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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國際主義(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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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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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流行的國際主義》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深,各國在全球市場上展開激烈角逐。以增強“競爭力”為幌子施行貿易保護主義的理論學碩甚囂塵上,被克魯格曼謔稱為“流行的國際主義”。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機期間,流行的國際主義再度主導了發達國家的輿論,其政府也出於政治需要,紛紛出臺貿易保護政策。
克魯格曼以縝密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趣味橫生地批駁了“流行的國際主義”。他認為,在世界經濟這個複雜網路中,國與國之間貿易的目的在於從需求上補弱增強,而非弱肉強食。每個國家都能找到符合出口條件的產品,一國貿易的興盛與他國生活水準的降低並沒有直接關係。因此,歐美等發達國家以此為藉口打壓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興起毫無道理可言。而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際的各種貿易保護政策,更是無稽之談。
保羅•克魯格曼,一個天才式的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暢銷書作者、專欄作家。
克魯格曼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代表,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理論。1991年,他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獲得克拉克經濟學獎的第五人。1994年他成功預言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獨享諾貝爾經濟學獎。
克魯格曼的文筆清晰流暢,作品深入淺出,不僅是專業研究人員的必讀之作,更是普通大眾的良師益友。在公眾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眾經濟學家,被譽為“自凱恩斯以降,文章寫得最好的經濟學家”。
主要作品有《現在終結蕭條!》《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兜售繁榮》。
《流行的國際主義》《福布斯》推薦75本經商必讀書之一。1996年,本書大膽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短短兩年內重印了8次,總印數達120萬。本書是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經典著作《流行的國際主義》全新修訂本。《經濟學人》 克魯格曼可能是他所在年代最有創造力的經濟學家。《金融時報》“口號和辯論”“資料和模型”的大師。

12月的某一天,當我在小石城聽約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演講的時候,我頓悟
了。我的頓悟和演講者所希望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斯卡利當時是蘋果電腦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以談論數位化未來時旁徵博引的演講而聞名,這些演講不僅使他獲得了“技術幻想主義者”的稱號,而且使他有望成為新當選總統克林頓很受歡迎的商界領導人。因此,在克林頓的領導班子即將上任前,他們在小石城舉行了一次經濟峰會。會上,首先由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致開幕詞,然後由斯卡利介紹全球經濟的新情況。他將世界描述成這樣一種情形:同企業一樣,各個國家也在激烈地爭奪全球市場。他的演講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甚至連克林頓也頷首贊同。
