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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全碑》，東漢靈帝中平二年（一八五）十月立于郃陽縣（今陝西省合陽縣）。明萬曆初年發掘于郃陽縣舊城，今存于西安碑林。碑高二百五十三釐米，寬一百二十三釐米，碑陽二十行，行四十五字。《曹全碑》內容為頌揚時任郃陽縣令曹全之功德，由縣吏王敞等人集資鐫立。《曹全碑》是漢隸代表作之一，以用筆秀麗多姿、結體飄逸端穩、佈局舒朗勻淨而著稱於世。楊守敬《平碑記》載：“分書之有《曹全》，猶真行之有趙董。”清人孫承澤稱讚

《石門頌》，全稱《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又稱《楊孟文頌》。漢中太守王升撰文，頌揚原司隸校尉楊孟文複修棧道之事。隸書，二十二行，行三十、三十一字不等，漢建和二年（一四八）刻於陝西褒城東北褒斜谷石門崖壁，現藏漢中博物館。此碑歷來為世人推崇，或言其“高渾”，或言其“疏秀”，或言“縱橫勁拔”“雄厚奔放”“行筆如野鶴閑鷗，飄飄欲仙”，總之很好地統一了雄渾肅穆與自然秀逸這兩種對立的美感，甚為難得，是學習隸書的

《乙瑛碑》，漢桓帝永興元年（一五三）刻。原石立於山東曲阜孔廟內，現存。此碑結體方整，骨肉停勻，波磔分明，法度嚴謹。用筆方圓兼備，平正中有秀逸之氣，是漢隸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作品，歷來被視為學習隸書的經典範本。本書所刊為明拓本，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本書收《西狹頌》，全稱《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亦稱《李翕頌》、《黃龍碑》。碑高約三百厘米，寬約五百厘米，有「惠安西表」四字篆額，正文二十行，行二十字。碑文記述了東漢武都太守李翕的生平，頌揚了他開通西狹道路，為民造福之德政。 孫寶文，原吉林文史出版社社長。

《居延新簡書法(合集)》為“簡帛書法大系”新出西北漢簡圖書。本書一函四冊。 居延新簡，1973年出土於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破城子遺址。兩漢時期，此地是居延都尉甲渠候官的軍事駐地。從今天的酒泉東北走，沿額濟納河一直到居延海，是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派強弩都尉路博德修築的居延邊塞。從北到南，由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駐兵屯守。北有居延都尉下屬的殄北候官、甲渠候官(王莽時改為甲溝候官)和卅井候官，南有肩水都尉下屬的肩水候官、廣地候官、橐他候官、倉石候官和庾候官。再南還有酒泉北部都尉下屬的會水候官。居延新簡就出自其中的甲渠候官。 “候官”一名，既指都尉府下屬的軍事駐防機構，亦指該機構的軍事主官。候官的秩級比六百石，略低於六百石的小縣縣長。居延新簡就是甲渠候官長期駐守此地形成的上報下達的屯戍文書。 居延新簡除了甲渠候官遺址所出7933枚外，還包括了距此以南五千米左右的第四燧所出漢簡近二百枚以及少量的零星採集品。 居延新簡的特點是數量多(僅一個遺址就出土漢簡近八千枚)、內容豐富，形制完整，僅在F22一個不到六平方米的房子裡，就出土了完整的簡冊四十多個。比如《寇恩冊》《守禦器簿》《塞上烽火品約》《相利善劍冊》《隧長焦永死駒劾狀》等，都是千古難得的書法藝術珍品。 《簡帛書法大系‧居延新簡書法》四冊，即從上述甲渠候官遺址和第四隧遺址所出的居延新簡中精選而出。其中既具書法特色，又具時代特點的書法精品，可供簡牘書法愛好者把玩臨摹，以傳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 本書包括有原大簡、放大簡，附有釋文，裝幀考究，厚薄適當，價格平實，圖版精美，是臨習和研究漢簡書法的極佳一手資料。

《西狹頌》是著名的摩崖刻石，在“碑刻”大家族中，“碑”（狹義上的碑）與“摩崖刻石”雖同屬一類，但審美特色卻大不相同，這主要是因為它們的形制和製作方式不同。“摩崖刻石”即在表面不平整的山體表層鐫刻文字，山體複雜的構造和質地增加了鐫刻的難度。為避開堅硬的石質而脫離漢字應有的理性造型的情況時有發生，由此產生了一些客觀上用筆的誤差。所以，摩崖刻石除了要遵循漢字的構成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到大自然的情況，這是“碑”類刻石所不需顧慮的。當然，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才使“摩崖”碑刻往往更有絢爛迷人的風采，給人們帶來一種意外之趣。再加上自然界的風化剝蝕，千餘年前先人鑿刻痕跡已無踪跡，只剩下一道道渾拙蒼茫、古樸奇詭的線條在交叉飛舞。所有這些實際上是作為客觀主體的“人”的創造性價值的深沉的外化。與之相比，在碑刻中，“人”的這種創造性價值的外化則更為鮮明，因為“碑”的製作條件比較優越，相比於摩崖的高低不平，碑的表面是光滑平整的，線條的細微之處也可深入刻畫，另外其規整的形式也造就了均勻穩妥的章法。 《西狹頌》全稱《漢武都太守漢陽河陽李翕西狹頌》，亦稱《李翕頌》《惠安西表》，位於甘肅成縣天井山棧道中。東漢靈帝建寧四年（一七一）六月十三日刻。《西狹頌》是為表彰李翕修治西狹險路之功績所刻。二十行，行二十字。清代書家、學者對《西狹頌》有著極高的評價。

