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的力量（簡體書）

威斯康星大學－白水文理學院心理學教授，艾奧瓦大學人格與社會心理學博士（1998）。他負責運行匿名網站PARBs，其中討論瞭如何使用社會心理學來減少認知偏差和衝突。他曾獲得多項教學獎項，並於2016年獲得威斯康星大學－白水文理學院的快訊＆科學卓越研究獎。男，1987 年11 月生人，浙江紹興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哲學系講師。2018年獲得中山大學科學技術哲學博士學位。曾赴意大利特倫託大學認知科學學院訪問學習。研究方向：科學技術哲學、認知科學哲學、心智哲學、文化演化研究。

“情境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強大”
遇事慢下結論，多收集情境信息，有助於我們正確歸因，
減少人際衝突、社會矛盾，實現理性的幸福。

●對於社會心理學家來說，本書對基本歸因錯誤批判性討論，是該領域填補空白之作。
基本歸因錯誤作為一種非常常見的認識偏差，國內外社會心理學專著和普及讀物對它的講解卻非常少。

●對於不熟悉基本歸因錯誤的大眾讀者來說，本書是一本有趣而易讀的介紹。
這本書涉及諸多社會心理學專業名詞和術語、理論性的敘述，但作者將通俗的語言、有趣的案例、新穎的洞見和充足的經驗研究充分結合，使這本書對大眾讀者來說，內容豐富且妙趣橫生。

●從基本歸因錯誤的角度給日常生活中大量案例給出全新的解釋——
基本歸因錯誤通常會導致對他人的誤解、傷害他人感情以及消極對待他人，而這本書探索的就是基本歸因錯誤悄然無聲地出現在社會交往中的諸多方式。作者調查了基本歸因錯誤的常見案例，包括路怒症、微表情解讀、“同性戀雷達”，社會上、網絡上常見的譴責受害者行為等。

作者提供一系列在經典教科書中不常見的錯誤判斷的案例：
為什麼我們被斷章取義和政客誤導？
為什麼關於輕度冒犯和內隱偏見的研究是錯誤的？
為什麼我們會在非言語解讀中誤解他人（包括謊言偵測和同性戀雷達）？
為什麼我們會高估自己預測他人在新情境中如何行動的能力？
為什麼我們會把受害者的痛苦歸咎於他們自己？
為什麼會為自己的父母感到羞恥？
為什麼我們在駕車、工作或者其他諸多需要人際交往的環境中那麼容易發怒？
……
在這些不同的案例之中，作者從基本歸因錯誤的角度給出一些全新的解釋。

●針對如何減少基本歸因錯誤，快速高效解決“認知”問題，提供了十多個指導方法。
這本書除了對基本歸因錯誤進行精彩的學術分析之外，還提出了減少基本歸因錯誤的方法：
⑴了解情境因素；⑵不要急著下結論；⑶減少認知負荷；⑷確保我們的判斷是可解釋的；⑸ 加強邏輯、統計或科學推理訓練；⑹讓自己處於悲傷狀態；⑺保持快樂狀態、自我肯定或少一些情緒波動；⑻感同身受；⑼提醒自己有類似的行為；⑽正念練習：葡萄乾任務……

●提出若干方法抵消求真帶來的心理健康風險和準確感知之間的衝突，減少憤怒、壓力、誤導性報復和人際衝突。
作者通過分享若干個來自學生和他人的故事，以及若干方法抵消求真帶來的心理健康風險和準確感知之間的衝突，以終實現自由。作者希望並相信，讀者在閱讀這本書後，可以不輕易發怒，不輕易對他人設防，能夠帶來生活的平和，讓更多人有機會過上理性的幸福生活——心理健康，且沒有大多數人會輕易產生的非理性認知偏差。