但我不這麼認為,我自認為對國際貿易有所研究。我覺得斯卡利的話有點不知所云史蒂文•列維(Steven Levy)在關於Macintosh電腦的《瘋狂的偉大》一書中也暗示,電腦界的許多人士贊同這種技術前景,雖然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然而,最讓人擔憂的是,並非只有斯卡利存在這種誤解。雖然在那次會議上一些瞭解情況、學識淵博的經濟學家也做了演講,但大部分演講,尤其是最能迎合聽眾和政府的演講,不是他們做的。也就是說,小石城的說教是拙劣地模仿國際經濟學,它雖然聽起來引人入勝,而且似乎精闢,卻遠遠脫離了事實。
事情顯得有點奇怪。這裡仿佛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宣稱會議聚集了世界聞名的人類心理學權威,站在講臺上做重要發言的是約翰•佈雷蕭(John Bradshow),他正在告訴我如
何與我的內心世界溝通。
當我思索這種現象時才發現,偽經濟學在小石城流行絕非偶然。假設你是一個聰明的美
國人,沒有學過經濟學,想瞭解時事,亦即你是那類收看《麥克尼爾-萊勒新聞時間》(Mc
NeilLehrer Newshour),閱讀《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或《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人,你想專門研究國際上發生的經濟事件。你會讀哪些書呢?本書第五章列出了最近出版的7本書,第一本是萊斯特•瑟羅(Lester Thurow)影響深遠的《世紀之爭》(Head to Head)。這些書有兩個共同特點:第一,它們對世界的看法大致與斯卡利一樣,把國際貿易看成國家間“非贏即輸”(瑟羅語)的競爭;第二,書中很少或沒有經濟學中關於國際貿易最基本的內容(例如,瑟羅的書在索引中根本沒有“比較優勢”這個詞條)。
換言之,在公共演講中,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國際經濟苦思冥想、孜孜以求、歷盡千辛萬苦——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貿易平衡論”——才學到的所有知識竟被斥之門外,代之以圓滑的、華而不實的說法。它們迎合了那些不做艱苦、細緻的思考,又想表現得深思熟慮的人。這種華而不實的說法在公開的討論中逐漸占了上風,一
個不讀教科書而想瞭解世界貿易的人,可能從來不會意識到還有比這更好的觀點。
在討論世界貿易時,嚴肅的討論被我所說的“流行的國際主義”所取代是誰的錯呢?當然,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人類的本能所致:懶得動腦筋,即使那些明智、深刻的人也在所難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學家的影響總體來說在下降:一代人之前,這個職業獲得了很高的聲譽,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人們推測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是有效的。隨著宏觀經濟學分崩離析成爭吵不休的許多流派,經濟學家的聲譽受到了極大損害。另外,我們不應該忽視編輯的作用,他們通常唯流行國際主義者馬首是瞻,而對那些能看懂國民帳戶、知道貿易收支也是儲蓄和投資之差的人的深奧思想不屑一顧。事實上,很多著名的編輯自己就是流行國際主義者,例如《大西洋月刊》的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和《美國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的羅伯特•庫特納(Robert Kuttner)。他們有意以自己的刊物為講臺,進行討伐知識份子的活動。
對於流行國際主義的興起,國際經濟學家應承擔主要責任,他們沒有盡最大努力與廣
大公眾溝通。對於那些想瞭解世界經濟的聰明的美國人,你會告訴他們讀哪些書呢?
雖然有幾本不錯的教材,但趣味性不強。也有些一流的經濟學家,如哥倫比亞的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寫專欄文章,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發表文章,在電視上露面。然而,專欄文章或者短文——且不說在電視上露面3分鐘——並不適於闡述國際經濟深奧的思想,因為國際經濟中的任何一件事,都至少以兩種方式影響其他事物。不管怎麼說,在小石城過完主顯節後,我終於明白,大多數撰寫普及讀物的經濟學家都高估了公眾的理解力。
例如,他們設想讀者肯定理解:第三世界國家在吸引大量資本流入的同時還擁有大量
貿易盈餘,在會計上是不可能的,因而未能與那些容易被貌似權威的人說服並且被他們
牽著鼻子走的人保持聯繫。(據可靠消息,一位元著名的流行國際主義者在談及自己的職業時
稱:“幸好經濟學家不會寫作。”)
因此,當我離開小石城時,我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就連國際貿易最簡單、最基本的真理也已被逐出公開討論。在此後幾星期美國經濟學會舉行的會議上,我提到了這個新的認識,那次演講收入了本書第八章。可惜我選錯了聽眾,事實上,一名記者甚至將那次演講獲得的
