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調查（簡體書）

《成都調查》的核心思想是定義和解析“成都創新鐵三角”，即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模式。主要從產權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基層民主——尊重個人權利三個方面來闡述。產權改革：奈斯比特認為，不進行產權改革，一切都是妄談。創新土地流轉模式，促進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成都市把推進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作為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措施，有序地組織實施，取得了明顯成效。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強調：“推進社會建設，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進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優先位置，加快發展教育、社會保障、醫藥衛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項社會事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關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一點，成都已經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并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操作經驗。
基層民主：奈斯比特認為，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政治局面的描繪都是從西方角度出發的，而且大部分都已經過時。他們所關注的大多是中國的弱點與問題，徒增人們對中國的質疑，無法更好地了解中國。而事實是中國正在形成與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相吻合的民主制度。這一點成都做得很好。

作者：(美國)約翰·奈斯比特 (澳大利亞)多麗絲·奈斯比特 (John&Doris Naisbitt) 譯者：魏平 畢香玲

約翰·奈斯比特，未來學著作的銷量已經超過1400萬冊。2009年出版的《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一書再掀“奈斯比特旋風”，在全球引起對“中國模式”的熱議。據《金融時報》證實，他最負盛名的《大趨勢》一書中沒有一條預言是錯誤的。從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之後，約翰·奈斯比特先後進入猶他大學、康奈爾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此後曾供職于IBM與柯達公司。1963年，他進軍華盛頓，擔任肯尼迪總統的教育部助理部長，還曾任約翰遜總統的特別助理。約翰·奈斯比特還擁有人文科學、科技等領域的15個榮譽博士學位。自從《大趨勢》《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等10余本著作在全球范圍內取得巨大成功之後，他每年都會周游世界數次，幾乎在世界所有大公司發表過演講。2006年，奈斯比特中國研究院在天津財經大學成立。現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和中國天津已經成為他與妻子的常住地。
多麗絲·奈斯比特，全球暢銷書《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作者之一，曾擔任位于維也納的Signum Verlag出版社的負責人，也曾是約翰·奈斯比特的德語出版商。2000年共結連理之後，她密切介入了約翰·奈斯比特的演講、書稿的編輯和翻譯工作。自2006年開始，多麗絲·奈斯比特與約翰·奈斯比特一起指導位于中國天津的奈斯比特中國研究院的工作。

《成都調查》：世界頂尖未來學家、第五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得主約翰·奈斯比特、多麗絲·奈斯比特最新力作！城鄉一體化，中國改革的突破口。
看成都調查，把握中國改革創新大趨勢！啟示中國未來的成都創新，全面認識中國，要看《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深入了解中國，請讀《成都調查》。
了解成都，非常有助于了解中國。
日益加劇的城鄉差別和貧富差距與中國建設現代、富裕的和諧社會這一目標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經濟發展本身并不能消除社會不公，克服可持續發展的最高障礙勢在必行，造成中國兩大階層的城鄉二元體制急需廢止。
作者從多次調查了解中看到，成都的城鄉一體化是致力于建立一個以人為本、機會均等的和諧社會。成都的戶籍制度改革消除了城鄉差別和身份歧視；產權改革保護了大多數農村弱勢群體的個人權利；地方性公共服務實現了全面平等。確保本地城鄉居民享有同等權利。

前言
過去的五年里，我們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研究中國，2009年9月出版的《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一書便是首部研究成果。在該書中，我們重點講述了中國的故事，我們找出了支撐中國新的社會經濟模式的八大支柱，并且描繪了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