導言（摘選）
社會判斷和認知偏差

全書概覽
本書的主題是基本歸因錯誤，也就是我們會低估情境的力量。基本歸因錯誤是一種經典且有著廣泛影響的認知偏差。基本歸因錯誤很少在人類感知和人際關係中缺席，但是討論認知偏差的大眾媒體讀物卻很少關心這一問題，著實讓人驚訝。
《情境影響力》一書是個例外。社會心理學家薩姆·薩默斯（Sam Sommers） 在這本書中確實提到了基本歸因錯誤，但是他關的話題比這更為廣泛。書中反復出現的主題是人們低估情境對自我和他人的重要性，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例如，行動者—觀察者偏差會讓我們高估自己所處情境的重要性。薩默斯強調多種情境的重要性（絕大多數心理學教科書也如此處理），但是他僅僅在一個腳註中提到基本歸因錯誤。
針對情境力量的經典研究，我會分享一些常見報告的新的信息。我也會更加直接且具體地討論基本歸因錯誤。我會描述基本歸因錯誤的產生過程及其歷史。我也會提供一系列在經典教科書中不常見的錯誤判斷的案例。為什麼我們被斷章取義和政客誤導，為什麼關於輕度冒犯和內隱偏見的研究是錯誤的，為什麼我們會在非言語解讀中誤解他人（包括謊言偵測和同性戀雷達），為什麼我們會高估自己預測他人在新情境中如何行動的能力，為什麼我們會把受害者的痛苦歸咎於他們自己，為什麼會為自己的父母感到羞恥，以及為什麼我們在駕車、工作或者其他諸多需要人際交往的環境中那麼容易發怒，針對上述問題，我會討論如何從基本歸因錯誤的角度給出一些解釋。
有人希望自己不會輕易發怒，也不輕易對他人設防，因此我希望這本書能實打實地為這些人的生活帶去平和。我也會分享若干個來自學生和他人的故事，他們在閱讀此書後壓力有所減輕。減少基本歸因錯誤可以減少憤怒、壓力、誤導性報復和人際衝突。
我會特別討論基本歸因錯誤和譴責受害者行為是如何在心理治療中發生的，強調認知行為治療中的一個潛在缺陷，這一缺陷可能反映出基本歸因錯誤。我會舉例說明社會心理學家和科普作家為什麼無法抵禦這種錯誤（我也不能）。我也會討論基本歸因錯誤如何成為其他認知偏差和社會知覺過程的一部分，例如，偏見和陰謀論。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在2005年出版了《眨眼之間：不假思索的決斷力》（Blink）一書，他推崇的快速判斷就是一種基本歸因錯誤，對此，我有不少意見。格拉德威爾多年以後也承認基本歸因錯誤是“人類知覺所面臨的明顯的問題”，而快速判斷是“壞處遠多於好處的判斷”（遲到總比不到好！）。
情境在解釋人們為何以某種方式行動時非常重要，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們通常需要花費額外的時間審視情境。但是情境的力量在引起讀者和學生注意的同時，不少作者和教育家卻走得太遠了，因為情境的力量是有限的。第九章《個人因素也很重要》就是在解釋這一命題。絕大多數行為是由情境因素和個人因素共同決定的，而不是非此即彼。
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經常被用來說明情境的力量，因為虐待犯人的行為就發生在監獄情境中。我會強調實驗中獄警的人格特質很有可能對虐待行為的發生也有影響，但很少被人關注到。旁觀者越多，受害者能夠接受的幫助就越少，這種旁觀者效應也通常被用來表明情境的力量，但是在重要的元分析中我發現了一個計算錯誤。根據我的修正和重新分析，我會更強調在群體性緊急事件中如何重視個體旁觀者。事實上，凱蒂·吉諾維斯從旁觀者那兒接受的幫助要多於故事中所描述的。旁觀者越多，受害者接受的幫助越少，事實證明這個結論是錯誤的。
忽視個體及個人性格會導致一種不常見的認知偏差——過度重視情境的因果作用，這是自由主義者解釋社會問題時經常會遇到的批評。第九章會涉及一些研究，包括關於什麼樣的人更容易產生這些認知偏差及產生的原因。
後，我要冒險去解釋雖然認知偏差有負面效應，但對我們也有好處。特定的認知偏差、錯誤感知和適度的錯覺是良好心理的組成部分。例如，自我評價中自己對生活中的消極事件的把控能力的強弱比實際能力更為重要。特定的認知偏差和錯覺在其他方面也對我們有益，從安慰劑效應的身體治療特性，到快速判斷（如果有偏差的話）提升一般日常效率。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存在認知偏差的話，我建議你不要太當一回事。管理認知偏差並不意味著自動地清除所有偏差，因為有些認知偏差確實於我們有利。
當然終我要論證的是反對認知偏差，而不是支持認知偏差。我會建議用多種方法減少認知偏差，尤其是基本歸因錯誤。在這一點上，我勝過其他絕大多數大眾讀物作者，因為他們僅幫助讀者了解認知偏差。事實證明僅僅閱讀和了解認知偏差，這對我們的幫助是有限的。
我也會回答如何降低我們身邊人做出有偏差的判斷的頻率。減少自己的認知偏差已經很難了，如何以迂迴的方式修正家人、朋友、心儀的他/ 她、配偶，甚至是合作者的有偏差的判斷呢？或許好不要嘗試。我會提出一些基於特定研究的建議，強調這一任務的艱鉅性，因為認為他人存在認知偏差可能也是一種認知偏差。
考慮到人們固有的潛在認知偏差和心理健康，我寫這本書時面臨一個道德困境，我不希望人們的心理健康因認知準確性提升帶來的痛苦而受影響，因為特定的正向錯覺對良好的心理健康狀況而言是必需的。沒有正向錯覺，人們更容易產生中度抑鬱的表現，專業術語是“抑鬱現實主義”（depressive realism）。我教授社會心理學，希望自己的學生知道，我在提升他們判斷的準確性的同時也防止他們出現抑鬱。我要求學生的判斷變得更為準確，但不要在這個過程中變得抑鬱。有句話正好說出了這一點，“真理讓你自由，但首先讓你痛苦”，這句話或許是詹姆斯·加菲爾德總統說的，有時也被認為是馬克·吐溫說的。
在本書結尾，我會提出若干方法抵消求真帶來的心理健康風險和準確感知之間的衝突，以終實現自由。換句話說，幸福生活往往是非理性的，只要有正向錯覺和簡單的錯誤感知作為支持即可，但是我希望通過這本書和結尾提供的方法，讓人們有更多的機會過上理性的幸福生活。所謂“理性的幸福生活”是心理健康，且沒有大多數人會輕易產生的非理性認知偏差。我相信我們可以過一種幸福又理性的生活。

