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網路書店 / 搜尋結果

朱熹“四書學”是以儒家典籍為文本對“人”的一種解讀，目的在於探究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必然之故以及人之所當然之則。可以說，朱熹“四書學”實際就是人學（就人自身而言）、政治學（就人與社會而言）、倫理學（就人與人而言）的結合體。朱熹對哲學的涉足源于幼年時期潛移默化地理學薰陶，對哲學的探究則是源於對儒學精神血脈之所在的“為己之學”的探求。而“為己之學”顯透著的道德動機又關係著天下之安危，於是，在宋代特殊的社會□□時期，逐漸形成了一種以道德動機和道德理性作為治國安邦、家國長治久安的救世之道。所以，在家學和時代思潮的影響下，朱熹致力於對多元儒學思想的汲取，始終以求內聖開外王為思想目標。那麼，如何找出通往“聖”學之徑？如何獲得儒家修養工夫的恰當進路？又如何通過內聖開出治世功業？就成了其思想的理論根本。這也是朱熹“四書學”的核心內容和價值所在。朱熹“四書學”涵蓋了哲學、經學、文學、社會學等多方面領域，是一門涉及領域極廣、涵蓋範圍極全、社會影響極大的學問。由於時間所限，難以對朱熹“四書學”展開全面地深入地研究，故本文主要就朱熹“四書學”的思想方面，從儒家修養工夫論的角度，本著探尋朱熹求內聖開外王的理論目標，對朱熹“四書學”進行了籠統解讀。文章大體上從朱熹“四書學”產生的時代背景、朱熹由“為己之學”向“四書學”的探索發軔與經學文本的建立、朱熹“四書學”“內聖外王”理學工夫體系的構建以及朱熹“四書學”的傳承和價值所在四個部分來把握朱熹的“四書學”思想。第一部分簡要對朱熹“四書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做了□□性梳理，並概括論述了內憂外患的南宋時期“明道”、“求理”思潮的興起以及由尊“五經”到重“四書”的轉□。第二部分主要論述朱熹“四書學”的發軔與經學文本的建立。首先，論述了朱熹在三先生理學指引下，求“為己之學”的展開進路以及如何在求“為己之學”的追求下開啟對“成聖”之旅的探索。其次，朱熹對“四書”及其單經的注解經歷了勘定再修改，修改再勘定的反復過程，《論語要義》《孟子集解》《論孟集注》《中庸集說》《大學或問》《中庸或問》《中庸輯略》等“四書”著述不斷問世。這是朱熹“四書學”成長目前一個重要的發展歷程。其中朱熹對《大學》所作補傳及其《大學章句》修養工夫的經學厘定尤為重要，在文中亦作了較為詳細論述。第三部分朱熹“四書學”內聖外王的理學工夫體系的構建是本文核心部分，主要分為四章論述，在文中占第四、五、

政治話語是政黨、政府、軍隊等權力組織在治理國家、謀求國家利益過程中採用的言語方式。政治話語是政治世界的話語實踐、話語描述或話語映射，能夠有效揭示政治問題，深刻反映社會變化與發展。本書在認知語言學和話語分析相關理論指導下，基於語料定性分析法和語料庫語言學相關方法，重點考察了政治話語蘊含的言者和理解者的經驗基礎、概念結構、思維邏輯及價值理念，並系統探究了政治話語生成和理解的認知模式。

本書以唐君毅的生死哲學思想為研究對象，重點討論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唐君毅生死哲學的元問題及其自覺的哲學追問，以此說明唐君毅生死哲學建立的生命緣起與哲學根據；其次，唐君毅生死哲學與其整個哲學思想的內在關係及在生死問題上的基本立場，以此說明唐君毅生死哲學不是一般宗教意義上的生死觀或生死態度，而是其哲學建構的重要內容，甚至是核心內容；再次，唐君毅生死哲學對個人自我生死關係的回答與建構，以此說明唐君毅生死哲學對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生死立場的繼承與發展，說明唐君毅生死哲學之於個人生活理性化的人生價值；最後，唐君毅生死哲學對於自我與他人之間生死關係的回答與建構，尤其是自我之死與他人之生或者他人之死與自我之生的內在關聯，以此說明唐君毅對於鬼神等“超越性存在”的哲學態度是對於儒家“祭如在”的理性立場的繼承與發展，說明唐君毅生死哲學之於人類生活世界理性化的重構。