就像我們在該書中數次提到的那樣，人們不應該把中國看作巨石一塊。雖然中國中央政府為各個省、地區、城市設置了發展框架，但是框架之內的發展方式可以是各式各樣的。為了了解中國的未來，我們必須深入理解當今中國各個地區發生了什么。
因此，我們必須選擇某個社會經濟發展走在前列、可以起到頭羊作用的地區作為研究對象。我們選擇的是位于雄心勃勃的西部地區的成都市。對于成都的定期走訪更加證實了我們的看法：成都在解決中國最為急迫的問題——城鄉一體化和縮小貧富差距——方面的確發揮著先鋒作用。成都擁有1400萬人口，足以反映問題復雜性的各個方面。
為了更好地了解成都未來的發展，我們需要當地政府對我們提出的各類走訪需求毫無保留地予以協助，同時也需要它完全尊重我們研究和寫作的獨立性。盡管不完全贊成我們對他們的探索做出的一些提煉和判斷——他們認為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但成都市政府的回應表現出開放的態度。
在致力于研究成都在城鄉一體化方面做出的努力的那一年中，我們觀察到了這座城市社會經濟變革的方方面面。我們可以看到任何想要看到的東西，也可以與任何想要交流的人交流。我們到過偏遠貧窮的鄉村，也參觀過非常現代化的高科技園區。我們與農民和進城務工人員探討過成都的發展，也與政府官員、學者、跨國公司首席執行官、當地商人進行過交流。
本書展現的就是我們的研究成果以及對這座城市及其未來道路的印象。對我們來說，成都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離不開兩個關鍵因素：政府服務為本的理念以及對于個人權利的尊重，這也是中國所有深化社會變革的核心之所在。成都也許不是中國第一個致力于城鄉一體化的城市，卻是擺脫貧困、成為深受人民熱愛、躋身《財富》雜志“全球最佳新興商務城市”的范例。

前言
第一章 成都鐵三角
成都的城鄉一體化
著手解決問題
城鄉一體化發展之創新
歷史回顧
成都的總體思路
城鄉一體化在中國的先行者
經濟發展，成為中國內陸城鄉協調的現代城市

第二章 城鄉一體化——中國改革的突破口
城鄉一體化的起點
從二等公民到機會均等
成都所面臨的社會經濟挑戰
戶口的歷史與特點
邁上新臺階
戶籍制度改革的成都模式
城鄉居民自由遷徙
不進行產權改革，一切都是妄談
復雜低效、不得不改的農地產權制度
湯營模式
保障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與處置權
內外兼修
進城務工人員——中國的“移民”
一座移民城市
進城務工人員與城市的共生
利用未充分挖掘的人才庫
培養企業家基因
住房是一項嚴峻挑戰
對落後農村進行改造
化災難為機遇
醫療，健康與幸福
醫療衛生服務
農民全部參保
金字塔底層
“四二一”家庭結構
志愿者工作
歸根結底，城鄉統籌與精神密不可分

第三章 基層民主——自下而上的民主進程
中國特色民主化進程
中國民主進程的堅固基石
村民議事會：民主代表制的創新機構
通過基層民主解決問題
不斷變化的中國大環境
改革開放邁上新臺階
鄉村規劃師
基層民主創新
將行政的效率與民主參與相結合
各層次的溝通
從發號施令轉為服務型思維
農村改革的推進者
中國必須在農村改革土地承包與住房制度
成都鐵三角正在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日益成熟

第四章 創造良好的商務環境——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
賢臣擇主而事，資金亦奔明主而去
為您服務：市長季度例會
全球最大航運企業為何落戶成都
200家《財富》世界500強企業的選擇
填補人才缺口——參與全球高層次管理人才爭奪戰
人才的N個選擇
世界一半的電腦芯片產自成都
缺失的因素：高級管理人員和全球領導者
1000億美元投資花落誰家
新加坡的選擇：現代制造業與悠閑生活的結合
創新產業集群
成都的13個創新產業集群
花旗銀行
沃爾瑪
積極參與新的產業發展大潮
從同一起跑線上開始競爭
產學研戰略聯盟
成都是一個替代能源工廠
歐盟項目創新中心
文化創意產業
成都軟件產業收入已突破1000億元大關
成都的創新模式
外國人在成都
成都發展的力量

第五章 世界田園城市——目標，世界最偉大的城市之一
成都印象
世界田園城市
美食文化
對世界文化的貢獻
購物在成都
高速優質
綠色汽車城中的天然氣應用
成都的公共交通已經向“綠色未來”邁出了一大步
教育：經濟發展的首要重點
活到老，學到老
成都教育集團
常青樹工程
遠程教學
高等教育
藝術家和詩人
中國最著名的品牌
文軒美術館
宗教與神論
體育
2020年建設成為創新型城市

第一章 成都鐵三角
產權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基層民主——尊重個人權利。
西方世界一致認為，過去30年中國創造了歷史上最了不起的經濟奇跡。但是我們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奇跡，而是因為中國在正確的時間做出了一系列正確的決策并且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改革歷史中的火種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的第一步是在農業問題上以個人選擇代替集體決策。在保持將中國發展成為一個較為富裕國家的百年計劃（1949年開始實施）不變的前提下，個人決策的自由度已經放寬。
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但是，中國的二元體制仍是處于現代化的第一步之最前沿的群體——農民——所面臨的一大劣勢。令我們產生濃厚興趣的是，努力消除城鄉差別的核心價值觀是“尊重個人權利”。
基于對個人的尊重，成都制定了一套模式，同時應對社會、經濟和法律性變革。一切堅定的努力都將支持并加速所有其他方面的發展。“成都鐵三角”的核心是尊重個人權利。我們堅信，成都的城鄉一體化也許代表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中國將建設一個以人為本、機會均等的和諧社會。
成都的城鄉一體化
