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孔子 繼往開來：你需要的哲學與思維修煉（簡體書）

北望神州，中國經濟迅速再崛起 （據經濟史家言，中國在1820年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從近年來大陸知識分子組成的智庫及其力圖影響社會、影響政治和制度的言論來看，或許可視為開“士弘道”風氣之先兆？

從目前社會言論百家爭鳴的現狀來看，大批有識之士已然擺脫舊日只知執持唯物論為進步，而視孔子哲學傳統為“反動唯心論”的思維之桎梏，人們的思想變得開放，視野顯見寬闊。社會上不乏關心中國現代化前路之人士，其熱忱與擔當，令人刮目相看。

不必諱言，盡管如此，學者們的爭論仍不免落入中國與西方二分、中體與西用二分的窠臼，人們的問題意識看來要退回到三十年代，或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師，或是追隨胡適以自由主義為準。本人出席鳳凰網“大學問沙龍第四期” （2014.06.21），同場嘉賓許章潤先生就力倡自由主義，而姚中秋先生則主張“中體西用”、“得君行道”。平心而論，二先生之說即便看來相抵牾，然皆從歷史的目光看問題，即從歷史的角度立論，則可有各自的合理性。自由主義可依西方之科學、民主於近代的先進性，而倡以西方為中心，固然有其合理之處；姚先生提出“得君行道”，若歷史地討論，未必就沒有其合理性。人們厭惡“得君行道”，質疑其有“導致開明專制的政治實踐”之嫌。無疑，“得君行道”只具有歷史之偶然性，而無政治之必然性；況且，一般所論“儒家”若落入歷史的與君主專制相連之官儒而言，確實無人能擔保其不依附於政治需要，並被政治利用。但是，自由主義就能依據西方近代物質文明較之中世紀神權主宰之進步性而宣稱西方文明具有必然性嗎？難道學者們真的那麼難以看見現代文明包藏在無目的之失序中的危機四伏？事實上，很難擔保自由主義之主張不被西方中心主義、大白人沙文主義利用而淪為政治霸權的工具。

現在，我來演講“孔子哲學傳統”，就是嘗試脫離中國與西方二分、中體與西用二分的思維方式，擺脫近世以來自西方傳入的意識形態糾結。不落入歷史限制中來考慮人類走向現代化之前景，轉而依據扎根於人的理性之本性的哲學，以確立道德的預告的人類史，並以之揭示一種向公義及永久和平而趨的現代化之原型。在我的所有演講中，我致力於說明“孔子哲學傳統”作為基礎哲學，乃是人性之根、社會之本。拙著《孔子哲學傳統——理性文明與基礎哲學》《康德的批判哲學——理性啟蒙與哲學重建》宗旨都在論明：孔子哲學和康德哲學堪稱基礎哲學。

孔子哲學和康德哲學之為基礎哲學，正在於其並不屬於一族、一國。而是立基於對每一個人的真實存有而論，因而是對每一個人而言為有效的。我們擱置體系龐大、論理艱深的康德哲學不論，僅從孔子哲學傳統來說明基礎哲學。用孔子的話說，就是：“仁者，人也”，“人能弘道”。這八個字並非只對中國人有效，而是真實的普世有效的。“普世有效”並非某些人、某一個民族或國家所宣稱的，不會是一些受歷史條件限制的政治制度，或一種基於歷史性啟示之信仰的宗教；而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基礎哲學之所以為普世的，皆因它啟發與引導每一個人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性，通過不斷地自我啟蒙，改變因懶惰和怯懦而深陷其中的不成熟狀態，亦即走出沒有他人督導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受監護狀態。用康德的話說：“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KGS 8∶36）“對其理性的公開使用必須在任何時候都是自由的，而且唯有這種使用能夠在人們中間實現啟蒙。”（KGS 8∶37）

只要明白基礎哲學之本義就含著不受時間、空間限制，不分種族，而對一切民族、國家的任何人有效。那麼，我們就不會質問弘揚孔子哲學會不會陷入國粹主義。因為如我們已說明，孔子哲學堪稱基礎哲學，是普世有效的，而非一國的。我們更沒有理由擔心弘揚孔子哲學會犯上“大國沙文主義”、“大漢族沙文主義”。因為依據基礎哲學之本義，一切人自身是目的，而不被任何人僅僅當作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來使用。孔子教人之大端在：啟發內在於每一個人心中的“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復其心體之同然”，以教天下。此即孔子說：“仁者，人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第六》）故王陽明說：人人“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盡“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假外求。“舉德而任”，“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惟知同心一德”，“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傳習錄•答顧東橋書》，第141條） 用康德的話說：“這樣人便進入了一種與一切有理性者的平等之中，不論他的地位如何。”（KGS 8∶114）也就是要求：“人本身就是目的，被任何人也尊為這樣一個目的，並且不被任何人僅僅當作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來使用。人甚至與更高的存在者也擁有如此不受限制的平等。”（KGS 8∶114）