好評視為經濟學家愚蠢和心胸狹窄的表現。在接受《紐約書評》的邀請,評論蘿拉•丹德烈亞•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的《鹿死誰手?》一書時,我又一次試圖表示我的擔憂。在該評論中,除了溢美之詞,我也提出要警惕把對國際貿易理論進行複雜的修訂,與無知地摒棄任何系統的分析混為一談的危險。然而,編輯拒絕發表這篇評論,告訴我:“你是在批評某位非常著名的人士。”(本書第七章是那篇未發表的評論,未予改動。)
後來我才意識到,只有採用一種新的寫作形式,才能有效地反駁流行國際主義。我必須為非經濟學家寫一些清晰、有力甚至妙趣橫生的文章,否則就無人肯讀。這些文章不能有一點點經濟學專業術語,因為它的讀者是那些可能認為自己對經濟學非常瞭解而對實際情況一
無所知的人。這些文章要完全自成體系,我必須從最基本的知識出發進行論證,不奢望讀者
掌握任何基礎知識,也不迎合我這一行的權威。最後,文章的觀點必須正確,不能在學術上嘩眾取寵,因為這些文章的宗旨是讓世人看看什麼是真正的經濟學分析。
假如我能寫出這些文章,又該在哪裡發表呢?1993年下半年,機會終於來了。《外交》雜誌的執行編輯邀請我對當時爭論激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寫篇文章(見本書第十章)。我建議寫兩篇:一篇關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另一篇關於競爭力。大約與此同時,《科學美國人》《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中文版為《環球科學》。——譯者注
請我就國際貿易寫篇文章。不久,《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也向我約稿。從那以後,好事接踵而至。可見,針對大眾的嚴肅的國際經濟學讀物還是有讀者的。

本書收集了我在小石城頓悟後兩年內寫的一些文章,還有一些是以前寫的,它們都有助於讀者理解後來寫的文章。
第一組文章代表了我對流行國際主義的批判,同時也是一種寫作風格的嘗試。第一章是
為了引起震動,並激怒流行國際主義者。我成功地達到了目的,但也受到了激烈的反攻。
尤其是,一些有名的流行國際主義者對我的批判惱羞成怒,他們的反應恰恰證明了我指責他
們所犯的錯誤擊中了要害:對資料粗心大意,基本計算有誤。第二章是我對這些批評的反應
。接下來的兩篇文章寫得較為嚴肅:羅伯特•勞倫斯(Robert Lawence)和我在《科學美國人》上以一種低調、實事求是的方式討論了美國的貿易;在《哈佛商業評論》上,我竭盡全力向商界領導人講解初級經濟學。第五章是我在小石城峰會兩年後在美國經濟學會舉行的會議上的發言,我試圖闡述為什麼壞思想(和人)最後變成了好事。
當然,在我作為高尚的經濟學的捍衛者,反對踐踏知識的人的時候,似乎多少有點諷刺的意味。作為經濟研究人員,我的聲譽主要來自我在發展所謂的“新貿易理論”方面的作用,該理論恰恰對20世紀70年代末期流行的傳統理論範式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挑戰。打個比方,我的處境非常像進化論者斯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他的學術聲譽源自他提出了“間斷平衡”理論,該理論認為,進化過程是偶然爆發的,而不是以恒定的速度進行的。從進化論領域的標準看,古爾德是一名極端主義者;但當他開始寫大眾普及讀物時,他發現自己不得不擔當起捍衛進化論的基本真理、反對神創論者的角色。
在本書的第二篇,我竭力說明如何才能既倒掉知識的洗澡水,又同時保留嬰兒。這些文章比第一篇的文章略難一些,部分原因是這些文章寫得較早,當時我還沒有認識到為了讓讀
者明白我的觀點,需要改變寫作風格。不過,我還是將這部分內容囊括進來,哪怕僅僅是為
了讓讀者看看我以前的風格。第六章是為《科學》雜誌寫的文章,當時我仍然認為流行國際主義者可能對嚴肅的思想感興趣。第七章是我對蘿拉•泰森的書所寫的負面評
論,寫這篇文章時,我幻想《紐約書評》的編輯會敬重我的知識傳統。第八章是小石城
峰會後不久我在美國經濟學會會議上的演講。
正當我對流行國際主義發起攻擊的時候,該教條關注的目標發生了顯著的轉移。1992年,流行國際主義者頑固地認為各工業強國之間存在競爭。而在以後的幾年裡,爭論逐漸集中於討論低工資國家增長所產生的影響。第九章是1993年3月我在墨西哥城所做的演講,我認為那次演講表明,我在貿易政治以及關於對普遍看好的“新興市場”國家的擔憂是杞人憂天方面具有先見之明。第十章最初發表於《外交》雜誌,我試圖冷靜、實事求是地解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會產生哪些影響。第十一章試圖拓寬討論範圍,引導人們重新思考有關亞洲經濟增長的一些輕率的假設。
由於我所寫的大部分國際貿易文章的目的是揭穿一個謬誤,即我們的經濟命運系
於某種你死我活的鬥爭,所以有必要說明我對實際情況的看法。簡言之,我的回答是:真正重要的是技術變革,而非全球競爭。本書第四篇的文章代表了兩種觀點,其目的也
是迫使人們克服惰性、深入思考。
最後,我要感謝約翰•斯卡利,他使我努力嘗試用一種新方法與讀者交流經濟學思想,大膽地探索經濟學家以前很少涉足的領域。我不知道在過去幾年中有多少人被我說服了,但我至少已經告訴世人:流行國際主義並非全部。另外,我想我也同時證明了經濟學家也會寫作。

