）金田村起義
（三）向南京的進軍
（四）北伐和西征
（五） 《天朝田畝制度》
（六）天京城內的大變亂
第六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外國侵略者在太平天國初期的態度
（二）在上海和廣州的虛偽的中立
（三）所謂修約問題
（四）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和入侵天津
（五）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沙皇俄國
（六）從《天津條約》到《北京條約》
（七）封建統治者把誰看成真正的敵人
第七章 1856―1861年的太平天國
（一）長江中下游的爭戰
（二）撚軍及其與太平軍的合作
（三）洪仁玕和他的《資政新篇》
（四）太平天國的蘇杭地區
（五）打著別的旗號的造反
（六）宗教的迷霧和現實的鬥爭
第八章 國內外反革命勢力的大聯合和太平天國的失敗
（一）強盜成了朋友
（二）上海周圍的戰爭和“常勝軍”的出現
（三）從湘軍到淮軍
（四）知識分子對太平天國的態度
（五）太平天國的內部危機
（六）天京的陷落


第二編 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形成

第九章 在農民大革命失敗以後
（一）社會經濟的嚴重破壞
（二）各少數民族的群眾起義的失敗
（三）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掠奪的加緊
（四）封建統治者同外國侵略者的互相勾結
第十章 封建統治者的“辦洋務”
（一）洋務運動的產生
（二）官辦的軍事工業
（三）官督商辦的企業
（四）後膛槍和鐵甲船
（五）洋務問題上的一種分歧
（六）洋務問題上的又一種分歧
（七）中國無產階級的誕生
第十一章 反對外國侵略的群眾運動的興起
（一）19世紀60年代的反侵略群眾鬥爭
（二）洋務派對教案的態度和天津教案
（三）從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年的反侵略群眾鬥爭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的外交
（一）俄國對中國西北邊疆的侵略
（二）英國對中國西部邊疆的侵略
（三）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條約》
（四）半殖民地的外交
第十三章 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
（一）中法戰爭之一：在戰爭爆發之前
（二）中法戰爭之二：從開戰到停戰
（三）中日戰爭之一：被迫應戰
（四）中日戰爭之二：議和與反對議和的輿論
（五）中日戰爭之三：保衛臺灣的鬥爭


第三編 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

第十四章 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掠奪
（一）沙皇俄國和遼東半島
（二）政治奴役性的貸款
（三）搶奪中國的鐵路
（四）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
（五）所謂“以夷制夷”
第十五章 第二次革命高潮出現前的國內階級形勢
（一）清朝政府成了外國帝國主義的稅吏
（二）暴風雨的前奏
（三）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四）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和下層
第十六章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
（一）維新運動及其領導者康有為
（二）維新派的宣傳組織活動
（三）維新派和洋務派的論戰
（四）維新派的向西方學習
（五）庸俗進化論和政治上的改良主義
第十七章 百日維新及其失敗
（一）維新派的上臺
（二）百日維新中的光緒皇帝
（三）一場爭奪權力的鬥爭
（四）政變中的失敗者和勝利者
（五）沒有出場的角色
第十八章 義和團的勃起
（一）從拳會到義和團
（二）義和團進入北京、天津
（三）慈禧太后的“宣戰”
（四）義和團佔領了北京嗎？
（五）在反侵略戰爭的前線
第十九章 八國聯軍和義和團的失敗
（一）八國聯軍侵佔北京
（二）“東南互保”和李鴻章議和
（三）一群明火執仗的強盜
（四）帝國主義列強的門戶開放政策和《辛醜條約》
（五）義和團的歷史功勳和資產階級對義和團的態度


第四編 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

第二十章 第三次革命高潮的醞釀
（一）日俄戰爭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二）慈禧太后的“變法”
（三）孫中山的早期活動
（四）資產階級的愛國運動
（五）知識界中的革命思潮
（六）知識界中革命組織的產生
第二十一章 同盟會初期
（一）同盟會的成立和它的綱領
（二）清朝的預備立憲和資產階級立憲派
（三）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論戰
（四）1906年湘贛邊界的起義
（五）1907―1908年孫中山領導的6次武裝起義
（六）1907―1908年光復會發動的起義
• 個人暗殺行動
第二十二章 辛亥革命的前夕
（一）農民群眾的自發鬥爭撼動了清朝統治的基石
（二）諮議局、資政院和袁世凱
（三）帝國主義列強的所謂“機會均等” “利益均沾”
（四）爭路權的愛國運動
（五）同盟會內部的渙散和它在廣州的兩次起義
（六）從日知會到文學社
第二十三章 武昌起義和起義後的武昌政權
（一）革命的士兵一夜間的勝利
（二）“謀略處”的領導及其演變
（三）袁世凱成了內外一切反革命勢力的中心人物
（四）武昌的政權落到了反革命的手裡
第二十四章 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風雲
（一）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短命政權
（二）資產階級立憲派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權
（三）套上革命外衣的軍閥和流氓政客
（四）舊巡撫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
（五）“不准革命”
（六）交戰與議和
第二十五章 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政府
（一）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二）袁世凱在南北議和中的陰謀
（三）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
（四）清王朝的覆滅和南京政府的結束
（五）對帝國主義的幻想的破滅