在走向現代化之初，中國開創性地向農民賦予了個人權利。法律規定農民享有決定種植何種作物的自由，這是一大進步。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反復試驗區，并在試驗過程中取其所長，棄其所短。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盡管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城鄉結構并未發生重大變化。作為改革開放最早的受益者，中國農民遠遠地落在時代發展步伐之後。
日益加劇的城鄉差別和貧富差距與中國建設現代、富裕的和諧社會這一目標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經濟發展本身并不能消除社會不公。克服可持續發展的最高障礙勢在必行，造成中國兩大階層的城鄉二元體制急需廢止。
我們從多次調查了解中看到，成都城鄉一體化的宗旨和目標是致力于建立一個以人為本、機會均等的和諧社會。成都的戶籍制度改革消除了城鄉差別和身份歧視；產權改革保護了大多數農村弱勢群體的個人權利；地方性公共服務——包括教育、基本養老保險、醫療、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等——實現了全面平等，確保本地城鄉居民享有同等權利。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打造一個標準的服務導向型的政府，保持政府機構的精益、透明和效率，提升城市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政府實施的由“工作人員績效互評”向“工作人員績效公共考核”的轉變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著手解決問題
2002年，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認為，盡管實施了諸多計劃，但仍有大量人口處于貧困狀態，他針對這一問題實施了一項重大舉措，在黨的十六大期間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方略。
在2003年舉行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胡錦濤主席提出，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和農民工作，將統一規劃城鄉社會與經濟發展。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國家領導集體在統籌城鄉發展中取得突破性成績的決心。要求各地政府工作人員實施統籌城鄉發展，改變城鄉二元體制，制定相關措施，縮小日益加劇的城鄉收入差距。
根據我們的了解，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一直強烈關注和積極推進城鄉統籌與社會改革。在2003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習近平就提出，通過一系列統籌城鄉發展舉措，優先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習近平在2004年主持制定的《浙江省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綱要》是中國在涉及這一問題的第一份省級綱要。在2005年2月出版的《人民日報》中，習近平發表了題為《執政為民加強“三農”工作》的文章，重申了自己的立場。
成都正在想方設法將中央政府的決策付諸實踐。成都在城鄉一體化方面的統籌綜合方案已經在日常工作中證明了其效率與有效性。成都承擔了國務院要求在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中先行先試，為全國的改革探路的任務。我們在新華社2011年8月23日的一篇報道中看到，國家副主席習近平8月20日到成都市雙流縣南新村了解統籌城鄉給新村建設和村民生產生活帶來的變化時，充分肯定成都市統籌城鄉發展中的積極探索和取得的成績，強調要繼續按照城鄉一體化發展要求，努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障礙，進一步推動城鄉相互促進、協調發展。
城鄉一體化發展之創新
提到西部創新，人們幾乎都會毫無例外地想到技術創新與商業創新。與技術創新不同的是，社會創新與經濟創新不可能在真空環境中實現，必須要結合所處的社會大環境。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在于，廢除中國城鄉人口的二元戶籍制度、掃除障礙從而使農村人口可以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和經濟發展機遇、使公民參與到基本的政策決策中。在這些挑戰的背後，同樣需要轉變思維，從群體和集體型社會全面轉變成一個更加尊重個人權利為導向的公民社會。
這些變革問題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無法分割。成都創新事關城鄉一體化和全民享受經濟進步，為此，成都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個綜合模式，它同時涵蓋了這三個領域：產權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基層民主。這便是成都鐵三角，它們共同奠定了個人獲得更多權利的法制基礎。
歷史回顧