本書首先關注了傳統媒體時代的跨境內容爭議，接著分類梳理了數字時代的爭議主題，最後提出了看待內容治理的視角。

本書以現代日本管理哲學的發展歷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現代日本管理哲學產生於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是日本社會發展中對於外來文化不斷學習和接納過程中的產物。在本國文明的基礎上，日本吸收來自東西方文化的精神成果並不斷進行融合，最終形成日本的國民精神以及“士農工商”各個階級的思維特質。在現代企業建立之後，這些精神特質通過企業家的經營實踐和管理學家的理論研究逐漸內化為企業的管理思想……

本書分為兩個部分，上篇主要為理論篇，以場域理論為起始點，通過對網絡政治、網絡政治參與、網絡民意、網絡輿情和網絡反腐等概念理論的分析，從學理上建立以網絡反腐為切入點，研究網絡政治生態場域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下篇主要為實務篇，圍繞當下我國的網絡反腐實踐，從網民行為、政府回應、中介性社會事項以及時空語境四個角度分析現實情境下網絡反腐中各種要素之間的關係。

杜威的科學人文主義思想首先體現在對科學本身的理解，即科學觀的人文化。杜威從科學的實在論、知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論的角度論證了人性品質和文化要素對科學實踐的影響，力圖將科學觀人文化。杜威的科學人文主義思想還表現在杜威對科學的社會文化價值的理解，即杜威倡導利用科學對社會文化進行改造， 提出了以科學改造社會文化的綱領。杜威的科學人文主義思想，是對皮爾士和詹姆斯的實用主義的新的綜合與發展……

《太平記》文本引用出處主要來源於：由鷲尾順敬校注的古本（西源院本）《太平記》（刀江書院、1943年）。參照古本有：黑川真道校（神田本）《太平記》（內外印刷株式會社、1907年）、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編刊（玄玖本）《太平記》（勉誠社、1973-1975年）、長穀川端等人編（神宮征古館本）《太平記》（和泉書院刊、1994年）。參照的其他版本有：□□中世後期成立的天正本（長穀川端校注譯《太平記》），以及□□近世成立的流行本（後藤丹治，釜田喜三郎校注《太平記》和山下宏明校注《太平記》）。關於這些版本的說明請參照緒論的介紹和參考文獻。

本書主要介紹了推動二十世紀中國新倫理學建設的重要人物――周輔成先生的主要倫理思想及其價值。就其來源而言，周輔成的倫理思想堪稱中西倫理思想交融會通的結晶，始終體現出深切的人文關懷、強烈的批判精神和“為生民立命”的責任擔當。闡明了周輔成倫理思想在方法論上的特點：知行合一、中外會通、史論結合，並由此構成的一個以堅持公平正義、崇尚人文精神為主旨的特色鮮明的理論體系。 本書重點論述了周輔成先生的社會公正思想。周輔成認為，公正作為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道德推動力，它比仁愛更重要。同時闡明了周輔成先生對儒家的“大同”理想、“為政以德”的政治主張等展開的不同闡釋和評析。 本書還論述分析了周輔成先生的人道主義思想，以及他對儒家倫理思想的“天人關係”所給出不同的解釋，將其闡釋為儒家“天下為公”、“民惟邦本”以及仁愛思想的形上依據。 最後，本書論述了周輔成倫理思想所具有的重大理論實踐意義，以及對中國倫理學未來發展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