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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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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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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盡管本書距首次出版已有30多年,但它仍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冷戰發展的全方位視角。首先,作者全面展現了冷戰時期出現的新的體系性穩定要素,包括不干涉內政原則,超級大國如何避免發生直接衝突,對敵我陣營的內部分化的研判和利用,容忍相對安全等。其次,《長和平:冷戰史考察》在指出重要的體系性穩定因素的同時,也避免了對歷史的簡單化處理,展示了歷史的複雜性與多樣性。最後,通過反思美蘇關係的遺產及冷戰時期“長和平”的各種機理,加迪斯事實上指出了當今美國外交失敗的核心原因,即一方面放棄了先前長期堅持的“不干涉內政”原則(當今美國推行民主輸出);另一方面放棄了冷戰時期得到良好貫徹的容忍相對安全的原則(當今美國追求絕對安全)。

作者簡介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現為耶魯大學羅伯特?A. 拉韋特(Robert A. Lovett)講座教授,著名的冷戰史學家和大戰略研究家,曾被《紐約時報》稱作“冷戰史學家泰斗”,2005年獲美國“國家人文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出版了多部有關冷戰的系列著作。


名人/編輯推薦

為什麼沒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為什麼面對如此多的挑釁,

大國和平可以成功存在這麼多年?

如今我們能做些什麼,

以確保這一情形永存?


冷戰史學家泰斗加迪斯,

以其對美蘇關係的獨特洞見,

為我們奉上一部完整的冷戰史。

序言
本書將向人們表明,當好奇心、好運氣與不顧體面的機會主義相結合時,會產生什麼結果。好奇心源於我的感觸,即先前對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費力的理論分析,仍留下了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到底從蘇聯的行為中發現了什麼樣的威脅?華盛頓是否真的想要在戰後歐洲建立勢力範圍?杜魯門政府為什麼一開始贊同避免在亞洲大陸進行軍事介入,但很快又改變戰略了呢?在沒有任何可能會受蘇聯報復性攻擊威脅的十年中,美國為何要克制自己不使用核武器呢?美國官員是否真的認為國際共產主義是“鐵板一塊”的?蘇聯人和美國人是如何發展出不試圖擊落對方偵察衛星的默契的?最重要的是,考慮到自1945年以來超級大國間前所未有的緊張程度,為什麼還沒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有三個好運氣:第一,檔案的解密使大量原本保密的美國和英國文件得以公開,從而使開始回答上述問題成為可能。第二,我很幸運地參加了從基輔、北京、奧斯陸、帕洛阿爾托到芒特基斯科(Mount Kisco)等地舉行的一系列會議和研討,有大量機會提交研究發現、檢驗研究假設,並得到我的同事和相關研究領域的同仁們十分寶貴的建議(盡管未必總能聽取)。第三,由於為這些會議準備了論文的緣故,我驚訝而又滿心歡喜地發現,我用不著刻意計劃便可以完成本書。