我們有信心，通過講明孔子哲學傳統之本旨實義，學界流行並影響社會的各種偏見必將消解。人們不必再聽信大美國沙文主義者宣傳的美國制度優越與永恒論，也不必跟隨大白人主義者危言聳聽的“黃禍論”。孔子哲學傳統依其義理包含之理性本性，決不會在種族、國家中制造優劣、高低之二分；而毋寧是，民族、國家之發展如人之成長，有先進、後進之別，儒者決不以此為強大的國族欺凌和打擊弱小國族的借口。因為依據理性之本性，啟蒙必定由每一個人乃至每一民族自身自由運用理性而進行。

現代文明由西方工業革命發端，可稱之為物質文明。於現代文明的發展史來看，華夏民族是被動的、落後的。處於西方現代文明席卷而來的滔天巨浪之吞噬中，國人驚慌失措、惶恐萬狀，自怨自艾者有之，自戕者有之。乃至不少“有識之士”也都認為，咱們中華民族要進入現代文明，除了緊隨西方物質文明之腳跟而亦步亦趨之外，別無出路。

但眾所周知，西方主導的物質文明發展至今，已呈現出種種弊病和危機，人們不得不對一直奉行的西方化思維模式作深入的哲學反思。事實上，康德早就指出，西方文明“缺少一只眼睛，亦即真正的哲學的眼睛”。（Anthro 7∶227）現代文明就像一個自負的獨眼巨人，以知性取代理性之名，隨之而來的結果就是摒棄人本有的理性在意欲機能中立法的能力。自康德哲學面世以來，起始於西方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現代文明急速擴張，這令人們根本無暇理會康德通過其批判哲學而提出的理性啟蒙之嚴肅課題。

事實上，我們不難見到，康德批判工程的全部努力都在揭出並摧毀整個西方傳統建立於其上的龐大基礎，這個固若金湯的基礎就是：人對自身心靈機能的認識所處的蒙昧狀態。誠然，在一些景仰西方文明的中國人看來，西方高度的物質文明及理智的高度發達都毫無疑問地顯示出“全球西化”的優勢，要說這種優勢文化缺乏“心靈文明”為其智能之柢據，那是難以想象的。不過，在西方，早已有有識之士對自己的文化傳統作出深度反思。培根在《偉大的復興》一書中指出西方哲學及智性的學科所處的蒙昧狀態，他說：“必須坦率承認，我們所擁有的、原則上來自希臘的智能，類似於知識的童年期，具有童年的特征：能說會道，但不結果實；富於爭議，但乏於成品。…… 經過許多年代的傳承之後，它們幾乎依然留在原地，沒有任何增長以配得上人類的榮耀。經歷許多代人，當初的斷言現在依然是斷言，老問題如今依然是個問題。”（Francis Bacon， Great Instauration.）

那場在西方歷史上有著轉折意義的啟蒙運動，宣告每一個人生存的“自然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從此結束了神權統治和神律倫理的時代。僅僅憑著這一點，人類歷史就當該記下它的不朽功績。但如尼釆所見：人們把人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諸價值可以變化，但是如果我們人的本性只表現衰退和損壞的生存，那麼，殺掉上帝而回復人的本性又有什麼用呢？在《歷史對於人生的利弊》一書中，尼釆說：“人們斷定，自利主義應該是我們的上帝。懷著這個新信仰，人們行動起來，以最清晰的意志把未來的歷史建設在自利主義上。”

現代文明崇尚科技，獨尊知性；事實上，現代文明並未睜開理性之眼。伴隨著高度知性文明，物質文明和消費主義顯示出無可替代的作用力，盡管人們越來越感受到包藏在無目的之失序中的危機四伏：金融風暴、核能威脅、環境污染、資源爭奪、恐怖活動……奠基於“純然個體主義”、“放於利而行”的錯誤原則之上的西方文明，時至今日已顯見百孔千瘡。民主政制不以“仁者，人也”為基礎，難免淪為政客玩弄民眾、操控民意於股掌之上的政治工具。人放失本心良知之天理，道德和真正的宗教 （即純粹理性的道德的宗教） 失去其根基而崩壞。

原本在每一個人心中的天理 （道德最高原則） 被錯誤的哲學原則扭奪掉了，一個以“放於利而行”為人生、社會的基礎原則的時代，人們以為一切的準則來自社會精英、專家、教授，而諸如此類的精英往往又只是一個虛罔時代的產品。一個虛罔的時代必定奠基於一個錯誤的哲學原則上，只是這個時代的人們（即使是“有識之士”）看來都漠視哲學之根本問題。

一切從西方輸出而流行全球的意識形態 （右的或左的） 之災禍都泛濫過後，中國終要獨自走上自己的現代化之路，那時候，十三億多中國人就會回到孔子的哲學傳統，我們的語言不但重獲意義，並必定能配合時代之步伐而最終取得上升的維度。我們必將以孔子哲學語言書寫歷史，不僅是中國史，同時還是世界史。