當經濟發展的一切條件準備就緒之後，中國這艘大船開始揚帆起航。中國東部沿海城市發展迅速，與內陸地區的差距日益加大。中國腹地的農村人口滿懷致富的夢想移民到較為富裕的城市，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繁榮的中堅力量。但是中國的經濟越發達，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民就越能感受到自己的弱勢地位。貧富懸殊與城鄉差異成為中國當今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這一復雜的狀況源于中國舊的社會、法律和政府體制。當問及成都的人口時我們得到了兩個不同的答案：1150萬和1400萬。這一數據的差距本身就揭示了部分問題：中國戶籍制度下的城鄉差異。如果農村人口離開自己的村莊前往城市工作，那么他們就成為進城務工人員。但是，盡管他們生活在城市中卻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市民。他們也無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一些權利，比如社會福利與受教育的機會（在第三章中我們還會詳細解釋）。這些權利取決于人們的出生地，除非進行戶籍改革，否則權利的不平等是無法消除的。
城鄉二元制度決定了人們迥然不同的未來，使得中國農村人口在大家眼中淪為二等公民。人們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這種歧視導致了多么嚴重的人才浪費。廢除二元戶籍制度不僅可以為農民打開通向更美好生活之門，還可以開啟一座尚未利用的人才寶庫。
我們感到很驚訝，解決日益嚴重的收入差距的最富創意的方式并非出現在中國富裕的沿海地區，而是在中國的腹地——四川省省會成都市。
當決定把奈斯比特中國研究院的研究重點轉向中國城鄉一體化問題時，我們非常清楚必須進行實地研究，在解決中國這一最具挑戰性任務的先鋒城市進行實地研究。而所有的跡象都指向了成都。
成都的總體思路
成都的總體思路是城鄉統籌，即創造公平機會、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居民參與民主決策。
打個非常簡單的比方，想要茁壯成長，植物需要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和陽光。如果其中的任何一個要素劑量不合適，植物也許依然會成長，但是肯定不能茁壯。
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經濟增長起著決定性作用，但是想要實現經濟增長必須改革有些不適宜的社會體制。沒有平等的機會，貧富懸殊就不可能消除；不解決社會體制問題，農民就無法得到城里人那樣的工作和住房；不讓農民參與基本決策，能否獲得他們的支持就值得懷疑。
成都市政府不遺余力地為企業家和投資者創造良好的環境。其中的第一步就是分析政府結構、擯棄陳舊思想。一個現代、服務理念至上、為人民效力的政府機構就是這樣誕生的。我們所遇到的所有投資者都毫無例外地指出，成都市政府服務至上的理念正是促使自己在這里落戶的重要原因，而且自己的日常業務也因這一理念而大大受益。
就在成都市政府關注經濟和投資環境的同時，它也意識到60%的農村人口遭受著不公平的社會待遇，這已經成為成都所面臨的一個難題。政府對此所采取的措施便是創造條件幫助農民實現自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法律體制日益完善，朝著城鄉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培訓項目幫助農民通過自身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方向發展。在這一過程中，農民逐漸成為成都勞動力的一部分，這些受過良好培訓的農民對于落戶成都的企業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除了完善法律權益、改善經濟條件和提供均等化服務之外，成都還一直致力于創新基層民主，使村委會參與到成都的城市化進程中。
為了防患于未然，成都市政府在兩個方面都做出了努力：一方面，按照市政府服務至上的理念對官員進行培訓，使他們更具責任感，更能體察民意；另一方面，深入推進基層民主進程以便農民能夠參與到決策中。所有這些措施都為和諧穩定做出了貢獻。
城鄉一體化在中國的先行者
社會穩定不僅是營造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而且還是投資的沃土，而實現社會穩定首先必須為所有居民提供公平的權益。成都鐵三角的三個方面——產權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基層民主都服務于社會和諧與城鄉一體化，并且有利于經濟發展。
成都的創新鐵三角同樣服務于勞動力市場，源源不斷地充實著人才資源庫。它為許多成都人提供了更加美好的前景，而且能夠有力促進社會和諧。
為了把城鄉一體化創新措施付諸實施，成都需要一個非常稱職的市政府。在市委書記李春城和市長葛紅林領導下的政府官員不僅具備管理素質、商業智慧和社會責任感，而且還有海納百川的氣量，最後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高瞻遠矚的領導者與高效的管理團隊都致力于實現機會均等化，擯棄了高高在上的權威思想，以服務為己任。此外，成都還需要得到它的上級——四川省委、省政府——對它的創新措施給予支持。
經濟發展，成為中國內陸城鄉協調的現代城市
成都的改革始于2003年，自此之後，城鄉差距逐漸縮小。產權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基層民主促進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并且提升了他們的消費能力。成都的創新鐵三角正在刺激國內需求與消費。成都的總體思路與城鄉的協調發展保證了農民的利益。不斷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為現代產業、高科技園和研究中心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成都是中國最為重要的經濟中心之一。它位列中國投資十強城市，作為交通和通信中心發揮著重要作用。除了社會穩定之外，成都還有著其他非常明顯的優勢：一流的投資環境、充足的高科技人才儲備、令人愉悅的生態環境、相對較低的商務與生活成本、現代的公路網絡、正在建設之中的地鐵網絡以及全國第四大機場。