機會主義源於這樣的事實,即某種程度上,我自己是在進行重復發表。本書中的三篇文章已以略微不同的形式發表在期刊或會議論文集中,另外三篇也即將以某種形式發表。但這些已發表作品存在的問題是,它們必然與其他人就相關題目發表的文章有所不同,因此很難把它們與更廣泛的關注聯繫起來。如果這聽起來像是重新擺弄舊材料的淺薄借口,我並不完全否認。但我可用重構歷史的合理性及我相信我絕非頭一個這樣做的歷史學家的事實來為自己辯護。
我將這些論文放在一起的目的是討論幾個相互聯繫的問題:“當代史”——即一個介於記者所報道的東西和歷史教科書所傳授的東西之間的時期——中現在有了可供進行詳細的檔案研究的資料;這些資料中所包含的內容,有時以驚人的方式改變了我們對於最近這段歷史的看法;對“發生了什麼”的回憶不同於“事實上發生了什麼”的認識,這將能提供新的、有時是有價值的視角,我們由此可充分理解現狀,甚至可能試圖改變現狀。
我在這裡想要對那些使這些論文能以最初形式出現的人士和組織表示感謝,他們是在每一章開始時所標明的那些具體的個人和組織。我必須補充一句,他們都無須為這些文章承擔任何責任。我也得益於圖書管理員、檔案管理員及編輯們,如果沒有他們,我們這些書寫當代史的人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特別要提及的是美國國務院歷史學家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們出版了不可或缺的系列叢書《美國對外關係》(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國家檔案館外交與現代軍事部;倫敦國家檔案館;哈裡·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威爾總統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西利·穆德(Seeley G.Mudd)圖書館;尤其是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那裡的工作人員每次都竭盡所能為我服務。
與謝爾登·梅爾(Sheldon Meyer)以及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合作,對我和在阿森斯歷史系的幾位同事來說,已經成為一樁樂事。我這次要特別感謝利昂娜·卡佩利斯(Leona Capeless)的出色編輯工作。我要感謝挪威大學出版社(第三章)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第四章)同意我使用其版權,出版本人先前已經發表過的論文。
芭芭拉、邁克爾和戴維曾巧妙地向我指出,那些根本沒記住我的書到底寫了些什麼的讀者,卻會在多年後不準確地憶及,我在前言中就我的家人寫了些什麼。因此,為了避免給他們留下終身的印象,我在這裡只想說,感謝上帝,我的家人都很好、很幸福,並(正如我們的芬蘭朋友所說的)向他們表示問候。
對本書有特殊功勞的兩位人士是:維爾·史密斯影音公司(Vere Smith AudioVisuals)的理乍得·巴爾(Richard Barr),他耐心地向我介紹了文字處理的各種好處;馬丁建築公司(Martin Builders)的羅伯特·馬丁(Robert Martin)非常精心和有才能地建造了研究室,本書的大部分得以在那裡完成,而非常重要的計算機現在也都存放於此。
我對這兩位表示尊敬和感激的方式是專注於我的事業,他們長遠、美滿、成功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我生活的城鎮和我任教的大學,而他們的視野卻遠不止於此。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
1987年2月於俄亥俄阿森斯

