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和書：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

本書共22萬字、78張圖，是作者38年編輯生涯的重點紀錄，從他如何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完成校對培訓後爭取進入編輯部，對其上司的許多判決，如何從不理解到許多年後變成理解。當中有小編碰到初出茅廬的作者，大家如何相濡以沫支持對方的工作，並取得超乎想像的成功。也談到如何爭取到一些重量級作者的授權，如李敖、楊振寧、王鼎鈞等等，當然最讓人嘖嘖稱奇的是他如何在眾多競爭對手中突圍而出，取得《鄧小平時代》的出版權，並贏得100萬銷售的佳績。作者一生與書為伴，看書編書賣書，是趕上出版黃金時代的弄潮兒。

此外，書中提及兩個版權糾紛，錢鍾書《圍城》及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賞》，都是一個時代的印記。同時也不忘記述他接觸過的出版家，香港三聯書店的藍真、蕭滋及台灣三民書店劉振強對出版業的貢獻。本書亦可作為20位作家學者出版人側寫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

同時難得的是，作者有記日記的習慣，所以他留下了許多細節，包括在宣傳新書的路上與吳敬璉的請教，向楊絳的三次道歉，以至和作者的重要通信，都一一紀錄，因此本書是編輯必看之書，也是愛書人欲了解出版背後的故書的必看之書。

本書可以說是一位出版人的編輯手記，既有回憶作者成長的經歷，編輯與作者交往的種種；也有反思編輯工夫的得與失，為出了叫好又叫座的書而喜形於色，也為編輯過度而追悔，或判斷失誤錯過一本好書而引以為憾。

李昕筆下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學者出版人，因為近距離的親歷，他們的學養為人，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叫人一次次感動；而一個個出版背後的故事，也看到出版人的用心與才智，又在不經意間，道出了數十年來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的人文景觀，一時無倆。相信善讀者，尤其是愛書做書人，一定可以從中發現歷史的曲折與智慧的光芒。

李昕，一九五二年生於北京清華園。初中畢業後作為知青在吉林省洮安縣下鄉。恢復高考後進入武漢大學中文系，一九八二年畢業。曾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室主任和社長助理。一九九六年被派赴香港，任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後任總編輯。二○○五年奉調回北京，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兼副總編輯，二○一○年任總編輯。二○一四年退休後在商務印書館任特約出版策劃。

他從事編輯工作三十八年，是國內知名出版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一九九四年被評選為首屆全國中青年優秀圖書編輯，二○一三年被深圳讀書月評選為年度「致敬出版人」，現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南開大學、河北大學兼職教授，北京印刷學院兼職碩士生導師。著有編輯學演講錄《做書：感悟和理念》、回憶錄《做書的日子》、隨筆集《做書的故事》、《清華園裡的人生詠歎調》及《李敖登陸記》等。

讀這本《那些年，那些人和書》，有心的讀者也許可以看出，一個為人作嫁的名編是如何煉成的。

十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歷練，加上八年香港三聯的打拼，終於最後九年在北京三聯大展身手，成就了名編的神話。

人後面是有故事的書，書周圍是有故事的人，人和書像舞者和舞蹈不可分離，看得人如醉如癡。

──鄭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編輯

我屬於曾經受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影響的那一代人，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段「人生不可虛度」的名言記憶尤深，常以此自我鞭策。

作為一個讀書人，我一生和自己喜愛的圖書作伴，從中不僅汲取了太多的營養，而且獲得了太多的樂趣。人們說，所謂幸福，就是快樂地生活。我無疑是一個幸福的人。

──李昕，原香港三聯書店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編輯

李昕出版金句

我做編輯的原則，就是王鼎鈞先生告訴我的兩句話：改變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變的。

