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讀法（簡體書）

第一章 開頭

試想研討課上，一群學生圍桌而坐，正討論艾米麗·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而你則列席旁聽。他們的談話大約如下：

學生甲： 我倒不覺得，凱瑟琳與希斯克利夫的愛情有什麼了不得。就是倆熊孩子，成天就知道吵架拌嘴。

學生乙： 嗯，那根本不是什麼愛情，對吧？更像是個體與個體的神秘結合。沒法用平常的話說清楚。

學生丙： 怎麼就說不清楚？希斯克利夫沒什麼神秘的，他就是個粗人。那家伙可不是什麼拜倫式英雄，滿肚子都是壞水。

學生乙： 行，可是誰把他搞成那樣的？自然是山莊那幫人。他小時候是個挺好的孩子。可那幫人覺得他配不上凱瑟琳，這才把他變成了魔鬼。至少他比埃德加·林頓強，那人就是個窩囊廢。

學生甲： 沒錯，林頓的骨頭是有點軟，可他對凱瑟琳很好啊，比希斯克利夫可好太多了。

這段討論有何不妥嗎？有些觀點還頗具見地。每人似乎都不止讀了五頁。沒有哪個人把希斯克利夫誤作堪薩斯州的某座小鎮。問題是，若有不知道《呼嘯山莊》的人聽到這番話，興許根本聽不出談的是本小說，還以為學生們正在聊些怪朋友的八卦。也許，凱瑟琳是商學院的學生，埃德加·林頓是文學院院長， 而希斯克利夫是個變態的門房。這部小說塑造人物的技巧卻無人提及。沒人問該書對這些人物持何種態度。它對人物的臧否是始終如一呢，還是搖擺不定？小說的意象運用、象徵手法、敘事結構又是怎樣的呢？它們是加強了還是削弱了讀者對人物的感知？

當然，隨著討論的深入，聽者也會漸漸明白，學生們研討的是本小說。有些時候，文評家對詩歌小說的討論與日常聊天很難區分開來。這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問題。可如今，卻已成為一個太過普遍的現象。文學研習者最常見的謬誤，是直奔詩歌或小說的內容而去，將表達內容的方式拋在一邊。這種閱讀方式擱置了作品的“文學性”，即面前擺的是一首詩、一部劇或一篇小說，而不是內布拉斯加水土流失報告。文學作品不僅是報告，也是修辭文本。它要求讀者閱讀時特別精心，對諸如語氣、氛圍、步調、體裁、句法、語法、韻味、節奏、敘事結構、標點符號、意義曖昧等統稱為“形式”的元素，要分外留意。當然，以“文學”的眼光去閱讀內布拉斯加水土流失報告總是可以的，只要緊盯著語言的運作方式就行。對某些文論家而言，該方式足以將這份報告變成文學作品， 只不過無法跟《李爾王》相提並論。

說到一部作品的“文學性”，少不了要從表達方式來看所表達的內容。在這類寫作中，內容與表達內容的語言密不可分。語言構成了現實或經驗，而不僅僅是傳達現實或經驗的工具。比如路牌上寫著“道路施工：未來二十三年通過拉姆斯博頓支路會極其耗時”。此例中，語言僅是內容的載體，而內容可以有多種表達手段。當地政府若能不拘一格，甚至可以采用韻文形式。如果該支路會修多久政府心裡也沒底，那麼總可以拿“何時路修好”與“老天才知道”來押韻。與之相反，除非將“腐爛的百合遠遜野草的芬芳”這行詩徹底毀掉，否則若想換種表達比登天還難。我們之所以稱其為詩，此乃原因之一。

我們說應當從文學作品的寫法來審視其內容，並不是說二者總是若合符節。例如，可以用彌爾頓式的無韻體描述一只田鼠的生平，或者用嚴整緊湊的格律書寫對自由的渴求。此二例中，形式、內容相互抵牾， 頗為有趣。在《動物農場》中，喬治·奧威爾借貌似簡單的農場動物寓言，影射了俄國革命的複雜歷史。凡碰到此類情況，評論家喜歡指出形式與內容間的張力，將二者的出入看作作品意義的一部分。

方才我們聽到，幾個學生討論《呼嘯山莊》時各執己見，這便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嚴格來說，它們更應該屬於文學理論而不是文學批評的範疇。文本闡釋涉及哪些方面？闡釋方法有無對錯之分？能否證明闡釋A 優於闡釋B ？是否一部小說的最佳闡釋尚未出現， 或者永不會出現？會不會學生甲與學生乙對希斯克利夫的看法即便針鋒相對，卻都算得上正確？