目次

序言/Ⅰ
第一章 歷史遺產:冷戰前的俄美關係/1
第二章 獲勝後的不安全感:美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蘇聯威脅觀/21
第三章 勢力範圍:美國與歐洲,1945—1949/59
第四章 劃分邊界:東亞的“環形防線”戰略,1947—1951/93
第五章 自我懾止的源起:美國與不使用核武器,1945—1958/140
第六章 分化對手:美國與國際共產主義,1945—1958/197
第七章 學習忍受透明度:偵察衛星機制的出現/262
第八章 長和平:戰後國際體系的穩定因素/288
參考文獻/332

書摘/試閱

第八章 長和平:戰後國際體系的穩定因素
我要用一個故事來作為本章的開篇。很久以前,發生了一場千百萬人被屠殺的戰爭。當歷經多年戰事後,一方最終勝出,戰爭結束了,每個人都說這應是歷史上的最後一次大戰。為實現那一目標,戰勝國派出了所有最具智能的人士召開了一場盛大的和會。他們被賦予起草一份協議的重任。這份協議將被精心設計,使它對所有人來說都無疑是公正的,進而能消除作為人類現象之一的戰爭。不幸的是,那項協議僅僅持續了20年。
接下來又發生了一場千百萬人被屠殺的大戰。當歷經多年戰事後,一方最終勝出,戰爭結束了,每個人都說這必定會是歷史上的最後一次大戰。但是,令所有人恐懼的是,這場衝突中的勝利者們立刻陷入了內訌,結果始終沒有召開和會。幾年之內,每個主要的勝利者都開始把彼此而非以往的敵人視作他們生存的主要威脅;每方都謀求通過研制至少在理論上能結束地球上所有人生命的武器,來確保自己的生存。令人費解的是,這次的安排持續的時間居然比上次長一倍,而且直至故事結束時似乎也沒有顯示出很快將會瓦解的征兆。
當然,這只是個故事;一般說來,人們應該不會把故事太當真。然而,有時候故事比通常的解釋更能清楚地闡明現實,而上面的這個故事或許就是此類故事當中的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關係體系就是這樣一個案例:沒有經過任何人設計,甚或沒有人想到它能持續如此之久;這種體系並不是建立在道德和正義的原則之上,而是建立在獨斷地、明顯地人為劃分世界勢力範圍的基礎之上;它體現了近代歷史上除戰爭外最為激烈和最為持久的對抗。這一體系存續的時間比經過周密設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協議存續的時間長一倍,其持久性基本相當於梅特涅和俾斯麥的偉大的19世紀國際體系,而且與先前的體系不同的是,它在經歷了四十幾年的存在之後,還沒有顯示出要瓦解的明顯征兆。它足以而且應當引起人們的思考。
可以肯定的是,在人們回憶冷戰歷史之時,“和平”絕不是第一個出現在腦海中的詞匯。畢竟,那段時間見證了世人所知的最大規模的軍備競賽,一系列久拖不決的、破壞性的有限戰爭,大量革命、族群暴力、宗教衝突和內戰,以及一些在人類經歷中最為深刻、最難以控制的意識形態競爭。而且,那些更為古老的災禍,如饑荒、疾病、貧困、不公正等,還遠沒有從地球上消失。人們可能會問,在這個道德和精神的荒漠,忍受世界各國在當中各行其是,並把它稱作“和平”,豈不是有點過分?
這當然有點過分,但也正是要害所在。過去的40年裡所有想象得到的理由都足以導致一場大戰——這些理由在任何其他時代都能給這樣的一場戰爭提供充分的理由,但值得討論的是,其實並沒有這樣一場戰爭;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安排具有非正義性和完全人為的特點,但它到現在卻已經持續了幾十年。那可能不是值得慶賀的理由,但它至少是調查研究的基點:我們要試著理解在面對如此多的挑釁時,大國和平究竟如何成功地存在了如此長的時間,並思考我們能做些什麼來確保那一情形永存。因為,畢竟我們有可能會使局面(比現在)更糟糕。