12月的某一天,當我在小石城聽約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演講的時候,我頓悟
了。我的頓悟和演講者所希望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斯卡利當時是蘋果電腦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以談論數位化未來時旁徵博引的演講而聞名,這些演講不僅使他獲得了“技術幻想主義者”的稱號,而且使他有望成為新當選總統克林頓很受歡迎的商界領導人。因此,在克林頓的領導班子即將上任前,他們在小石城舉行了一次經濟峰會。會上,首先由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致開幕詞,然後由斯卡利介紹全球經濟的新情況。他將世界描述成這樣一種情形:同企業一樣,各個國家也在激烈地爭奪全球市場。他的演講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甚至連克林頓也頷首贊同。
但我不這麼認為,我自認為對國際貿易有所研究。我覺得斯卡利的話有點不知所云史蒂文•列維(Steven Levy)在關於Macintosh電腦的《瘋狂的偉大》一書中也暗示,電腦界的許多人士贊同這種技術前景,雖然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然而,最讓人擔憂的是,並非只有斯卡利存在這種誤解。雖然在那次會議上一些瞭解情況、學識淵博的經濟學家也做了演講,但大部分演講,尤其是最能迎合聽眾和政府的演講,不是他們做的。也就是說,小石城的說教是拙劣地模仿國際經濟學,它雖然聽起來引人入勝,而且似乎精闢,卻遠遠脫離了事實。
事情顯得有點奇怪。這裡仿佛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宣稱會議聚集了世界聞名的人類心理學權威,站在講臺上做重要發言的是約翰•佈雷蕭(John Bradshow),他正在告訴我如
何與我的內心世界溝通。
當我思索這種現象時才發現,偽經濟學在小石城流行絕非偶然。假設你是一個聰明的美
國人,沒有學過經濟學,想瞭解時事,亦即你是那類收看《麥克尼爾-萊勒新聞時間》(Mc
NeilLehrer Newshour),閱讀《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或《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人,你想專門研究國際上發生的經濟事件。你會讀哪些書呢?本書第五章列出了最近出版的7本書,第一本是萊斯特•瑟羅(Lester Thurow)影響深遠的《世紀之爭》(Head to Head)。這些書有兩個共同特點:第一,它們對世界的看法大致與斯卡利一樣,把國際貿易看成國家間“非贏即輸”(瑟羅語)的競爭;第二,書中很少或沒有經濟學中關於國際貿易最基本的內容(例如,瑟羅的書在索引中根本沒有“比較優勢”這個詞條)。
換言之,在公共演講中,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國際經濟苦思冥想、孜孜以求、歷盡千辛萬苦——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貿易平衡論”——才學到的所有知識竟被斥之門外,代之以圓滑的、華而不實的說法。它們迎合了那些不做艱苦、細緻的思考,又想表現得深思熟慮的人。這種華而不實的說法在公開的討論中逐漸占了上風,一
個不讀教科書而想瞭解世界貿易的人,可能從來不會意識到還有比這更好的觀點。
在討論世界貿易時,嚴肅的討論被我所說的“流行的國際主義”所取代是誰的錯呢?當然,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人類的本能所致:懶得動腦筋,即使那些明智、深刻的人也在所難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學家的影響總體來說在下降:一代人之前,這個職業獲得了很高的聲譽,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人們推測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是有效的。隨著宏觀經濟學分崩離析成爭吵不休的許多流派,經濟學家的聲譽受到了極大損害。另外,我們不應該忽視編輯的作用,他們通常唯流行國際主義者馬首是瞻,而對那些能看懂國民帳戶、知道貿易收支也是儲蓄和投資之差的人的深奧思想不屑一顧。事實上,很多著名的編輯自己就是流行國際主義者,例如《大西洋月刊》的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和《美國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的羅伯特•庫特納(Robert Kuttner)。他們有意以自己的刊物為講臺,進行討伐知識份子的活動。
對於流行國際主義的興起,國際經濟學家應承擔主要責任,他們沒有盡最大努力與廣
大公眾溝通。對於那些想瞭解世界經濟的聰明的美國人,你會告訴他們讀哪些書呢?