西方中心主義者以物質主義和科學主義為標尺來判定何謂“進步”，執持一種短視的歷史觀，更以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來裁決什麼是“普世價值”。我們不必否定西方發端而以強力擴展至全球的工業化帶來物質豐富和科學發展，在人類生存狀態之改善方面而論，確實堪稱長足進步，但這種西方進步論只限於歷史判斷而成立，我們還必須以道德判斷來考慮，西方化包含的極端個體主義原則、物欲刺激和無度膨脹、科學獨斷和至上，致使人的心靈之豐富性枯萎，道德性、宗教性和美感窒息，據之可以說，就人的心靈之成熟方面而論，西方化是一種退步。事實上，西方發端並主導的現代文明已呈現種種失控，險象橫生，以致最熱衷於西方資本主義永恒論的學者都日漸變得緘默。我們無意於爭論是否沒有西方堅船利炮的攻擊中國就不能獨立實現現代化，在談論歷史時使用“假如”是毫無作用的。但我們有理由提出：十三億多中國人要走自己的現代化之路，要凝聚成具有健旺生命力的大社會。盡管我們仍未知具體的步子如何走，但有一點當該是明確的，那就是：它是依照預告的人類道德史的視野而規劃的，因而必須是離開近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主導的現代文明，而回到華夏理性文明之軌道。

我們的時代實在需要啟蒙，這個啟蒙從根本上有別於那場曾經發生在歐洲大地上的啟蒙運動，它將是世界性的而且應當是一場理性的啟蒙。康德早就向我們提出：“通過不斷的啟蒙，開始奠定一種思想模式，這種思想模式能使道德辨別的粗糙的自然稟賦隨著時間推移而轉變為確定的實踐原則，從而使那種受情緒上逼迫的社會整合終於轉變成一個道德的整體。”（KGS 8∶21）

西方需要一場理性啟蒙，睜開理性的眼，以走出現代物質文明之困局；而我們十三億多中國人則必須復興自家的理性文明傳統，也就是回到孔子哲學傳統，孔子哲學傳統乃是一個對宇宙懷著道德目的之終極關懷的傳統，而根源上區別於各種只關注個人彼岸終極依托的信仰。只要國人重拾信心，又何必“舍棄自家無盡藏，沿街行乞效貧兒”呢？為了每一個人的未來，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國人要有信心和勇氣。事實上，我們不能緊跟西方，也無法跟隨西方。西方民主制是在諸利益集團之長期斗爭中發展出來的，恐怕並不可能完全復制；國人中甚至有主張移植西方的基督教教會來中國，以為中國人供給精神食糧，豈知歷史性的啟示宗教並非可簡單移植，它是經歷漫長的歷史作用而形成。

孔子哲學之為理性本性之學，端在“仁”（實踐理性之能） 能突破現實的限制而上升至普遍必然 （即任何時任何地對一切人皆有效） 的維度。孔子哲學傳統堪稱理性文明的傳統，人們恐怕找不到另一個文明傳統達到道德化的高度。盡管不必諱言，華夏文明肇始於農業社會，許多因著農業社會之環境而形成的文化與制度已成為歷史，但是，孔子哲學傳統所凸顯的理性光明並不會隨之而消逝。同樣，不必諱言，在艱難困頓的歷史行程中，我們時常只是我們民族的偉大祖先的不肖子孫，長久以來，我們國人的所作所為離我們的孔子哲學傳統是那麼的遠。

但是，我們可以指出，無論現實離孔子創發的理性文明有多大的距離，理性文明依然是一建永建的，它是真正普世性的，因為它扎根於理性，故而是人之為人之類的全體共同的目標；從而從根柢上區別於西方文化史上形形色色離開理性立法而自命，因而難免伴隨入侵性的“世界主義”、“普世價值論”。理性文明是通過一代接續一代的理性啟蒙而發展的，它在現實中的表現必然要受到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的限制，會經歷種種挫折與逆轉，但不會像一些西方歷史學家所言“只開一次花”，也根本不會如黃禍論者們擔憂的那樣對他類文明構成威脅。因為理性的啟蒙是啟發每一個人“以自己的理性不是被動地，而是任何時候自己立法”。（KU 5∶294）也就是：“一種從道德的自由產生的法則性。”（Rel∶123）“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KGS 8∶36）“對其理性的公開使用必須在任何時候都是自由的，而且唯有這種使用能夠在人們中間實現啟蒙。”（KGS 8∶37）

今日中國讀書人言“士弘道”，不再無奈地“坐而論道”，而是正面臨著“坐言起行”的歷史機遇與時代運會。此所以本人汲汲遑遑，奔走於中國的土地上，致力於弘揚孔子哲學傳統。本演講集亦因此而生。

盧雪崑2014年6月6日完稿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