成都的競爭優勢就在于政府的全局觀——為實現城鄉一體化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助力的成都鐵三角。
在後續章節中，我們將講述成都創新鐵三角的運行機制，告訴大家它們是如何相互促進，實現1+1+1＞3的。
第二章 城鄉一體化——中國改革的突破口
“在中國，給你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人們經常會問我們這個問題。我們的答案就是：她在不斷完善自己。這是中國與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巨大差異之處。新德里的貧民窟和殘疾乞丐與30年前沒什么區別；里約熱內盧的美景無法掩蓋貧民窟的毒品戰爭、兇殺與貧窮；而墨西哥城已經成為危險之地。
在較為落後的中國西部內陸，成都正在全面、高效地應對挑戰。成都鐵三角模式——產權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基層民主——對城鄉一體化與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世界在變化，生活在不斷改善。走在成都街頭、參觀農村、與曾經弱勢的農民和工人交談，這一切都使我們無法不對成都的未來充滿信心。
城鄉一體化的起點
作為中國西部地區的一個中心城市，成都正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其城市周邊農村的經濟發展。但是，外圍郊區的農村地區仍相對比較落後，相當數量的農民仍只能前往東部沿海地區謀生。
中國有句俗語：“窮則思變。”在2003年之前的幾年里，成都做了很多工作，但都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僅成都金堂縣（人口87萬）就有30萬人口離開自己的家鄉，去其他城市務工。問題變得愈加緊迫。
在與成都市政府官員的交談過程中，我們感覺到，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是成都以嶄新而全面的視角制定相關策略擺脫貧困過程中的領軍人物。我們聽說，在200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李春城回顧統籌城鄉之前，不少人一直是就農村說農村，就農業說農業，就農民說農民。因此，雖然竭盡全力，但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李春城說，當初黨的十六大和四川省委提出的“統籌城鄉發展”，給了他很大的啟示。李春城認識到，以割裂的方式討論農業發展、農村問題和農民需求最終都必將失敗。在中央政府“統籌城鄉發展”指示精神的鼓勵下，成都市于2003年開始全面推行統籌城鄉發展。并且集中了基層和群眾在實踐中的創新，逐漸形成了針對實施城鄉一體化的一套全面的理論體系。我們在調查訪問中從多個地方了解到，成都的城鄉一體化能夠不斷推進，成為中國改革的突破口，與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直接相關，不管是城鄉一體化實施之初，還是到了實施產權制度改革的深水階段，四川省的主要官員都給了毫不猶豫的支持。這讓成都改革的具體推動者更加堅定。
從二等公民到機會均等
2010年3月8日的成都陽光燦爛，暖意融融。紅艷艷的海棠花掛滿枝頭，潔白的玉蘭迎風綻放，粉紅的桃花剛剛吐蕊，在各色樹木新生的嫩葉襯托下顯得格外美麗，大自然的一切都在這早春中慢慢蘇醒。在成都溫江區一家花木園子內，這樣的花木還有好多，有正在開花的，也有剛發新芽的，有高大的喬木，也有盤枝錯節被修剪成各種形狀的盆景。該花木園子占地300多畝，既是一個花木生產區，又是一個花木產品展示區，同時還可以供人游覽觀光。
坐在我們對面的花木園子老板胡世勛指著眼前的這一大片花木對我們說：“這些土地原來都是農田，種植傳統農作物，給我們農民帶來的收入每畝不到1000元。”胡先生喝了口茶，饒有興致地繼續談到，“但是成都進行改革之後，出臺了更加有利于我們的產權政策，鼓勵農村土地向規模、向業主集中，開啟了農村的新時代。改革之前，我家只有四畝多地，也種植花木，雖然我們有技術，但規模一直比較小。但是自從我們農民可以自主決定如何處理自己的土地之後，我們家就能從其他農民那里租地了，于是我們租了300多畝，辦起了這家花木園林企業。每年的銷售收入達到了5000萬元以上，不但提高了土地生產效率，租地給我們的農民也可以進城找工作或者在我們園子里工作。這些人（他指著旁邊的兩男兩女），原本都是傳統農民，現在在我這里工作。”
“我已經無法想象自己以前靠天種田是什么樣子了。”尹春燕對我們說，這位年輕姑娘雖然沒怎么讀過書，但是非常健談。“過去種田太辛苦了，一年忙到頭，每畝地收入不超過1000元。不過後來，我和丈夫把地租給了胡先生，胡先生則給了我們這份工作。我在他的園子和勞動技能培訓學校接受了花木技能培訓，現在我已經是一位花木技師了。”對自己職業的自豪寫滿了她的臉龐。她依然有著農民特有的紅色臉頰，但是說話已經和城里人沒什么兩樣了。
“原來我們種田的時候，一年一家人收入不過1萬多塊錢，”坐在尹春燕旁邊的一位男士說，“但是現在在這里打工，除了每畝地每年凈收入2000多元租金外，我每個月還可以掙3000多元工資。”他又指了指身旁的尹春燕說：“她是技師，工資更高，每個月可以掙四五千元。就算是五六十歲的婦女，在園子里除除草，除掉開支，每天都可以掙五六十元。”然後他又指著旁邊一位男士說：“他原來在南方打工，孩子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但是現在政府推出了一些新措施，農民也可以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務。于是他回到了家鄉，也接受了再培訓，在這家花木園子工作。”
“我們所有的技師都來自本地，”胡老板解釋說，“他們中的許多人原來都在南方或者東部沿海打工，回來後參加了政府和企業組織的專業技能培訓，取得了專業證書。現在他們很高興能夠回到故鄉和家人團聚，而且還能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