導言社會判斷和認知偏差001
喬治·齊默爾曼為什麼會射殺特雷沃恩·馬丁003
認知偏差日常案例006
不用粗線條描述法009
免責聲明019
一個建議020
傾聽讀者意見021
全書概覽026
章演講和交通擁堵：基本歸因錯誤入門031
基本歸因錯誤034
誰是提出基本歸因錯誤概念的人？035
一言以蔽之040

第二章政治和風言風語：基本歸因錯誤層出不窮054
政治不正確和輕度冒犯058
脫離語境的引用：語境去除063
基本但未被認識到的認知偏差071
檢驗基本歸因錯誤：一個提示080

第三章解讀非言語行為：洞察力錯覺082
推斷意圖085
解讀他人內心活動時的教訓086
希博伊根福爾斯案例的其他啟示099
有時我們確實是對的101
下流的手勢和其他“顯而易見的”手勢102
私人空間106
公平對待解讀非言語行為的專家107
生活中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109
同性戀雷達110

第四章準確判斷面部表情？照片是會撒謊的115
虹膜是窺視性格的窗戶嗎？116
根據面部表情測謊117
能夠基於面部特徵識別同性戀者嗎？118
理解面部情緒120
總統夫人的面部表情121
學術爭議127
更新研究結論：影響面部表達的情境因素139
總結146

