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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世界與古代中國(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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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世界與古代中國(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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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在作者近年研究成果中選取了19篇學術論文,以古代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對外交往為主題,主要反映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人群、族群在東亞陸海之間的遷徙或往來;二是以民間和地方視角為主的文化交流及相互文化關係的演化;三是對域外漢籍重要文獻及其相關問題的梳理和研究。


作者簡介

劉永連,男,1968年生,山東梁山人,歷史學博士,現為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外關係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研究,出版《突厥喪葬風俗研究》《近代廣東對外絲綢貿易》及《十六世紀前的中國與世界》(合著)等專著多部,在《文史》《世界歷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國學報》(韓)、《中韓人文科學研究》(韓)等國內外重要期刊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近年對東亞海域和中韓日關係史尤其關注,在人群遷徙、文化交流及文化關係諸問題研究上有所探討。


名人/編輯推薦

1.作者暨南大學劉永年教授歷數年發掘研析相關檔案史料,對古代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交往揭示,真實反映歷史上那些或奇異或鮮為人知的有趣故事。

2.視角多元獨特,從“漂流人”“八學士”“薙發易服”等群體或事件了解中國與東亞諸國的交際往來。

3.十九篇高質量學術論文,帶您深度發現不甚了解的古代中國與東亞各國交流往事,為進一步深入研究作鋪墊。


序言

首先說明,這個“東亞世界”不是簡單的現代地理區劃,而是相對復雜的歷史文化概念。它包括了在歷史上密切交往甚至文化上結為一體的中國及其周邊地區,包括了亞歐大陸東部和東海、南海等海域的半島和島嶼。

在世界史領域,東亞史或東方學從未成為其研究體系中的重點部分,但在中外關係史和中國史領域,東亞世界則是一個無法忽視的考察物件。

中國與東亞世界的關係,其密切程度眾所周知。中國位居東亞地區,而東亞世界就是中國最基本的生存和交往空間。可以說,中外關係史首先是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交往和關係史。因為在數千年文明發展進程中,中國每一次歷史性飛躍都首先影響到東亞世界。漢字、儒學、中國化佛教以及中國政治制度、法律體系、禮儀習俗等等,作為中華文化的因子充斥於這個世界。與此同時,這個世界的重大變動無不與中國息息相關,甚至影響了中國的政治格局和經濟文化發展。在相互交往過程中,極其復雜的關係網絡將中國與東亞世界其他地區聯系起來,不可分割。進一步講,東亞世界是中國崛起的強大柱礎,在漢唐等諸多歷史階段中國正是作為東方文化的代表將其光輝照耀到西方世界,成為全球向往的禮儀之邦和文化中心。

在考量東亞世界與中國關係的過程中,筆者主要關注了以下三類選題:

一是以相近文化背景或類似生活境遇為特征的人群、族群在區域間的遷徙、流動和交往。傳統中外關係史研究往往著眼於國家之間的交往,像使節往來、朝貢制度等話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不過如果撤除政權的藩籬來觀察東亞世界,我們會看到在中國大陸與周邊群島、半島、草原之間往來著很多人類群體。像海上失事的各地漂流人、從事跨海貿易的中外商人、冠以學士美名的移民家族、遠途數次遷徙的九姓雜胡,以及戰爭中征調出境或流落異域的軍人,其活動所包含的中外關係要素更加豐富多彩。

二是不同地區之間文化交流活動的開展,及其文化關係的性質、特征和演變。筆者重視這類選題有兩大理由。一個是在中外關係發展史上文化關係重於政治關係。因為在曲折的歷史進程中,政治關係往往由於各種偶然因素而時好時壞,交往活動也易中斷,前後缺乏繼承和發展。文化關係則不同,從最初我們對周邊民族雕題紋身充滿神秘和陌生,到後來借助文字、宗教、制度、禮俗等各種渠道逐漸熟悉,再後則在文化要素上融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文化交流的積累性和文化關係的穩定和發展特征顯而易見。另一個是文化交流和關係的結構、層面極其豐富。在中韓日越之間,各種類型的文化交流、文化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歷史聯系幾乎無處不在,挖掘起來也無窮無盡,不時生成有趣話題和重要發現。