任何試圖理解為什麼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它與夏洛克·福爾摩斯和那條晚上不叫的狗的問題沒什麼兩樣:人們如何解釋那些並沒有發生的事情?人們如何解釋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重大衝突——根據迄今為止所有的歷史經驗標準來看早應該發生——實際並未發生呢?這個問題與某些方法論上的困難有關,可以肯定地說:解釋發生過的事情總比解釋沒有發生的事情要容易。但在國際關係學者中存在著的一種奇怪的偏見強化了這一現象:如杰弗裡·布萊尼(Geoffrey Blainey)曾評論的,“在討論戰爭原因的每一千頁的出版物中,可能只有不到一頁的篇幅是直接研究和平的原因”。即使是“和平研究”學科也存在著這一失衡現象:人們更多關注我們必須做些什麼來避免大動亂,而不太關注“為什麼鑒於原本可能導致戰爭的原因,戰爭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生”這個同樣有趣的問題。
如果有關戰爭原因的研究已對戰爭為什麼發生這個問題得出了近於共識的結論,那麼處理這個問題就相對容易了:我們可將那一分析應用於分析1945年後的時期,並考察一下這段時期的情況與這個結論有何不同。但是,事實上,這些研究並無多大助益。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統計學家甚至氣象學家在什麼原因導致戰爭的問題上進行了多年的艱苦研究,而最近的一篇文獻綜述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對戰爭的理解仍停留在初級水平。關於戰爭的原因還不存在廣泛接受的理論,對於用來揭示戰爭原因的方法論也基本沒有取得共識”。
對國際體系的比較研究也沒能把事情解釋得更加清楚。這裡的困難是,我們的實際經驗僅局限於一種體系,即均勢體系的運作,不論這一體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多極”格局為特徵的國際政治中進行運作,還是在此後以“兩極”格局為特徵的國際政治中進行運作。其他替代性的體系仍只是理論家們頭腦中的抽象概念,對增進我們對現實世界中的戰爭如何發生或如何避免的理解幫助甚少。
但“體系理論”本身又是另外一回事:在這裡,人們能夠找到思考自1945年以來國際關係本質的有用出發點。政治學家告訴我們,當滿足兩個條件時,一種“國際體系”就會存在:首先,體系內單元之間存在互動,這使得體系某些部分的變化也會引起其他部分的變化;其次,作為整體的體系的集體行為不同於構成體系的單元的預期和考慮重點。當然,要證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中的“相互聯繫”並不困難:這段時期最顯著的一個特徵是,大國往往傾向於假設,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很少有不以某種方式加強或損害其自身直接利益的。國家的集體行為也與它們各自的預期不一致:1945年的臨時安排在40年中基本保持完好這一事實,可能會令在德國和日本投降後那些激動人心的繁忙時日裡匆忙拼湊起這一安排的政治家們感到驚訝,甚至很可能感到驚駭。
系統理論的一個尤為可貴的特點是,它提供了區分穩定的政治結構與不穩定的政治結構的標準。這有助於解釋緣何有的國際體系比別的國際體系更為持久的事實。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和J.戴維·辛格(J. David Singer)將“穩定”界定為“體系能夠保持它所有的基本特徵,避免任何一個國家支配該體系,保證大多數體系成員能繼續生存,防止大規模戰爭的發生”。多伊奇和辛格補充說,正是體系的特徵使它有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的能力:它具備消除那些可能危及其生存的刺激因素的能力,就像是飛機上的自動駕駛儀或蒸汽機上的調節器那樣。“自我調控”的體系與他們所稱的“自我惡化”(selfaggravating)體系非常不同,後者指那些失控的狀況,如森林大火、吸毒成癮、通貨膨脹、核裂變,當然還包括全面戰爭在內——盡管學者們並沒有引證這個例子。反過來,當體系內的主要國家間就它們參與其中試圖維護的目標達成某種基本共識時,當體系的結構反映了在各成員之間的權力分布時,以及當成員之間存在一致的分歧解決程序時,自我調控機制最有可能發揮功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體系是否符合這些“穩定”的標準?當然,它最基本的特徵——兩極——保持完好,世界上兩個最大的軍事強國之間以及與其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之間,就差距而言,與40年前相比並沒有什麼實質性差別。與此同時,不論是蘇聯、美國還是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能力完全主導那一體系;1945年時體系內最活躍的國家在今天大部分仍然保持活躍狀態。當然,對於“穩定”最令人信服的論據是,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樣,表面看來,用一個“穩定”的國際體系概念來理解我們過去40年的經歷是站得住腳的。
但什麼是自我調控機制呢?如何創造一種使機制得以運行的環境?與近代史上其他的穩定和不穩定的國際體系結構相比,那些機制及其運行的環境又有什麼相似之處或不同之處?存在什麼樣的條件會損害機制的運行,並使自我調控的體系轉變為自我惡化的體系?戰後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對這些問題尚未給予應有的重視。隨之而來的是對這些問題的一系列推測,鑒於目前的知識水平,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推測,但是這些推測的重要性卻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要強調一下,本章關注世界現在和以往的運作方式,並不是想對我們目前的困境進行開脫或加以證明。它也並不意味著排除了最終會向更好方向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個兼具穩定性和較大正義性,且與現有體系相比風險較小的國際體系,我們也應該繼續思考這些問題。但如果沒有戰爭——沒人希望有戰爭,那麼國際關係的變化將會是漸次演進而非一蹴而就的。那意味著替代體系即便會發展出來,也很可能不會全盤否定現有體系,而更可能是從現有體系發展而來的變異體。所以,我們有理由去了解我們現有的體系,區分它的穩定性和不穩定性,並試著強化它的穩定性以使其成為我們能適時而幸運地做得更好的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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