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又名韓敕碑、修孔子廟器碑等。東漢永壽二年（一五六年）刻。原存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一九九八年移入漢魏碑刻陳列館，與乙瑛、史晨合稱廟堂三巨制。碑高二百三十四釐米，寬七十八點五釐米，厚二十釐米。碑額圓形，無字，無飾。四面刻字，碑陽十六行，其中正文十三行，行三十六字；碑陰三列，列十七行；左側三列，列四行；右側四列，列四行。碑文內容是記述魯相韓敕修整孔廟、置辦禮器事。 此碑用筆變化多端，遒勁剛健；書勢氣韻沉靜肅穆，典雅秀麗。碑陽結體工整方縱，大小均勻，左右規矩，法度森嚴，平正中見險絕。碑陰則更為自然靈動，意趣盎然。此碑為東漢碑刻書法中的經典之作。

本字帖在市面現有字帖基礎上，提出“摹”的概念，本系列 輯共十種，選取歷代經典作品為垯本，高清印刷，其中小字作品做放大處理，便於學習者臨摹。為解決摹在書寫中滲墨的問題，本字帖採用特殊處理，使字帖不怕墨染，並附摹寫紙100張、摹寫磁鐵兩個。目前市場上字帖，特別是中高質量字帖皆以方便臨為主，尚無可供直接摹寫的字帖，一些雙勾印本既多失形， 不可直觀帖之墨韻風彩。本套字帖即以解決此問題而設計，為填補市場空白商品。

夏承碑全稱《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亦稱《夏仲兗碑》。東漢建寧三年（公元一七〇年）立。碑舊在河北永年，久佚。存世拓本大多為重刻本。夏承碑書法奇麗。明代王世貞評此碑雲：『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鐘（繇）、梁（鵠）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但也有些學者認為此碑孱雜篆體，與北齊書風近似，或為北齊時所重刻。夏承碑較早的拓本為『華氏真賞齋本』，其中缺三十字，由清代翁方綱補寫。現據此影印出版，供廣大書法愛好者欣賞、學習。

《史晨碑》分為前後碑，前碑刻於漢靈帝建寧二年，後碑刻於建寧元年，現存山東曲阜孔廟。本書為明拓本，前後碑合為一冊，拓工精細，白棉紙重墨擦拓，字口猶有棱，可傳原碑風彩。全冊無塗描，該拓本曾經李國松、楊魯盦、孟氏妙鑒齋遞藏。本書《明拓禮器碑並陰》出版採用經折裝的形式，精美至極，試圖呈現原拓本的神采面貌，給金石收藏愛好者與習書者帶來更好的體驗，出版意義重大。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東漢延喜七年立於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東。碑文為隸書，結體端莊飄逸，風度翩翩，清朱彝尊贊其曰“屬流麗一派，書法縱逸飛動，神趣高妙”。此次出版所選底本為明拓本，傳世極罕，頗可寶藏。曾經王懿榮、王孝禹、李慎、葛成修、孫甲榮、孟憲章等名家遞藏。《明拓孔宙並陰》採用經折裝的形式呈現，精美至極，試圖呈現原拓本的神采面貌，給金石收藏愛好者與習書者帶來更好的體驗，出版意義重大。

居延漢簡對研究漢朝的文書檔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史譽其為20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居延漢簡”乃因這批漢簡在我國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和甘肅省嘉峪關以東的金塔縣肩水金關被發現而得名。若瞭解居延漢簡的各方面狀況，必須首先瞭解漢代長城居延要塞的情況。今選其中精佳者分類編排，放大精印，以為臨習之資。

武威漢簡，西漢時期，涼州出土的簡牘，武威漢簡統稱涼州漢簡，時間是西漢到新朝王莽時期。包括《儀禮》簡、涼州王杖詔令簡和涼州醫藥簡牘等。《儀禮》簡1959年出土於甘肅涼州磨嘴子6號漢墓。計有《儀禮》簡469枚,其他日忌雜占簡11枚。《儀禮》簡分三種：甲本木簡398枚，每枚長55.5～56釐米，寬0.75釐米,包括《士相見》、《服傳》、《特牲》、《少牢》、《有司》、《燕禮》、《泰射》7篇。乙本木簡37枚,每枚長50.05釐米、寬0.5釐米，內容僅《服傳》一篇。丙本竹簡34枚，每枚長56.5釐米、寬0.9釐米，內容僅《喪服》一篇。今選其中精佳者分類編排，放大精印，以為臨習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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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漢簡對研究漢朝的文書檔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史譽其為20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居延漢簡”乃因這批漢簡在我國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和甘肅省嘉峪關以東的金塔縣肩水金關被發現而得名。若瞭解居延漢簡的各方面狀況，必須首先瞭解漢代長城居延要塞的情況。今選其中精佳者分類編排，放大精印，以為臨習之資。

居延新簡， 一九七三年出土於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破城子遺址。兩漢時期， 此地是居延都尉甲渠候官的軍事駐地。居延新簡的特點一是數量多，二是一些完整的冊書和精美的書法作品大都集中在東漢初年的建武年間。《簡帛書法大系·居延新簡書法》四冊，即從居延新簡中精選而出。《居延新簡書法（四）》遴選了破城子遺址開采的房屋、額濟納旗三十井次東隧、一九七二年居延調查采集散簡中的簡牘。其中的《隧長焦永死駒劾狀》等，都是千古難得的書法藝術珍品。

居延漢簡對研究漢朝的文書檔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史譽其為20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居延漢簡”乃因這批漢簡在我國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和甘肅省嘉峪關以東的金塔縣肩水金關被發現而得名。若瞭解居延漢簡的各方面狀況，必須首先瞭解漢代長城居延要塞的情況。今選其中精佳者分類編排，放大精印，以為臨習之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