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詩漫話（簡體書）

“詩文雅韻入門小叢書”是浙江古籍出版社為文學愛好者和普通讀者精心構筑的文學入門讀物。入選叢書的作者均是該領域頗有建樹的名師，他們用深入淺出的語言細述文字賞析的要義，用明白曉暢的例子詮釋古典文學的魅力，就像一位導游帶你更輕松地尋幽探勝，亦如一位良師助你更便捷地登堂入室，不著痕跡間將你引上文學欣賞的捷徑。
這本《作詩漫話》(作者胡可先)是其中一冊。

閱讀欣賞古典文學作品，好比入山探勝，五岳三山，風光各異，橫峰側嶺，角度不同，如果有熟悉情況的導游指引講解，則能更充分地領略山中美景。我們出版這套“詩文雅韻入門小叢書”的初衷，就是想為古典文學愛好者提供一種“導游”服務，或介紹概貌，或抉發幽微，或指示路徑。叢書的作者，均為某一領域造詣深邃的專家名師，深入而后淺出，以專業水準做普及工作。我們也希望加強與廣大讀者之間的互動，根據大家的需要及時對叢書選目進行調整和補充，把服務做得更加到位。
胡可先先生為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多年從事唐代詩歌研究。在這本《作詩漫話》中，他力圖從實用的角度，闡述詩歌的基本原理，為古近體詩歌的欣賞與創作提供要點與技巧方面的知識，對于如何更好地掌握詩體、詩律、詩韻、詩法等作了學術性的探究，書末附有平水詩韻及《聲律啟蒙》，是初學詩者的必要工具。
此書于2008年6月曾列入我社“古典文學名師講座叢書”首次出版。此次重新出版，除改正了原版文字差錯，作者亦進行7較大幅度補充調整，如第六章為新增章節，特此說明。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12月

先秦時期的詩歌主要是《詩經》和《楚辭》。《詩經》大約是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之間，以黃河流域為主的一批詩歌。《詩經》的內容有風、雅、頌三類，風是《國風》，是當時采集的民俗歌謠之詩；雅分《大雅》與《小雅》，一般認為，天子享用的音樂為《大雅》，諸侯享用的音樂為《小雅》，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宗廟祭祀時的樂歌。《詩經》的藝術成就主要體現在《國風》與《小雅》之中。其中保留了先民們勞動生活的現實圖景和民俗風情，開創了詩歌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影響了整個中國詩史。《詩經》采用的賦、比、興的藝術手法，也成為后代詩人作詩時所遵循與發揚的方法。“風、雅、頌”與“賦、比、興”合在一起，稱為六義。宋人朱熹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的意思是直陳事物，比的意思是用他物來比喻此物，興的意思是先說其他事物，用來引起自己所耍表達的意思或引起詩的正文。《詩經》主要是四言體的旬式。四言的句子，既有整齊的形式美，又便于雙音節詞組的運用，奠定了中國古代詩歌以雙音節為一“頓”的基本節奏形式。同時，它的押韻方式對后代詩歌也有很大的影響。
到了公元前四世紀，南方的楚國出現了新的詩體——騷體。騷體源于楚國的詩歌《楚辭》，當時在楚國詩人屈原寫的詩中有一篇名叫《離騷》，于是后人也把楚辭稱為“騷”。與《詩經》相比，《楚辭》的形式有幾個特點：一是旬式不整齊。每旬字數可長可短，與《詩經》的四言體不同。而以五言、六言、七言為主，少數句子達到九言，是雜言詩體；二是每首詩的句數不受限制，也可以不用韻。或一篇之中，既有押韻的句子，也有不押韻的句子；三是句中或句末加語助詞“兮”、“些”等字，還在詩中大量運用之、乎、者、也、以、而等虛詞，使詩句在節奏上有了更豐富的變化。《楚辭》在內容上與《詩經》也很不同。首先是具有奔放恣肆的浪漫主義精神。如屈原在《離騷》中，憑借著自己豐富淵博的學識，奇妙開闊的想象，磅礴熾熱的激情，斑斕繽紛的辭采，將筆端馳騁于人間與天界的廣闊空間，具有強烈的抒情意味。《楚辭》的表現手法主要是“香草美人之思”，這與《詩經》的比興手法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聯系在于同是類比，廣義上都屬于比興。區別在于《楚辭》中的比喻，往往具有政治上的含意，將它作為“賢臣”與“君王”的符號和作者“政治理想”與“高尚人格”的象征。
漢代詩歌值得重視的是樂府與古詩。“樂府”原是指國家設立的詩、樂、舞三者結合的音樂機構。而到了六朝時期，人們把這一機構制作與采集的可以和樂而歌的詩也稱為樂府，于是樂府便由原來的機構名稱轉化為詩體名稱，故后人也稱漢代的民歌為樂府詩。漢代的樂府詩在藝術上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往往在事情的敘述當中穿插人物的對話，以達到表現人物性格和豐富情節的藝術效果。漢樂府的句式也參差不齊，不拘一格，節奏明快，活潑自然。西漢樂府多四言，東漢樂府多五言。五言樂府以《陌上桑》與《孔雀東南飛》為代表。五言詩與四言詩的主要區別在于把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組合起來，寓變化于整齊之中，既擴大了詩的容量，又使得詩整齊勻稱。
文人五言詩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這是一組漢末無名詩人所創作的抒情短詩，最早見于粱蕭統所編的《文選》，本來泛題“古詩”，后來成為這一類詩歌的專用名稱。詩史上認為《古詩十九首》是“千古五言之祖”。這一組詩，繼承了《詩經》以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特點，象征著中國五言古詩的成熟與定型。這些詩的作者是具有相當文化修養的下層知識分子。他們為了更好地抒發因遭壓抑而產生的憤懣不平，打破了當時從形式上尊崇《詩經》、《楚辭》專尚四言與騷體的積習，大膽地向民歌學習，從而將文人創作與民間風謠結合起來。這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到了建安時期，政治與文學都起了很大變化。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從政治上說，它標志著一個王朝的極度衰敗，天下三分的局勢也在此時開始形成；從文學上說，則是中國文學走向新紀元的開始。建安詩歌主要是指生活在當時的曹操、曹丕、曹植和依附于他們的“建安七子”即王粲、孔融、陳琳、徐千、阮璃、應場、劉楨諸人的詩。這一時期，雖然天下混亂，但以曹操為首的政治集團，用人唯才，使得被壓抑的文人重新走上政治舞臺，煥發出建功立業的思想，在文學上就形成了建安詩歌“雅好慷慨”的特點。當時杰出的文學家，大多也是政治家。建安詩歌既受漢樂府詩的熏染，又富有創造精神，風格剛健。內容真切。開創了一代詩風，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建安時期已是曹氏掌權，加以詩風與后代具有密切的聯系，故習慣上歸于魏晉時期。
進入魏晉南北朝以后，詩史上值得稱道的是以下幾種詩體：正始體、太康體、陶淵明體與永明體；當然也還有頗受后人批評的詩體：宮體詩。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