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創傷的代際傳遞（簡體書）

第一部分　猶太人大屠殺事件的陰影

導言

第一章　活在恐怖陰影下的第二代

第二章　斷裂的鏈條：創傷與戰爭的“遺產”

第三章　敘事和象征的創傷性關閉：死本能的衍生？

第四章　創傷的代際傳遞：歷史及臨床觀點

第二部分　咨詢室內

導言

第五章　內外部戰爭的交織

第六章　治療阻抗和創傷傳遞

第七章　轉折：代際創傷的習得

第八章　代際衝突與家庭“神話”

第九章　創傷和精神疾病的堂吉訶德式傳遞方式

第三部分　當代美國

導言

第十章　創傷傳遞的馬賽克拼圖

第十一章　家有英雄：消防員家庭中的創傷傳遞

第十二章　後記：迷失與找尋

第三章

敘事和象征的創傷性關閉：死本能的衍生？

多裡·勞布

通過一個詳細的臨床案例和相關文獻梳理，本章試圖說明巨大的精神創傷事件之後，在敘事的形成、象征，甚至在精神分析的聆聽和理解過程中出現的失敗。本應該清晰明了、一看便知的地方卻出現了令人費解的斷裂和缺失，探索的好奇心也停滯了。作者嘗試解釋所發生的現象：在強烈的創傷中內在的好客體—“內在你（inner thou）”徹底被摧毀，與之的內在對話被終止了。作者想闡釋在所設想的聯結、象征和敘事形成被中止的過程中，死本能派生物所起的作用。一旦對客體投注力比多能量的束縛被解除，認同了攻擊者（內在世界中僅存的客體表征），死本能的衍生物就會被釋放出來。我們將在另一個案例中討論和說明遭受了嚴重創傷的病人的精神分析治療意義。

一個反移情盲點的案例

該分析師是精神分析訓練候選人，個案是他當時接手的第一個幹預病人。分析師曾是一名兒童幸存者，他5—7歲時是在一個納粹集中營度過的。在開始治療工作前，他在美國的移民身份出了問題，其精神分析訓練面臨中斷。協會給出忠告，如果他不能保證可以在美國駐留足夠長的時間，那麼就既不能開始首個幹預工作，也不能繼續訓練課程。他覺得自己又要被驅逐了—從目前居住、工作的國家流放、流亡，還得不到受訓協會的保護。最後，美國的移民法案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恰巧緩解了這場危機，他得以接手第一個幹預病人。

個案的督導師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精神分析師，也是來自歐洲納粹占領區的難民。他因靈活性、包容性，以及所撰寫的有關精神分析新客體關係經驗的原創性著作而為人所知、飽受贊譽。據其論述，需要借助新客體關係經驗重新審視童年早期受損的客體關係，建立動態的治療過程。

個案是一位年近30歲的女性，單身，是一個教師。她是家中的老大，有一個比她小5歲的弟弟。她認為弟弟是父母的寵兒，非常嫉妒他。除了工作，她的生活相當空虛。她幾乎沒什麼朋友，更談不上社交生活。她從未與任何男性建立過關係，也沒有談過戀愛。她的癥狀是間歇性抑鬱、絕望和驚恐發作，也曾因驚恐發作被送到急診室。

一躺在沙發上，她就開始懷疑分析師，從分析師的節制中解讀出各種各樣的意義。她覺得從一進治療室開始，分析師就鄙視她，試圖讓她出丑。他是冷漠的、挑剔的。她將分析師比作自己的母親，在她看來，母親是疏遠的，並且非常嚴厲。然而，治療師的移情解釋並沒能改變什麼。她頻繁暴怒，大聲喊叫，以至於隔壁的同事都幽默地詢問分析師對病人做了什麼，是不是在嚴刑拷問她。幾年以後，分析師回過頭來反思，覺得這個詢問可能有重要意義。

從既往史來看，這位病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出生的，她的父親在戰爭開始後就應征入伍了，在太平洋戰區服役，於1942年消失了，命運未卜。父親被認定為在作戰行動中失蹤，病人的母親認為他已經死了。分析師可以想象一位抑鬱、悲傷的母親，對病人來說這個母親很可能是不可及的。然而，分析中重建關係的努力也沒起作用。