第五編 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

第二十六章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和反袁世凱的鬥爭
（一）1913年國民黨反袁世凱的失敗
（二）袁世凱獨裁賣國真相的暴露
（三）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
（四）梁啟超：從擁袁到反袁
（五）袁世凱的覆滅
第二十七章五四運動
（一）北洋軍閥的派系分裂和南方的“護法運動”
（二）民族工業曇花一現的繁榮
（三）五四新文化運動
（四）五四群眾愛國運動

（二）專制主義的政權

明朝的統治政權實現了中國封建歷史上空前的統一集中。這是一個代表地主階級利益、以壓迫和剝削農民大眾為任務的專制政權。
以農民英雄李自成為首的農民大革命傾覆了明朝在北京的統治（1644年）。居住於中國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滿族的軍隊乘機進入關內。他們得到了明朝的許多漢族將軍和官僚的合作，殘酷地鎮壓和撲滅了農民革命，重新恢復了為造反的農民所擾亂了的封建統治秩序。新的王朝――清朝，也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權，它完全繼承了明朝的傳統。
清朝的皇帝是滿族人，在清朝統治下滿族人享有某些特權。但是清朝仍然是代表全國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權。
滿族入關的時候，只有20萬人的兵力（其中滿族兵13萬人）。以這樣少數的力量而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征服全中國，就因為滿洲貴族統治者一開始就成功地實行了聯合漢族地主階級以鎮壓農民革命勢力的政策。漢族地主階級中的一部分力量在南方擁戴明朝的後裔，抵抗清朝統治，這種抵抗到了順治十七年（1660年）基本上崩潰了。明朝的遺臣鄭成功把在明朝末年強佔臺灣的荷蘭人趕跑，在臺灣建立了奉戴明朝的政權。康熙元年（1662年），鄭成功死，他的繼承者雖仍保持著臺灣，但已無力進兵大陸。清朝在消滅南方的明朝殘餘力量的戰爭中，主要是依靠已經向它投順的原明朝將軍們的武力。吳三桂是在清朝入關時就出了大力的一個主要的明朝將軍，清朝封他為王，以雲南為領地。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於清朝已經開始採取步驟企圖削弱以至消除他的這種擁兵割據的藩王地位，他以恢復明朝的名義宣佈反清。吳三桂有兵10萬，還得到了南方的一些省份中和他一樣的投降將軍的支援，其中主要的是在福建、廣東被清朝封為王的耿精忠、尚可喜，所以這次事件在歷史上被稱為“三藩之變”。這些投降將軍打出來的復興明朝的口號已不能在地主階級中引起廣泛的反響。在清朝的武力進攻和政治分化下，耿精忠和尚之信（尚可喜的兒子）再次投降清朝，吳三桂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自稱皇帝，不久就死去，他的孫子吳世璠繼承帝位，終於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徹底失敗。佔領臺灣的鄭氏政權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被清朝消滅。在征服吳三桂和臺灣鄭家的戰爭中，清朝所使用的武力主要已不是滿族軍隊，而是漢族地主階級的軍隊即被稱為綠營的軍隊。
清朝的統治者接受了漢族地主階級的文化及其政治統治方式。他們和漢族大地主結合在一起，掌握著國家的權力，維護著封建統治的社會秩序。這個政權贏得了漢族地主階級的擁戴。
清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襲明朝。明朝後期的許多皇帝多半荒淫怠惰，不理朝政，他們的權力實際上為宦官或權臣所代行。倒是後一個崇禎皇帝自己管事。清朝的皇帝一般是把專制權力緊緊地掌握在自己手裡。明朝和清朝的中央政權機關，都設吏部（主管文官的銓敘）、戶部（主管財政）、禮部（主管典禮）、兵部（主管軍政）、刑部（主管刑法）、工部（主管全國各項工程的營建）這六部，各部的正副長官稱尚書、侍郎。清朝規定各部尚書和侍郎都有兩人，滿族、漢族各一人。尚書和侍郎都可以直接上奏皇帝，向皇帝負責。明朝設內閣，作為皇帝的助手，入閣辦事的稱大學士，往往由尚書兼任。清朝的內閣是由內閣大學士滿、漢族各二人和協辦大學士滿、漢族各一人組成。但在雍正朝以前，皇帝把軍政大事都交給由滿洲貴族擔任的議政王大臣會商上奏。從雍正朝起，別設軍機處，選派大學士和尚書、侍郎若干人充軍機大臣，軍機處實際上代替了內閣的地位。清朝的中央政權機關還有都察院、大理寺、理藩院、翰林院等等，所有這些機構都直接向皇帝負責。