三是域外漢文文獻的情況。出於傳統研史的習慣,筆者把史料視作最為重要的研究基礎。盡管已不局限於乾嘉學派時代的史事考證,但在探討問題過程中仍要遵守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的紀律。同時我從唐史和西域問題轉至東亞海域交往,也是以接觸到重要的韓、日漢文文獻為契機的。由於經常瀏覽韓、日古代史籍、文集以及檔案文書等諸多類型的漢文典籍,我也隨筆記錄了梳理史料過程中的某些感受和認識。

基於較多接觸韓國古代漢文典籍的緣故,我在這三類選題的探討中多以中韓關係為切入點或主要考察物件。如此說來,這也是中韓關係史問題的研究。不過筆者既重視對中韓關係史具體問題的透徹剖析,亦留心關照微觀事物與宏觀世界、局部問題與整體結構之間的關係,實質上是立足東亞世界的視野,甚或歸結到對東亞世界的認識。說白了,這是東亞世界視野下的中韓關係研究,或者是以中韓關係史為基點的東亞世界研究。

筆者為此所輯錄的這19篇短文,並非全是我個人的勞動成果。為了有效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我時常帶動研究生們參與某些論題的探討環節,教其如何了解學術動態、搜集文獻史料和分析具體問題。在此過程中,李薇、解祥偉、劉家興等學生進步突出,在某些篇章也或多或少融進了他們的精力和心血。同時在海外發表的幾篇論文,多蒙韓國培才大學趙殷尚教授、澳門大學楊兆貴教授的鼎力相助,在聯系學刊、修改論文等環節他們付出了辛苦勞動。

最後需要解釋的是,這本小書其實是個不夠硬實的“早產兒”。我將關注重點轉入東亞海域只是近幾年的事情,學習經驗不足,認識亦尚淺薄,一些論題仍在探索之中。然而為了應付出版環節的某些曲折和偶然急需,我一時手足無措而貿然推出。編輯書稿過程中,內心不無忐忑和慚愧。不過反過來考慮,這“早產”表現出來的缺陷也許會得到學界前輩和同仁們的更多悉心指正,從而對我研究推動更大。想此我也就坦然了。另外,書中所輯錄論文大多已曾發表,只是所涉及的國內外學刊比較散見,成書時也做了不少修改,故此不再一一說明。

真誠希望聽到各位專家和讀者的批評。

劉永連於暨大南湖

2018年6月13日


目次

一、人群族群與陸海交往

唐代漂流人與東亞海域

耽羅 漂流人 東亞海域交往

宋元之際的東南飄海商人

——以朝鮮半島史料為基礎

唐“八學士”東遷朝鮮半島問題考述

《竹諫先生文集》與北宋“八學士”東遷

朝鮮半島康、安諸姓群體初探

壬辰倭亂時期援朝明軍兵力考

1603年朝鮮漢城明軍逃兵之亂

二、 文化交流與文化關係

“大明紅”考

魯認旅明文獻與地方和民間視域下的中朝文化交流

華夷秩序擴大化與朝鮮、日本之間相互認識的偏差

——以庚寅朝鮮通信日本為例

明清鼎革後東亞文化共同體內各國的中國觀

——以安南使人對“薙發易服”的態度為視角

漂流人在中外交往中的能動作用

——以5至14世紀漂流人文獻為基礎

從地域分布變化看九姓胡在朝鮮半島的本土化

從韓國文集中的家訓文獻看朝鮮半島家庭教育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三、 域外文獻的整理和研究

一座東海文獻寶藏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學術價值初探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中的壬辰戰爭史料

韓國古代文獻在中國的流傳和利用

文本與歷史之間:韓國文獻“中國學士東遷”記載亂象闡述


書摘/試閱

唐代漂流人與東亞海域

漂流人即因風浪在海上失事漂流的難民,是從事海洋活動的特殊群體,其史料零散記載於各類史籍雜著。目前學界對明清時期朝鮮、日本漂流人事件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較多,而對此前和中國的漂流人缺乏關注。唐代漂流人故事在《太平廣記》中比較突出,它們至少反映了以下問題:唐人對東亞海域自然和人文環境的認識;唐朝與新羅、日本等國之間的往來和交通狀況,當時不僅登州在中外交通中位置尤為突出,而且青州、海州等地也是溝通唐與東海各國的重要據點。透過這些分析,可以得知唐代中國與東亞海域各國之間的交通和交往有了較大的發展。