類似溫江區這樣的地方在成都我們還看到了許多。它們都從貧窮落後的村莊變成了繁華城市的一部分。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僅為農民提供了工作機會，也為游客和當地人提供了愜意的休閑娛樂場所。
“花木園子”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家園林企業，而是農民生活的巨變：從二等公民到機會均等。農民對于生活有了新的視角，他們多了很多選擇的機會。在成都，農民的生活也能很幸福，這種現象已經不再稀奇，它越來越成為常態。
成都所面臨的社會經濟挑戰
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即使對這樣一個國家來說，現代化大廈也是不可能憑空而起的。它必須一步步打好基礎，而且一些方面還需要推倒重建。
戶籍制度就是中國所需要“推倒重建”的重大項目之一。成都市在這方面一馬當先，它正逐步消除城鄉差異，使得所有人——不管是農民還是城市居民——都能在成都享受到公民的全部權利。
成都對于社會、政治以及經濟的協調發展觀減輕了自己的財政負擔，大大拓展了農村人口發展經濟的機會，同時也為投資者創造了理想的環境。
戶口的歷史與特點
西方世界對于中國的戶口比較陌生。其實它就是一個類似護照的小本子，上面記錄著每個家庭成員的基本信息。從功能上講，戶口代表的就是中國的居住體制。戶籍制度可以追溯到商朝，而現行的戶籍制度始于1958年。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大陸的各個鎮、市和省都必須根據社會主義模式扮演好自己的經濟角色。農民在鄉下種地，生產的食物運往城市，而各個城市則可能從事自然資源開采、低端產品生產等工作。為滿足計劃經濟的需要，所有這些地區都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此人員的無序流動是不可想象的，因為它會導致勞動力的嚴重失衡。
如果沒有當地政府的書面許可，人們是不能遷移到其他地方的。
人們的農村戶口或者城市戶口取決于他們的出生地。這一文件記錄著人們的家庭住址、姓名、父母和配偶的信息以及出生日期等。
● 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大多要遭受一輩子的貧困，可享受到的社會和教育福利相當貧乏。
● 城市戶口可以為持有人帶來一系列的社會保障，包括退休金、幾乎免費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子女教育福利。
過去30年中，中國各地的2億多農民離開了自己的土地，成為進城務工人員。他們對中國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現代化摩天大樓、高速列車、機場和現代化的基礎設施都離不開他們的辛勤勞動。這些進城務工人員正是促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骨干力量之一。
盡管如此，無法獲得城市戶口還是限制了這些進城務工人員的發展。從農民的角度來看，戶籍制度所設置的壁壘和限制是為了阻止農村人口大量涌向市中心或者其他較為富裕的地區。從城市的角度來看，城市人口的無序增長將會為諸如住房保障等社會福利帶來無法承受的負擔，導致嚴重的財政問題。
進城務工人員幾十年來每天工作10小時，而且經常遭遇工作環境惡劣、收入不高的困境。對他們來說，現在是時候消除城鄉居民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待遇上的差異了。
邁上新臺階
中國的快速崛起始于改革開放以及經濟特區的發展。中國沿海地區和城市逐漸受惠，後來西部大城市也逐漸實現了現代化。中國政治協商會議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在與我們合著的《對話：中國模式》一書中，把中國的快速發展比作高速列車。所有中國人都登上了這輛列車，但是大家的舒適程度并不相同。經過幾十年之後，許多人得到的僅僅是硬座，于是旅途越長，他們的抱怨就會越多，抱怨聲也會越大。
中國早已確立了為所有人民提供“軟座”的目標：建設小康社會。現在這仍然是中國的目標。
盡管有國家政策的指導，但是和諧與公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態度。在中國，成都是專注于致力城鄉一體化與社會和諧發展的一個典范。
戶籍制度改革的成都模式
2011年3月，人民網刊登文章，稱戶口為“一大障礙，妨礙著農村人口實現夢想”。毫無疑問，戶口問題的解決將會成為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項重要成就。
2010年，《中國日報》發表評論：“成都的新計劃是中國打破長期阻礙居民自由遷移壁壘的第一例，是允許農民在進入城市的同時保留自己土地的第一例，是消除城鄉居民教育和醫療不公平待遇的第一例。”
在成都所進行的試驗將有希望改變中國7億農民和進城務工人員的命運，而這正是許多人大代表在201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呼聲。
城鄉居民自由遷徙
即使出發點再好，城鄉居民自由遷徙也絕非易事。在統籌城鄉住房供應方面，成都市政府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有：
1．大部分農村人口在自己的村莊是有住房的，但是他們并沒有被納入成都的城市住房供應體系之中。一旦他們可以自由遷徙，很難計算有多少農民會遷往城市，因此很難為此提供準確的預算。
2．如果大批農民遷往城市，那么教育經費必須大幅提高。中國的孩子通常都會就近入學。而成都所有的知名學校都在市中心，因此許多農民將會努力在這些地區落戶以便孩子能夠進入最好的學校。城市學校所面臨的壓力將難以想象。根據政府估計，成都必須至少投資3億元人民幣才能應對農民涌入所需的短期調整。