雖然有幾本不錯的教材,但趣味性不強。也有些一流的經濟學家,如哥倫比亞的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寫專欄文章,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發表文章,在電視上露面。然而,專欄文章或者短文——且不說在電視上露面3分鐘——並不適於闡述國際經濟深奧的思想,因為國際經濟中的任何一件事,都至少以兩種方式影響其他事物。不管怎麼說,在小石城過完主顯節後,我終於明白,大多數撰寫普及讀物的經濟學家都高估了公眾的理解力。
例如,他們設想讀者肯定理解:第三世界國家在吸引大量資本流入的同時還擁有大量
貿易盈餘,在會計上是不可能的,因而未能與那些容易被貌似權威的人說服並且被他們
牽著鼻子走的人保持聯繫。(據可靠消息,一位元著名的流行國際主義者在談及自己的職業時
稱:“幸好經濟學家不會寫作。”)
因此,當我離開小石城時,我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就連國際貿易最簡單、最基本的真理也已被逐出公開討論。在此後幾星期美國經濟學會舉行的會議上,我提到了這個新的認識,那次演講收入了本書第八章。可惜我選錯了聽眾,事實上,一名記者甚至將那次演講獲得的
好評視為經濟學家愚蠢和心胸狹窄的表現。在接受《紐約書評》的邀請,評論蘿拉•丹德烈亞•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的《鹿死誰手?》一書時,我又一次試圖表示我的擔憂。在該評論中,除了溢美之詞,我也提出要警惕把對國際貿易理論進行複雜的修訂,與無知地摒棄任何系統的分析混為一談的危險。然而,編輯拒絕發表這篇評論,告訴我:“你是在批評某位非常著名的人士。”(本書第七章是那篇未發表的評論,未予改動。)
後來我才意識到,只有採用一種新的寫作形式,才能有效地反駁流行國際主義。我必須為非經濟學家寫一些清晰、有力甚至妙趣橫生的文章,否則就無人肯讀。這些文章不能有一點點經濟學專業術語,因為它的讀者是那些可能認為自己對經濟學非常瞭解而對實際情況一
無所知的人。這些文章要完全自成體系,我必須從最基本的知識出發進行論證,不奢望讀者
掌握任何基礎知識,也不迎合我這一行的權威。最後,文章的觀點必須正確,不能在學術上嘩眾取寵,因為這些文章的宗旨是讓世人看看什麼是真正的經濟學分析。
假如我能寫出這些文章,又該在哪裡發表呢?1993年下半年,機會終於來了。《外交》雜誌的執行編輯邀請我對當時爭論激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寫篇文章(見本書第十章)。我建議寫兩篇:一篇關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另一篇關於競爭力。大約與此同時,《科學美國人》《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中文版為《環球科學》。——譯者注
請我就國際貿易寫篇文章。不久,《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也向我約稿。從那以後,好事接踵而至。可見,針對大眾的嚴肅的國際經濟學讀物還是有讀者的。

本書收集了我在小石城頓悟後兩年內寫的一些文章,還有一些是以前寫的,它們都有助於讀者理解後來寫的文章。
第一組文章代表了我對流行國際主義的批判,同時也是一種寫作風格的嘗試。第一章是
為了引起震動,並激怒流行國際主義者。我成功地達到了目的,但也受到了激烈的反攻。
尤其是,一些有名的流行國際主義者對我的批判惱羞成怒,他們的反應恰恰證明了我指責他
們所犯的錯誤擊中了要害:對資料粗心大意,基本計算有誤。第二章是我對這些批評的反應