清朝的地方行政區劃和官制也大致和明朝相同。除在北京畿輔地區設順天府（長官稱府尹）外，有18個行省和若干特別行政區。18個行省是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浙江、福建、陝西、甘肅、四川、雲南、貴州。此外，東北三省，即盛京（奉天）、吉林、黑龍江，因為是滿族的發祥地而被視為特別區，到了光緒年間始改為一般的行省。新疆原來被視為“藩部”，在光緒年間改為行省。光緒年間還把原屬福建省的臺灣改為一行省。內蒙古、外蒙古、西藏、青海都是“藩部”。18個行省的長官是總督和巡撫，有的省（山西、河南、山東）只有巡撫，沒有總督，有的省（直隸、四川）只有總督，沒有巡撫。其他省每省有一巡撫，而又有兼管兩省或三省的總督（廣東、廣西的兩廣總督，湖南、湖北的湖廣總督，福建、浙江的閩浙總督，雲南、貴州的雲貴總督，陝西、甘肅的陝甘總督，江蘇、安徽、江西的兩江總督）。總督的地位雖說高於巡撫，但在兼有兩者的省份裡，巡撫並不隸屬於總督，他們共同向皇帝負責。在駐有滿洲軍隊（八旗軍）的有些省份裡，又設有滿洲將軍，其地位是和總督、巡撫平行的。在每個省裡還設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學政、以及督糧道、鹽法道、河工道等官員。在省以下的行政區劃一般有道、府、縣三級。省一級的主要官員，省以下的各級地方長官，直至縣官，都由中央政權直接指派。這種制度都是適應於中央集權的需要的。
官員是從地主階級中選拔出來的。除了滿洲、蒙古貴族的子弟和因有特殊功勳而受爵賞的漢族大官僚的子弟有做官的特權外，一般是通過科舉考試來選拔出適合於封建統治需要的官員。皇帝派出官員到各省舉行考試，的考試在京城舉行。雖說考場中有種種賄買舞弊的黑幕，但這種考試制度使中小地主也感到有進入仕途的希望。至於貧苦農民，根本沒有條件受到足以應考的教育，當然不可能通過這種制度而做官。
清朝入關時的軍隊是八旗兵，它主要由滿洲人組成，也有蒙古人和漢人。統一全國後，八旗兵除駐守京城，還屯駐在近畿和外省各衝要地方。嘉慶十七年（1812年）全國的滿、蒙、漢八旗兵共50萬人。除八旗外，有綠營，都由漢人當兵（因為用綠色旗，故稱綠營）。綠營分駐全國各省，歸各省總督、巡撫節制，要用兵時由中央政權直接調度。全國共有綠營兵約66萬人。八旗兵是世襲的軍隊，綠營的兵士基本上也是終生的職業兵。封建統治者需要這種完全和社會隔絕的軍隊，因為它的任務就是鎮壓在封建壓迫下的人民。
為了供養皇室和以它為首的全部官僚機構和軍隊，封建統治政權集中了龐大的國家財富，這些財富歸根結蒂來自千百萬小農的血汗。封建主義的國家還聽任各級官員用各種方法向人民巧取豪奪。例如，各級地方官員徵收田賦上交國家，在法定的數額以外還加收歸於官員私囊的一部分，在明清兩代叫做“火耗”。康熙皇帝說過，所謂廉吏並不是一文不取，如果州縣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那就算是好官了。他以為地方官員在一兩正稅外自取一分（1%）是合理的，實際上當時的火耗一般都在一錢（10%）以上，甚至有四五錢的（百分之四五十），這還算是合法範圍內的貪汙，所以民間說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封建官場中，真正廉潔的官吏是極其罕見的。
清朝官方統計，嘉慶八年（1803年）全國人口的總數有3億，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達4億。按當時情況說，全國總人口中90%多是在封建剝削下的農民和由農民轉化而來的手工業者、運輸工人及其他貧民。以北京朝廷為中心，由散佈全國的官僚機構和軍隊組成的龐大國家機器的任務就是維護封建的土地關係和剝削制度，以保障占總人口百分之幾的貴族、地主、紳士的特權地位，壓制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群眾，使他們服從這種社會秩序。清朝政權厲行文化上的專制主義，用傳統的封建宗法制的觀念加上宗教迷信，來束縛人民的心智，愚弄廣大人民，也是為了達到同樣的目的。
封建的國家機器並不做任何有利於社會生產發展的工作，可以算是這方面的工作是治河。為治理黃河和其他易於成災的河流，清朝特設河道總督，其品級相當於管理兩三省的總督。還有其他許多治河官員。國家支付的治河款項雖然不少，但是效果很小。河工成為官員營私貪汙的肥缺。
明朝後期，對於民間的商業、礦業加重徵稅，起了壓制初興的資本主義萌芽的作用。清朝實行的是類似的政策，它通過官僚機構壟斷一些大商業，如鹽業和進出口貿易，並且在內地設立關卡，對於運銷過程中的商品重重徵稅。這都是不利於自由商品經濟的發展的。
總之，封建主義的專制政權用它所擁有的一切手段――行政的、強制的手段和文化的、意識形態的手段，維護個體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基礎，極力打擊和扼殺任何足以動搖這種經濟基礎的新因素。因為，以吸吮千百萬農民的血汗來餵養自己的全部封建主義上層建築，只能是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面。雖然對農民的殘酷剝削，使得許多農家無法繼續維持男耕女織的那種生活，因而造成封建統治的危機，但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權繼續頑固地用一切手段維持固有的社會秩序。很明顯，不打碎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權這個桎梏，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