善於為作品增值的編輯才是好編輯。

贏得得小眾中的大眾，勝過在大眾中獲得小眾。

序：聽李昕講那些年，那些人和書 鄭勇

人民文學出版社時期（1982-1996）

001本色韋君宜

002君子屠岸

003《胡風評論集》的出版風波

004我眼中的學者楊義

005李敖三題

李敖登陸記

是是非非說李敖

我與李敖：出版背後的故事

006我幫錢鍾書打《圍城》官司

香港三聯書店時期（1996-2005）

007遙望南天悼藍公

008難忘蕭公

009書界奇人劉振強

010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賞》的版權公案

011關愚謙的最後時刻

北京三聯書店時期（2005-2014）

012三訪周有光老人

013楊振寧三題

我所認識的楊振寧

再說楊振寧

從楊振寧的幾幅照片談起

014我對楊絳的三次道歉

015我眼中的馬識途老人

016我所認識的吳敬璉

017傅高義和他的《鄧小平時代》

018戚本禹和他的《評李秀成》

019《巨流河》出版後的遺憾

020王鼎鈞與我的文字緣

後記

聽李昕講那些年，那些人和書

鄭勇

在《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李敖》一文中，李昕說：「我做了一輩子的編輯，主要是為他人做嫁衣，自己寫文章很少，主要是因為工作忙，沒有時間。二○一四年七月我退休以後，閑下來了，才開始寫了兩本書。編輯是個有故事的職業。我幾十年和文人學者打交道，編輯他們的著作，每一本書背後，都有故事。」

每一本書背後都有故事，這不錯，有李昕的《做書的故事》（二○一八）為證；編輯是個有故事的職業，這也沒錯，可以從李昕的《做書的日子：一九八二－二○一四》（二○一七）看出；技進乎道，由故事昇華為感悟，從案例總結出理念，李昕的心得體會經由《做書：感悟與理念》（二○一五），成為金針度人的無私饋贈。我就不時聽到受贈者的稱道：困惑中的出版人走出迷津，剛上道的新編輯受益匪淺。可問題是，許多人做了一輩子編輯，也編輯了不少書，但並沒有留下做書的故事，更不用說像李昕「做書三部曲」這樣精彩的「連續劇」了。細讀這本《那些年，那些人和書》，有心的讀者也許可以看出，一個為人作嫁的名編是如何煉成的。

退休後的李昕，開始整理寫作，不到五年，這已經是他的第六部作品集。隱身在《做書》背後的李昕，是侃侃論道的學者出版人，不輸於任何在三尺講台上講出版專業的學者，因為他不僅有理論，更有三十三年的出版經驗和自身省悟。《做書的日子》，不妨看作他的自傳，波瀾壯闊的時間之河，順流而下翻騰著作者和書的故事，十四年人文社的歷練，加上八年香港三聯的打拼，終於最後九年在北京三聯大展身手，成就了名編的神話。看《做書的故事》，人後面是有故事的書，書周圍是有故事的人，人和書像舞者和舞蹈不可分離，看得人如醉如癡。這時代不缺少會講故事的小說家，也不缺少走紅的段子手，但李昕的高明之處，也是他的難得之處，在於他的故事不是段子，而全然是親歷、親聞、親見，「強調紀實，決不虛構」。

我沒想到退休後的李昕，生活得如此精彩，日子過得如此充實，而且活出了更豐富的自我，他活成了自己筆下的文人和學者。這就要說到李昕的過人之處了。在我看來，李昕之為今日的李昕，關鍵在於他的三個不可及處：一是理想與激情，二是勤奮與有心，三是學養與閱歷。作為恢復高考後進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的李昕，畢業時可以選擇從政，也可以選擇當學者，工作之後也有機會改行從商，但他選擇的是做出版，而且從一而終，終生不悔。喜歡書，熱愛出版，正是這份初心不改，一生只為一事來，才使得他面對時代和環境變化，面對各種誘惑時，理想從未動搖，才能夠與作者打交道時從來都是激情投入，為人作嫁甘之如飴。