。接下來的兩篇文章寫得較為嚴肅:羅伯特•勞倫斯(Robert Lawence)和我在《科學美國人》上以一種低調、實事求是的方式討論了美國的貿易;在《哈佛商業評論》上,我竭盡全力向商界領導人講解初級經濟學。第五章是我在小石城峰會兩年後在美國經濟學會舉行的會議上的發言,我試圖闡述為什麼壞思想(和人)最後變成了好事。
當然,在我作為高尚的經濟學的捍衛者,反對踐踏知識的人的時候,似乎多少有點諷刺的意味。作為經濟研究人員,我的聲譽主要來自我在發展所謂的“新貿易理論”方面的作用,該理論恰恰對20世紀70年代末期流行的傳統理論範式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挑戰。打個比方,我的處境非常像進化論者斯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他的學術聲譽源自他提出了“間斷平衡”理論,該理論認為,進化過程是偶然爆發的,而不是以恒定的速度進行的。從進化論領域的標準看,古爾德是一名極端主義者;但當他開始寫大眾普及讀物時,他發現自己不得不擔當起捍衛進化論的基本真理、反對神創論者的角色。
在本書的第二篇,我竭力說明如何才能既倒掉知識的洗澡水,又同時保留嬰兒。這些文章比第一篇的文章略難一些,部分原因是這些文章寫得較早,當時我還沒有認識到為了讓讀
者明白我的觀點,需要改變寫作風格。不過,我還是將這部分內容囊括進來,哪怕僅僅是為
了讓讀者看看我以前的風格。第六章是為《科學》雜誌寫的文章,當時我仍然認為流行國際主義者可能對嚴肅的思想感興趣。第七章是我對蘿拉•泰森的書所寫的負面評
論,寫這篇文章時,我幻想《紐約書評》的編輯會敬重我的知識傳統。第八章是小石城
峰會後不久我在美國經濟學會會議上的演講。
正當我對流行國際主義發起攻擊的時候,該教條關注的目標發生了顯著的轉移。1992年,流行國際主義者頑固地認為各工業強國之間存在競爭。而在以後的幾年裡,爭論逐漸集中於討論低工資國家增長所產生的影響。第九章是1993年3月我在墨西哥城所做的演講,我認為那次演講表明,我在貿易政治以及關於對普遍看好的“新興市場”國家的擔憂是杞人憂天方面具有先見之明。第十章最初發表於《外交》雜誌,我試圖冷靜、實事求是地解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會產生哪些影響。第十一章試圖拓寬討論範圍,引導人們重新思考有關亞洲經濟增長的一些輕率的假設。
由於我所寫的大部分國際貿易文章的目的是揭穿一個謬誤,即我們的經濟命運系
於某種你死我活的鬥爭,所以有必要說明我對實際情況的看法。簡言之,我的回答是:真正重要的是技術變革,而非全球競爭。本書第四篇的文章代表了兩種觀點,其目的也
是迫使人們克服惰性、深入思考。
最後,我要感謝約翰•斯卡利,他使我努力嘗試用一種新方法與讀者交流經濟學思想,大膽地探索經濟學家以前很少涉足的領域。我不知道在過去幾年中有多少人被我說服了,但我至少已經告訴世人:流行國際主義並非全部。另外,我想我也同時證明了經濟學家也會寫作。

序言 / 1
第一篇零和世界?
第一章競爭力:危險的偏執 /
第二章證明我的觀點 /
第三章貿易、工作和工資(與羅伯特•勞倫斯合寫) /
第四章第三世界的增長損害了第一世界的繁榮嗎? /
第五章國際貿易衝突的幻象 /

第二篇好的和壞的經濟理論
第六章美國競爭力的神話和現實 /
第七章經濟外交往來
——評蘿拉•泰森的《鹿死誰手?》 /
第八章大學生應該懂得哪些貿易知識? /

第三篇新興世界
第九章挑戰傳統認識 /
第十章關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令人不安的真相 /
第十一章亞洲奇跡的神話 /

第四篇技術和社會
第十二章技術的報復 /
第十三章世界經濟的當地語系化 /
注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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