非常有趣的是，在三個月督導中斷的空窗期中，分析師在一次研討會上向同事報告了這個案例，此時病人的情況的確有所改善。研討會上的每個人都對這位病人幻想中的愛情生活、她的夢，以及她和男性建立關係的可能性感到好奇。治療師覺得向同事們報告這個個案比向督導師報告要輕松得多，也正是在這個空窗期內，病人和一位男性進行了她此生唯一的一次約會。

分析師對幾乎中斷其訓練的協會的許多情感，潛藏在督導設置中，滲透了童年受迫害的體驗，抑制了他進一步探索的創造性和分析的自主性。因此，當督導恢復之後，分析情境又恢復原樣。由於分析進展不順，督導建議該候選人讓病人不再躺著，而是坐起來面對面講話。分析師非常害怕如果遵循這個建議，他將失去完成分析訓練所必需的學分，同時也害怕自己將被迫終止訓練—班裡近半的人因進展不符合要求而離開了。分析師感到被驅逐的威脅越來越近，這一威脅已嚴重影響他對病人的工作，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

病人更詳細的個人史信息顯示，父親在戰爭結束時奇跡般地回來了，並且被授予銀星勛章，這是美國最高的軍事榮譽之一。但分析師和督導師對父親失蹤這幾年的下落仍然一無所知，也都沒有任何疑問—兩個人都沒覺得意外。分析陷入僵局，病人的憤怒還在一次次地爆發。在4年幾乎毫無進展的工作後，分析師告訴病人他不知道該如何進一步幫助她，或許是時候換一個分析師了。

這一切都發生在1969年到1973年間。1973年，在分析因僵局而中斷後不久，分析師在贖罪日戰爭中擔任了國防軍的精神科醫生，駐扎在以色列北部一個接受敘利亞前線傷病者的醫療中心。出乎所有人意料，精神疾病患者的比例高得驚人。後備軍人直接從猶太教會堂被召集過來，編入臨時團體，派上戰場上，阻止敘利亞進攻。很多人突然置身戰爭，離開曾一起訓練、服務、工作的戰友所在的常規部隊，沒有熟悉的社會支持網絡，面對巨大的喪失、傷亡，尤其是直接暴露於各種暴力之下，這都導致了心理失調。

分析師觀察到，最嚴重的、治癒可能性最小的受害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屠殺事件幸存者的孩子。有這樣一個個案，他沒有名字，沒有家庭，沒有記憶，來的時候處於嚴重的抑鬱性木僵狀態。分析師在燈光昏暗的帳篷裡，一小時又一小時地陪伴他。慢慢探問後，分析師逐漸得知，個案在前線擔任無線電操作員時曾看到坦克兵在路上停下來，然後在無線電上聽到他們的聲音—他聽到了坦克兵最後發出的信息，他們被敘利亞坦克包圍，彈藥也用完了。這些經歷與其多位家庭成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大屠殺中被殺害的記憶畫面產生了共鳴，這些家庭成員們的名字會被提起，但是家人很少進一步談論他們。對他來說，他們是無處不在的—盡管他們不在了，而且一直“被沉默著”。漸漸地，當繼續做這種聯結後，他從木僵狀態中恢復過來，記起了自己的名字，認出了臨產的妻子。他們以一名陣亡的坦克指揮官的名字來為其兒子命名。

另一個例子是一個因為精神激越狀態而被送來的士兵。他語無倫次，情感、行為嚴重失控。他是一名武裝警察，職責是阻止平民靠近前線，但未能成功攔截載有兩名男子的汽車—車子被炸毀，只留兩具血肉模糊的尸體，這讓他聯想到了一名被俘的敘利亞軍官。在雜亂無章的敘述中，他談到父親講述的德國黨衛軍將猶太兒童的腦袋往墻上撞的故事。前線的暴行觸發了曾經聽聞的有關暴行的記憶—那些故事伴隨他的成長—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盡管接受了大劑量的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幹預，他的精神狀態並沒有改善，不得不被轉到一個慢性病治療中心繼續治療。

這兩位男性都曾在家庭中暴露於大屠殺的暴力影響，這增加了他們面對戰場暴力時的脆弱性。其他士兵可以運用慣常的防御，如解離（dissociation）、去現實化（derealization）、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等來應對這些創傷性經歷，使自己更好地隔離出來。但對這兩人來說，這些防御不再能發揮作用。極端的暴力持續在他們個人史中呈現，因此不可能被忽略或置於一旁。