說到勤奮，我想起那篇《埃及七日》，二○一一年他隨團參加埃及書展，剛好趕上埃及動亂，回國後給我看上萬字的長文，說都是在旅途上的飛機和大巴以及酒店裡抽空在手機上寫下的，這份勤奮真是少見，至少讓我對比之下，無限慚愧；說到有心，可舉本書《三訪周有光老人》為證，寫得繪聲繪色，讓人讀來如在眼前。周老在北京三聯（下文三聯均指北京三聯）出過十幾種書，其中《耄耋文存》、《百歲新稿》等四種是我經手編輯出版的。三聯八十年店慶，周老不假思索隨手題詞「歷久彌新」，那天我和李昕一起拜會他的情境，也還歷歷在目。算起來，從一九九八年初次登門拜訪（那時張允和先生還在世），我前前後將近二十年間，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去過後柺棒胡同周老寓所，聊選題、談書稿、送樣書、送稿費，或者逢年過節趨候，喝茶、聊天，但除了一篇書評，至今沒寫下像樣的文字，於今思之，不免抱愧於周老。反觀李昕則不然，他和作者打交道會隨時寫日記，積累了大量素材，像《我對楊絳先生的三次道歉》一文，就是他根據那三天的日記寫就。也多虧了李昕的有心，才在這些作者去世後，為研究者留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不失為感性生動的傳記材料；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文章也是有價值的出版史料，足以傳諸後世，有類於張靜廬的《在出版界二十年》。

說到學養，《〈風評論集〉出版風波》記錄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和政治的糾纏，可見史家識斷；寫馬識途、吳敬璉的兩篇，在大量感性交往記錄之外，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物評傳，筆觸已經深入歷史和思想深層。豐富的人生閱歷，轉化為過來人的歷史敏感和文化人的歷史擔當，這從也許只有在這本繁體版才可能收納進去的文章《戚本禹和他的〈評李秀成〉》中可以看出，李昕一代人的情懷背後，是知識份子的風骨和出版人的氣度。

記得二○一三年深圳讀書月，在份量最重的「十大好書」環節評選年度致敬出版人，我提名的李昕和幾位成就顯著的出版人最後評比，讓評委會難以取捨。三聯和一般出版社，尤其是一些引人注目的民營書商不同，在愛書人眼裡，三聯的特點是「大三聯，小編輯」，哪怕做到總編輯，也是習慣於自覺地隱身在作者和書後，而不像許多出版社，更不像書商，是一個人的出版，往往一個人的去留影響到品牌的盛衰，所以在那樣的評選中，李昕明顯吃虧。我站起來給大家說，也許大家不知道的是，李昕是三聯歷史上的第一任總編輯，從恢復獨立建制以來，三聯只有總經理和副總經理、副總編輯；其二，大家評出的十大好書，三聯有兩本，《鄧小平時代》和《故國人民有所思》，還有僅僅因為不能讓一家出版社獨佔三本好書，而被大家忍痛和諧掉的《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這些好書背後都有李昕的關鍵作用；其三，他快要退休了，大家可以看看以後三聯的變化，就會回過頭來明白他的獨到貢獻。那年李昕最終獲評年度致敬出版人，繼范用和沈昌文兩位先生之後，成為三聯第三位獲此殊榮的出版人，那個獎項設立四年來，三聯獨佔其三，可謂一段佳話。

轉過年來，三聯領導班子調整，李昕退休。儘管三聯依然好書不斷，讓人感慨「畢竟是三聯」，但始終時代變了，那樣的書也越來越少見了。回首往事，李昕常說自己「趕上了好時代」，甚至是「最好的出版時代」。一九八二年進入出版行業，對比此前，這麼說自然可以成立；而在他退休之後，在咄咄逼人的新媒體和越來越不夠友好的出版環境的夾擊之下，傳統出版的夕陽西下，確乎昭示了好時代的終結。

我熟悉的李昕形象，一直是背著雙肩包，頭頂無簷軟帽，腳蹬運動鞋。隨著李昕的退休，三聯大樓裡少了這樣的風景，多了無趣的寂寞。《做書》出來後，我買了一批書分送給在三聯編輯崗位工作的同事，因為我覺得他在這本書裡談到的出版理想和激情，三聯的文化傳統與出版特色，讀來深有共鳴，頗多受益，因此推薦給同人翻讀。在三聯這麼多年，用這種方式給編輯推薦書，這是第一次。

李昕為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宣傳行銷，忍不住喊出「你一定要讀王鼎鈞」，這次重溫李昕的系列作品，我也忍不住要說：「你一定要讀李昕！」