第五章社會角色：教皇不能當過保安？148
教師角色153
一個既害羞又外向，同時也是女主角的學生157
學生角色160
終極角色效應164
社會角色範式：對領導的感知166
性別角色172

第六章行車途中的基本歸因錯誤178
與基本歸因錯誤和憤怒同行182
司機歸因研究190
攻擊行為背後的情境因素195

第七章人際衝突：行車之外204
本書之根本208
諸多挑戰210
在工作中212
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215
餓極而怒之人218
基本歸因錯誤是原因也是結果219

第八章譴責受害者行為225
譴責受害者行為的原因230
灰色地帶235

第九章個人因素也很重要245
水杯並不是完全空的247
請不要忽略個人因素248
旁觀者效應真相251
斯坦福監獄實驗：獄警的暴力傾向是天生的嗎？261
人際吸引：愛是盲目的嗎？264
誰更容易犯基本歸因錯誤？266

第十章認知偏差的利與弊271
認知偏差的益處272
認知偏差的弊端276
管理認知偏差278
了解認知偏差：它真的有幫助嗎？280
除了了解基本歸因錯誤，還要知道減少基本歸因錯誤的方法284
減少對親近之人犯基本歸因錯誤的頻率301

結語理性的幸福305
終極建議309
致謝313
註釋315

第八章譴責受害者行為（摘選）

一旦人們將厄運降臨歸咎於受害者，並堅持認為世界是公正的……這就將受害者顯然無力把控的因素——運氣、機會、命運，隨便你怎麼稱呼——與受害者內在的人格特質混淆在一起。
——托馬斯·吉洛維奇和理查德·艾巴赫（Richard Eibach），《真正重要的基本歸因錯誤》一文的作者
我們不僅會故意傷害自己不喜歡的人，而且也會不喜歡我們曾經傷害過的人。——戴維·邁爾斯，《社會心理學》一書的作者
在第六章，我在講發生在行車途中的基本歸因錯誤時，曾提及一些路怒症案例，案例中有人因此受到傷害，而攻擊者，或需要為事故負責的那個人很有可能會譴責受害者。乍一聽，譴責受害者有可能是為了避免承擔法律責任。
在第七章，我講到發生在行車之外的人際衝突，曾引述了認識失調和歸因模式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表明，情緒出現在思考之前，而憤怒能夠真正地導致基本歸因錯誤，並能讓我們不公正地譴責他人。我也曾提及一系列研究，這些研究表明，針對某個人的攻擊行為或傷害行為（通常因憤怒而生）會讓攻擊者對這個人做出更為負面的性格歸因。在此前沒有發生過攻擊行為的情況下，攻擊行為會導致攻擊者討厭受害者。
戴維·邁爾斯著有社會心理學教材，他寫道，我們不僅會故意傷害自己不喜歡的人，而且也會不喜歡我們曾經傷害過的人……傷害無辜的受害者——無論是用語言侮辱還是施以電擊——通常會讓加害者蔑視他們的加害對象，如此可以幫助他們為自己殘酷的行為進行辯解。
這聽上去有點可悲，但是如果一個人並非善類，把殘酷的行為施加在其身上通常讓人感覺正義感十足。我們自己做出的殘酷行為，會威脅到自我或感覺到與自我觀念的不一致（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高尚的人）。因此，將自己的路怒症歸咎於受害者，不僅僅是為了避免承擔法律責任。譴責受害者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是為了避免認識失調，也就是一方面將自己看成高尚的人，另一方面卻在傷害無辜之人。整個過程就像是，哦，且慢，這個人絕非善類，對的，他罪有應得。
一旦攻擊行為讓施暴者蔑視施暴對象，那麼這不僅僅是在傷口上撒鹽，傷害實際上導致了侮辱。