3．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和退休金都要比城市低得多，如果城鄉標準實現統一，所需費用將會提高。這樣，戶籍制度改革將會大大加重各個區縣的工作，因為成都所有的政府部門所面臨的都是前所未有的問題。中國大部分城市之所以不愿意進行戶籍改革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擔心所產生的不可計數的費用會大大加重財政負擔。
4．那些決定遷往城市的農民應該可以保留自己在農村的權益。成都改革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保護農民在農村的財產權利。60%以上的農民都不愿意放棄土地。那么，切實保障農民在農村的財產權利才會有更多的農民愿意進城。
5．許多遷往城市的農民都不具備太多專業技巧，因此很難找到工作。如果經濟衰退，他們也會是第一批失去工作的人。即使把他們納入基本社會保障，大量無業人員也會成為成都的不穩定因素。為了避免這一情況出現，成都市政府決定不讓農民完全脫離土地——使得他們具有農村財產的擁有者和市民的“雙重身份”。
不進行產權改革，一切都是妄談
夾縫中的中國
在過去5年中，中國城市發展所占據的一半土地都是農田或者可以用作農田的土地。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城市化進程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國現在只剩下13%的耕地，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土地意味著金錢，它可以創造就業機會，還可以通過開發房地產項目或者工業項目推動經濟發展。問題在于耕地面積不斷下降，而對于糧食和其他食品的需求卻在不斷上升。
而且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雖然城鄉差異日益加劇這一現象并非中國獨有，但是中國的確有自己的特點：1949年實施的土地改革和1958年所頒布的戶籍制度，它們都是產權改革所面臨的重大障礙。中國政府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實現農民與城市居民的雙贏。
新的五年計劃考慮到了這些問題，發出了采取更有效措施發展農業、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清晰信號。但是即使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所需面臨的問題依然復雜。為了縮小城鄉差異和貧富差距，地方政府不僅需要強有力且富有智慧的管理，還需要社會責任感。它們必須尊重每個農民的想法，保證每個農民的權利，同時還要實現土地集中經營以提高生產效率。它們必須吸引國內外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不進行全面土地改革是不可能找到持續可行的解決方法的。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中國正在采用的依舊是在部分地區先行試點的方法。
不在產權改革方面實現突破，這種大膽的土地改革是不可能實施的：必須要改變土地交易收益模式，使之不再納入政府公共財政，而是補貼農村人口。這是一項巨大而且徹底的變革。
升平鎮的產權改革
就像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樣，由于歷史原因中國的產權改革異常復雜。在新中國成立時，土地被分配給了農民。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為了公平起見，每個農民都得到了一些肥沃的土地和一些貧瘠的土地。土地所有權也相應確立。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許多官方文件丟失，因此很難證明土地的所有權。模糊的繼承法使得問題更加復雜。許多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找到一個“一刀切”的解決方法，官員的任何武斷決策都會使許多農民對改革喪失信心。
成都彭州市升平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充分說明了改革的艱難。2008年開始實施產權改革時，它下轄11個村，每個村的情況都不相同。成都市政府為它們提供了三種產權改革方案：不改、小改或者大改。村民可以通過公開、民主的投票進行自主選擇。
首先，根據升平鎮黨委和鎮政府的要求成立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領導小組。為了保證改革的整個過程公開透明，昌衡村會計劉孫全詳細而且精確地記錄了改革的每一個步驟、每一次會議、每一個成員的發言。為了提高透明度，改革、方案和具體步驟的詳細信息都對外公布。
可行的產權改革方案都是經過小組討論形成的。不同群體的利益都得到了考慮，以防沖突升級。協議都是在民主的決策過程中達成的。整個過程的透明度提升了大家對于集體財產價值的重視，同時也使大家更好地意識到了隨之而來的責任與義務。農民對于自己財產的價值有了更好的了解，有了證明產權的土地使用證，土地可以進入市場交易，也可以自己耕種。
一旦土地產權的問題得以解決，下一步的問題就是提高耕地的生產率。全面的土地改革為土地交易和土地集中經營創造了有利條件，從而有助于提高生產率，逐步實現耕種的現代化。分散的小塊土地耕種效率不高，但是隨著土地改革的進行，大規模種植成為可能，效率的提高也為農民帶來了更高的收入。一些農民決定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然後進入工廠或者服務業工作。這樣，他們除了工資之外，每月還可以獲得固定的租金。
政策實施之後，180個村民小組中的173個重新調整了土地承包經營權。這有助于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以及歷史遺留問題，并確認了所有土地的所有權問題，無一遺漏。似乎所有人都滿意而歸。