李昕的這本新作，命我為序，我堅辭不受，因為他交往乃至深交的名家眾多，都比我更合適作序。但我的堅辭擋不住他誠摯的堅持，想來固然因為他一貫提攜後進的美德，也有我不僅在他九年三聯工作期間一直在他屬下效力，而且在他來之前、離開三聯之後，我也一直在三聯工作的原因吧。當然，我更願意解讀為我一直是他的粉絲讀者，所以就勉為其難應承長者之命，拉雜寫下這些讀後感，以求證於李總的眾多粉絲。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日

後記

我是學中文出身，年輕時對文學曾經如癡如醉，但是我從未敢有過作家夢。讀大學中文系，我給自己選定的方向是搞文學批評，而對文學創作，我是敬而遠之的。雖然，終日沉浸其中，也總會有嘗試的欲望，我曾試寫過詩歌和小說，但終究是很難進入興奮狀態，找不到創作的快感。一九九一年我到解體前的蘇聯訪問三周，回來後寫了兩篇純紀實性的報告文學，覺得較為得心應手。從那時起，我的所有「文學類」的作品，都是非虛構的。

幾十年來，我置身在文化圈裡，周圍可以紀實的東西很多。編輯出版工作，就是和作家、學者、文化人打交道，只要你用心觀察，留心記憶，生活素材每日每時都在積累。可惜因為本職工作太忙，基本是無暇寫作，所以我一直只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而拿不出幾篇像樣的作品。直到二○一四年退休之後，我才真正開始有意識地寫些自己想寫的文章。

當然都是非虛構作品。多年來留在日記裡和默記在心裡的故事足夠多了。很多故事主人公都是名家，甚至大師。寫他們，開始我曾有幾分顧慮，因為很容易被人視為「謬托知己」，畢竟，我不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與他們交往，而與他們大多只是工作關係，真是萬萬不該借他人以自重。但是我又覺得，我對這些名家大師的觀察和思考，可能也有些獨到之處：材料多是第一手的，或是帶有我的個人視角，或是涉及一些有趣味且有意義的故事。這些故事連同我的思考如果留給讀者，或許本身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史料價值。這對於讀者了解、學者研究這些當代文化人，無疑是有益的。於是我決定要寫。

我和一些文化人交往的故事，於我是回憶，於他們則是人生傳記的片段。這種記述，客觀求實是第一原則，不矯飾，不誇張，不臆想，不編造，方可稱之為「非虛構」。近年來，不少內地出版的口述史和回憶錄遭人詬病，都是因為達不到嚴格的「非虛構」標準。古人雲，「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這就是說寫文章，不論是談理論還是記述史實，都必須「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我希望自己所寫的人和事，包括細節都是正確無誤的，因而在動筆之前，我對許多史實盡可能做了核對，成稿之後，又主動徵求當事人的意見，為的是盡可能減少錯訛。儘管如此，受個人角度和認識能力的局限，我的個人觀察未必全面和準確，但這屬於見仁見智的範圍，非我的努力所能改變。

當然，我接觸的文化人成百上千，寫哪些人，我是有選擇的。不夠熟悉的不能寫，但足夠熟悉的也未必寫。我希望自己的文章有一點與眾不同，特別是在寫人的思想和性格方面。那些已經被別人寫得太多，而我很難寫出新意的人，我便放棄。而那些雖然熟悉但是難以把握其思想性格的人，我也不敢輕易動筆寫。還有一種，就是雖有個人成就，但是在人格上有缺陷或者缺乏魅力的，我也不寫。我記得老作家王鼎鈞先生在美國一次作家聚會上勉勵青年傳記作家：「做值得寫的人，寫值得做的人。」我以此語自勉，雖然自己或許不能成為「值得寫的人」，但是我所寫的，的確大多是「值得做的人」。這些人在人格上自有其魅力，令我們和後世的讀者景仰和推崇。在本書中，我所寫的周有光、胡風、韋君宜、楊絳、曾彥修、馬識途、王鼎鈞、齊邦媛、劉賓雁、吳敬璉、傅高義先生等等，莫不如此。儘管其中有的人，社會輿論或有爭議，但這恰恰是普通讀者對於他們缺乏瞭解所致。例如楊振寧先生和李敖先生，他們本來都是「大寫的人」，值得我們的社會和民眾尊敬，然而時下有些並不真正瞭解他們的人，卻對他們頗多妄言。在此，我以親身觀察和直接感受，談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一得之見，以期讀者借此明察是非。