有數不清的譴責受害者的案例，譴責的原因至少可分為三個進行討論。在這些原因中，微妙的或反直覺的原因可以在人際衝突場景中闡明的。在人際衝突場景中，受害者是你所傷害的人（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然後，你通過蔑視受害者從而產生更好的感覺（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此過程）。我在第六章一開始就提到過，人際衝突、譴責受害者和駕駛憤怒是相互交織的，而在這一章，我將完成這一聯繫的建構。但是，除了在行車途中，譴責受害者行為在諸多其他場景中也會出現。
人們會在諸多情況下受譴責，包括在家中或工作時發生意外、被偷竊或被搶劫、（尤其是被警察）槍擊或射殺、被強姦或遭遇性侵、身無分文、被解僱、因房產被扣押而流離失所、沒有醫療保險、患艾滋病或其他疾病、被欺負或霸凌（即使身為職業足球運動員）、被捲入大規模槍擊事件（例如2016 年發生在奧蘭多夜總會的槍擊事件）、遭遇自然災害（例如，卡特里娜颶風）。如果孩子做了可怕的事，或做事的結果非常糟糕，我們不會怪罪他們，而是責怪他們的父母——比如，蹣跚學步的小孩不小心掉進大猩猩圈舍，導致動物園管理部門不得不射殺他們心愛的大猩猩，或者八年級的學生訪問華盛頓特區，但不想和眾議院議長合影。
這並不是說，在這些事情中受到譴責的人通常是無可指責的，也不是說，受到譴責的人沒有一點責任。人們在工作中或許會犯錯，從而導致出現意外情況。或許父母需要在看護孩子方面做得再多一點。被侮辱甚至受到傷害的兄弟會成員要完全清楚，被人侮辱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會讓人冒險去侮辱他人，而這與任何從眾壓力無關（而不是讓人知道，以這種方式放任他的自由意志可能為針對他的不當行為提供合理辯護）。
然而在這些案例中，我們經常高估這些人所需承擔的責任，因為我們經常低估周圍環境所起的作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做壞事的人未被抓現行或未被懲罰，而傷害或者後果很嚴重或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且受害者極其軟弱，那麼受害者受到的譴責會更加嚴重。年幼的孩子會因為被性虐待而被譴責，即使譴責的人不得不利用孩子過往的生活來為此辯解。自然災害的受害者一直因為他們的遭遇、不幸的死亡，甚至災害本身而受到他人的譴責，僅僅因為他們是同性戀或支持同性戀權利。肯特·哈伯（Kent Harber）是譴責受害者行為的研究專家，他和同事寫道：“譴責那些值得同情的人，即使不是有悖常理，看上去也是自相矛盾的。然而，譴責受害者俱有重要的心理作用。”
我不會討論所有和譴責受害者行為相關的案例。有不少單純研究這一行為的專著有非常完整的討論，尤其那些關於強姦和貧窮的專著。我也不會試著為譴責受害者行為開脫，但是會描述譴責受害者行為所具有的“心理作用”。哈伯僅僅提到了一個作用，也是被引述頻繁的一個作用。但是，我已經提到過，我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可以用於解釋為什麼絕大多數人（通常是無意識地）利用這一基本歸因錯誤。
意識到譴責受害者行為發生的原因，或者對這一現象了解得更多一點，有利於我們避免譴責受害者。尤其是，如果我們有能力確定自己之所以譴責受害者是因為感覺自我受到威脅——正如路怒症這一例子——那麼我們可以尋求其他方法以保護或穩固自我，如此一來，就不需要譴責受害者了。研究已經表明，用其他法增強自我有利於減少譴責受害者行為。自我受到威脅會導致特定的負面情緒，而其他研究已表明，表露自己的情緒也有利於減少譴責受害者行為。在決定是否譴責受害者之前，請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情緒狀態。