2010年6月，產權改革在升平鎮全面實施，為升平人民帶來福祉。
復雜低效、不得不改的農地產權制度
土地的產權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含義。在中國，這意味著擁有了土地的使用權，人們可以在土地上建筑房屋、生活。在許多國家，土地屬于國家，可以根據不同的協議對外出租。在中國，土地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資源都屬于國家，由政府進行管理。
簡單點說，如果在美國，一位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下方發現了石油，那么所有收益都歸該農民所有，因為他是這片土地的擁有者。如果一位中國農民發現了石油，收益則歸國家所有。如果美國農民有幸賣出土地供建設之用，那么100%的錢都會進入他的口袋。而在中國，只有一小部分錢進入農民的口袋，大部分錢都流到了政府以及開發商那里。農民也沒有機會把土地出租給公司以獲得長期收益。
西方人會認為這對中國農民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這對大多數人都是有益的，因為正是土地收入幫助原本貧窮的城市建設了現代化所需要的大量基礎設施，從而為吸引投資創造了條件，促進了經濟發展。
雖然這一方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石之一，但是長時間以來也引起了農民的極大不滿。失去土地的農民經常因為缺少專業技能而找不到滿意的工作，而且因為沒有城市戶口，他們也享受不到社會福利保障。
考慮到土地所有權的復雜性，我們就不會對成都花了3年時間對每個農民的每一塊土地的使用權進行分類、核實感到奇怪了。
土地按照用途可以分為兩種：耕地與建設用地。在前者上進行任何建設都是不合法的，後者是農民通常用來建造房屋的地方。中國農村土地的出租與使用是極端復雜的。
隨著產權改革的進行，作為政府主要財政來源的土地交易收入將不再補貼政府公共財政。因此負責戶籍改革的政府部門面臨著如何為消除城鄉生活水平差異提供足夠資金的問題。
如果不進行產權改革，胡先生的花木園子也不可能有今天的規模。正因為胡先生能夠從周圍農民那里租借到土地，他才把自己的園子逐漸發展成企業，形成2011年春天我們所看到的規模。
農民土地的整合隨處可見，規模有大有小。它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創造了就業機會，而且使得農民大大改善了自己與子女的生活，使得他們活得更加有尊嚴。
湯營模式
2004年，成都市政府開始整合農田形成大型合作體，并且確立農民的使用權，從而把低產出的農田變成利潤頗豐的現代化農業基地。土地生產率的提高為農民帶來了更高的收益，而且他們還可以參加再就業培訓，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這一切都開始于邛崍市羊安鎮湯營村。這一湯營模式包含三個要素：
●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促進現代農業發展
●確立農民作為股東和勞動者的雙重身份與土地之間的聯系
●創造團隊管理模式
保障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與處置權
湯營模式是如何實際操作的？過去，如果湯營村的農民把土地租借給農業公司，他們會得到固定的租金，畝的租金大約相當于四五百斤玉米的價格。即使農業公司的收入增加，農民得到的租金并不會提高。由于缺少專業技巧，這些農民通常都無法在城市找到體面的工作。大量閑散勞動力對維持和諧社會構成了威脅。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2005年新當選的村支部書記胡桂全向成都市政府提出給予農民“雙重身份”的建議。“雙重身份”意味著農民可以在擁有土地的同時進入城市居住。胡桂全帶頭成立了湯營農業股份有限公司，農民可以自愿入股，將土地交給公司經營。如果公司盈利，農民的收益也能相應增加。
成都市政府批準了這一提議。一家國企——興農公司也投資100萬元人民幣入股湯營農業股份有限公司。湯營公司推出了“早春紅玉”西瓜規范化種植、苦瓜新品種試驗推廣、大棚食用菌種植等多個項目。為了提高生產效率，該公司積極引進新技術、種植新品種。
湯營農業股份有限公司依然維持著農民與自己土地之間的聯系。作為員工和股東，農民非常關心公司的業績。大家都認為村子里的事情就是所有人的事情，人們對于生活也更加滿意。
我們與參與湯營模式的農民嚴金平（音譯）進行了交談，他現在也是湯營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之一。他邊整理著食用菌邊說：“過去我主要種玉米，每年的收入只有500元多一點。現在我拿出一畝地入股了公司，除了至少得到400斤水稻外，每月還可以得到700~~1000元的工資。只要公司贏利，我還可以得到分紅。現在我一個月的收入比過去一年還要多。”
湯營模式以及“雙重身份”的創始人胡桂全證實了中國政府的能人統治：“除非村子富裕起來，否則村干部不會有任何權威。”作為湯營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胡桂全說，過去村里開會的時候經常出現糾紛，但是現在村民都逐漸參與進來，積極建言獻計。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樣重要的是農民獲得了尊嚴，因為他們明白自己已經不僅僅是農民，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在動力之一。村干部的工作不再是治理，而是幫助大家尋找發展機會。胡桂全深刻體會到了變化：“我還能感覺到他們看我的眼神都和以前不一樣了。”
盡管農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正在逐步改善，依然有許多人選擇遷往城市。僅四川一個省的進城務工人員就有1600多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