不過，說是寫「值得做的人」，也偶有例外。例如《戚本禹和他的〈評李秀成〉》一文，寫的是我幫助戚本禹出書的故事。戚本禹當年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曾是攪得天地翻覆的人物。他指揮下釀成的冤假錯案和慘案不計其數，故可謂罪行累累。一九六八年，他被關進監獄，後被判刑十八年，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才獲得釋放。此人原本是歷史學者，出獄後重操舊業，以「戚文」為筆名寫過多種歷史讀物，在內地公開出版。但是他的心病有兩個，一是他曾經獲得毛澤東賞識的成名作《評李秀成自述》一直無人再版；二是他無論出版什麼，都不能使用「戚本禹」的本名。他曾向我求助。我覺得《評李秀成自述》，儘管觀點上帶著左傾意識形態的烙印，但是作者畢竟代表當時正常史學討論中一家之見，而戚本禹寫作此文時，不過是一個參與史學研究的小人物，他寫的只是普通的學術論文，而不是政治大批判文章。至於論文發表後被人作為政治工具利用，掀起「揪叛徒」的批判運動，那是另一回事，不能歸罪於作者的學術觀點。於今看來，無論如何，《評李秀成自述》的出現，代表著一個特定時代的社會思潮，它的存在，對我們研究當代中國學術史和思想史，具有不可多得的參考價值。客觀地說，戚本禹關於李秀成的評論，曾對當代學術思潮發生重要影響，他的觀點無論在今天看來是否正確，都不該被遮蔽。戚本禹在今天也應該有重申己見的機會。於是，我幫助戚本禹聯繫了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使《評李秀成》一書得以署名「戚本禹著」公開出版。

讀過我這篇文章的人，曾有人懷疑我是否為極左思潮辯護。其實，就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我的一段話已經把自己的態度表達清楚了：

「如果有人問我，你幫助戚本禹出書，是因為支持他的觀點嗎？對此我要聲明，戚本禹在政治上拒絕反思『文革』，始終堅持極左的觀念，我是絕不認同的。但在學術方面，我希望自己對任何人都不抱偏見。出版是天下公器，出版社是公共平台，只要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文化價值，不論它的作者屬於什麼流派，不論他的傾向如何，不論我是否贊同他的意見，只要他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言，我都會尊重他出版的權利，當然，對戚本禹也不例外。」

這種包容不同觀點的態度，體現著我一貫的編輯理念。包容，意味著對於不同派別的學術成果一視同仁地給予尊重。我們知道，兩種相左的意見，很可能分別從兩個極端代表著兩種深刻。這種深刻的討論和交流顯然有益於人們對於真理的認知。而一旦缺少包容，則可能使我們的思維誤入一種歧途。美國作家菲茲傑拉德曾說過：「同時保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念還能正常行事，這是第一流智慧的標誌。”編輯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大智慧，也是一種高境界。對這一境界，我一直是勉力追求的，可以說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讀者若是讀到本書中《本色韋君宜》、《曾彥修：自問平生未整人》《想起了劉賓雁》、《〈胡風評論集〉出版風波》等文章，再聯繫這篇關於戚本禹的文章，大概就能感覺到我為此所做的努力，體察到我的某些難與人言的苦衷。

感謝北京三聯書店副總編輯鄭勇熱情作序推薦本書。他是我多年同事，可謂知人論書。序文深情滿滿，令我感動；美言多多，讓我慚愧。感謝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李家駒、總編輯侯明慨然接受本書的出版。特別感謝副總編輯李安親自為我擔任責編。李安曾經多年和我共事，她對圖書的策劃和編輯能力是我素來欽佩的。她自願為我編書是我的幸運。話說回來，香港三聯書店是我工作過的地方，我對那裡寄予深厚的感情。在那裡我接受了市場經濟的洗禮，增強了文化理想和出版理念，得到了多方面的鍛煉和成長。雖然已經離開多年，但我始終把香港三聯書店視為自己的老家。如今，我又成為了它的作者，這是何等的榮幸！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