減少譴責受害者行為極其重要，因為如果無辜的人除了遭遇厄運或暴力攻擊，還因此受到他人的譴責，那麼就會出現諸多負面結果。譴責受害者行為會減少他人幫助正遭遇困難又急需幫助的人的意願。譴責受害者行為會增加受害者自責、沉默、焦慮、抑鬱、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的風險。在我們對自己所犯的基本歸因錯誤中，自責是出現次數少的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人對我們犯下的基本歸因錯誤是可以負責的。
因此，我會提到若干譴責受害者行為的例子，描述若干相關研究，以說明產生譴責受害者行為的三個原因。接下來，我會討論人們被譴責的例子，人們僅僅因為不高興就被譴責，甚至有明顯的外部原因說明人們為什麼不高興時也是如此，這些原因包括自然災害、離婚或愛人的逝世等。我將這一話題稱為灰色地帶話題，因為你有可能感覺到，旁人會因為你感到不開心就以不公正的方式譴責你，而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人可能試圖幫助你（甚至可能經過臨床訓練，以這種方式為你提供幫助）。
尤其在性侵和虐待兒童案例中，我會提到，不少心理治療師和受害者傾向於使用“倖存者”標籤，而不是“受害者”標籤。我知道，人們在遭遇創傷事件之後不接受受害者角色，會帶來不少潛在的好處。但是，我並不認為這兩個標籤窮盡了所有情況。在無可指責的情況下被譴責，並不意味著從創傷中恢復的力量和韌性不存在。
譴責受害者行為的原因
個人認知失調
在路怒症或其他案例中，施暴者傷害了他人，此時，他可能會處於認知失調狀態，因為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正派的人，但又傷害了無辜的人。蔑視受害者能夠幫助他減少認知失調，以防止自我受到威脅。這些施暴者或許在那一刻會真正感受到，受害者咎由自取。
有一項經典的研究說明了這種認知過程。實驗參與者需要接受一些背景假設，在假設條件下，他們需要給另一名實驗參與者施以電擊，而被電擊者實際由一名演員所扮演。因為外部壓力減輕了實驗參與者的認知失調程度，所以他們給另一位實驗參與者施加電擊沒有承受過大的壓力，畢竟是“研究人員要求我這麼做的”。和對照組相比，或者與電擊前相比，在施以電擊之後，實驗參與者通常認為這些受害者不受別人喜歡，不那麼友好，也沒有價值成為自己的密友或室友。（事實上，電擊是假的，只是演員扮演的被電擊者使實驗參與者相信他們真對他人施以電擊了。）
在這項研究中，蔑視受害者效應僅在實驗參與者料想自己不會受到報復的情況下出現。這種預期可能與受害者更加無力的前提有關，就像在家庭虐待案例中，施暴者會說是受害者讓他們這麼做的。在另一項研究中，一旦實驗參與者一開始就被給予能夠穩固自我的積極反饋，那麼蔑視受害者效應會尤其明顯。研究人員認為，在施加電擊階段，積極正面的自我形象會增加自我形象和傷害受害者之間的認知失調程度。這一結論強有力地表明，譴責受害者行為是一種自我保護。
在更為日常的人際交往中，我們需要為他人的痛苦負責，但與此相比，路怒症和高攻擊性案例或許比較罕見。就像邁爾斯所傳達的，即便是發表傷害性評論也會導致譴責受害者行為。你是否曾經無意地弄哭過別人，或讓他感到難受？認為受到傷害的這個人不應該那麼敏感，或者認為他應該臉皮更厚一點？這可能也是一種微妙的譴責受害者行為。反思一下你是否有過此類經歷，也是有價值的。
一旦你不用為他人的痛苦或遭遇負責，那麼譴責受害者行為將更為常見。路怒行為的旁觀者和法庭案件中的陪審團成員一樣，經常困惑為什麼受害者會讓自己陷在這一情境中，而不是做得更多一點，讓自己不要陷入其中。旁人看到遭受強奸的受害者，尤其會考慮這些可能性。律師為行凶者辯護有可能“啟發”旁觀者提出這些困惑。在這些案例中，譴責受害者的那些人，他們的自我不會受到威脅。因此，譴責受害者通常不是為了自我保護，也不是為了減少個人的認知失調程度。那為什麼我們還是會譴責受害者呢？
相信世界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