漂流人是活動於海上的一種特殊群體,他們因在海上失事漂流而形成。在早期海洋史研究中,他們久被忽視。不過,關於其活動的文獻史料充斥於古代中外許多典籍,研究這一群體有助於我們了解早期海洋文明史發展的豐富細節。

一、漂流人研究及唐代相關文獻

大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學界率先關注到漂流人問題。1982年,村井章介《中世國家意識與國家》(《歷史學研究》特集)就涉及到漂流民史料和問題。稍後,荒野泰典《近世日本的漂流民送還體制與東亞》(《歷史評論》,1983年,第400頁),岸浩《關於漂至長門北浦的朝鮮船之記錄》(《山口縣地方史研究》第6輯,1983年,第53頁)、《圍繞長門沿岸朝鮮漂流民送還等問題的探討》(《朝鮮學報》,1986年,第119-120頁)、《漂流至長門北浦朝鮮人的送還問題》(《山口縣地方史研究》第19輯,1985年,第54頁),高橋公明《朝鮮外交秩序與東亞海域交流》(《歷史學研究》1987年增刊,第573頁)、《中世東亞海域居民及其相互交流——以濟州島為中心》(《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部分,1987年,第33頁)等,多篇論文就漂流民送還及對國家關係的影響諸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更多學者關注漂流人問題,出現關周一《15世紀朝鮮漂流民送還體制的形成》(《歷史學研究》,1991年,第617頁)、木部和昭《從朝鮮漂流民的救助看日朝兩國的接觸》(《史境》,1993年,第26頁)、池內敏《近世朝鮮人漂流民之相關記錄》(《歷史評論》,1993年,第516頁)及《天明四年長州惡黨漂民一件》(《日本歷史》,1993年,第545頁)、《漂至鳥取藩領的朝鮮人》)(鳥取大學教養部編《歷史與社會論叢》,1994年)、松浦章《明代朝鮮船漂到中國之事件》(《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眾多短篇論文,而且出現池內敏《近世日本與朝鮮漂流民》(《近世日本與朝鮮漂流民》)(臨川書店,1998年)、松浦章《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朝鮮使節與漂著船》(樂學書局,2002年)等一些論著。不久,韓、中等國學者也相繼關注這一領域。韓國學者如李薰在朝鮮後期漂流民問題處理對韓日關係的影響這一層面作了一系列探討,發表了多篇學術成果;鄭成一對日韓漂流民越境情況及對兩國社會制度、政治關係的影響有多篇論述;關德基、金強一等也有相關研究。中國學者如孟曉旭、王天泉、王曉秋、修斌、朱海燕等多人對漂流民都有涉獵。日本學者中松浦章在東亞海域史視域下對漂流人問題尤有廣泛研究。

考查前人成果可見,除了中、日、韓三國學者對漂流民研究各有視角和側重。如在文獻上各以本國史料為基礎,在研究內容上也各從本國對外關係出發外。其共同特點是將問題集中在近世數百年間,分別關注中國之清代、日本之江戶時代、朝鮮王朝之後期。這樣,此前漫長歷史時期內的漂流人問題極少有人涉獵,對中古時期東亞海域漂流人的活動更是無人問津。而在歷史意義上,早期漂流人活動對人們在廣闊海洋自然和人文上認知之發展、在海上交通之開拓和創新等,恐怕具有更為重要的影響。因此,研究早期漂流人活動學術價值亦絕對不可小覷。

唐代是東亞海域交通和各國往來活動都有了突出發展的時代,關於其研究已經積累了不少成果。特別是由於日本和韓國學者的關注,針對東亞海域交通的研究較為細致。不過,漂流人問題及其文獻皆未受到應有的關注。關於唐代漂流人史料,我們可見之於正史、野史、方志、筆記小說乃至詩詞等許多類型的文獻。除了傳記、雜著中《唐大和上東征傳》算是比較詳細記述漂流經歷的文獻外,筆記小說相關內容尤其豐富。僅就《太平廣記》所輯錄資料看,其中記述漂流人活動的史料就至少有數十則。這批資料包含了關於東亞海域自然和人文諸多方面的信息,可使我們以另外視角看待漂流人問題。在以上基礎上,本文以《太平廣記》(以下簡稱《廣記》)所輯相關資料為基礎,輔以《唐大和上東征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文獻,嘗試對唐代中國對東亞海域自然、人文的認知以及對海上交通等狀況的反映作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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