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明清卷（簡體書）

本套書選譯日本學者關於中國法制史的重要成果共59篇，所收均為領域內大家名文，也有首次譯介到國內的文章，既有經典研究成果，亦包括了學界較新的研究成果，學術價值頗高。論文選題涉及中國法制史的諸多研究領域，包括律、令、格、式、例等形式表述的法律和法典編纂史、法律思想、律學、刑罰制度、審判制度、案例判牘、職官制度、土地及其他經濟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

楊一凡，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教授、博導。著有《明初重典考》、《明大誥研究》、《洪武法律典籍考證》、《中國法學新思維》、《中國的法律與道德》、《中國法律思想通史？明代卷》、《中國古代匭函制度考略》。

寺田浩明，京都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法制史研究，著有《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發表論文二十余篇。

日本學者的中國史研究一直受到國內學界的高度關注，法制史研究是其中的熱點。日本學者很早就開始以現代法學觀點和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法制史，在該領域學術成果豐碩而富有創見，無論其選題之廣泛、史料運用之多樣還是研究方法之嚴謹，都令人感佩，其豐碩成果也不容忽視。日本學者相關成果的選譯，既可滿足中國法制史學者的研究需求，也可滿足一些高層次普通文史愛好者的需要。

中日法文化交流歷史久遠。古代日本律令制是在學習、借鑒隋唐律令制的基礎上建立和逐步完善起來的。而近代中國法律的革新和改造，則深受“脫亞入歐”、繼受歐陸法系的日本法的影響。兩國如此密切的法文化關係，形成了日本學界在研究本國法制史的同時也很注重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傳統。

日本學者以現代法學觀點和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法制史始於19世紀末葉。一個多世紀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探索，他們在法制史研究領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學術成果豐碩而富有創見，做出卓越貢獻的學者代有人出，成為中國法制史研究的重鎮。

中國自清末起百余年來，也有諸如沈家本等多位前輩學者熱衷於用現代法學觀點研究中國法制史，並創造了令人敬慕的學術業績。然而，在中國未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之前，囿於當時的社會條件，這門學科一直缺乏充分發展的學術環境。中國法律史學的興盛，應該說是從20世紀80年代才真正開始的。相對於日本法史學界而言，在此之前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大陸的法史研究處於滯後狀態。

在中國大陸法律史學振興之初，我於1989年、1991年和1995年三次赴日學術訪問，有機會查閱大量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法制史的論著目錄，並與日本同仁進行了廣泛的學術交流。近四個月的東瀛之行，收獲頗豐，其感受之深，片言難盡。盡快讓國內同仁了解日本學者已有的學術成果和見解，擴大學術視野，是我當時深切的感受之一。

1997年5月，我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研項目《中國法制史考證》（15冊，分為甲、乙、丙編）立項不久，便致函寺田浩明教授，提議從日本學者已發表的考證中國法制史的成果中，精選若干篇代表性論文收入《考證》丙編出版。寺田浩明教授欣然允諾，他約請岡野誠、籾山明、川村康三位教授一起，歷時半年之久，閱讀比較，從2200余篇已發表的論文中精選出50篇。我們把這些論文分為“通代先秦秦漢卷”、“魏晉南北朝隋唐卷”、“宋遼西夏元卷”、“明清卷”4冊編輯，中國學者徐世虹、程維榮、姚榮濤、鄭民欽四位教授熱情地承擔起各負責翻譯1冊的重任。2003年，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出版後，受到國內外學界的關注。這50篇論文作為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的精華，其富有理據的扎實考證，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見解，不僅為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學者所重視，也引起了很多讀者的閱讀興趣。因《中國法制史考證》甲、乙、丙三編合編為一套叢書出版，定價頗高，不少學者寫信給我，建議以《考證》丙編為基礎，再增收一些日本學者近期發表的考證類論文，單獨成書出版。

得益於各論文作者、各冊編者和譯者的通力合作，也承蒙中華書局的大力支持，《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論著選》得以問世。收入本書的59篇論文，有50篇曾收入《考證》丙編，這次出版時對譯文作了較大的修訂。新收入的9篇，除1篇是已故的法史巨擘仁井田陞教授的舊作外，其他8篇均系日本學者近年新作。另外，根據各分冊所收論文的內容，把全書4冊的原卷名依次調整為“先秦秦漢卷”、“魏晉隋唐卷”、“宋遼金元卷”和“明清卷”。

在審校書稿過程中，我有幸反復拜讀了收入本書的日本學者的論文。從論文的選題看，涉及中國法制史的諸多研究領域，包括律、令、格、式、例等形式表述的法律和法典編纂史、法律思想、律學、刑罰制度、審判制度、案例判牘、職官制度、土地及其他經濟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就史料的運用而言，日本學者不僅重視傳統法律原典的精細解讀，而且很重視金文、簡牘、敦煌和吐魯番法律文書、契約及實地調查資料的搜集和研究；就研究方法和學術風格而論，注重微觀研究，注重基礎史料，注重考證，論證縝密，善於見微知著、以小見大，是日本學者論文的基本特色。這些論文都是作者在力圖窮盡史料、反復鉆研推敲的基礎上寫成的，其嚴謹求實的學風值得稱道。

值《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論著選》付梓之際，謹向為本書付出艱辛勞動的各位同仁表示致謝。寺田浩明和岡野誠、籾山明、川村康教授，從精選論文到聯繫作者校對譯稿，花費了大量精力。這次在增收日本學者新作時，得到辻正博、青木敦、鈴木秀光三位教授和石岡浩先生（2014年逝世）的熱情幫助。寺田浩明教授作為本書的主編，不僅承擔了組織工作和編譯的很多繁瑣事務。徐世虹、程維榮、姚榮濤、鄭民欽教授教學和科研工作繁忙，他們擠出時間翻譯文稿，反復修改，這次又重新修訂，力求做到譯文忠實原著，準確無誤。所有這些，都令我感念難忘。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及時了解各國學者的學術建樹，並在此基礎上克難攻關，是攀登新的科學高峰的必由之路。中國法律史學前進路徑亦是如此。在中國大陸，法律史學經過三十多年持續繁榮發展，無論是學術成果的數量，還是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較前有了巨大的進展。然而，隨著出土法律資料的增多和大批法律古籍整理成果的出版，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重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律發展史，仍是當代中外法律史學者面臨的重大課題。我們期盼本書的問世，能夠為推動法律史學進一步走向科學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楊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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