在此後幾年裡，分析師參與了非常多有關創傷後應激障礙和創傷代際傳遞的臨床工作。在反思前面提及的幹預案例時，他開始以一種新的、不同的方式將有關內容拼接在一起。他突然意識到，個案父親失蹤的幾年有一個極有可能的解釋—他被關押在日本戰俘集中營。分析師閱讀過日本人虐待美國戰俘的材料，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麼病人的父親會被授予銀星勛章—他可能真的遭遇了酷刑，而這種體驗侵入了分析空間。

分析師意識到，個案父親回來後，那對歡喜的夫婦決定再生一個孩子來慶祝，而病人可能正好被排除在這一慶典之外。可以想象，在戰俘集中營關了幾年之後，這位父親很可能一直遭受著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折磨，其中一些創傷體驗也很可能傳遞給了女兒。分析師突然感覺理解了病人的恐懼、無助和由此導致的憤怒。不幸的是，他當時沒有想到要詢問病人父親那幾?的下落，或歸來之後的癥狀，這本可能給他啟發。這種理解姍姍來遲，他只能猜想可能那個父親被噩夢折磨多年，因此在小女兒面前情感有所保留。

回頭來看，突出的問題是分析師沒有相應的好奇心，缺乏創造性思維。分析師自己童年集中營經歷，是否使他忽視了病人可能在童年經歷過與集中營相關的創傷。似乎分析師體驗到自己缺乏反思和自我反省，這導致了他對擺在明面上的事情沒有好奇心—即使不是顯而易見的。他沒有注意到自己並不知道個案父親失蹤的原因和失蹤期間的下落。同樣突顯的問題是，督導師—甚至以其臨床敏感性而見長—也沒有留意這個問題。難道他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創傷經歷的影響？督導師自己被壓抑的迫害記憶是否導致他沒有看到相似的經歷也可能發生在病人的家庭中？幾年以後，分析師懷疑，這是否就是一個他及督導師雙雙出現反移情盲區的案例。

不幸的結果是一個絕望多疑的病人在躺椅上尖叫。分析師對她的抑鬱的解釋，是母親在父親失蹤的時候充滿悲傷和絕望，剝奪了病人應得的母性關懷。然而，沒有聽到的東西可能才是病人尖叫的實質，它可能更多與父親在日本戰俘集中營中嚴重且漫長的創傷經歷有關。

在這個案例中，分析師和督導師對病人體驗到並在分析情境中再現的經歷進行了分析性傾聽、聯想、整合，並最終通過表征加以理解。在這樣的工作過程中，他們令人費解的缺席—準確地說是停擺—讓人驚訝。消失的父親和他的歸來所蘊含的意義，以及清楚地擺在他們眼前的這些資料，都沒有被承認和探索。我們該如何解釋這點？是否有可能病人所承接的代際傳遞的創傷經歷，與分析師和督導師曾經歷的大量生命創傷遙相呼應，產生了回響？這是否阻止了分析進程，導致未能對沒有形成的聯結進行共情性探詢，最終讓三個人的創傷離散、凍結在各自的位置上？是否這就是創傷經驗的獨特性，不局限於特定時間、地點，而在幾代人間發生影響？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想先回顧一下其他人在這個主題上的工作。威爾遜和林迪（1994）在著作《創傷後應激障礙治療中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PTSD）中研究了共情張力現象，並提出了“共情性退縮（empathic withdrawal）”這個新概念來解釋分析過程中的這種時刻。這個概念可能與共情停擺（empathic shutdown）部分相關，但並非全貌。在我看來，原本應敏感於微妙的暗示的專業人員顯現出明確的盲區，意味著存在一種比自我防御更強大、更深的力量。這些強大力量的起源將在隨後探討。

創傷經歷的本質

為了理解這種現象，讓我們轉向創傷經歷本身的討論。臨床醫生和學者（Auerhahn，Laub & Peskin，1993；Caruth，1996；Oliner，1996）將創傷描述為發生“在那裡（out there）”且並非與體驗主體“我”有關的事件。創傷好像是與經歷它的敘事者相分離的外部事件。通常，幸存者會述說他們確實像是生活在兩個分離的世界中—一個是他們的創傷記憶（自成體系的、正在進行的、總是存在的）世界，另一個是現實世界。更常見的是，他們不願意或沒有能力調和這兩個不同的世界。因此，記憶是永恒的，經驗是凍結的。創傷是自動化的，沒有目標也失去了意義。卡魯思（1996）寫道，“創傷經歷……意味著某個悖論：直接目睹暴力事件的結果，可能就是完全沒有能力去理解它。”“創傷不僅僅是對有形生命的實際威脅，”卡魯思告訴我們，“事實上，當威脅被如此看待時就為時已晚。因此，有關死亡威脅的心理衝擊，並不是對威脅的直接體驗，而恰恰是體驗的缺失。‘不能及時體驗’這一點實際上並未完全為人所知。”

然而，盡管或許正因為它們彼此分離，擁有獨立的生命，創傷記憶對生命延續的影響不可估量。範·德·考克（Van der Kolk）等寫道：“恐怖事件可能會被記得特別清晰，或者可能完全抵抗整合……創傷可以導致極端的記憶和遺忘”（1996）。無論如何，即使時光流逝，這些記憶依然強烈，一直被凍結，不可改變也不可替代。它們並不會經由聯想網絡的整合而被同化或者逐漸演變，而是保持著離散狀態，以翔實的矛盾性固著，以及與之相伴隨且籠罩其上的濃密而又具有吸引力的模糊性。它們與平常的記憶有本質上的不同。

範·德·考克及其同事的觀點如下：

創傷經歷最初是一種烙印式的感知覺，未經整理和轉錄就進入了個人敘事。對創傷人群的訪談，以及對其腦成像的研究，似乎表明創傷記憶以情感和感覺狀態出現，幾乎不具備語言表征能力。相較於尋常事件的記憶，它們的編碼方式有所不同，可能因為被喚起的極端情緒幹擾了海馬記憶功能……表征能力對於正確的分類和整合其他經驗來說至關重要，而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病理核心正是無法在象征層面處理信息。

卡夫卡在一篇有關“9·11”事件的系列評論文章裡陳述：

病人對災難現場情況的評論如“我不能相信正在發生這樣的事。這肯定是一部電影、小說或者科幻劇”，描述了有關恐怖事件現實性的非現實感。

在采訪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副手時，展現的也是這種情形。

受訪者說起本·拉登時的表現就好像他是一個搖滾明星一樣，他們談論恐怖分子在恐怖行動時的血腥場景如同描述電視節目特效。表演、舞?和道具往往有一種“超現實（hyper reality）”感，一種塑料性的光澤和硬度，與自然物質具有的“‘延展性（give）’特征”現實形成對比，恐怖分子對現實的這種轉換，也反映在受到恐怖威脅的個體接受所面對的現實時最初的無能感上。

在第二架飛機撞擊大樓時，鄰近學校的學生們聚集在窗戶邊—從那裡可以清楚地看見世貿中心。另一位撰稿人艾爾莎·福斯特（Elsa First）這樣描述這些孩子們的反應：

“最開始我們在大笑，因為覺得那是一場動作片，還有特效，”一個11歲男孩說道，“但是接著人們開始從窗戶裡往外跳，整棟樓著火了，然後我們就停止了玩笑，認識到這是真的。”

福斯特總結道：“認出那些無助的、墜落的身體，打破了防御性的去人格化。”

一位出生於廣島，在紐約工作的中年日本記者的證詞裡包含了更多層的聯想和意義。她從位於市中心的辦公室可以看到世貿中心，她對我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

我能看到濃煙和大火，但我當時很忙，得為那天的會議做準備。人們蜂擁而至。直到後來我才清楚究竟在發生著什麼—大樓倒塌了，我的丈夫可能已經死了。我跑到街道上，在曼哈頓街頭仰望。我看到美麗的天空，陽光明媚；但向市中心望去，我看到滾滾濃煙，人們滿身灰燼。

人們需要記住，這是一個日本女性，她記得故事的其他碎片。“人們在奔跑，像一股沒有盡頭的浪潮。幾小時後，那裡沒人了。紐約變成了鬼城。” 非常令人震驚的是，在這些記錄裡的記者、學校的孩子、心理治療中的病人，甚至是恐怖分子本人，都無法從認知和情感層面理解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人們使用框架—窗戶、電視屏幕—容納這些事件，又將其與體驗到的自我隔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